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侠义之真原与莫言之“种的拯救”

陈仲庚

一、众说纷纭评莫言

在80年代以来的寻根作家中，没有谁像莫言这样风光过：中篇小说《红高粱》不仅红遍全国，还随着张艺谋的电影红遍世界；长篇《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得10万元奖金，破中国作家获巨额奖金的天荒。但也没有谁挨过莫言那么多的骂。总结86年以来对莫言寻根小说的批评，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在毁与誉的两极对立中进行的。

（一）   关于生活反映的真与假

最早给予莫言以极高评价的似乎是雷达，他认为《红高粱》具有史诗价值：“面对小说里的人物，我们仿佛透过沉实秾丽的红高粱，突然窥见了祖宗的真容”，“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会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这是一种怎样深沉浩茫，气韵贯通的历史感啊”；“作者在红高粱般充实的灵魂里，发掘到了对于今天的男女亟需吸纳的精神元阳；他突现着外敌频临、横暴袭来，血与火炙烤大地的时候，炎黄子孙的无比坚韧、气吞山河的伟大生命潜能”。对于作品中的“满是血痕”，雷达认为：“无血痕即无灿烂，越惨厉便越强韧，越真便也越美，打破和谐的噪音里正有民族魂的悸动和腾跃”[1]。封秋昌则认为莫言写出了人的心灵的真实：“莫言的成功，就在于他把焦距对准了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人，而在表现人的时候，特别是对主要人物的描绘，不满足于对人物外在性格的绘声绘影的描写，而把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深处，探索人物的心灵秘密，从而写出人物情感的世界，心灵的历程。这才是使以往的战争题材的小说望其项背之处”[2]。胡河清认为莫言“较多地表现出对具有历史跨度的人生历程的兴趣，力图写出一种经过艰难的生活、漫长的斗争之后达到的情感超拔。《红高粱》中‘奶奶’的形象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奶奶’虽然是一个乡间妇人，但在精神上正属于这样的强者的类型：她执着地追求过爱情，而她又最后净化了自己的情感，使专一的爱升华为泛爱”[3]。

陈墨从文化的意义上分析了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另一种史诗性意义：“《红》、《酒》、《殡》写的是生存在高粱世界里的人们为了生存——活下去、温饱、安全、性爱、荣誉、占有、理想——而斗争的文化的原生态。这一形态的独特性表现在它是由人的本能的追求与传统道德理想的矛盾与和谐又与现代的理想道德矛盾与和谐这两对矛盾组成的”，“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儒道墨佛或三纲五常的典籍文化的生命的历史文化、是一种活的文化、活的中华民族史”[4]。

季红真认为莫言的作品“是时代生活的产物，也许这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人是活得最压抑的。一方面是从封建传统因袭来的严密束缚，另一方面是欲望的膨胀，在禁欲的压抑与纵欲混乱的夹击之中，灵魂的孤岛越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莫言的“整个生命感受着民族这一时代的痛苦纷扰，并把它对象化在故土高密东北乡的人事景物中，宣泄出‘极端仇恨’与‘极端热爱’的强烈情绪”；莫言笔下的人物，在余占鳌为代表的爷爷一辈中，其“全部行为几乎都是由生命的本能驱使着争强斗勇，虽然终不免失败的英雄末路，但正符合中国民间项羽式本色英雄的人格理想”，“是地地道道的民族民间本色英雄”；“相形之下，父母一辈的绝大多数形象，则显得毫无生气”，“在父母一代人物的性格中，既集中了民族性格中落后阴暗的方面，又表现了人性中最丑陋邪恶的内容”。总之，在“《红高粱》系列作品中，被作者满怀崇敬讴歌的先辈中国人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在激烈壮阔岁月的烟尘中，闪烁着的血性钢骨的史诗灵魂。这是性情的真与生命的善，高扬于僵死虚伪的伦理形式之上，纠缠于人类永难战胜的原欲之中，获得宗教般神圣光彩的至美内容。是精神自由自主的交际漫游，是理想别无选择的绝望抗争，是灵魂对自体生命内在苦闷的积极超越”[5]。

