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柳学的心路历程

——为骆正军先生《柳宗元思想研究》一书代序

蔡 自 新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永州425000

学术是一种理解。

学术研究是读书人的艰辛劳作。

1000多年前曾经在永州生活过10年的柳子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段经历和写作，在身后会成为一轮又一轮学人向往的研究对象。

记得还是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解《江雪》这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说，这是古代的一位文学家写的诗，这位文学家当时生活在永州，写的就是永州的雪景。哦，是永州么！然而，少时的我脑海里所展现的雪景，则是另外一幅图象。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的某个冬日，家住永州古城小西门外一座印子屋里。所谓印子屋，就是大门的门框用四块巨大的青色条石构建，整齐威严而非常有气派。这房子是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私宅，解放后成了公产，前半部分给了居委会，后半部分租给了两户人家。印子屋依傍古城墙临河而建，东靠城墙，大门外是一条石板古街；进入大门，通过幽深的堂屋就可到达西临潇水的吊脚楼。我的家就住在挨着吊脚楼的房子里，这吊脚楼也成了我童年看世界的窗口。下雪了！人们都说，正在下雪的时候和融雪的时候最冷，小孩子是体会不出这种细微的差别来的，只不过一年到头难得见到下雪，遇再下雪也就成了我们发疯玩雪的机会。在前面的石板街玩够了堆雪人、打雪仗，就想要从后面吊脚楼下到沙滩上去撒野。因为，除了发洪水之外，潇水河畔的沙滩一年四季都是银白银白的一片，而紧挨着沙滩的则是常年都有停靠的棕黄相间的杉木排，为住在岸上城里的人们提供挑水、洗菜、浣衣的跷板，从木排上剥下来的杉树皮壳更是上好的薪柴。所以，潇水河的沙滩，常年一天到晚都是热热闹闹的。下雪了则不是这样。从吊脚楼往外望去，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原先的沙滩虽说是银白，但可能是含泥的缘故，毕竟有点白里泛黄。现在除了河里飘着的那条黛青色的水带，沙滩、木排和对岸的树、房屋都在皑皑白雪的笼罩之下，那一分白真有些白得泛亮，四周也神秘地格外安静。我也不敢邀人下去，只好呆在吊脚楼上看雪景。终于，看到有一位勇敢者穿着高统子套鞋，雄赳赳地跨越已被白雪覆盖的沙滩，到木排上挑回一担水。也许他不想走重复路，没有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其实原来人们在沙滩上踏出来的路早已被厚厚的白雪抹得无影无踪），正当他吃力地担水走着，突然一脚踏空，人被摔在雪地上，两个木桶里的水也随之倒得殆净。“哦喝，中了我们的埋伏了！”几个玩伴都高兴得拍手叫好。原来，前些日子在沙滩上掏了些个坑，拣些杉树皮壳和树枝虚掩在上，捧上沙子盖平，为的是让过路人来运气了陷上一脚，出个不大不小的洋相。可是，今天这个玩笑开得大了，让这位下雪天到河里挑水的人不仅泼了一担水，而且湿了一身衣，只见他被冷得边抖边骂地担着空桶飞跑了回去。不知怎的，我的心也顿时咯噔一下，让恶作剧的高兴劲融入丝丝寒意。这是我对江雪的最初情结，虽然我那时并不真正知道柳子与永州的关系。

我正儿八经地将柳子研究作为一项工作，是在先师龙震球、何书置两位的带领下入途的。那是1981年夏天，我从就读的湖南师院零陵分院中文科毕业被安排留校工作。一开学，就遇上了学校更名为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并不是留校任职的学校共青团的事情，而是陪同龙震球、何书置两位老师去长沙，到省图书馆、湖南师院图书馆等去查阅有关柳子的资料，为在永州首次举办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作准备。文革期间，永州的书籍资料损失很大，只有到省城去求援。在那样一个酷热有着“秋老虎”之称的秋天，我陪两位老师白天挤公共汽车，到图书馆找书借书看书，白天没看完的借出来带回长岛饭店，晚上誊抄。当时既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空调，甚至连电风扇都是稀罕之物，我们师生三人在长沙夜以继日地与“秋剥皮”斗争了近半个月，终于有了不少收获。例如，那份注明了东山、西山位置，清代年间撰修的《永州府志》所绘的“城厢图”，就是我照着书本临摹回来的，成为向与会国内学者推介永州历史沿革的重要资料。尤为使我钦敬的是，我的两位老师的执着探求精神，激发了我对曾经生活在永州的柳子产生强烈的兴趣，并且准备将柳学作为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遗憾的是，不久后因我的工作变动而转向做了政府机构中一名“僚”，因而这种追求不可能持续下来。

