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新红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永州425100

 

摘  要：《九记》系柳宗元记游永州山水的九篇游记，其美学魅力历经一千二百年而历久弥新。柳宗元“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思想向我们昭示：与其说是《九记》山水的自然美，不如说是柳宗元成功的写作建构运作。本文从景、情、意和境四个表现维度的内涵与外延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考证与探讨，阐析写实与写意、自嘲与自恋、儒学与佛禅、绘境与造境的有机统一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关键词：柳宗元；  永州九记；  美学；  写作学

 

游记，即以记游为主的散文。柳宗元（下称“柳子”）记游永州山水的游记凡九篇，故合称《永州九记》(下称《九记》)。自郦道元的《水经注》问世以来，学者以为山水游记无出其右。而《九记》诞生，却被被创作界、学术界奉为游记、柳学王国的双料“王冠”，其艺术成就一直备受专家、学者和读者的肯定和推崇，其美学魅力直到今天仍无可逾越。《九记》的美学魅力究竟源何而来?一千二百年来，前贤、同仁撰文献言探讨其根源，无不见仁见智，给人以启发与教益。但仍不能让笔者完全信服，为此，笔者曾多次亲临《九记》原址逐一考察与探究，《九记》原址山水的美与否在此姑且不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应是柳子的独特而高超的艺术审美及其写作建构艺术。“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也就是說，自然景物要成为审美对象，必须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它、唤醒它、照亮它，使它从实在的物变成一个有意蕴的感性世界。换言之，在美的发现过程中，审美规律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则是观赏者的意识因素。本文仅从景、情、意和境四个表现维度的内涵与外延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考证与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九记》所记景点及游踪，时隔千余年仍可寻踪觅迹，其写实的准确程度着实让读者对它的真实性确信不疑。概而言之，柳子《九记》如实写景的主要表现有两点：1、景点定位准确。柳宗元在《九记》中对相关景点的位置及景点之间的相互距离、顺序、线路等表述准确无误。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运用静物参照“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游览路线是“过湘江，缘染溪”。又如《钴鉧潭记》，曰“钴鉧潭在西山西”，《钴鉧潭西小丘记》又补充曰“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钴鉧潭的位置便确定无误了。此外，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的位置和游踪都交代得十分清楚和准确。在《九记》中，选择永久性的醒目标志做参照，从而给予了景点历史性的定位，这才是“写实”的关键所在。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以法华寺、潇水和冉溪作参照，《钴鉧潭记》以“泉流”和“鱼梁”为标记，等等。2、景物个性鲜明。《小石城山记》写造物主钟灵于石，表现了石之瑰玮。《石渠记》化工肖物：石渠幽然有声，石泓澄然以清，石潭渊然以深。《钴鉧潭记》自“潭”起仍以“潭”止，中间小景点缀成石观，循环往复，意趣无穷。《钴鉧潭西小丘记》平淡是真，观丘——买丘——辟刈——游赏，最见功力。《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尺幅之内，山水奇致，不写尽佳境，笔墨悠长留余韵。而在此过程中，《九记》山水无不特征凸显：西山高峻怪特，小石潭水清石奇，小丘小而全，袁家渴水绕山环，石涧“亘石为底”，小石城山天然传神，等等，无不给人以鲜明而独特的印象。柳宗元为人、为政均提倡务实，在创作上也强调“文必信其实”（《非国语》），《九记》正是他这种求实思想的真切写照，真可谓“文如其人”——真景实情大概是《九记》作为游记为人称道的首要原因吧。

 