罗强烈认为“乡土社会的野蛮愚昧与都市文明的虚伪”给莫言造成了“内心的压抑感，使他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几乎产生出一种本能的反思，他忧虑着整个民族‘种的退化’，于是，他便很自然地回首那个奇异的家族，在历史的烟尘中去寻找那颗理想而浪漫的‘红高粱’”，“莫言所要寻找的那颗‘红高粱’，就是一种理想的生命形态”，“是一种充满了野性和活力的的生命”[6]。王喜绒的观点与此相近，他认为“莫言对人生世界的把握与再现，就是从生命的角度切入的。作者通过着意表现高密东北乡那块黑色土地上繁衍着的生灵尚未泯灭的生命本性，像红高粱一样高拔健迈、像高粱酒一样浓烈酣畅的生命性格，呼唤着民族生命意志力量的勃然释放”[7]。

钱林森和刘小荣认为莫言所描写的“高密东北乡‘敢恨’‘敢爱’‘敢生’‘敢死’的赤裸裸的原初生活状态是对现代包裹在道德与条规里的现代人的萎缩生活的一声示警：无论是英雄（我爷爷，我爹）还是混蛋（土匪花脖子），也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更无分老幼，高密东北乡为正义公理荣誉名声和尊严所采取的义无返顾的手段迥异于现代人，它呼唤的正是类似于尼采的狄俄尼索斯精神的先民生活，是现代神话或地狱里的天堂”；“对于生命的激情与崇拜同样成为象征的本体”，“在凛冽的邪恶之后传达着火热的生命激情”，“其艺术的象征模式为‘文明神话—生命形态’”[8]。李洁非也认为大肆张扬“酒神精神”“对于《红高粱》来说，这的确是十分突出的含义”，“《红高粱》的目的在于战争的人性面貌，而非战争的历史面貌”，“《红高粱》表明，战争是与人性中施虐的暴力需求以及这一类生命冲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吃惊地发现，人通过施虐才换来了快乐，亦即，人的生命激情必须由一种狂暴的破坏来激发。而战争不光是人类所有破坏行为中最大的破坏行为，而且，他也提供了最自由和松弛了一切禁忌的破坏者天国”[9]。

汪跃华认为：“莫言通过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历史的角度。就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现在来讲，莫言提供了写作和现实的另一种关系方式——借助思考历史来思考现实，通过历史到达现实”，而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中，总有一个“我”作中介，“我”的功能有二：“通过‘我’呼唤出历史，使历史获得在场感；通过对‘我’的戏谑化，从两个方面对历史进行戏谑化处理，即对一种既定的历史书写的质疑，对一种真实历史的嘲讽”。而对历史的戏谑化处理意味着什么呢？“在莫言看来，历史的荒唐，并不是历史本身的荒唐，而是参与历史实践的人们的荒唐。而现在，人们却仍在以遗忘的方式来掩盖历史上的不幸，以便使它继续为某种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只有从这个角度，才有可能去认识莫言作品中的历史，认识历史中的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惟一的路径。我甚至还以为，作家对历史的这种戏谑化处理来自他认识上的另一重需要——对莫言来说，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农民，他们并未真正获得创造历史的权力，由于他们所受社会地位的限制，他们即使参与到历史中来，很大程度上也是盲目的、被动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历史不幸的承受者。因此，对历史的戏谑变成了一种民间的需要，变成了对无法参与书写历史的权力游戏的不满的宣泄”[10]。刘旭认为能“包容一切的气度”是莫言的特点：“能否包容一切，大多数作家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感情常常会左右他们的作品意向。莫言却能做到这一点，他作品中包容了诸多问题：农民问题，知青问题，女性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人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从不随随便便对任何一种人，甚至是常人眼中的‘大恶人’持否定态度，而是上帝般看着他的子民们生生息息，或行侠仗义，或辛勤劳作，或胡作非为，他全能笑纳、容忍和宽恕；而且他以一种真正的不介入来描述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关注独立于其他作家”；但莫言在包容的同时，又有着强大的批判性，而且，“他的批判性之强大，远非一般作家可比，即他不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写出了小说中人物的可爱和可恨，正因为如此可爱、可恨，他们才更让人难以容忍。这要比那些明确的褒和贬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莫言让下层社会自己的行动完成了对自身的批判”[11]。

