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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 仁学之本真与陈忠实之“白鹿精神” 陈仲庚：《文学寻根与舜文化根源性》 加入时间：2013/7/3 15:18:00 admin 点击：8723 |
第三章 （一）仁学之本真与陈忠实之“白鹿精神”
一、 众说纷纭《白鹿原》
陈忠实的《白鹿原》确实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90年代，它一年之内居然连续三版，印数突破20万；作品才问世，北京评论界便为它举行高层次的讨论会，好评如潮；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百年经典”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它出版评论专集，并为它的评论专集又举行破天荒的学术讨论会……这一切均说明了《白鹿原》的幸运，但真正幸运的是它实现了所有作家都梦寐以求的、也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最高标准，那就是“雅俗共赏”。从《白鹿原》最先在《当代》杂志的发表，到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评论界对它的热情不仅不减，2000年以《〈白鹿原〉评论集》的出版为标志，还将这种热情推向了高潮。下面便将1993年以来的有关评论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一） 总体评价
1993年初，《白鹿原》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刚刚刊完，文学界便反响强烈，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省作家协会不失时机地于3月下旬在西安召开了讨论会。关于这次讨论会的情况，刑小利以《一部展现民族秘史的力作》为题，在1993年4月26日的《陕西日报》上发表了“《白鹿原》研讨会综述”，据“综述”介绍：“与会同志认为，《白鹿原》是一部很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是近年来罕见的一部大作品。陈忠实因《白鹿原》而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这部写关中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陕西文学的总体格局，形成了与路遥写陕北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写商州的《浮躁》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少论者认为，《白鹿原》以其全景性的历史观照和宏阔的史诗规模开拓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层面，它既不同于那种写市民写市井生活的新写实，也不是那种带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它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有力的新例证。《白鹿原》迷人的阅读吸引力也将改变人们对纯文学缺乏可读性的看法”；“写出民族精神、探究民族命运是《白鹿原》的题旨”，“作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也是一部人格史，人心史，民族文化心理在近百年剧烈震荡的历史变化中的演变史”。同一天的《陕西日报》还发表了畅广元的《冷静客观地审视历史》一文，认为“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民族秘史。它以凝重、沉厚的历史画卷，把白鹿原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所演化的悲剧，展现得异常深刻”。
接着，常振家在5月1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一文，说“《白鹿原》一问世，便以其雄浑厚重、咄咄逼人的气势，深沉冷静的历史思考以及众多崭新饱满的艺术形象征服了读者”，并认为“《白鹿原》将毫不逊色地扎扎实实地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的书架上”。李星在5月20日的《文学报》上发表《世纪末的回眸》一文，认为“《白鹿原》不仅对陈忠实个人是重要的，对整个中国文学也是重要的，这个重要的全部内涵，将进一步由时间来证明”。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评论》第4期推出了“评论专辑”，这一组十三篇文章，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给予《白鹿原》以极高评价。如王仲生认为它是“一部超越了陈忠实的过去，也超越了建国以来问世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与建构》）。李小巴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写得相当饱满，情节流滞稠，艺术细节丰富，作品密度较大，作品摄入的生活素材总量可观，各种艺术因素的融合也浑然完整，这都使这部小说的面目为之一新，具有了鲜明的艺术个性”（《〈白鹿原〉和他的叙述形式》）。薛迪之从“驾驭题材”、“驾驭结构”、“驾驭语言”三方面分析了陈忠实过人的艺术功力，正是这种艺术功力，使《白鹿原》的“情节引人入胜”、“结构精巧悦人”、语言“雅与俗相得益彰”，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期待心理”，使作品具有了很强的可读性（《评〈白鹿原〉的可读性》）。费秉勋认为《白鹿原》主要有三个特点和收获：“第一是宏阔的艺术气势和史诗的规模；第二是充分的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第三是全方位展现社会生活，作品包容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负载了充分的文化信息，贮存了较大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文化资料价值”（《谈白嘉轩》）。晓雷认为“翻鏊子的笔法，翻出了《白鹿原》这部小说不同于其他长篇小说的高效应。阴阳交替，二律背反，矛盾置换，对立统一，翻鏊子翻出了作品深邃的哲学底蕴”，“也显示了生活的深刻与复杂，而人的生命轨迹的这种翻鏊子式的描绘，使得一个个人物犹如斧凿刀刻出来一样，真切真实得如同你的父母兄弟”（《翻鏊子的艺术》）。孙豹隐说：“一方令读者瞠目结舌的博大生动的艺术天地，一种对现实和历史、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揭示和探索的震撼力量，加之神秘诡邃的东方文化底蕴的纵横捭阖，大雅大俗两极式情节惊世骇俗的铺陈和绝唱般地艺术营造，汇聚成浓炽集束的艺术张力，将《白鹿原》推上了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显著位置，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瑰丽雄浑的历史画卷》）。李建军归纳了《白鹿原》的“几点新变和伸拓”：一是“作者力求站在一个超越的立场”，以“诗人之眼”审视历史，“揭示中国历史的具有恒久性的本质”；二是“着意展露和揭示人的非理性的神秘行为，注意研究这些潜层次的心理和行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深刻影响和强大的支配力”；三是“以敦厚之心谛视民族苦难，以反思的精神正视悲剧性的民族历史，在悲悯与反思中将传统情感与现代情感结合起来，借以彰示中国历史本质，寻求民族救赎的途径”（《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田长山认为：“还从来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以这样朴素真实的历史唯物的眼光来看待关中，来描写关中。而在《白鹿原》中，这种历史唯物真切朴素的眼光，化为一种艺术的雄强魄力，化为一种包容一种鸟瞰一种在其中又出其外的胸怀”，并“表现为一种个性化的发现”（《犁开深沉的土层》）。这些，可以说是最早一批全方位评析《白鹿原》的文章。