柳子笔下的《九记》个性独具，但《九记》山水的灵魂却是唯一的——那就是柳子的“自我”表现。柳子“游山玩水”，名曰“放泽山水间”，实则“闷即出游”，以排遣内心的孤独、烦忧，寻求心灵的寄托与慰藉。山水旅游有“身游”、“心游”和“神游”三重境界，柳子在《九记》的创作过程中，与《九记》山水进行了深层次的心灵交流、思想共鸣与情感相悦，最终大多达到了“心游”或“神游”的境界。所以在写实的基础上采用“写意”，以追求“神似”，纵观《九记》意与景的交流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意为主，凭意造景。柳子带着强烈的主观意识去观察景物，捕捉和选择物象，使客观物景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2）情随景迁，见景生意。柳子出游，遇到某种特定的景物，忽有所悟，感受大发，从而完成意与景的交融，如《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3）寓情于景，物我合一。柳子把自己的情感、意念、爱好、憎恶、人格、品德等，较隐蔽地注入景物之中，看似句句写景，实则字字关情，情与景水乳交融，如《石渠记》、《石涧记》等。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形而上学导言》中说：“……这是一种理智的交流，这种交流使自己置身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 这样，柳子便在《九记》山水间塑造了一个“自我”形象；反之，柳子的“自我”表现也便成了《九记》山水的灵魂。可以说，《九记》景致在柳子“意”的投照下已不是客观的物境，而是融入了柳子的经历、心态和眼光而创造出的独特意境。如西山，本来是一座不高、不奇也不险的山，但《始得西山宴游记》把它“写意”为翘首天外、高峻无比而“一览众山小”；这种写意“变形”正好与作者的傲骨铮铮、特立独行相应，从而实现了柳子审美的人格对象化过程，达成了更高美学层面的“写意”真实。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自然美只是为其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柳子在山水中照见了“自我”，反过来又把“自我”融入山水，于是“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达成了一种物我两忘的“大化”境界。这样，与其说西山是自然景物，不如说是作者心灵的物化；与其说西山奇特、挺拔、雄伟，不如说是柳子孤傲、正直、伟岸的一个巨大载体：仕途失意的痛苦、壮志难酬的悲愤、亲友分离的孤寂等，致使西山成为第二形态的自然，即“写意”化的自然。于是，《九记》山水因柳子而有了生命和灵气，有了悲愤的品格与崇高的精神，这大概是《九记》令人陶醉与神往的又一真谛所在吧。

总之，“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柳子继承了“楚辞”的一些基本写法，还将它们与诸子寓言方式结合起来：他不专事于“铺采”，而把文采紧密地为“体物写志”服务。《九记》中“体物”，不单描摹物态，而主要通过物态来表现思想（即“意”）；而《九记》中“写志”，则不单抒发积悃，主要是通过寄予来表现“自我”。

 

    如上所述，柳子“自我”表现是《九记》山水的灵魂。在《九记》山水中，几乎是无处不闪耀、游动着柳子的身影。柳子在政治失意后，作为贬臣，有屈难申，有冤莫辩，积怨深重，无处宣泄；逆转的命运使他转而投身山水，以不幸者的心态和目光审视永州的山山水水，他怀才不遇、坎坷遭遇和不屈性格与偏僻秀美而无人赏识的永州山水终于找到了契合点。于是，他把自己融入山水之中，并从山光水色中照见了自己的身世遭遇，一种“知音”感便油然而生。就拿柳子自称“愚者”来说吧，他在《愚溪诗序》中把住所旁边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分别更名为“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并逐一题诗歌咏，创作了《八愚诗》，均是含沙影射，借以自嘲。这种自嘲，在《九记》之中其实也是一以贯之的：钴鉧潭西小丘“货而不售”，柳子“怜而售之”，这是“愚”举（类似的还有《钴鉧潭记》）；在《小石城山记》中，他人见怪不怪的小石城山，他却惜之“列是夷狄”，并大发宏论：“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矣。及是，愈以为诚有……”，这又是“愚”论（类似的还有《始得西山宴游记》）；“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遂为石渠作记，这又是“愚”记（类似的还有《袁家渴记》等）。而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柳子先是与“皆若空游无所依”的潭鱼其乐融融，后又“以其境过清”，“乃记之而去”，前后矛盾，判若两人。柳子自问戚戚然之无用，而姑为浩浩以排遣，这种痛苦和矛盾的心境是他在永州时期的真心实情，其中委婉地表达了作者的难言之隐与无奈之情。可见，《九记》山水成了他情感的载体、物化的心灵和审视自我的镜子，柳子的“自我”表现千言万语凝炼成一个写照——“愚”。于是“以文墨自慰”（《愚溪诗序》），有意将“愚”的形象性和哲理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写西山就极力突出西山之“不与培蝼为类”，写钴鉧潭就抨击官租私券对农民的压榨，写小丘岩石争奇献技就在“弃”字上做文章，他为小石城山“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而感慨连连……柳子寄“愚”于山水游记，读之，犹如夜半古刹钟声叩问苍天，又如午夜梦境萦回天际的希冀或绝望，给人以既深远而又极真切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讲，“愚”也是柳子精神的代名词，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柳子“自恋”的体现。其实，“愚”的思想内涵很丰厚，“愚”非真愚也，从正面看它包含了坚持理想和讽喻时弊两方面的意蕴。“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此情此境，柳子完全解脱了现实社会的桎梏，精神超越了影像时间，情思回归生命本源而变得浩如烟海。在这里，柳子已与西山融为一体，赞美西山即赞美自己。“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潭中的鱼儿与“我”的意趣绾结在一起，人即是鱼，鱼即是人，荣辱两忘，物我同春，从而达成了“自恋”的高境界。总之，在柳子的审美视阀中，湘江、愚溪清滢和潋滟的波光，折射出的正是他源源不断的这种执着“愚性”。而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记西小丘记》、《石渠记》等篇记中，柳子不仅是自然美的观赏者和入“画”者，而且是自然美的缔造者和保护者。经修缮后的《九记》山水，深深打上了柳子的精神烙印，达到了臻于完美的理想境界，这是柳子聊以自慰理想“自我”的另一方式，是柳子“自恋”更高表现形态。可见，经历政治与人生挫折之后，柳子懂得了谨慎和韬晦，“愚”其实已成了他愤世嫉俗的面纱，实际上是他对保守派的反唇相讥，是他长歌当哭的一种斗争策略；是他对政敌永不言败的戏弄，是他在打击、羞辱面前不屈不挠、傲然挺立和独钓寒江人格的一种坚守。于是，从“愚”生发开去，将“愚者”的失常态与智者的超常态有机地结合起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创造了一种大智若愚、超凡脱俗的“自恋”意境。一句话，“愚”是柳子对“自我”顽强“自恋”的集中体现。