对莫言作品的评价，反差最大的恐怕还是《丰乳肥臀》。这部作品1995年在《大家》上连载时就引起了反响，同年12月获首届“大家·红河”奖，七个评委给予该作品以很高的评价。徐怀中说：“从黄河里舀起一碗水，不难看到碗底的泥沙。不过我们站在河边，首先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丰乳肥臀》是一道艺术想象的巨流，即或可以指出某些应予收敛之处，我仍然认为是长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五十万言一泻而下，辉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苦难重重的战争年代，写得尤为真切凝重，发人深思。书名似欠庄重，然作者刻意在追求一种喻意，因此我看来不是不能接受的。”汪曾祺认为：“这是一部严肃的、诚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这是莫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书名不等于作品，但是书名也无伤‘大雅’。‘丰乳’、‘肥臀’，不应该引起惊愕。”谢冕认为：“大地和母亲的永恒的颂歌，作家的执着相当感人。这篇小说在历史纵深感、内容的涵括性，以及展现生活的丰富性方面，标志着莫言创作的新高度。题名嫌浅露，是美中不足。”李锐认为：“作者以丰富的想象，丰沛淋漓的笔触叙述出一个百年中国的大传奇。在这个传奇中没有任何具体的‘事件的真实’，但却深刻地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表达了人面对灾难和种种困境不屈的生命力。我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部杰作。特此郑重推选《丰乳肥臀》当选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苏童说：“我欣赏此作所保持的莫言一贯的泥沙俱下的激情，这种激情中有金子的闪光，有对民族、人类、社会的宽阔的审视角度，尤其众多的女性形象所投注的母子之爱，这种爱经过变形夸张，但仍然是有深度的，富有诗意的。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会引起歧义，但这不应影响对小说本身的价值判断。”王干认为：“《丰乳肥臀》以浑浊而堂皇的笔触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文风恣肆汪洋，时出规范，是部风格极端个性化的作品。鉴于莫言对中国近十年小说创作的突出贡献以及对同辈人的影响，建议将本届大奖授予他。”刘震云认为：“鉴于《丰乳肥臀》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是莫言在文学情感与世界通道上极富总结性和伸展性的并富于大家气派的作品，我同意将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颁于莫言。”“评委会”的总评语为：“《丰乳肥臀》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莫言以一贯的执着和激情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具有深邃的历史纵深感。文风时出规范，情感诚挚严肃，是一部风格鲜明的优秀之作。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可能会引起歧义，但并不影响小说本身的内涵。”[12]