同年七月，陕西的赞歌尚未停歇，北京的评论家又召开了高层次的讨论会，同样是一片赞扬声。对这次讨论会的内容，《小说评论》（1993）第5期发表了《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从《纪要》的内容来看，很多著名的评论家都给予了《白鹿原》以极高的评价。如冯牧认为《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并“达到了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长篇小说所未达到的高度与深度”。严家炎说“浮浅的印象可以用气势不凡，浑厚扎实来概括，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作品”。雷达说“这是一部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朱寨说自己的“直接感受是：凝重深沉而凝练，密度大而酣畅淋漓，结构宏大而又精雕细刻”，“作品最成功，最深沉丰富的形象是白嘉轩，他是在历史长河坎坷中幸存的民族之魂，民族精神”。蔡葵认为“从总体上看它是气势恢宏的史诗，从局部，具体细节、语言看，又细针密线，经得起眉批，经得住多方面的检查，可以像《红楼梦》一样读”。张锲说“陈忠实以新的大作家、大作品气势，辉煌闪耀在文坛上，使人产生震撼，艺术上是不一般的。这是一部力作，已经震撼全国，陕西出现了在新一届茅盾文学奖中一争高低的作品”。屠岸说“这是一部摒弃一切旧模式，对民族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总结，对文学语言加以创造的辉煌巨制”。吴泰昌认为“这部作品深厚扎实，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准确把握，浓郁的地方特色都是很突出的，《白鹿原》时间跨度长，容量大，作者对五十年间的社会生活、历史事件思索冷静、深刻，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建构，成就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将会得到更充分的显示，意义会越来越重要”。李炳银说是“40年，至少是建国后出现的最优秀作品之一”，“作品写法从容”，“这是大手笔大作品”。曾镇南总结了三点：第一，“这是一部有新意有深度的作品”；“第二，这是一部有生活的作品”；“第三，这是一部有风格的作品”。何西来则总结了四点：一、“是九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长篇创作领域所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咀嚼、深入批评”；二、“可以用史诗二字来评价”；三、“风格，凝重、苍凉、悲壮的历史感，深沉的命运悲壮感”；四、“语言是所看到的最好的语言”。谢永旺说“这是一件高水平、高层次的艺术，有文采，有弱笔，但无明显败笔”。周明说“这是陈忠实本人创作的新高度，是陕西文学创作新高度，也是全国新高度”。张韧认为“《白鹿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必将载入中国、世界文学史册”，“小说的主要认识价值，美学价值都在这里，它是对单纯党派政治的超越，是对创作旧模式的破坏和重建”。白烨认为“《白鹿原》本身就是几乎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而“所有的思考都能指向人自身，指向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史诗”，“这都是人类性、世界性主题，作品也将因此走向世界”。冯立三认为《白鹿原》是那种“越往后越增值”的作品，“它的长远价值就在于用精到的地方语言在无比广阔的时间和历史空间隧道中表现了东方文化东方人格精神的无愧魅力”。白描说“《白鹿原》的价值和意义、魅力将与日俱增，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做出这个活就够了，再无他求”，“整部作品就是许多具体、细部的美的完美结合。小说的美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大的历史事件与人性结合自然毫无生硬的痕迹，是史诗，重点不在写史，而写人的心灵、性格、命运，折射着历史文化的夺目光彩”。
此后，对《白鹿原》的评论和讨论虽不再这样集中，但散见的评论文章仍是不绝于缕。如洪水认为《白鹿原》的创作意义就在于超越了“第一种真实”（革命历史小说）和“第二种真实”（反思文学）而上升到了“第三种真实”，而“第三种真实是一种世界的、人类的历史观和价值标准。它是产生世界文学的前提。这才是《白鹿原》对我国文坛最重要的贡献”[1]。阎纲则认为“《白鹿原》是省优、部优、国优产品，是全优产品，经得起方方面面的严格检查，且值得角角落落的解析”[2]。梁亮更认为《白鹿原》“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3]。《白鹿原》初版的终审编辑何启治说得最带感情：“《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走向进步和成熟的表现”；“呵，《白鹿原》，永远的《白鹿原》，具有惊人魅力的《白鹿原》，你是中国当代文学不朽的诗篇，你是千万人心中永恒的歌”[4]。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批评家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内容上已是大同小异了。
当然，否定性的意见也有不少。如张颐武认为《白鹿原》“仅仅是一个断裂处挣扎的文化产品，陈忠实的卓绝的努力和虔诚的创作态度并未结出理想的果实。这些重返‘整体性’的努力带来的却是极度的碎片化的零散的段落的连缀。人物与故事并未形成有机的构成，古典式的写实和神话式的象征之间也存在着拼凑的无奈”[5]。孟繁华认为“《白鹿原》中作为布景的‘正剧’写作显然是失败了，它让人感到作者在这方面的感性积累是明显欠缺的。尽管在这条线索上作者有意打破了白鹿原上白、鹿两家暗中叫劲的的格局，有意让白、鹿两家国、共掺杂，企望让人物性格更趋于复杂，但遗憾的是这一弄巧成拙的手法不仅使人物性格支离破碎，同时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历史判断无所适从的迷向面孔”[6]。
也有从“史诗”的角度进行否定的，如朱伟说《白鹿原》只是“一大堆材料艰苦拼接而成的那么一个‘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全面反映’的史诗框架，这个框架装满了人物和故事，但并没有用鲜血打上的印记，在我看来，它是空洞的一个躯壳”[7]。傅迪认为《白鹿原》“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过分美化了传统宗法文化”，特别是在朱先生身上，“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被褒扬得淋漓尽致”，“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近现代史的文学作品，从中只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的作用，却几乎看不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的影响，这不能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傅迪还指责“那些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就走得更远了”[8]。《〈古船〉的道路》（《当代作家评论》1994.2.）一文指出：陈忠实既然想写一部“民族秘史”，“那么，《白鹿原》就应该关注此刻，再藉此与从前取得联系，而事实上，陈忠实把他心爱的长篇巨制写成了一部民族的显史，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死去的历史小说”。
