第一章（二）

二、寻根宣言

    最早表示要“寻根”的似乎是北京作家李陀，1984年3月，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要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翰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翰尔文化给我的激动”[1]。过了一年，他又讲：“我这个人，这么主张向西方学习借鉴，但我也很赞成拉美作家的做法，他们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路：把学习西方现代文学所有的成就和对文学的认识，建立在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上，而且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一种本民族的新文化。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我非常羡慕”[2]。李陀寻根之说一出，便得到了一批青年作家的呼应。

最早明确提出文学寻根的则还是韩少功，他在《文学的“根”》一文（《作家》1985年4期）中，比较集中明确地发出了文学寻根的呼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的青年作家有一个寻“根”的问题。”他认为，近年我国文坛“有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青年作家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他举例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如果说平凹的文化纵深感更多体现在对‘商州’的外部考察，那么杭育的的文化纵深感则更多体现在对‘葛川江’内质的体味——他曾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南方的孤独，等等。这都是极有意味的新题目。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和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在他看来，“他们都在寻‘根’，都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韩少功把寻‘根’与注意所谓“不规范”的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说：新时期“作家们写过住房问题、特权问题，写过许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他们很容易注意到乡土，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汉魏或盛唐的投影”，而城里呢，“那些林立的高楼，宽阔的沥青路，五彩的霓虹灯，南北一样，多少有点缺乏个性；而且历史短暂，太容易变换，显得无多考究”，因此，“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青年作家，王安忆，陈建功、叶之蓁等等想写出这种或那种‘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的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或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聚城市和农村、历史和现实的手段之一。”而“更为主要的是，乡土文化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可以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说，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它仍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象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失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的风采，现在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像旧时极典雅的‘咸服’和极通行的‘静办’（安静意）等古怪语词，现在多见 于湘西方言。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的契机。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壳下的岩浆，更值得我们注意。”韩少功说“这些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锁，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充实和认识自己。”不过“通过一些翻译作品，我们只看到他们的‘地壳’，很难看到‘岩浆’，很难看到由岩浆到地壳的具体形成过程。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是局限在十分浅薄的层次里。如果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就更加前景暗淡了。毛泽东同志说过源与流的关系。我们说创造源于生活，一方面指源于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另一层意义，应该是指源于劳动人民中间丰富的文化成果，即大量的还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吧。”最后韩少功指出：我国“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万端变化之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

与南方的韩少功遥相呼应，北京的青年作家郑万隆也热心于寻‘根’。他说：“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独特的文化”，“黑龙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说的根，我追求一种极浓的山林色彩，粗犷旋律和寒冷的感觉。”他认为：“如果把小说在内涵构成上一般分为三层的话，一层是社会生活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和历史意识，更深的一层则是文化背景，或曰文化结构，所以，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掘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他在提到西方作家追求事物背后某种“超感觉”的东西，以及拉美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实验之后说：“我的根在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但就世界是一个整体来说，科技革命已经对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世界各个区域的文化已经不可阻挡地相互渗透，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已经闯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我们的文学现实也应该用开放的眼光进行研究，对自己的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进行反省，也应该用未曾有过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创作尝试。”而之所以“如此感叹，皆因为我想开辟一片生土，又植根于我的那片赫赫的山林”[3]。他还说：“不断开掘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的作家”，从根本上杜绝了“将社会生活纯净化，将历史运动纯净化的倾向。”他认为作家追求的不仅仅是看法、想法、写法的改变，或是描写什么样的题材、事物和人物，而是“艺术把握事物世界方式的变化”和“现代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在这种追求中产生了共有的“整体主题”：力求揭示整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以寻求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在创作中，这种历史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变革，表现为一种处理素材的时空观念，一种唯物主义出发点和“超越个人的人生态度”，即“空间是永恒的，时间——昨天和今天、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是并存的”。他说，这种注重“时间的立体性”以及“深层的传统文化结构和心理结构”等等，目的在“溶社会于个性之中，溶历史于人物心理之中，表现在多元合成的历史结构中沉淀着‘人的本性’”等等[4]。

还有一些青年作家，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寻“根”的愿望和热忱。如贾平凹在谈及自己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时说：“我想着眼于考虑和研究这里（商州）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从民族学和风俗学方面入手。”张炜也说：作家们各自重视和发掘自己所处的那块土壤的精神文化十分重要，但“一两处地方太热闹，而很多地方太冷清，这本来就不好。应该实现文化中心的多元化——互相促进、启发、辉映，文学的真货色才容易鉴别，才会多起来”。阿城对文学寻“根”也有颇为深入的思考，他说：“以我陋见，《期王》尚未入流，因其还未完全浸入笔者所感知的中国文化，还属半文化小说，若使中国小说能与世界文化对话，非要能浸出丰厚的中国文化（不可）”[5]。