我真正将柳学作为研究对象，则是前些年追随杜方智老师的脚步而行的事情。2000年的秋冬之交，我和吕国康、翟满桂、蒋晓丽、骆正军等人随杜方智老师，应广西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谢汉强会长的邀请，循柳子旧时行踪，做了一回从永州到柳州的访客。公元805年，柳子因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失败而遭流贬，待罪南荒，成为永州司马，一滞十年。直到815年，他奉诏赴都，在长安停留不到一个月，再次远贬为柳州刺史，四年后病逝于任上。可以说，永州与柳州，是柳子分别彰显思想、文学、政绩的地方。我们这次柳州之行，则为柳州人弘扬柳文化的精神所震撼。邀请我们去柳州的谢汉强先生，不仅是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的会长，还担任着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的副会长。当时中国柳宗元研究会会长是著名学者吴文治先生，研究会的秘书处设在柳州，柳子的老家山西永济也有人参加和承办学术研究活动。由于柳子生涯的最后四年与柳州有缘，柳州人十分恭敬地把柳子奉为地域文化象征。这里不仅有柳侯祠、柳宗元衣冠冢等文物遗迹，市政府还每年拨出专款，组织开展柳学研究。谢汉强先生以前做过柳州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是弘扬柳学的热心人。在他的策划下，积极鼓动柳州打好柳文化的品牌，《柳州日报》辟出专栏，为柳学研究提供园地；1993年，柳州市人民政府举办了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两年后，柳州市被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综观柳子一生，其思想文化成就主要是在永州形成，永州的山水灵气，滋润出了这位一代思想文化巨匠；永州山川的秀丽风光，也得益于柳子而名播天下。但此番随杜方智老师出行一趟，将柳州与永州相比，对于柳学的弘扬，真有些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感觉，我因之而汗颜。如果说在80年代初永州对柳学弘扬的觉悟早，有龙震球、陈雁谷、何书置、杜方智等一批永州学人，出了一些在海内外有影响的研究成果——龙震球先生对柳子永州行踪考释；陈雁谷先生对柳子教育、经济、伦理、宗教等方面的思想研究；何书置先生将研读柳集的心得与正误，结成《柳宗元研究》一书在岳麓书社出版；杜方智、林克屏先生组织永州学人集中研究，主编《柳宗元在永州》一书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但随着龙、何两位先生相继辞世，永州上空的柳学光辉似乎没有以前那么明亮，而柳州的柳学则显得有些后来居上的态势。十分地珍视柳子所留下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将它作为一个富矿来开掘，努力造就独具地方特色的精神文明大树——这是每一位永州人应有的心态。由是而始，在杜方智老师的带领下，永州的一批学人逐渐团结了起来，将再造辉煌、弘扬柳学视为自身的神圣使命。2002年夏，“中国•永州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柳宗元研究会、零陵学院、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发起，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8月20—22日在永州举行。这是继1981年在零陵地区举办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1989年县级永州市再次举办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之后，在新世纪起点上由地级永州市举办的首次国际性学术盛会。