（二） 关于文化底蕴的分析
陈忠实说自己的创作是要寻找民族的灵魂，要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所以更多的人是注意《白鹿原》的文化底蕴。西安的研讨会上就有人特别注意了这一问题。刑小利的“综述”说：“有同志认为，《白鹿原》深刻地把握和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写出了传统文化——包括仁义思想、宗法观念等怎样沉积为农民心理的地质层，展示了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作品所写的民族历史是一种全景史，它突破了政治史、阶级斗争史的局限，也突破了社区行业的局限，以大的历史事件为经，以白、鹿两家争斗为纬，将发生在关中大地上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纳入其中，形成一种全景式观照”；“有同志分析说，《白鹿原》中农村的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是分离的，它强调了文化、文化传统对人的重要作用。小说半是赞歌，半是挽歌，写了传统文化的力量，也写了它的负面，写了中国村社文化的最后光环，也写了村社文化的终结，中国古典农民的终结”。
很多的评论文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则更广泛深入一些。首先，不少人注意到了白鹿精魂的内涵问题。如畅广元认为：“白鹿原上有两个拼搏的精魂，一个是白鹿精魂，它凝聚着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却也不无杂质，在白嘉轩、白灵、鹿兆海、朱先生等人的生存活动中都有着不同形态的体现。一个是复仇的精魂，这就是田小娥的反叛精神，它迸发的是反传统文化的怒火。[9]”孙豹隐认为：“横贯全书的‘白鹿精魂’，就是由白、鹿两个家庭的寻常生活中活脱而出。‘白鹿精魂’所包孕的纯正、神秘与奇诡，无疑是中华民族某一精神的象征”[10]。常智奇认为：“鹿，可以说是华夏文化模态的最早原形”，“《白鹿原》中渗透和弥漫、萦绕着的鹿的精魂，就是华夏民族文化模态的艺术再现”，“白鹿精魂是一种‘人’‘神’一体的精魂”，“白鹿是人对未来理想生活渴望的幸福使者，它是人性的化身，神性仅仅是它的外壳”；“白鹿祠堂在这里已经是一个‘仁爱’的殿堂。祖，在这里是‘仁’的初始的创立者。它是一种‘精神’故土，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魂归故里’、‘浪子回头’，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的漂泊者对‘家园’的回归，是一种子精神对母精神的依恋和融合”[11]。阎纲认为：“《白鹿原》的诗魂在精神，在发掘，发现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生命的精神、赖以存在的精神，使得本民族其所以不被击倒，被消灭，而延续数千年直到今天的‘民族精神’，为发扬和光大这种生存、处世、治家、律己和自强不息的传统民族精神”，“白嘉轩则是人格神，他是一种精神，‘白鹿精神’，生存精神，顺应天意和人欲的，天人合一的，千古流传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有待继承或扬弃的‘民族精神’”（见注释2）。赵祖谟表达了与阎纲相似的观点，但他强调了陈忠实对二元对立认知模式的摈弃，而在“多元复合的历史观”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2]。刘成友的观点也相近，他还比较了《白鹿原》和《百年孤独》，认为二者之间从“文化视野的相似之处”来看，最明显的有三点：“凝固的、恒定的文化实体”；“缺乏爱情的畸形性文化”；“神秘文化氛围”[13]。
其次，更多的人是从民族史诗或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评的。如李星认为：陈忠实“将白鹿原作为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一个蕴涵丰富的缩影，不仅保留了从漫长的历史深处走来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形态、经济关系形态、社会文化和社会精神意识的存在形态，而且表现了在一种巨大的历史转折期，它们所经受的不可抗拒的转换、变化和解体。在陈忠实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线条的阶级对抗史，同时也是一部在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心灵史；历史的生动性不只是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展开，也是在人性和人的心理层面的展开，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生动，更为丰富，更有诗学的价值”[14]。王仲生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三个方面全面评析了《白鹿原》的文化意蕴，认为“《白鹿原》提供给我们的历史画卷不再只是一部政治史、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而是裹挟着历史的全部必然与偶然，定然与或然，有序与无序，可知与不可知的丰富、深刻和多样性展开的”，“作家蒸腾于显示之上的历史眼光与历史运行的真实轨迹在这里相碰撞，那历史哲学沉思的火花照亮的正是陈忠实的民族挚爱和时代焦虑”[15]。白烨认为陈忠实“把白鹿原作为近现代历史演变的一个舞台，以白、鹿两家人各自的命运发展和相互的人生纠葛，有声有色又有血有肉地揭示了蕴藏在‘秘史’之中的悲怆国史、隐蔽心史和畸态性史，从而使作品独具丰厚的史志意蕴和鲜明的史诗风格”，而“‘白鹿原成了鏊子’，实质上是在正剧幌子掩盖下的闹剧，以闹剧形式演出的悲剧”[16]。黄国柱认为：“作者向我们一再展示并赞赏不已的是那种‘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优秀道德传统的感化力量”[17]。雷达说陈忠实“对于浸透了文化精神的人格，极为痴迷，极为关注。他虽也渲染社会的变动，但真正的目的是，穿越社会，深入腠理，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人格，洞观民族心理的秘密，在他看来，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人格，犹如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民族文化的宝库。支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它的人伦精神，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以至伦理型文化的特征，均可通过人格的结构反映出来”[18]。文斌、佘向军重点分析了鏊子、白鹿、砖塔三个意象，认为“鏊子”“概括了历史现象的一个方面”，“是一部隐秘的社会政治演变史”；“白鹿”则“象征着传统文化精魂”和“中华民族对正义事业的矢志不逾的追求与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砖塔”则意味着扼杀人性的“宗法文化”“以其超稳定的结构树立在族人心中并对族人构成一种文化压迫”[19]。田玲华认为《白鹿原》“最深刻的，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精神，这种人格精神就是冬之精神：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朱先生、白嘉轩、鹿三是“岁寒三友”：“朱先生是梅，他芬芳的精神远播，白嘉轩是松，他实践着朱先生的精神，人格伟岸不屈，鹿三是竹，有节操。黑娃等人其实是迷途的羔羊，他们最后‘学为好人’，其实是向这‘岁寒三友’精神的回归”；“田小娥在挣扎中毁灭了，白孝文则走向了背叛之路。冬天总要毁弃一些东西，这正是冬天的严峻之处”[20]。
