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元和五年之嬗变

何生风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     永州  425006

 

［摘 要］元和五年（810）夏，柳宗元从龙兴寺搬迁到冉溪边，并将冉溪改名为愚溪，这是柳宗元贬永十年生活中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和娘之死、许孟容来信、娄图南离永是柳宗元迁居的直接原因。搬迁愚溪后，柳宗元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键词］柳宗元；　龙兴寺；　愚溪；　迁居

 

从河东的龙兴寺搬迁到河西的冉溪边,应该是柳宗元贬永十年生活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被贬到距长安数千里外的“永州之野”,生活在“窜身南楚极，山水穷险艰”的荒凉之地的柳宗元,又主动搬迁到一条人迹罕至的小溪边，这是柳宗元在被朝廷贬谪后对自己的又一次“贬谪”。那么，柳宗元为什么会做出迁居的决定，他又是在什么时侯迁到了河西，迁居前后他的生活和思想有什么变化？在以往的柳学研究文章中，凡是论及柳宗元在永州生活的文章，大多都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但尚无人对此问题作具体深入地探讨。笔者以为，要了解柳宗元在永州的心路历程，尤其是贬永后期的心境，必须要深入探究他迁居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柳宗元的内心世界。

一

   有关柳宗元迁居冉溪的原因，柳学研究者作过许多分析。永州柳学大家何书置先生在《柳宗元永州年谱》一文中对柳宗元迁居冉溪侧畔的原因作了如下归纳：（一）“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愚溪诗序》）（二）在冉溪侧畔买了田与小丘。（三）“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与杨京兆凭书》）（四）已纳妾，要有个家的样子。（五）有个安静优美的环境，有利于从事创作。

   陈松柏教授在《柳宗元在元和五年》一文中对该问题作了如下的归纳：（一）元和四年秋末与冬初，他发现并游览了西山、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等一系列胜境，以“四百”之廉价买下西小丘。如果他仍然居住在对岸的龙兴寺，将怎么欣赏“兹丘之胜”。（二）柳宗元来到永州，长期居住龙兴寺。虽然与和尚投缘，关系不错，但作为一个曾经深受皇帝器重的谋臣，寄人篱下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的。加之“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换个生活环境的念头应该不是一时半刻了。（三）进入元和四年以后，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包括找一个女人，解决子孙繁衍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紧迫地摆到了他的议事日程上。他总不能以“零陵佛寺”为家，在那里纳妾生子吧！（四）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重回长安的遥遥无期，那个“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的紧箍咒无情地操纵着他的命运。程异于元和四年被重新启用及朝中大臣给他的来信，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而一批请求援引的信如石沉大海，又让他不能不大失所望。

以上两位专家的分析，应该说概括了以往的柳学研究者分析柳宗元迁居冉溪的原因，我们可以将之再概括一下：

1、求援无门，北归无望，心中产生“甘终为永州民”的想法；

2、准备纳妾生子，佛寺不宜居家；

3、躲避天火之灾；

4、发现冉溪之美，又购买了田与小丘，故迁居“家焉”。

上述的种种原因，都与柳宗元迁居冉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笔者认为还有一些更为直接的原因一直没有被人论及。

二

要讨论柳宗元迁居冉溪的直接原因，首先要确定迁居的时间。绝大多数的柳学研究者认为柳宗元迁居冉溪是在元和五年初夏至初秋之间。但对这样一个几乎是普遍达成共识的问题，仍然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陈松柏教授在《柳宗元在元和五年》一文中就明确地说：“我不认为元和五年的柳宗元有乔迁之喜。他的乔迁应该在元和四年年底。”但陈教授却没有提出确实可信的理由，只是主观推断柳宗元在发现西山及冉溪后，就一定会迫不及待地付之行动（如果他仍然居住在对岸的龙兴寺，将怎么欣赏“兹丘之胜”），因而缺少说服力。

对于迁居冉溪这么一件大事，柳宗元在文章中没有留下明确的时间记载，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元和五年四月初三和娘去世前，柳宗元是不可能迁居到冉溪边的。因为在《下殇女子墓砖记》中，柳宗元写道：和娘是“葬零陵东郭门外第二岗之西隅”。古往今来，将死去的人用船运过河而葬的事情实在少见（扶柩归葬故里不属此类情况）。柳宗元在元和五年十月后写的《与杨诲之书》中也说到：“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咏至理，吾有足乐也。”方筑，就是指刚修建不久之意。由上推断，柳宗元迁居到冉溪边应该是在元和五年四月至元和五年十月之间。