总之，柳子的自嘲与自恋全系于一“愚”字。柳子写作《九记》，赋予山水与他相同的境遇和命运，从而也就让山水具备了与他相同的情感。柳子寻山水、游山水、惜山水、与山水成为知音的过程，其实就是他对“自我”在自嘲与自恋之间徘徊的心路历程。可见，情感同样可以是山水游记文学的生命，柳子正是以此让游记脱离了应用文体，成为写人生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在古诗文中，常以松竹梅兰荷菊自况者居多，而以山丘石潭寄情者则少。柳子贬永十年，其抑郁、沉痛、孤寂、悲愤之情常萦心际，无以排遣，他似乎已经无意选择青松翠竹、黄菊红梅等优雅的风物，只要笔端所及山水景物即便点化寄寓。就拿《袁家渴记》来说吧，小山上那美石青树、芳草绿水、兰芷花卉，无不饱醮着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情；而小溪的忽隐忽现，那潭渚间厕的曲折，那“舟行若穷”的疑惑和“忽又无际”的开阔，无不与柳子贬永之后复杂情感的蠕动相表里；给读者以人生沧桑的启迪和颖悟。又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以石之奇衬己之不屈，丘中埋石，而石“突怒偃骞，负土而出，争为奇状。”于是即景会心，挥毫寄志，深沉藏于行间，妙趣生于自然，是写石亦是写己，制造了独特的美学境界……所有这一切，其实都表现了柳子的儒家立身处世之道。“刚以柔通”（《佩韦赋》），柳子立刚柔观以立身；“方其中，圆其外”（《与扬诲之书》），而方圆说则以行世。柳子为文则“文以明道”、“道内文外”，这里的“道”便是儒家思想的发展——“辅时及物”之道。贬永十年期间，他深读古代典籍，深思现实问题，走访民间，遨游山水，体验生活，赋诗作文。所谓出以行道，处以独善其身。在《九记》中体现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如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利安元元”的治国理想不灭，在《钴鉧潭记》、《游黄溪记》等篇记中对“三农”问题的慨叹与关切，这些心系“民生”的情怀便是对儒家经典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更为可贵的是，柳子在《九记》中，借永州山水塑造了一个“穷且益坚”、风骨铮铮和心忧天下的“自我”形象，使他的儒家精魂千百年来与永州山水同在。中国柳宗元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松柏先生在《柳宗元的人生道路对于中国士人的象征意义》一文中写道：柳宗元以深厚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底，他的身上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士人的整体风范。而笔者则认为，柳子用自己短暂、曲折和坎坷的一生经历证明了他是中国士大夫的优秀代表，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一名正直的、进取的、典型的儒士。