因为白鹿村是“仁义村”，受儒家文化及富有地方特色的关中文化浸润，所以很多批评家便从儒家的仁义道德及与关中文化的关系方面进行论评。如田长山认为“关中人特有的心理品格”是：“讲礼仪、重然诺、厚重而不木讷，刚烈而不暴戾，向往文化重视教育，以‘耕读传家’为美德世风为理想家教，通情达理明晓大义”，而“《白鹿原》在文学艺术化的对民俗文化的把握里，成为开释关中人特别是关中农民文化心理的钥匙，或者说是提供了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心理场的导游图”，“支撑和维系白鹿原社会生活的思想精神明显是儒家文化或者说是儒家文化的民间版本，它既是人们生存的生活方式，也是道德原则”[21]。权海帆认为：“如果说《白鹿原》是一部‘民族的秘史’的话，那么它就‘秘’在仁义观念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虽然辉煌，却又包孕和生长着西下残阳般的昏惨，虽然标志着中国传统文明在近代村族所达到的至高境界，却又阻滞着社会的前进的这种双向力或二重性。也就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这部展现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理想的仁义观念在近代中国农村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价值的长篇小说，半是赞歌，半是挽歌”[22]。唐云从“‘仁义白鹿村’的系统观照”和“白鹿书院的文化意蕴”两个方面对《白鹿原》儒家文化意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特别强调：“白鹿书院和朱先生的存在，始终给人的强烈感受是：《白鹿原》为一代人寻找精神家园和道义回归之路”[23]。张国俊也分析了《白鹿原》与关中文化的关系，但张认为陈忠实主要是解说关中“仁义”观念之二难：积极作用与负面作用的同时存在。而陈忠实“通过解说关中仁义观的二难困境，表达了对中国以伦理为本体的传统观念的深层认识”[24]。
另外，也有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如张毓书认为：“文化景观的相对集结是《白鹿原》的一大特色。作者对北方农村文化形态的描绘是丰富生动的。人类在蒙昧时期往往会对超自然的毁灭力生发出恐惧的心理，并因此而设计出种种禁忌，这种禁忌逐渐演化成文明时代的风俗习惯。正如容格所说，‘人类的启蒙产生于恐惧’。《白鹿原》的文化描写正好验证了这一范式。胡氏梦见了白嘉轩的五个前妻，白嘉轩以抓豌豆到处摔打的办法为胡氏驱鬼压惊，这种风俗来自对死亡的恐惧；仙草嫁到白家时腰间系着用以驱鬼的六个棒槌，也同样是对生命毁灭的禁忌；对邪魔的防御或是用桃木尖插扎进死者的手脚，或是每年二月二在菩萨像前给儿童脖子上套黄绳儿。诸如此类，莫不出于人类思想启蒙的恐惧心理”，而“对上述诸种文化现象的相对集中的描写使小说对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与抨击具有了更大的艺术震撼力”[25]。
以上观点基本上是认为作者对传统文化的赞赏态度，或者认为在赞赏中也有批判，也有一些批评家则认为作者对传统文化完全是持否定态度。如陈涌认为：“《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力量之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揭露比许多别的作家都更深刻，对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纲常名教给人民造成的苦痛，因它麻痹、腐蚀、瓦解人民的革命意识，以致成了人民觉醒的严重阻力等等，他在这些方面比许多别的作家表现出更强烈更激动人心的义愤和憎恨，他的批判的声音比许多别的作家，更深沉，更激烈”[26]。陈思广则认为：“写出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生活，人的历史，写出礼教吃人、政体腐败、民不聊生的悲剧境遇，再举反封建的大旗，进而透示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征程尚远，是《白鹿原》的核心思想，也是《白鹿原》撼人心魄之所在”[27]。
还有人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分析其中所蕴涵的中国文化特色。如郑万鹏认为《白鹿原》所描写的冲突，其实是西方“阶级本位文化”同中国的“伦理本位文化”的冲突，其“实质是‘本位’的冲突，亦即所谓的‘新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背离，对于‘根’的背离，因而表现为无根基，经常被斥为‘死皮赖狗’、‘烧包儿’。小说入微地描写了黑娃的造反、沦为土匪与他从白鹿村小学退学、未接受儒学启蒙教育之间隐秘而实在的因果关系”[28]。李传珍追索了白鹿之死的原由，认为“是白鹿自己杀死了白鹿”，因为“吉祥的白鹿毕竟没有上帝、耶稣普爱世人的博大，更不能启示人们敬畏天道，只鼓励人们为满足私自的欲望而斗争，甚至盲目地争斗，在给人们有限的精神慰藉的同时孕育了破坏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强人利用或插上科技的翅膀，必然杀死自身，使珍藏在无数代人心中的美梦破灭”[29]。
再次，否定性的意见也有不少。如有人从“文化立场”、“文化观念”的角度对《白鹿原》提出批评。董之林即认为《白鹿原》表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而“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借一种非现实的神喻的力量来完成的”，“然而，正如后人是否还会相信朱先生富于传奇色彩的神喻，家族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否还会出现从黑娃到鹿兆谦的精神轮回？在现实的条件下，强调不现实的轮回，《白鹿原》由此显露出某种虚妄色泽”[30]。李慧云则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过分地美化了小国寡民的封建农业社会的农耕个体经济和与这种经济形式相适应的农耕文化”，这是因“创作主体没有用先进的当代意识进行创作，而是用一种落后的小农意识观照写作对象所造成的”，作品中的“男权中心主义”和“迷信色彩”“都是小农意识的产物”；“作者过于深情地描绘了封建帝制覆亡前后小农田园经济的这一抹夕阳余晖、古老村族的最后的宁静，这实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31]。