另外也有很多批评家和作家给予了《丰乳肥臀》以很高评价。1996年1月30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以《〈丰乳肥臀〉的批评与反批评》为题，刊登了一些批评家和作家的意见，如张颐武认为：“这部作品是莫言创作继续发展之中的作品，它不是最好的，但是相当有分量。它把1985年以来的各种技巧都装了进去，是部结束过去的作品。”余华说：“我所熟悉的作家都认为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有人对书名不习惯，是受汉语传统观念的影响。这部作品的书名很美，是莫言所有作品中最美的，我都嫉妒他。莫言是语言的革命者。”张志忠认为：“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家族的描写，展现了半个世纪中农村的时代氛围和中国农民的神话、现实、历史，写得跌宕起伏，尤其是为儿女遮风蔽雨的中国母亲的形象，换一个角度说，是中国式的《阿甘正传》。这是莫言在其优势的基础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是站得住脚的。它的不足是写得比较仓促，缺乏节制和冷静，头绪比较混杂。”刘毅然认为：“这是莫言的呕心沥血之作，他把全部情感都倾注在里面，写得非常成功。对书名的非议挺可笑。”白烨认为：“首先不能用约定俗成的眼光看待书名，其次不能用书名来衡量作品。我感到这是有生活厚度和思想力度的长篇力作。但莫言为了解释书名，书中对‘丰乳肥臀’的意象描绘过多概念大于形象，但从总体上说，瑕不掩瑜。”李巍说：“《大家》创刊两年来，发了不少长篇和中篇，但不好拿这部作品来和它们作横向比较。只是从编辑感觉上来说，这部作品有它自己的价值。”

对《丰乳肥臀》的否定性意见也同样很多，而且不少意见还相当尖锐。《中流》1996年第12期以《文坛的堕落和背叛》为题发表了一篇“本刊记者”的“采访记”，该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丰乳肥臀》到底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严肃的史诗，还是一部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那场革命的伟大历史，大唱反调，对之歪曲、嘲弄、否定、亵渎、背叛的‘反史诗’，‘颠覆史诗’和‘世纪反讽’呢？到底怎样看我们的人民，怎样看我们的民族，怎样看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怎样看高密那个地区的父老乡亲的生活和斗争？怎样看高密和整个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这难道是不应该弄清楚的枝节问题吗？”接着，记者以对当年曾经在胶东乃至高密开展过抗日斗争的老红军、老八路的采访为依据，证明《丰乳肥臀》对高密抗战的描写，“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另有不少单篇的评论文章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如彭荆风认为莫言“用了交叉对比手法，来写国共两党的来来去去；奇怪的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母亲过得颇顺心”，“八路军又打回来了，母亲却又开始了苦难”。因此，彭荆风认为莫言是“是非不分地乱掷投枪”[13]。陶琬则进一步认为“《丰乳肥臀》恰恰是在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宏观把握上、总体倾向上违背和颠倒了历史与社会生活”，接着，陶琬从“被歪曲了的抗日战争”；“奇特的对比”；“洪桐县里无好人”；“‘脱—脱—脱—’，污言秽语不堪入目”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该作品“严重地歪曲历史和丑化社会生活”[14]。汪德荣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我以为小说所描写的胶东半岛高密一带的历史、胶东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是极其谬误的，极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作为一个山东人，作为一个在山东参加了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我所了解的、所知道的山东八路军的战斗历程完全不像小说中所写的那种情况”[15]。

此外，刘蓓蓓、李以洪则针对莫言的“肥臀情结”提出了批评，他们说：莫言“把讴歌‘丰乳肥臀’解释为歌唱自己的母亲和天下的母亲，于是，‘丰乳肥臀’四字又附庸上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在莫言心目中，母亲之恩即臀养乳育之恩，臀乳是母爱产生的根本。那么，‘母亲’同‘母牛’、‘母猪’、‘母虎’之类有何不同”？即使是母爱，也不值得盲目地歌颂，因为“母爱很可能是最无私和最自私的，最仁慈和最残忍的：其实莫言在他自己的小说里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揭示了这一点，如果他能站在瞎眼玉女的立场上体味‘母亲’的涵义，还会唱出这样的赞歌么？退一万步说，即使站在金童的立场上，他也应该对母爱的盲目性感到切肤之痛”；因此，“排斥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成果，盲目崇拜人兽不分的‘原始’本能，审美理想和趣味是退行性而非进行性的，如上官金童般固着于‘恋母情结’，急于返回母亲的子宫，投入羊水般的河中自杀，对自身的精神健康、价值独立并承担使命与责任心存畏惧，正是某些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症结，这样的文学无疑是陷入了我们所称的‘死亡情结’”[16]。