 

“中国文学从唐宋以来，无不沾上禅味，所以才能开创唐宋文学特有芬芳气息，与隽永无穷的韵味。”柳子历经的四朝皇帝都崇佛，于是朝野上行下效，全国到处寺庙林立，佛徒众多，愈演愈烈。柳家几代信佛，受家庭熏陶，柳子自幼即信佛，永贞革新失败后，被朝廷再贬到永州，感到前途渺茫而心情苦闷，为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与解脱，研习佛禅便成了他的精神慰藉之一。“汲进漱寒齿，清心指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一诗便再现了他晨读佛经的情景，柳子贬永的前几年就流寓寺庙，与僧侣交往甚深。佛教从汉魏传入中国后，经过几百年与本土文化的磨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唐朝的永州虽是蛮荒之地，却是禅宗的中心地带。据柳子《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记载：“余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学，于零陵予独有得焉。”由于受到唐朝统治者“三教调和”的影响，柳子提出了“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以佐世的主张。这样，佛禅成了柳子毕生的一种精神追求，自然也就会对柳子的《九记》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柳子将禅意投射其上，使景物蒙上了一层空濛悠远的面纱色彩，赋予《九记》景物一种宗教特有的神秘肃穆感。《九记》大多极力营造幽静清冷的境界，如西山、小石潭、钴鉧潭、小石城山等记无不如此。依照佛理，“静”能“明心见性”，给人以灵魂的安闲，让人思想深远、精神超脱和本性清静，这样，小石潭、钴鉧潭等便成就为艺术之潭、哲理之潭、宗教之潭和心灵之潭；由静入禅，持戒守中，修定禅定，达到了“万籁不在耳，寂寥心境清”的境界，因而柳子笔下的西山、小石城山等便成了作者的意念之山、精神之山、人格之山和生命之山。可见，《九记》是诗情美与禅意美的高度统一。二是运用佛禅之“顿悟”，提升了《九记》的思想艺术境界。《九记》常在描述景物后“顿悟”，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和“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的顿悟，系画龙点睛之妙笔；此外《钴鉧潭西小丘记》和《小石城山记》都通过“顿悟”，把眼前风物引向社会生活，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山水游记的表现领域，而其中“利安元元”的社会理想与佛禅丛林制度的追求旨向，可谓是殊途同归。《九记》中的“顿悟”，言简而意赅，言近而旨远，灵慧而深厚，赋予了《九记》空灵深弘的美学意韵。

总之，《九记》的艺术风格于清丽中见峭拔，于简洁中见深沉，于淡雅中见富蕴。这主要源自于它们蕴涵了幽邈的禅意，具有深邃的哲理思辨与人生感悟，是天人合一境界的写照。

 

 

关于柳子与《九记》等山水文学的关系，明代的茅坤作了精到的论述：“五岭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子厚与山川适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岩穴之奇，岩穴之怪与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柳柳州文钞》卷七）这种情况反映在《九记》境的营造上，就是绘境与造境的统一。

