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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无奈之举
 
柳宗元研究:第九期  加入时间:2008/3/14 8:19:00  admin  点击:2500
 
柳宗元的无奈之举
  赵新国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永州425100
 
摘要】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一再向永贞革新的反对派们投递书信,企求能重新得到朝廷起用。这一无奈之举都源自他被贬永州后的生活状况和光耀柳氏家族及“利安元元”的思想。
关键词】 柳宗元;    诗书求援;    无奈之举
永贞元年(805),柳宗元和其他一批参与革新的同僚,一个个被贬到边远荒蛮之地。柳宗元初贬邵州,还只算是被斥出朝。因为邵州虽僻远,但刺史仍是正四品下的大员,表面看来,比正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的官品还高。无奈“惟大罪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惩咎赋》),他陪同年届67岁的老母一行还没有渡过长江,又接到了加贬永州的诏命,成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闲官,这对柳宗元无疑是一个更加沉重的打击。他被贬永州,名为官吏,实则囚徒。他曾写过《囚山赋》一文,将永州的山看作囚禁自己的牢墙,真实地反映了他的生活感受。柳宗元是著名世家大族的后裔,对家族昔日的显赫十分向往,他经常自豪地回忆先祖的德风、功业、地位及荣耀,一心想光耀祖宗门第的他,虽然被贬“南荒”,却始终没有忘记有朝一日能重返朝廷为官。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生活也颇为窘迫。为政治出路计,为生活计,不得已,只好向当朝大官僚投献诗文以求提携。他不但给京兆尹许孟容写信,陈述苦衷,表示希望再受朝廷重用,而且还给保守派大臣李吉甫、勾结宦官镇压永贞革新的藩帅严绶、永贞革新的政敌武元衡、迫害柳宗元岳父杨凭的主谋者李夷简等各路节度使投书献文,足见其“病急乱投医”的苦衷。在永州期间,柳宗元向他们一个个写信求援,言辞多褒扬,意向颇明晰:“鹗立朝端,风引天下,人统邦宪,出分主忧,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内奔走之士,思欲修容于辕门之外,蹑履于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昆阆,不可得而进也。”(《谢襄阳李夷简尚书著启》),因而,柳宗元也“愿为厮役,以报恩遇”;“阁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报,则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经邦,则百货殖、万物成;用之文教,则经术兴行;用之武事,则暴乱翦灭”(《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委曲抚问文启》;“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与大阨,穷踬陨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诸如此类的陈词,目的是希望他们冰释前嫌,“以一言而扬举之”(《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文启》),表达了他“敢希大贤,曲见存念”(《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独有望于阁下”(《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的心意,希望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
    从柳宗元的个性与操守看,这不像是柳宗元的所为,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做了这样的事。
一、被贬永州后的生活状况迫使他不得不作出这种选择
柳宗元来到永州,没有官舍,只好寄居在潇水东岸的一座古寺庙龙兴寺里。唐代的永州是相当荒僻的地方。但就是这远离中原腹心地带的“南荒”,也受到时代动乱的深刻影响。“安史之乱”以后,由于藩政割据,不少地方不输赋税,湖南也成为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永州土地贫瘠而稀少,穷山恶水,农民在陂陀不平的山地耕种着小块田地,“欣下颓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囚山赋》),老百姓只有不惜性命捉毒蛇以抵赋税,“贸财以缓祸”(《钴鉧潭记》)。“黄叶复溪桥,荒村唯古木”,面对当时永州农村破产的现实情形,他常发出“哀斯民之增劳”、“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哀叹。白居易贬官江州,“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白居易·《琵琶行》),只是没有了在京城的那种享受;可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所见是满目荒凉,本人又居无安室,食无美味,水土不服,年迈老母又病逝,怎不令他思想回到他生活惯了的都城长安?“饰志求进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与萧翰林俛书》)
作为谪吏的柳宗元,没有了官场的应酬,闷即出游,有时信步走去,已不知来时之路,只好在老百姓家里过一夜。艰苦动荡的生活,加上精神上所承受的打击和压力,柳宗元的身心健康急剧恶化,三十多岁的他来永州仅过了三四年,就已经“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神志荒耗,前后遗忘”(《与许京兆孟容书》),甚至连读书作文都有困难。作为常人,也难免做一些与自己意愿相违背的事情,更何况一个满心抱负,一心想光耀柳氏门庭,却囚于永州,无法实现自己的“美志”的文人柳宗元?试问:在当时,他不向武元衡、李夷简等人求援又向谁求?