为了筹备好国际学术研讨会议，我们于2001年10月组建了“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以保障有一批人来做事。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邀请了中共永州市委书记曾庆炎，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刘爱才出任名誉会长，中共永州市委副书记周永亮、中共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长久、零陵师专原副书记杜方智教授等人担任学会顾问，陈松柏博士任会长，翟满桂、吕国康、蔡自新、王满秋、王金梁、郑正辉任副会长，杨金砖、孙文清分别担任正副秘书长。开辟柳学园地，自办《永州柳学》。《零陵学院学报》加强了柳学研究专栏。《永州日报》在“文化广场”栏目经常地刊登柳学文章，扩大社会影响。2002年清明节，在柳子庙举办了建国以来的首次柳子祭祀活动。同时，积极敦促恢复“永州八记”遗址，炸除了横亘在愚溪之上的小水电站拦河坝，使淹没达45年之久的钴鉧潭、小石潭得以重见天日，为国际学术研讨会准备参观现场。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筹资为“永州八记”刻制了八块石碑，分别立在“八记”处所，并将柳子原文刻于碑后，以供游人观赏。这次会议，既有国内知名学者到会，更有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台湾学者等等共1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后，举行了空前的祭祀柳子活动。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共收到学术论著9部，论文80余篇。其中，“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推出的《一代宗师柳宗元》（翟满桂著），《柳宗元永州诗歌赏析》（吕国康  杨金砖主编），《柳宗元与永州山水》（陈松柏  蔡自新主编），以及《柳宗元在永州》（杜方智  林克屏主编）等一批学术著作，成为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亮点。会议期间，中国柳学会在吴文治先生主持下召开了常务理事会议，主要研究在2010年前的这十年中，永州、柳州、永济三市应分别承担一次会议主办任务。根据永州柳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在已有杜方智副会长、翟满桂副秘书长在中国柳学会任职的情况下，增加陈松柏为中国柳学会副会长，蔡自新、吕国康为常务理事。研讨会后，我主编了35万字的《中国•永州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珠海出版社2003年出版。2004年秋，柳州市再次举办了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吴文治、谢汉强主编，柳学学者共同编纂达62万字的《柳宗元大辞典》由黄山书社出版。永济市在2005年举办全国柳宗元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也将于2007年举办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前后算来，永州市已举办了2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1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柳州市已举办了2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永济市已举办了1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即将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平心而论，近些年来，三地柳学研究如火如荼，除了有吴文治、孙昌武这样大师级人物领军的原因外，柳州的谢汉强、永州的杜方智先生所做的鼓动联络、宣传策划之功甚巨，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应当载入柳学研究传播史册。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尤其是近年来为了建设“柳学研究的实地考察中心、教学科研中心、思想文化中心”，永州的柳学活动频繁。一刊一祭逐步完善。永州柳学会会刊自2001年创刊出版以来，曾先后出版了4期《永州柳学》,发表了一批本地学人的文章，突出了永州地方特色。根据前任会长陈松柏先生的提议，自2005年起，《永州柳学》更名为《柳宗元研究》,以求打造成为走出永州、面向全国的柳学品牌，收到了好的效果。现已组织出版了3期《柳宗元研究》。从刊物目前的情况看，质量越来越好，档次越来越高，不仅有本地学人的稿件，而且外地学者的文章已逐步占到了20%以上，开始在国内柳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永州柳学会的又一特色活动是清明祭柳，自2002年以来都在永州市柳宗元纪念馆隆重举行祭柳活动，大中小学学生参与，诵柳文，唱柳诗，每年一祭，坚持不怠。同时，乘着祭祀活动的开展，学会同仁还聚集在柳宗元纪念馆开展学术交流，畅谈柳学研究体会。课题研究多元。翟满桂教授2004年申报立项的《柳宗元与湖湘文化》（湖南省教育厅课题）、《柳宗元湖南十年创作年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柳宗元与永州的旅游开发研究》（永州市科技开发立项课题）等，已有一批论文在刊物发表。2005年，永州柳学会与湖南科技学院联合承办了“湖南高校古代文学年会”，各高校到会学者举行“柳宗元与湖湘文化”专题探讨，对柳宗元永州遗踪进行了探访。学术成果丰厚。黄伯荣先生集多年来语文教学精华，出版了专著《柳宗元永州山水散文鉴赏》（2004年中华图书出版社出版）；张官妹教授出版了以永州文化名人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三子与三溪》（2005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吕国康、骆正军、黄伯荣、邓位华等编辑出版了专著《柳宗元诗文教与学》（2005年珠海出版社出版）；学会副秘书长王涘海先生将前后时间跨越25年，从零陵师专学报到零陵学院学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上的“柳宗元研究”专栏文章137篇，共计115万字加以蒐集整理，主编《柳宗元研究》一书，2006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中国柳宗元研究会会长孙昌武先生序赞云：“这部文集无论是作为总结性的学术成果，还是作为文献资料，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可以说，近些年的永州柳学研究，年年有成果，岁岁有新花。

  如今，骆正军先生又捧来一摞书稿，谦虚地说请我为之而序。我不禁感到欣喜且有些惶恐。欣喜的是，骆君作为永州柳学会的副会长，在学会团体的共学互进的氛围中，也有了积数年心血的一份成果，这是学会值得喜庆的事情。惶恐的则是，让我来为其大著作序，自觉难以胜任而有负期望。再三推辞之后，我只得权且将此任务作为一个学习机会，可以先睹为快的发点感慨。

 学术研究关键是如何找准观察分析的切入点。骆君将柳子思想探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这对于一直以文学为主业的这位高校教师兼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好在古人没有文史哲的明显分野，也就给研究者的方向调整与变化提供了些许方便。骆君从儒学、伦理学、易学、佛学、文学、政治、人生观等诸多方面，对柳子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其对事物一分为三的理解。                                   