（二）   关于艺术表现的美与丑

莫言作品中描写了大量的丑的东西，不少评论家认为这是对传统假面具的反叛，或是一种反讽。如丁凡认为《红蝗》中充满着“丑的堆砌”，但作者的用意恐怕还是为了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道貌岸然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式创作风度的反叛，是对作家们‘人格面具’的亵渎”，“我以为作者是想以这种写法来向传统的审美观念挑战，打破审美趋向的单一性和同一性，造成美与丑在艺术世界内的‘生态平衡’”，“《红蝗》的意义便是在于它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审美定势，企图以一种亵渎的姿态，来促使人们审美心理的演变递嬗”[17]。

王干则分析了莫言从审美到审丑的转化，他认为：“在《红高粱》里，他以一种混沌未开的叙述形态呈现了善恶共生美丑共存的历史形态和生命形态，洋溢着雄壮的生命气息和历史活力。余占鳌们身上的崇高与卑琐、伟大与渺小、聪明与愚昧、勇猛与凶残、善良与无知相互粘胶在一起，以其民族血性精魂里的那股原始的野性力量冲击着传统规范里的优美、崇高和典雅，获取了一种新的生命范畴和审美文化”；但是，到了《红蝗》《欢乐》等作品中，“出于一种反抗的思维惯性，莫言对《红高粱》已经形成的规范感到不满足，他要彻底摈弃文学中的那优雅、崇高的审美成分，企图以‘丑’取而代之”，“他似乎要把有生以来所感受到的、经历的、听到的、看到的、想象到的全部龌龊全部抛出来，竭尽刺激感官之能事，仇恨、诋毁、诅咒既有的一切文化形态、包括他曾经满怀激情所歌颂过的红高粱、土地、野性、性。而把当年的那股热情全部倾注给人间的种种丑恶，以玩赏丑恶为能事”[18]。

也有很多批评家指责莫言，说他在艺术表现方面自然主义严重，没有将生活中的丑转化为艺术中的美。如蔡毅认为《红高粱》对战争题材的处理上便带有自然主义倾向，“这突出地表现在罗汉大叔惨遭剥皮、零刀子剐的细节描写上”，这样的描写虽然是真实的，但“它不仅不能给人以美感，反而让人感到头发根发麻，喉咙里秽物翻腾，皮肤上起鸡皮疙瘩，好不舒服”[19]。

王金城更是全面地分析了莫言作品中的审丑倾向，他说：“面对莫言小说大面积存在的丑，由于观察视点不同可有多种杂芜形态。有具象写实的丑，有抽象象征的丑；有恐怖的丑，有滑稽的丑；有特写的丑，有散点的丑；有以丑为美的丑，有化美为丑的丑······但是，由于理性的消退，不管是赋予美的事物以丑的意象，还是赋予丑的事物以美的意象，都使莫言小说缺乏审美意义的丑，而更多的是非审美意义的丑。所谓非审美意义的丑，是指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畸形。”接着，王金城便从“恐怖的丑”、“以丑为美”、“化丑为美”、“美化兽类”、“丑化人类”等五个方面分析了莫言作品的审丑倾向，最后的结论说：“莫言小说审丑不是审美的手段而是终极目的，以丑为美，化美为丑成了灵魂的最后栖息地。”这是由于：“第一，主体缺席”，即主体没有“以理性的态度、审美的眼光、批判的姿态审视丑表现丑”，“导致了小说文本缺乏洞悉人生观照世界的深刻性，使其带有严重的‘扬丑溢恶’倾向”；“第二，审丑失控”，即莫言没有把握好“社会道德系统、人伦关系准则以及民众的审美文化取向”的“度”，而是“过分张扬丑言、丑行、丑态”，使美感受到了伤害，“正是由于主体的缺席和审丑的失控导致了莫言小说审丑上存在严重的偏颇和失误”[20]。