在《文化制约着人类》（1985年7月6日《文艺报》）一文中，阿城更加详尽地表达了关于文化对文学家的制约关系的见解。他认为，有一种说法：“我国的文学在本世纪末将达到世界文学先进水平。”这种预测“有些根据不足，”“我也许悲观了”，我的悲观根据是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听朋友讲，洋人把中国人的小说拿走，主要作为社会学的材料，而不作为小说，是不是这样，当然待考，但我们的文学常常只包涵社会学的内容却是明显的，社会学当然是小说应该观照的层面，但社会学不能涵盖文化，相反，文化却能涵盖社会学以及其他。他以文学所表现的人性为例，说：“文学中的人性，表达上已经受到文字这种文化积淀的限制，更受到由文化而形成的心态的规定。同为性欲，英人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与笑笑生的《金瓶梅》即心态大不相同；同为食欲，巴尔扎克的帮斯与陆文夫的的美食家也心态大不同。若只认同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性质，生物教科书足矣，要文学何干？鲁迅与老舍笔下的人性，因为文化形成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套用经典说法，才会成功为世界文化中的人性中的“这一个”。“由此，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他进而指出，“须知，就其封闭来说，世界文化便会封闭在地球这个星体上，中国文化不过是整体中的部分，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制约着人类。封闭锁国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心态的封闭习惯意识。人类的封闭意识是普遍的，只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封闭在一起，才是我们所要求的先进水平。”他说“古今中外，不少人已在认真作中国文化的研究，文学家若只攀在社会学这棵藤上，其后果可想而知”阿城对青年作家们的寻“根”寄予希望，说，“老一辈的作家，多以否定的角度表现中国文化心理，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出来又进去，反身观照，很是成功，虽然至今未得到重视。湖南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既是对例如汪曾祺先生等前辈中对地域文化心理心理开掘的作品的承认，又是对例如贾平凹、李杭育等新一辈的作品的肯定，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学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之中的端倪。这当然令我乐观。”

同日的《文艺报》发表李陀评论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文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在对该作品的评析中谈了它的新写法与我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也触及到了所谓文学寻“根”的问题。李陀指出：“这篇小说所蕴藏的涵义似乎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农村题材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它也描写了贫穷落后的农村状况，也写了农村生活的‘阴暗面’，还有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种种心理，他们的狭隘、愚昧、淳朴、善良等等。但是我们越仔细阅读小说，就越相信这些都不是作品的主旨；作者无意于使自己的作品的主题拘束于社会学的范畴之内，这大概正是使许多读者困惑的原因所在。”他说，“倘若我们有意不像通常那样到《透明的红萝卜》中寻找我们所习惯的主题，这篇作品的解读相反会比较容易。关键是对小说主人公——黑孩的理解”。从表面的层次上说，“这是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而正是渗透于这个形象的那些童话的非现实因素，使我们对黑孩的理解有可能进入到更深的层次。黑孩形象中的非现实色彩，使他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抽象和象征。这和《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是一种抽象和象征有些类似。”总之，李陀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没有采用人们都十分熟悉的写实方法，而是借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将现实因素和非现实因素溶成一体，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小说艺术形象。这种小说写法自然与追求‘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方法，有明显的不同。不过，如此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我国伟大画家齐白石曾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叫做‘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或许有人认为这原则只适合于中国画的画理，用之文学则不然。这种看法恐怕可以商榷。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皇皇巨作《红楼梦》，从大的情节构架至小的生活细节，都有现实因素和非现实因素的交织，其遵循的原则恐怕也正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倘若研究其他小说，如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乃至‘三言’‘二拍’等等，就更可看出这是我国小说艺术的独有传统。说起来，《透明的红萝卜》还应该算做是恢复这个传统的一个很有效的努力呢。”

随后，郑义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1985年7月13日《文艺报》）中，也表达了寻根的意向。他结合自己的创作，说：“近一二年，写了《远村》、《老井》几篇习作。放笔时，总有些儿小得意。凉一凉，又深感惭愧：在自己的小说里似乎觅不到多少文化的气息。本来，对时下许多文学缺乏文化因素深感不满，便为自己订下一条：作品是否文学，主要视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不能进入文化的，再热闹，亦是一时，所依侍的，只怕还是非文学因素。《远村》、《老井》里，多少有一点儿文化的意向，但表现出来的又如此令人汗颜，不敢提及文化二字。”“惭愧之余，不免要认真检讨一番，发现无论怎样使劲回忆，竟寻不出我们这一代人受过民族文化教育的踪迹”，虽然自小诵读古诗文，也学过一些历史，“但我们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我们民族对自然、社会、人的睿智而至今仍不失其意义的彻悟，我们与众不同的精深的审美意识，却几乎没有一本教科书曾向我们传授。”郑义认为，“一代作家民族文化修养的缺欠”，“使我们难以征服世界”。谈到文学寻“根”，他说：“最近的一些作品，在历史感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寻根倾向。我所熟悉的一些青年作家，在文化感（我杜撰之词）上，也正酝酿着一种强烈的寻根倾向。聚一起，言必称诸子百家儒禅道，还有人研究易经八卦的，新鲜得很，有一点百家争鸣的味道了。久而久之，便愈感自己没文化，只是想多读一点书，使自己不至于过于浅薄。生活有的是，但表现力与生活不相平衡，写不好便糟蹋了。自己能否写好，总有些儿怀疑。但一代人能跨越民族文化之断裂带，终于走向世界，我却坚信。”