也有人从“后现代”的角度提出批评。如张颐武认为：“《白鹿原》可以说是在一个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的时代中，寻找和建构民族史诗的坚韧努力；是在无规范与整体性之时追寻规范与整体性的尝试；也是‘现代性’在最后展现自身。于是，这部煌煌巨制与‘后新时期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和谐的裂痕，但正是这种‘过时’之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反而构成了强烈的轰动”；而且，“人们购买《白鹿原》并不意味着倾注他们对严肃文学的热情，而是他们对‘高雅’的一种消费。‘高雅’本身也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商品”（《〈白鹿原〉：断裂的挣扎》）。孟繁华说：“读完这部‘雄奇史诗’之后，获得的第一印象就是做了一次伪‘历史之旅’，左边的‘正剧’随处都在演戏，右边的‘秘史’布满了消费性的奇观，这些戏剧与奇观你可看可不看，随心所欲，在久远的‘隐秘岁月’里你意外地获得了消闲之感，早有戒备的庄重与沉重可以得到消除，因为你完全可以不必认真对待这一切。这使我想到时下各种商业性的通俗文学。《白鹿原》虽然以秘史的形式出现，但它随处都留下了‘当代’的印痕，它是时下消费主义在秘史的隧道中发出的嘹亮回响，这一回响很快溶解于当代大众的娱乐消费中。（《〈白鹿原〉：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
（三） 关于人物形象的分析
当然，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尤为重要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以评论家们最为注意的还是人物形象的分析。刑小利的“综述”说：“与会者认为，《白鹿原》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在历史和人的结合中塑造了一系列真实而又有独创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其中像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田小娥、黑娃等，个性鲜明，有的极具典型意义”；“白嘉轩是大家认为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之一。有同志分析说，白嘉轩人格中渗透的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他的腰板挺得很直，是挺在‘仁义’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封建文化的身体力行者，又是中国农民中敢于面对现实最真实的人物形象，是几千年来农民理想的人物，他自始至终做一个正经的庄稼人，实实在在，坚持自己的生存价值观念”；“关于关学大儒朱先生，有同志分析说，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对社会生活包括政治斗争，既介入又旁观，但更多的是超乎各种社会纷扰之上，进行冷静的审视，是一个贤哲，一个预言家。田小娥是小说中最生动的形象之一，这个被作为‘淫妇’、‘鬼妖’而镇在六楞塔下的女性形象，突破了王宝钏和潘金莲两个妇女原型，其社会负载力和人性内涵极为深广，她是一个受害者、牺牲品，又是一个反抗者与复仇者。而白孝文、黑娃这两个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和命运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既反映出一种人性的生活的逻辑，又透出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苍凉感”。
就散见的评论文章来说，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白嘉轩身上，而意见则有全面肯定、肯定中有否定和全面否定三种情况。
首先，从全面肯定的情况看，有人认为白嘉轩是一个农民的理想人物，甚或是一个人格神。如常振家认为：白嘉轩是“一个以仁义为准则，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的封建族长。他自尊自信，律人律己，威严刚强而不暴烈。······他是旧时代中国农民心目中理想人物之一”[32]。费秉勋认为：“总体来看，或者说就其本质来看，白嘉轩是属于封建性的，他是中国农民中鹤立鸡群的人物”，“从白嘉轩身上，我们就会理解，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长寿。有着健康坚实的生理禀赋、强盛的摄取和代谢机能，还有特别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素质以保证养生，不长寿才怪呢”，“白嘉轩身上具备着诸多传统美德和修养，有着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勤劳自守，劳动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也是他树立人格根基的基石。作为农民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白嘉轩的思想有相当的深刻性，甚至可以认为他是一个乡土哲学家，······把深刻的哲理通俗化、生活化而达于出神入化之境”[33]。孙豹隐说：“小说中特意写到白嘉轩那挺得又直又硬的腰，象征着他的人格和力量，象征着他蓬勃的生命力，象征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影子。这些象征叠印在一起，喻示着封建社会有包拯那样的忠臣、唐太宗那样的明君，更有白嘉轩这样倔岸的脊梁。正是这样的脊梁，全力支撑着那座早就该倾倒的封建大厦”[34]。田长山认为：“白嘉轩作为典型的关中自耕农民的形象，他一辈子的辉煌一辈子的成功一辈子的硬朗正直虽被打折但精神上依然故我的腰杆，靠的是仁、义、勤俭、宽厚等等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来支持，也可以说造成他特有的人生世界的，是他自觉的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真诚的躬行与实践，并且升华为朴素的生活哲理覆盖村庄覆盖家族覆盖后人。甚至他对儿子的绝情，他对小娥的残酷，他的狡黠，他的温厚，他的咬钢嚼铁的个性特征里，也不失传统的正人君子风范”[35]。白烨认为：白嘉轩的“‘仁义’为怀，自立为本的人格精神，最典型不过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农人基于小农经济和田园诗生活的文化意识和人生追求”；“不难看出，对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的塑造，作者既把他当作较为理想的农人典型，也把他当作一面可以澄影鉴形的‘镜子’，用他，照出了朱先生的睿智与清明；用他，还照出了乱世沧桑的悲凉与悲壮”[36]。朱寨认为：“白嘉轩也在经受着自造悲剧的精神惩罚。他本人也是自献于封建男女观念祭坛下的牺牲，也是个悲剧人物”，“从白嘉轩身上可以突出地感到，中国封建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的积厚恒远”；“尽管白嘉轩在白鹿原的政治舞台上默默无闻，但却是威慑维系白鹿原民心的中心，这也是白嘉轩这个人物性格丰厚深刻的地方”[37]。
其次，从肯定中有否定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指出白嘉轩个人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欺骗性或为维护礼教而显示出来的残酷性。如李星认为：白嘉轩“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典型。就个人品质而言，他完美到几乎无可挑剔的程度”，而“作品的非同一般恰恰在这里，在他的刚直的男子汉、富有远见的一家之长、仁义族长的现象下面，却是一整套坚固的封建文化信条，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家族文化全部的反动与保守。······白嘉轩是家族文化的自觉维护者，个人人格的完美与强大，更增加了这种文化的欺骗力量”（《世纪末的回眸》）。王仲生认为：对白嘉轩而言，“强烈而自觉的族长意识是支撑他笔直的、挺直的腰板的精神支柱”，“白嘉轩真诚地恪守着他信奉的道德律令，用以律人，更用以律己，他与形形色色的伪道学家因此也形成对照，与阴毒、淫乱而懦弱的鹿子霖更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给了他精神上、道义上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与自尊，也驱使他在制定和顽固推行乡规村约时，专横粗暴僵硬到无情的地步”（《〈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雷达认为白嘉轩“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不绝如缕。作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简直近乎人格神”，但是，“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露出了很少表露的残忍性”，“他的一身，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废墟上的精魂》）。