（三）   关于表现手法的新与旧

这里所谓的“新”，是指对西方现代派手法的借鉴；所谓的“旧”，则是指对中国传统手法的继承。不少评论家认为莫言的表现手法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手法。如蔡毅认为：“在人物描写上，这篇作品，仿佛更显示出莫言对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借助白描，借助于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是比较成功的”[21]。万千则认为莫言主要是受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莫言是幸运的，他出生在一个曾经孕育了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的齐文化的发源地——胶东半岛。家乡的民间文化传统，具体地说就是传奇、怪异、和浪漫的文化传统，在他的心灵和情感深处扎下了根，成为他的审美思维与感知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2]。周春玲在分析莫言“近期的中短篇小说”时也表示了相近的观点：“在写作方式上，莫言愈来愈将叙述落实到民俗的层次，呈现出民间的叙述风格。这表现在，一方面，这批小说大多取材于民间，讲述中国农村民间乡里的一些奇人怪事；另一方面，这些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民间故事、传奇或寓言的文体特征”。接着，周春玲从“传奇”、“口语”和“结构”三方面分析了莫言作品的民间叙述风格，并特别分析了“传奇”在莫言作品中的意义。周春玲认为：“传奇除了使莫言的小说在文体上向传统的民间故事靠拢外，它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莫言小说中的种种传奇的生活现象，实际上是他对笔下中国社会、历史乃至人性进行反思和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莫言的每一个传奇故事的背后，都包孕着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看法。可以说，借‘奇’叙‘思’，是莫言传奇叙述的真实目的”；那么，莫言是怎样来借“奇”叙“思”的呢？周春玲以莫言的中篇《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为例进行了分析：“身穿红裙的美貌少妇骑在一匹油光闪闪的黑驴上，身后跟着披挂盔甲、手握长矛的骑士”，“一对来历不明的‘前现代’男女突然在‘后现代’大工业的时代背景中现身。他们就像古代侠士一样旁若无人地在长安大道上穿行，视‘现代人’于不见，这不能不引起‘被入侵者’的种种反应：兴奋、热闹、好奇和骚乱。时空的交叉和错置正是这篇小说的‘奇’之所在。但是，莫言的传奇并不是仅仅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快感和意外，他以传奇之笔法透露出对‘现代生活’的看法。长安大道上的‘奇景’是莫言为现代人所精心穿插和安排的一次惊喜和意外，他们需要不寻常的奇遇来调节和激活他们单调而且日益重复的生活，‘前现代’美人和骑士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反衬出‘现代’社会中人的平庸和乏味，莫言赋予他们超凡脱俗和纯美的气质，实质上是对现代社会世俗和功利的一次反讽”[23]。

张清华则认为莫言虽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但他“更为我们展示出一种特有的现代的和民族的魅力，究其原因，我以为是莫言凭着他天才的感悟能力和深厚的民间与传统文化的修养与自觉，从传统小说艺术中吸取了最具活力的因素”，而且，“莫言能够在一种与传统艺术因素达成的深刻默契之中，努力建构其独特的文体表达方式，而且这种默契与吸取的关系不是单面、孤立和零散的，而是在对其内在艺术精神的准确把握基础上的一种融合和整体的切近”。接着，张清华便从“大自然审美主题与叙事空间关系的疏离所造成的自然空间背景”、“非写实态度与感觉变形”、“叙述体验中主客关系的融合”、“神秘氛围的营造”等五个方面分析了这种“融合和整体的切近”[24]。