骆君认为，“一分为三”是人类认识最普遍的规律和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之一。古代中国早就有过“一分为三”的思想观点，老子《道德经》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也有“过、不及、中庸”的认识。主要是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从无到有的过程，有一个“变”的环节，也就是说， “无——变——有”是一个一分为三的模式。并且，西方哲学中也充满着“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德是一种适中”的观点，构成“过度、不足、适中”的一分为三模式。黑格尔说：“有过渡到无，无过渡到有，是变易的原则。”也认为“有”跟“无”两者之间存在着“变易”的过渡阶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此——亦此亦彼——彼”的三分法思想，认为这是比“非此即彼”更为普遍存在的思维模式。骆君运用三分法对柳子思想进行探讨，说易谈佛，出入儒道，颇有新得。柳子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本之书……诗……礼……春秋……易……”，表述了“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的基本立场。对柳子“本之易以求其动”的主张，骆君认为按照一分为三的观点，这个“易”有三种解释，即，简易、不易和变易，这就突破了已有的柳学研究成果。“元气说”是柳子哲学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闪光点，以往人们多从汉代王充、范缜元气一元的物质论，寻求其前后思想继承的渊源，骆君则从《易经》中找答案。《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乾元”从“万物资始”到“大明终始”，中间有“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整个来说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也是简易、不易和变易的过程。这是对柳子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发展。柳子还把“元气”跟佛教天台宗空、色与有、无的教义联系起来，《南岳弥陀和尚碑》有曰：“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元气在世间回荡，上下无始无终。分离是为着合拢，停滞就是要通畅，古今同理，虚空与混冥出现通融，它们三者之间的变化没有任何神圣的迹象，却破解了佛教主旨空、色与有、无的教义所在。这一思想显示了何等博大的境界！

“荣卫说”过去没有被人十分重视，骆君认为这是柳子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荣卫”一词，来自于《黄帝内经》。所谓荣，指荣气，它分布于全身，在血脉中运行，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脏腑经络等生理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卫，指卫气，它分布于皮肤、肌肉和胸腹之间，在血脉之外运行，能够护卫肌表，防御外邪的入侵；能温养脏腑、肌肉和皮肤，调节控制毛孔的开合、汗液的排泄，以维持体温的相对恒定。该书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与治疗，非常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荣气属阴，卫气属阳，荣卫之间必须运行协调，称为“荣卫调和”。这是《黄帝内经》中的一个基本理论。柳子在《非国语•医和》中，通过赵文子问医、问政及晋平公病情的故事，将医理与治理国家的政治联系了起来。“凡医之所取，在荣卫合脉理也”。如果诸侯顺服，怎么会出现晋君荣卫分离、脉理紊乱、很快死亡的现象？如果诸侯不顺服，又怎么会出现晋君荣卫调和、脉理通顺、延年益寿的情况呢？由医理而政理，柳子将“荣卫说”推而广之，通过手中的“如椽”巨笔，呕心沥血，写下为数不少的“逆耳忠言”名篇佳作，开出了许多“无形之药”，如治苛政的《捕蛇者说》，治滥刑的《驳复仇议》，治妄徒的《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治贪心的《蝜蝂传》、《哀溺文》，治骄奢的《敌诫》，治愚昧的《柳州复大云寺记》等，试图治国安邦（兴利除弊）治民救民（清除迷信、愚昧），以期根治社会的顽症。柳子在《愈膏肓疾赋》中还提出： “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将崩，非一木之能止。”“上医疗未萌之兆，中医攻有兆之者。”无论是医者还是政者，都要当一名“上医”。因此，将柳子誉为歧黄大师，乃理所当然。

关于儒家思想与虞舜之道的关系，骆君将“仁义忠信”的儒家“四德”作为德治之本，而以“虞舜之道”作为德治之范，这是值得推敲的。我的看法是这样：首先，虞舜之道是中国上古时期道德文明的原点（我在《舜文化与上古时代中华道德文明研究》课题研究中有较多的表述，此处不展开），其核心是“孝”；儒家“仁义忠信”的思想，是在宗法社会里对虞舜之道的继承与发展，将以“孝”事亲的精髓扩大到所有的人际关系范畴。其次，虞舜之道与儒家“四德”都在伦理道德文明的框架范围，无所谓范与本的区分。当然这只是个人之管见，仅供参考而已。骆君关于柳子文学思想等的探索，比如因其山水游记与佛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有文学特有的芬芳，确实有着很精彩的篇章，这里毋须赘言了。

十分感谢骆正军先生为柳学的繁荣奉献了新的优秀成果。

蔡自新

识于丁亥年正月初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