二、光宗耀祖的思想观念驱使他必须作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选择
柳宗元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祖籍唐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镇),古代这里属河东郡。柳氏是河东的一个大家族,柳宗元是真正的门阀贵族出身。他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五世祖柳楷的兄弟柳亨,隋末附李密,密败归唐,累授驾部郎中,娶高祖李渊的外孙女为妻,受到爱重,三迁至左卫中郎将,封寿陵县男,后拜太常卿,检校歧州刺史;太宗李世民曾曰:“与卿旧亲,情素兼宿”(《日唐书•柳亨传》)。柳楷的另一兄弟柳则之子柳,贞观中为中书舍人、高宗朝宰相,其外甥女王氏为皇后。唐初柳氏是权贵兼外戚,在朝廷上下势力显赫,高宗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后来,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导致柳氏家族由“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赵璘:《因话录》卷一)的显贵世家沦落到五、六代以来“无为朝士者”(《与杨京兆书》)的衰败不振的地位。此后,柳宗元祖上仍然历代仕宦,曾祖父柳从裕做过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县)县令;祖父柳察躬做过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县令;父亲柳镇也是长期任职府县,最高做到殿中御史。柳氏家族的衰败使柳宗元对严酷的政治环境产生痛切之感,对柳氏家族往昔的荣耀带有一些显得虚幻的自豪感。可如今身囚永州,无职无权,闲人一个,与平民百姓何异?何年才能走出这“囚山”?何日才能重回朝廷,累官而不失将相之位?何时才能光耀祖宗门第,重显昔日柳氏家族的辉煌?这些应该是柳宗元来到永州后一直思考想解决的问题。当时掌管朝廷大权的大多是永贞革新时的反对派,向李夷简等一帮人一再写书求援,期望能得到重新起用,实现自己的宏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卓励风发”的革新斗士精神,肃整朝仪,励精图治,“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促使他应该作出这种选择
“安史之乱”后的连续动乱与衰败,朝廷上下也曾有振作和改革。经济上的改革,像改良漕运、改进盐法、平抑物价,施行“两税法”等,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扩充了财源;政治上的改革,如压抑强藩、改革行政弊端,加强中央集权,树立朝廷的权威等,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日趋尖锐的矛盾……这一切,无不激励着一个欲经世济国,为朝廷建功立业、“利安元元为务”的文人志士。此时的柳宗元,积极求举与入仕,逐渐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积极参与革新政治,与守旧势力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斗争。在朝为官时,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并作为骨干分子起了重要作用,满以为从此能飞黄腾达,哪曾想改革失败,被贬荒蛮之地。遭贬后目睹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和朝政的腐败,更坚定了他官复原职、为朝廷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美志”的思想。“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受屈原影响,柳宗元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生孜孜以求实现“美志”——国家富强、人民安宁。柳宗元重视“生人”,主张轻徭薄赋,使民以时,重本轻末,守土安民。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通达变时。他在永州写的《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直接表达了“为生人义主,以仁兴武”的政治理想,而《送薛存义之任序》则提出“官为民役”、“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宋代的苏东坡一再遭贬,曾萌 “我欲乘风归去”之念,“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颇有些超脱,然而苏大学士终于悟出不做官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无法造福一方的道理。他一次次放弃了归隐的念头,希望官复原职,目的是想造福一方。从柳宗元“利安元元”的民本思想中,我们同样可以这么说,要想改变当时的吏治,要想改变当时广大老百姓的现状,只有手中掌握权力,才能实现,他到柳州后所作所为足以说明这一切。所以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尊严,向李夷简、严绶等人一再写书求援,其个中三味,谁又省得?
只可惜,“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入黄溪闻猿》)柳宗元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如愿以偿。到头来,不仅没能重回朝廷,官复原职,实现自己的“美志”,又捧一纸诏书,再适柳州任职。悲哉!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