林纾在《古文辞类纂》中说：（柳子的）“写景之文，即王维之以画入诗，亦不能肖……直体物到了极神化处。”诚然，柳子作文如绘画，大大提升了《九记》的艺术境界；《九记》以画为文，其中的“画”境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画面优美。《九记》描山绘水笔法洗炼，所写景物都是经过精心剪裁的，如林纾先生认为《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便是经过精心取材而绘就的一幅山水画卷：画面的中间是一池清凉透澈的溪水，潭中有游鱼，潭面点缀着各种石头；潭四周则竹树环合，宛如画屏，更衬托出画面的静谧与空灵。再如《石渠记》中的“石渠风光图”，恬静的民桥，幽然的渠水，繁茂的昌蒲，飘浮的鲦鱼，摇曳的花木，如韵的微风以及纡缓的流水，无不赏心悦目、和谐撩人。“石涧风景图”（《石涧记》）格调则清新、秀丽、浓郁而厚重，无论是“亘石为底”的涧底，“流若织文”的水流，或者是作者“揭跣而往”的举动；无论是声出“床下”的“交络之流”，或者是“均荫其上”的龙鳞之石和“翠羽之木”，都令人流连驻足、过目难忘。苏轼称柳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由此看来，《九记》也是如此。2、分层布局。“柳宗元的杂记，尤其是山水游记，则可称为散体的赋，即无韵的赋。”《九记》吸取了赋体的状物手法：如《袁家渴记》的描述由上、而旁、而下，由树而草，有条不紊；而《小石城山记》先写山上之形态，再写其旁之堡坞，最后写山上的景色，也是层次分明；等等。如果我们对《九记》山水做总体考证就会发现：前四记和《小石城山记》，以愚溪为纽带，串联成一个整体；而后四记则承前继后，散落在潇水之滨；随着愚溪汇入潇水，它们便造就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画境。非常符合我国传统山水画的审美风范。难怪清代汪基叹道：柳子“摹写情景入化，画家所不能到”（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总之，《九记》绘就了古代山水游记中独具一帜的景观佳境，不愧为我国古代山水文学中永葆魅力的天之骄子。

 

这里的所谓造境，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指经过人工美化使山水之景更符合人的意志和审美的需要。如《钴鉧潭记》中“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潨然”，通过人工“造境”，钴鉧潭便风姿曼妙、形神俱佳了。《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小丘，经过“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使得“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并从中显示出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还有，《石渠记》中的“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经过除恶显美，石渠更美好更靓丽了。二是情景相合生成意境。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说：“（柳子的山水游记）其实多有诗意，尤其主要的，则能把自己投入到作品中，是他第一次创造出了散文的意境。”所谓以情写景，景更动人，柳子借自然美景，倾注个人怀才不遇、不屈不挠或孤独幽僻等深情，创造出一个个奇峭幽冷的意境。明代茅坤以“借石之瑰玮，以壮胸中之气”评说《小石城山记》，《钴鉧潭西小丘记》以山石的奇峭寄寓郁勃愤慨的感情……真可谓“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二者融合无间，使《九记》成为一组内涵深达、情感厚富的心灵交响乐。三是指运用比喻、拟人、对比、衬托、象征等描述手法达成生动形象。如“斗折蛇行”的水流（《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流若织文”的水流（《石涧记》）；水流声“如鸣佩环”（《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水流声“响若操琴”（《石涧记》）；写石头“若牛马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钴鉧潭西小丘记》）；写游鱼“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鸟兽“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等。贴切的比喻、传神的比拟、鲜明的对比、精妙的衬托和精湛的象征，同样如一幅幅画卷般在《九记》中呈现。林纾在《古文喈凤新编》中说：“虽合荆、关、董、巨（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四大唐末宋初著名画家），不能描而肖也。”总之，《九记》有巧夺天工的改造、鲜明生动的意境和灵活的点染勾勒，比绘画更能入心入境，它是柳子将绘境与造境有机统一的结晶。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是柳子美学思想的灵魂。柳子在《九记》创作中，既把自己与万化冥合，使忧郁有形之“我”融化在山水自然间，又把山水自然美当作精神之“我”，去抒发胸中郁结的愤懑。山水之间凸显的“人”字，应包作者的经历、学识、个性和修养等，即作者的整体意识。在“人”对自然风光的发现、唤醒和照亮下，审美体验是一种沟通，也是一种创造。“志适不期贵，道存岂偷生。追游疑所爱，且复舒吾情。”（《游石角过小桥至长乌村》）从美学心理学角度来看，柳子因革新失败贬永而遭到的理想、意志与情感挫折，在情、景、意、境“四合一”的过程中，得以寄寓和升华，从而将《九记》塑造成一种“物我合一”的山水造型。作者把自己从山水自然美中融化进去，又从山水自然美中神化出来，从而完成了柳子《九记》独特艺术风格的辩证塑造过程，《九记》遂成千古绝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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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松柏,蔡自新.柳宗元与永州山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5]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2

 

 

蒋新红（1970—），湖南永州人，副教授，硕士，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教研室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和教学论、写作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