再次，全面否定的观点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从阶级分析出发，认为作为封建卫道士的白嘉轩甚至比鹿子霖更坏，如陈涌说：“如果把白嘉轩和鹿子霖相比，那么就个人品质来说，‘学为好人’的白嘉轩和阴险毒辣、好色之徒的鹿子霖是不同的。但在阶级社会里，总是要从阶级关系、从每个人在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来看问题的。这样，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地主分子就很难说谁比谁更好。甚至我们更应该说，身为族长，盘踞在白鹿村，有至高无上权力，又是封建主义思想、封建主义秩序的坚决卫士的白嘉轩有更坏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鹿子霖代替不了的”（《关于陈忠实的创作》）。二是从个人品质出发，认为白嘉轩比鹿子霖更阴险狡诈，如《〈古船〉的道路》一文认为：白嘉轩是“一个混杂的人物，他开始出现时是一个虚伪、阴险的形象”，“比起鹿家‘勺勺客’，白嘉轩的发家要阴险得多。他应该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人，是白鹿两家权力斗争的主将，是《古船》中赵炳似的人物，可是作者没有这样写，白嘉轩出人意料地‘悔过自新’了，作者毫无根据地突然把白嘉轩写成一个‘仁义道德’的君子”[38]。孙绍振也表示了相似的观点，白嘉轩出场时“是一个阴险、狡诈、心机深沉的厚黑式人物，是一个野心勃勃、为了发家不择手段的农民”，但他后来突然转变了，这种转变因没有任何契机，所以不仅造成了“白嘉轩的性格断裂”，也“造成了文本的巨大断裂和混乱”[39]。
除白嘉轩外，评论家们对朱先生也有较多论评，一般都认为朱先生是一代圣贤，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如权海帆认为：“作为最高文化圣哲和理想人格的朱先生，其伦理思想，道德追求和实践精神，都集中于仁义二字”，“朱先生追求的‘好人’的主要标准仍然是仁义二字，而避免‘倚势恃强’、‘打斗诉讼’和行为上的‘让谦’则是实现仁义的要点所在。其精髓在于一个‘爱’字，‘爱人’，爱民，‘泛爱众’”，“白嘉轩是朱先生的仁义哲学的忠实的实践者，推行者。白嘉轩早年并不怎么仁义，他第一个在白鹿原种植罂粟，他曾暗自谋算，把鹿子霖那块锺附着白鹿精灵的宝地弄到了手，他曾为购买李家寡妇的地而与鹿子霖斗殴。是朱先生那首七言绝句起到了开启冥顽的作用，使他告别了‘倚势恃强’、‘打斗诉讼’而开始追求‘恩仁’、‘重义’和‘让谦’。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朱先生仁义学说的一次虽不能说重大但毕竟很有光彩的胜利”（《仁义的追求与失败》）。黄国柱认为：“在作者的理想人格的形象中，推出了白鹿书院关学大儒朱先生，他既是白鹿精魂的化身，又是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既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传奇人物，有时为乡民邻里排忧解难的公正神祗。他桀骜不驯，他的淡泊高远，他的执着不二，他的爱国抚民，他的清正廉洁，成为白鹿原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他的一言九鼎，他的身体力行，他的不负众望，他的崇高威信，使他成为支撑白鹿原半世盛衰的精神支柱。在他的身后，以他为楷模和精神导师站立并行动的，有族长白嘉轩、中医冷先生、长工鹿三、妇女仙草、次子白孝武······他们构成了小说人物的正面人物形象的系列，从而使这部小说处处洋溢着中华民族大难不死、九死一生的凛然正气”（《〈白鹿原〉：给历史注入生命和灵魂》）。也有人表示了相反的观点，如毛崇杰认为“‘儒’只是朱先生的一个外壳”，或者可以说是“对儒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后学’之改造”而形成的“‘现代—后现代’大儒”，“然而，白鹿远逝，乌托邦休矣！理想人格范型的美学教育，因意义消解，而落于‘后’之虚空之中”[40]。
对黑娃的形象也有不少的批评家注意到，一般都是分析他由反叛到回归的文化意蕴。较有代表性的是朱水涌的观点，他认为：“黑娃的这条道路，隐喻的是一种文化的回归。白鹿原上的这两个身份不同性格相异的第二代人，一个从‘仁义之乡’的家族继承人变成非仁非义之徒，一个从‘仁义之乡’的叛逆者回归到文化故乡的怀抱，这正好从相对的两个方向起笔，描画了一个文化历史的圆圈：白孝文的起点是黑娃的终点，黑娃的终点则是白孝文的起点。有人抛离，有人回归，时有离去，终究返回，这正是一种民族历史处于恒态不衰而又不无变动的表征”[41]。
田小娥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一般都是结合性问题来谈论她的，故在此不作介绍。
（四） 关于性描写的分析
刑小利的“综述”说：“《白鹿原》中有很多性描写，对其中一些描写有人用‘惊世骇俗’形容之。与会同志认为，总体上看，《白鹿原》是成功地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历史性结合起来，透过性写人的心态和社会秘史。如写白嘉轩之娶七个女人，是写其传宗接代的生活目标；小娥的性关系更是织起一张社会关系的网；而写白孝文的性生活，则是突出封建家教的一个侧面”。
李星认为：“作为民族禁忌的性生活及其在文化网络中的重要地位的展示，是《白鹿原》艺术结构中民族秘史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相结合，表现民族性文化，揭示家族文化的罪恶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和突破”，“可贵的是，种种性形态、性生活在陈忠实的笔下不仅没有丝毫的淫秽之感，而且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充满理性的光芒，对强化和丰富《白鹿原》历史文化与人、探索隐秘的民族灵魂的主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世纪末的回眸》）。
白烨认为：“通过白嘉轩的冷待女人和小娥的放纵沉沦，作者实际上向人们揭示了白鹿原人们游离了性爱本义的畸态性史”，“如果说白嘉轩的行为、性观念是以对封建主义的认同与皈依的形式走向僵滞的话，那么，小娥的性追求和性心理，则是在同封建理性的盲目对抗和无奈顺从中走向了非人。使不同的人殊途同归，封建的道德文化显示了它多么巨大的力量，······作者通过白鹿原两类形式的畸态性史，更进一步地从人性、人本的角度，把作品的意蕴大大深化了”（《史志意蕴·史诗风格》）。
张法认为：“性的自然化倾向在《白鹿原》里得到了更明显的强调”，“最能显出作品性观念自然化的是小说对两大家族头面人物白嘉轩和鹿子霖都有过多次性活动描写。作品对两人的性描写本身并没有美丑善恶之分，他们的美丑善恶完全在于性活动的社会意义。白嘉轩是在正当的伦理范围内进行的，鹿子霖却是搞不正当关系。这就使小说中性观念的二元对立转化为社会伦理的二元对立”[44]。
（五） 关于艺术表现的分析