更多的批评家认为莫言主要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如张卫中认为：“如果没有福克纳与马尔克斯，莫言现在将另是一番模样”，“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观念方面给予莫言以重要启迪，二是为莫言大胆的艺术探讨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心理依托”。而观念的启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悲剧意识的确立”；“主观表现意识的觉醒”；“乡土意识的确立”。心理上的依托则体现在莫言“对生活丑的偏爱”和“不计人间的毁誉”，被称作“粗鲁的天才的”福克纳显然对莫言有启发[25]。张学军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但他认为“莫言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是广泛的，并非仅仅局限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大风》中爷爷手推一车茅草与飓风抗衡的情景，颇似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顽强与执着；《十三步》中经整容师改换面容而失去自我，有着卡夫卡《变形记》的荒诞；《球状闪电》中多角度的叙述视角有着结构主义的因素；《透明的红萝卜》也明显地存在着新感觉主义的影响；《欢乐》是一部意识流小说，又有着存在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弗洛伊德关于死本能的观念。在这众多的影响中，对莫言影响最深的是审丑的美学观念，他把丑的艺术形象作为正面反映的对象，扩大了艺术感觉的空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莫言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时候，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他把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和美学观念，同我们传统的民间文化相结合，贯注于民族的精神和气质”，“他吸收了异域的艺术营养，又保持着固有的民族文化血脉，接见他人之长来开拓自己的艺术领地，走出一条创新的路”[26]。

吴非则从“‘色彩语言’与后期印象派美学的比较”的角度来分析莫言，认为“莫言对‘感觉’的本质的理解接近苏珊·朗格，即把感觉视为生命力、生命体验的最高形式，因而也当然是人类艺术表现的最终对象”，“以感觉的语言宣泄的生命自我感受，这是莫言的第一主题”；而“寻求与情绪的原始对应，是莫言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动机，持此可作为解读其色彩语汇的枢机之一。莫言的努力在于把人的感觉从一些僵冷的文化沉积中解脱出来，重归于热辣、鲜活的自由空间。因为这样感觉就比过于‘文明化’的知觉包含更真实的情感”[27]。

还有人认为莫言其实将西方的“新”与传统的“旧”进行了很好融合，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张军在评《丰乳肥臀》时，首先认为莫言是一个“反讽艺术家”，他“像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一样佯装天真，嘲弄神经脆弱的芸芸众生，让他们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自以为高明，夸夸其谈，然后给他们致命一击，说：‘你们异化了’！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正人君子感到扎眼，原来是你们自己心里龌龊，见不得美的阳光。这确实让人开心，让人感到莫言充满智慧。”接着，张军从“言说方式的爆炸性、情境构成的魔幻性和结构策略的戏仿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莫言的“浪漫反讽”。然后特别分析了莫言在“魔幻”手法上的新旧结合：“在《丰乳肥臀》这部‘莫言式的魔幻’作品里，莫言一方面将拉美的魔幻‘中国特色化’了，另一方面又将中国的魔幻‘拉美化’了。在中国特色化过程中，拉美魔幻中关于古老的神话、传说色彩被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神奇和恶作剧；将中国的魔幻拉美化的过程中，莫言所选中的蒲松龄，失去了那种特有的理想境界”，莫言只是“借着蒲松龄的鬼魅魔影和马尔克斯的神奇现实，演起他自己的戏。在他这里，开端是没有的，结局，也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一个个如灵魂出窍般的非人非神的男女，他们一个个溜出来，一次次跳着狂欢的舞蹈，直至筋疲力尽、直至殒命——很显然，这种极尽反讽意味的魔幻，只有莫言才能弄出来”[28]。

    一个作家能引起众人的注意，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分量；他的作品能引出这么多是非论评，这本身也说明了其作品的厚度，单纯、浅薄的作品才会获得众口一致的赞扬或批评。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莫言自己的创作意图所致。在《红高粱》中，莫言曾借作品中的人物“我”的口说：“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无疑也就是莫言在他的寻根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而突出的特点。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情感本就美丑难辨地搅和在一起，而读者和评论家们却又偏偏要按照自己的思维惯性非要分出个真假美丑的界限，其意见的分歧对立，也就实在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