作家刘心武的《从“单质文学”到“合金文学”》一文（《作家》1985年7期）对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中的观点有所肯定、有所补充，也有所匡正。他说，读了《文学的“根”》后，“深感少功的勤学敏思和探索勇气”。他认为，当前一批中青年作家的寻“根”意识，或许会使人误解对传统文化的崇拜与对外来文化的抵触，其实，“我以为恰恰是目光向外，深受当前西方新思潮影响的一种反应。”他在谈了欧美和拉美文学的寻根倾向之后，说：这给中国当代许多中青年作家留下强烈的印象，“并不禁怦然心动——拉美文学既可由此获得成功，我们何不来与其来一次竞赛？须知我中华民族的原始文化（或称为‘至今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其丰富绚烂，本是无与伦比的啊！”由此而产生“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愿望”，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对文学上的老规范、老标准、老路数、老趣味的厌烦”，而“当厌烦将一种陈旧的模式遗弃之时，必有创新之物诞生，但任何事物都有从新到旧的发展过程，因此又会产生新的厌烦”，据此道理，“无论是国外已燃到了烹油般的‘寻根’热，还是国内方兴未艾的‘寻根’风，大概也远非永恒不变的至高境界。”刘心武进而指出，“我们应认识到，文学本应是多元的，即使有的‘元’相比之下显得更辉煌深邃，也不应由此而取消他元的存在，甚而也不必由此而贬低他元的价值。少功的文章，如理解为“文学都应这般地去寻‘根’便偏狭了，但如理解为‘有一种文学非常好，它的精神在于寻根’，则极开人们的眼界；我从后一意思上领会此文，便感到极受启迪。”刘心武还在文章中纠正了韩少功因“崇尚‘寻根’之心过切，而论述“显得牵强”之处。

继韩少功、刘心武文章之后，《作家》1985年9月号又发表李育杭的《理一理我们的“根”》。李文认为，“一个好的作家，仅仅能够把握时代潮流而‘同步前进’是很不够的。仅仅一个时代在他是很不满足的。大作家不只是属于一个时代，他的情感和智慧应能超越时代，不仅有感于今人，也能与古人和后人沟通。他眼前过往着现世景象，耳边常有‘时代的号唤’，而冥冥之中，他又必定感受到另一个更深沉，更浑厚因而也更迷人的呼唤——他的民族文化的呼唤”，李杭育将中国文化分成两种，一种是传统的、规范之内的秦汉以后的“中原文化”；另一种便是非传统的、规范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他认为，“与汉民族这个规范相比，我国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富于浪漫的想象”，它们的文化是“奇异的瑰宝”，是“真实”、“质朴”、“生气勃勃的文化”，比起“那一味奢侈、矫饰、处处长起肿瘤、赘疣，动辄僵化、衰落的过分文化的”汉民族文化来，“真不知美丽多少！”“当然，汉民族文化中也自有美丽的东西，但那也多半是在中原规范之外的”，在他看来，这就是“发源于西部诸夏的老庄哲学”、“以屈原为代表的绚丽多彩的楚文化”以及“幽默、风骚、游戏鬼神和性意识开放、坦荡”的“吴越文化”。他说“我常想，假如中国文学不是沿《诗经》所体现出的中原规范发展，而能以老庄的深邃，吴越的幽默，去揉和绚丽的楚文化，将歌舞剧形式的《离骚》、，《九歌》发扬光大，作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发展到今天，将是个什么局面？“恐怕是很不得了的呢！”“还有上古的神话假如能更多地汲取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像在汉唐时代那样……”总之，“我以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他的结论是“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倒是有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在《“文化”的尴尬》一文（《文学评论》1986。2）中，李杭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承认前一段“‘寻根’也寻得很不整齐，层次参差，鱼目混珠。并且也得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谁也不见得寻出了多么高深的名堂来，水平是很有限的。确实有了只往大森林里去寻，所以被人说成是‘寻到了猴子尾巴上’。也确实有大量的表面文章，浮光掠影，弄点古色古香来装点门面。譬如我们杭州有个黄龙洞，还有个阮公墩，这两处园林现在都仿古了，里面的招待员一概着古装，游客用古钱，使古朴的茶具品茗，听古里古气的戏文。这种仿古游戏约莫全国好多地方都有。假如文学界对‘寻根‘的理解只是这样肤浅的，文章只做在这般光景上，我对‘寻根’倒也大不以为然了”；“好在那帮‘寻根’朋友并不都是很肤浅的，有作品为证，风骚是让他们领去了。把‘寻根’理解为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这个问题可没有什么争议的了，剩下来的就是如何认识、发现什么了。……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不做‘假洋鬼子’，不做橱窗里的蜡人儿，这没什么好非议的。……”他认为，“世界上那些大作家，中国的也在内，没有哪一个是缺乏他的民族意识和天赋个性的，也没有哪一个对他的民族的文化只是一知半解。大作家全都是他那个民族精神的代表”，他希望将来自己“能获得一个开放性的民族意识，好让我心安理得地加以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