《白鹿原》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不少评论家对此也作了分析。刑小利的“综述”说：“《白鹿原》在总体写实的基础上，揉以民间传说和灵怪色彩，既表现出关中地区的民情风俗，又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染力。这既是当代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手法的一种继承。陈忠实以往小说的语言比较朴素、平实，而《白鹿原》的语言是高密度的大笔勾勒，具有节奏感和耐人的韵味；不足之处是是个别地方过于匆促、粗糙，缺乏仔细推敲”。此后，很多评论家便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下面一些。
李星认为：“《白鹿原》不仅成为把现实主义的潜能利用得很充分的艺术，而且成为将东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观同西方文学中的象征主义、生命意识、拉美魔幻主义相结合的特色鲜明的现代艺术。中国古典小说说事讲话的传统，被《白鹿原》赋予了新的活力；人物的心理意识不再是这种叙事方法的盲区，反倒在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中，获得了新的张力”（《世纪末的回眸》）。
陈思广认为：“黑娃的叙述单位，支使着整个故事的发展变化，左右着人物角色的同一和独立性，是整部《白鹿原》中关捩”，“具体到《白鹿原》文本的功能单位和迹象层，我以为在前八章就已成格局，形成一个方阵，如何打破这种方阵，使故事获得更大的张力，情节得以改变或延展，是《白鹿原》必须解决的艺术症结。黑娃形象的准确‘变异’，确切地说黑娃与小娥爱情这一叙述单位的切入使整个文本的功能得以发动、拓展。质言之，有了黑娃、小娥，才有鹿子霖乘人之危，同时又报复白嘉轩的卑鄙之举，才有白孝文倾家荡产，沦为乞丐，后为鹿子霖‘相救’，又成‘龙种’的慨叹结局，而黑娃自己从此便风风雨雨，坎坷一生”[46]。
白烨认为“作者在获取史诗风格的写法上追求颇多”，但“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又‘入’又‘出’，‘宏’‘微’相间”；“其二，有‘清’有‘浑’，虚实相致”（《史志意蕴·史诗风格》）。
黄国柱认为《白鹿原》以“深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当代性的和谐统一”、“哲理象征性和历史神秘性的和谐统一”、“情节结构曲折性和细节描写丰富性的和谐统一”，显示了它在当代小说中的“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博大精深”（《〈白鹿原〉：给历史注入生命和灵魂》）。
雷达认为“在对人的描写上，《白鹿原》有两方面极具突破性质”：“一是强烈的、不可臆测的命运感”；二是“作者把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性力、死亡意识等现代主义感兴趣的领域和手段，大胆借进了自己的方法世界。其中以通过性意识活动展示人物的文化精神和生命活力显得突出。作者力图写出社会属性，心理属性，生物属性相统一的完整的人性。在死亡大限面前深掘人的灵魂，更是《白鹿原》的一大特色”（《废墟上的精魂》）。
林为进认为：“网状式的结构，是《白鹿原》的一大特点”，作品“以白鹿原为蜘蛛，白、鹿两姓子弟为蜘蛛吐出的线，并于这一交织的线网，将那一时代的许多重要历史生活收纳其中”，“历史的伟大与渺小，美好与肮脏，都在这一网状中得到了展示”；“网状的结构，使得作品的内容丰富，不流之于单调呆板。而舍弃了单线或所谓复线的描述，网状的构架，使整部作品像个浑厚的球体。这样，虽然没有层层推进透视的清晰，但浑然一体中自有一种厚重感”[47]。
乔美丽认为《白鹿原》“灵活地借鉴了《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巧妙地将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象征、暗示、荒诞、神话传说、鬼魂说话等一连串艺术手法同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相结合。可以说，《白鹿原》是我国新时期以来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应用较成功的一部力作”；接着，该文从“实写、虚写两种人物”、“魔幻气氛与神话”、“象征手法的应用”、“夸张的运用”等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白鹿原》的“魔幻”色彩[48]。
许子东认为：“《白鹿原》能够重新诠释革命史，关键在于其后设的历史叙述结构。而这种叙述方式，是从《灵旗》、《大年》对《红旗谱》革命历史故事叙述模式的破坏和颠覆发展过来的。如果没有‘寻根派’对乡俗土风的现代观照和‘后寻根派’对叙述方式的种种实验，《白鹿原》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就是以《灵旗》、《大年》方式所写的《红旗谱》”[49]。
孟繁华认为：“在这部‘历史’演义小说中，性与暴力成了它的主能指，白鹿原为这双重欲望所驱动，作者在叙述这一双重欲望时，抛弃了遮掩，在生理与本能的层面施展了表象描述的全部才能，生命欲求的满足与宣泄使最起码的过程都得到了简约或省略，一切都服从与欲望的震荡，细琐的日常生活经验取代了审美意味，这是大众通俗文学惯用的手法”（《〈白鹿原〉：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
李慧云认为：陈忠实虽然运用了魔幻手法，但“《白鹿原》中的魔幻色彩并不同于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是拉美作家用一种高度现代化的审美态度去观察古老的美洲大陆时的产物。而陈忠实笔下的魔幻色彩，则是中国落后农村中早已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中的东西的再现。而这种魔幻色彩只能从落后农村中农民的文化心理特征上得到解释”（《试论〈白鹿原〉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
《〈古船〉的道路》一文认为《白鹿原》“整个文本显示出令人眼花缭乱的互文现象”，“表面上看，陈忠实是想借用各种表达方式，其实却暴露出他在历史和艺术两方面的无定见，因此才把《白鹿原》弄成一部文化、风俗、革命历史、道德说教、性、魔幻······一锅煮的大杂烩”[50]。
关于《白鹿原》的评论文章，有一定新意一定影响的观点大致包括在以上的“综述”中。另外还有两部专著，一部是郑万鹏的《〈白鹿原〉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一部是李建军的《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这两部专著各有特色，郑著主要是“横向”研究，全书分六大板块：理论篇；结构分析；历史解说；人物论评；文化解读；文学史纵谈。该书以梁漱溟关于重建“中华本位文化”的理论为导向，对《白鹿原》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认为它所展现的就是中国本位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的冲突。李著则是“纵横”结合，全书共分十三章，第一章为“代序”，第二—五章是分析研究陈忠实前期的创作历程，从第六章开始进入《白鹿原》的研究，每章论述一个重点：民族秘史；传统伦理道德；奇异性事象；魅力和生气；景物描写；主题及其象喻；反讽修辞；小说的精神及当代承诺。特别是第十到十二这三章，通过与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和《百年孤独》的比较来分析《白鹿原》的艺术特色，颇有独创性。