柳宗元的女儿和娘之死是他迁居冉溪的最直接原因。永贞元年（805）年底，柳宗元在天寒地冻中来到永州，当地官员将他安排在龙兴寺居住。“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以往人们都说住在寺庙是柳宗元被朝廷重贬而受到当地官员冷落，其实不然。因为柳宗元是在永贞元年十一月被贬途中才被朝廷加贬为永州司马，十二月他就到了永州。也就是说，柳宗元一行几乎是和朝廷的贬谪文书同时到达永州的。柳宗元是举家南迁，加上随行的从弟宗直、表弟卢遵和家仆等，至少有六、七人，安置这么多人，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能够住进龙兴寺是当地官府积极的应急安排，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否则，寺庙怎么会让俗人（还是罪人）入住呢？因此，柳宗元为他生活过的龙兴寺留下了四篇文章，其内容都表现了对龙兴寺的喜爱。《永州龙兴寺东丘记》说：“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即使是《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也是为龙兴寺正名辟谣的。在元和三年前，尽管柳宗元的母亲病逝龙兴寺，又屡次“为天火所迫”，他对居住在龙兴寺还是满意的。究其原因，除了这里风景较好，有重巽长老为友外，就是他唯一的亲人和娘幼年便皈依佛门，在龙兴寺过着平静的日子。然而，天不公，佛不灵，一个纯洁无瑕的年幼生命却在龙兴寺染病夭折。龙兴寺这个曾给柳宗元带来过许多慰藉的地方成了他睹物伤心的凄凉之地。因而在元和五年四月安葬了和娘之后，他立即在事先就已经购买了田地的冉溪边匆匆地建了几间草房，“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大约在初夏四月的下旬就搬迁到了冉溪边（有柳宗元的《夏初雨后寻愚溪》一诗为证），从此再也没有踏入龙兴寺一步。正是因为柳宗元是在巨大的悲伤中搬迁到冉溪，他这位“写情叙事，动必以文”（《旧唐书·柳宗元传》）的文人才没有心情为搬迁这件大事留下一点文字痕迹，也毫无乔迁之喜。直到秋天来临，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回顾走过的人生，柳宗元感慨万千，他将冉溪改名愚溪，向世人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思想的变化。

投书许孟容求援得不到回应是柳宗元迁居冉溪的又一直接原因。元和四年七月，时任京兆尹的许孟容给他写来了一封问候信。许孟容是柳宗元父执辈的好友,他以能言敢谏,不畏强权著称。接信后，柳宗元激动万分，在元和四年立即写了回信。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道：“伏念得罪来五年（有人据此说该信写于元和五年，笔者认为是元和四年。“五年”者，即自永贞元年至元和四年。可参见文安礼《柳先生年谱》“元和四年”的注解“子厚自永贞元年贬，至是五年也”），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从这一句话中可以知道，柳宗元在元和四年前给许多故旧大臣写过求援信，但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当收到许孟容的问候信后，他是那么的激动：“伏蒙赐书诲谕，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可以说，柳宗元在这里显得有些失态，但却真实地表露了他最真实的感情。他怎么能不立刻回信呢？在信尾，几近哀求地提出了自己的愿望：“虽不敢望归扫茔域．．．．．．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姑得甘寝，无复恨矣！”从上述方字可以看出柳宗元迫切离开永州的心情，那怕是稍微往北方量移一下，他也期盼不已。在信中，柳宗元写他在龙兴寺的居住条件是“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霿”；写他生活状态是“当食不知辛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大意是吃东西没味觉，一年半载才洗一次澡）”；写他生活的心情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总之，到了元和四年，他居住在龙兴寺（实际上是留在永州），已经难以忍受。“幸致数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谓仆为明时异物，死不恨矣”（《与裴埙书》）。元和四年，“八司马”中被贬郴州司马的程异已被朝迁召回，擢为侍御史，这一消息让他看到了北归的希望。他相信自己的名气与才华胜过程异，他也相信作为京兆的许孟容有能力将他“复起为人”，因而，他心中已经作好了离开永州的准备，只等朝廷来诏了。这也是柳宗元在元和四年九月底购买了“西小丘”及“钴鉧潭上田”后未立即搬迁的原因之一。然而，柳宗元的这封抱着极大期盼的求援信同样没有任何结果，北归的梦想化作灰烬。在《南涧中题》一诗中柳宗元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在和娘去世后，他便没有了在龙兴寺居住的牵绊，立即搬迁到冉溪边,因为他必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娄图南秀才离永远游也是柳宗元迁居冉溪的直接原因。柳宗元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说：“仆自尚书郎谪来零陵，觏娄君，犹为布衣，因为余留三年。”娄图南陪伴柳宗元度过了三年多（元和二年至元和四年）最寂寞痛苦的日子，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好音怜铩羽，濡沫慰穷鳞”（《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尽管柳宗元贬到永州后有不少交往甚密的地方官员、僧人、求学的士人及与他同样遭贬的官员，但真正把他作患难朋友相待的只有娄图南一人。因而，娄图南的离去使他在龙兴寺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索然寡味，“开颜时不再，绊足去何因。海上销魂别，天边吊影身。只应西涧水，寂寞但垂纶”（《酬娄秀才将淮南见赠之什》）。诗句中非常明显地表露了人去寺空，将去西涧隐居的意图。