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0年7月编辑出版了一本《〈白鹿原〉评论集》，全书包括何西来的“序”，共收62篇文章，分为五个类别：综评类；文化批评类；艺术形式批评类；比较批评类；其他类（包括编辑感言、作者访谈、《白鹿原》研讨会的综述报道及陈忠实其人其事的记写）。与《白鹿原》相关的有一定分量的文章均囊括在此书中，是一部编选全面、史料价值很高的评论集。
一部小说，能引出这么多的话题，能生发出这么多的研究成果，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它的分量；而且可以肯定，类似这样的话题还会无穷尽地继续下去，这可以用得着评价经典名著的一句常用语：真是说不尽的《白鹿原》。
[1] 《第三种真实》，见《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2] 《〈白鹿原〉的征服》，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5期。
[3] 《论〈白鹿原〉与〈废都〉》，见《交流》1994年第14期。
[4] 《永远的〈白鹿原〉》，见《漓江》1997年第1期。
[5] 《〈白鹿原〉：断裂的挣扎》，见《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6] 《〈白鹿原〉：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见《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7] 《〈白鹿原〉：史诗的空洞》，见《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8] 《试析〈白鹿原〉及其评论》，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6期。
[9] 《冷静客观地审视历史》，见1993年4月26日《陕西日报》。
[10] 《瑰丽雄浑的历史画卷》，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11] 《文化在白鹿精魂中的光色》，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12] 《〈白鹿原〉：多重视角下的历史脉动》，见《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13] 《略论〈白鹿原〉、〈百年孤独〉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视野》，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
[14] 《世纪末的回眸》，见1993年5月20日《文学报》。
[15] 《〈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16] 《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见《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17] 《〈白鹿原〉：给历史注入生命和灵魂》，见《当代》1993年第4期。
[18] 《废墟上的精魂》，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19] 《鏊子·白鹿·砖塔》，见《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0] 《陕西文学的春、秋、冬》，见《小说评论》2000年第4期。
[21] 《犁开深沉的土层》，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22] 《仁义的追求与失败》，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23] 《觅我所失》，见《小说论坛》1995年第1期。
[24] 《中国文化之二难》，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4期。
[25] 《〈白鹿原〉论》，见《当代文坛》1994年第1期。
[26] 《关于陈忠实的创作》，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27] 《论〈白鹿原〉的立意之本与思想内涵》，见《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28] 《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见《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29] 《评古船与白鹿的认识功能》，见《〈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版。
[30] 《神喻中的历史轮回》，见《文艺评论》1994年第2期。
[31] 《试论〈白鹿原〉创作主体的小农意识》，见《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3期。
[32] 《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见1993年5月1日《文艺报》。
[33] 《谈白嘉轩》，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34] 《瑰丽雄浑的历史画卷》，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35] 《犁开深沉的土层》，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36] 《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见《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37] 《评〈白鹿原〉》，见《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
[38] 《〈古船〉的道路》，见《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
[39] 《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见《福建论坛》1999年第3期。
[40] 《“关中大儒”非“儒”也》，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41] 《〈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4期。
[42] 《关于〈白鹿原〉的答问》，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43] 《〈白鹿原〉论》，见《当代文坛》1994年第1期。
[44] 《陕风现象试论》，见《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45] 《评“陕军”笔底性狂潮》，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46] 《谁是〈白鹿原〉中的关捩》，见《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47] 《朴素自然 内蕴丰实》，见《当代》1993年第5期。
[48] 《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与〈白鹿原〉》，见《殷都学刊》1995年第4期。
[49] 《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见《上海文学》1994年第10期。
[50] 《古船的道路》，《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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