三

迁居冉溪后，柳宗元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龙兴寺到冉溪只有一水之隔，但他却从一个“旧我”嬗变成一个“新我”。迁新居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冉溪更名为愚溪，他十分担心后人对他的这一行为不理解，陆续写下了一系列的“愚作”表明心意，这是为什么呢？《愚溪对》是柳宗元解释更名原因的文字，也是他对居住在龙兴寺五年生活的自我解剖和反省。在柳宗元更名后的第五天，“溪之神”与他在梦中有了一番奇妙的对话，“溪之神”最后“涕泣交流”地接受了“愚”的名字。柳宗元与“溪之神”之间的对话实际上就是柳宗元的“旧我”和“新我”之间的对话，因此，《愚溪对》就是一篇大梦初醒的宣言，过去分析《愚溪对》的文章都未能正确地看到这一点。有人说柳宗元这个人爱“愚”痴“愚”，似乎有一种“愚”的情结,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说自己“愚”，柳宗元感到“俯而羞，仰而吁”，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奈，哪有什么喜爱得意可言。为了进一步反省自己的“愚”，柳宗元又写下了《八愚诗》，并为之作《愚溪诗序》。在这篇序言中，他认识到自己“莫利于世”的处境，也认识到自己“善鉴万类”的价值，因而决心“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无所避之”是这篇序中最重要的字眼，表明了对过去“有所避之”愚行的摒弃。他要改变过去作文“终不能成章”的状况，真正开始去实践自己“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的理想，这一点是柳宗元迁居愚溪后最根本的嬗变。这时候，柳宗元开始从一位封建文人转变为一位自由知识分子。

远离佛寺，对佛教思想进行反思是柳宗元迁居愚溪后又一嬗变。和娘之死是柳宗元改变对佛教认识的直接原因。和娘天性“柔惠”，小小年纪便“去发为尼”，成了佛门虔诚的弟子，但却在佛寺中香殒玉消。“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从而来？焉往而止？”（《下殇女子墓砖记》）柳宗元对佛的法力的真伪产生了根本的怀疑。在龙兴寺时，在他一生中最寒冷的日子，柳宗元曾渴望从佛家世界得到解脱，“汲井漱寒齿，清心指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也曾对佛教学说相信不疑，“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但佛却连一个纯洁无瑕的生命都保护不了，事实无情的摧毁了他的信仰。迁居愚溪后，柳宗元除了同过去交情较深的僧人保持友谊外，他很少再同僧人交往，也不参加佛事活动。即使是被朝廷任命为柳州地方长官后，他也未再修寺建庙。更重要的是，柳宗元对佛教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佛教思想，他没有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明确了“统合儒释，用以佐世”的主张。在愚溪边，他对佛教中的糟粕作了无情的批判，“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送元皓师序》）“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耕农桑而活乎人”（《送僧浩初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正是因为柳宗元从佛教中解脱了出来，他才为后世留下了《捕蛇者说》、《三戒》等诸多关注现实的不朽之作。

纳妾求嗣是柳宗元迁居后又一变化。柳宗元无兄弟，“就婚娶，求胤嗣”以续家脉是他耿耿于怀的心事。在龙兴寺期间，他一心盼望北归，又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故一直未付诸行动。在愚溪边，柳宗元回归到现实，正视了自己的人生，很快纳雷五之姨为妾，不再虚度光阴。为了“求胤嗣”，他开始研究医药方面的知识，努力使自己健康起来；更多地寄情山水，娱乐心志，不再借酒消愁，放浪形骸。可以说，迁居愚溪后，柳宗元在永州才过上了下正常人的生活，他在《溪居》中写到：“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在《与崔策登西山》中写到：“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他的身体也渐渐地好了起来，这才使他的“百病所集，痞结伏积”的生命延续了近十年。

综上所述，从龙兴寺迁居到愚溪边是柳宗元在永州的一件大事，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倘若没有这次迁居，在龙兴寺感到“怛然痛恨，心肠沸热”的柳宗元,也许就会永远魂留永州，也就不可能为后人留下流芳百世的精神财富。

 

[1]柳宗元.柳河东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杜方智,林克屏主编.柳宗元在永州[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2

[3]陈松柏.柳宗元在元和五年[J] 柳宗元研究,2005.1

作者简介：何生风，男，（1960.6——）湖南永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柳宗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