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柳宗元寓言中的伦理道德思想

何首锋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永州425100

我国很早就产生了寓言，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有了像《鸱鸮》那样的寓言诗，但当时寓言流传和运用还不普遍。到先秦时期，寓言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发现寓言这种文学形式被普遍运用，如《吕氏春秋》、《战国策》、《孟子》、《庄子》、《韩非子》、《列子》等作品中就有许多脍炙人口，含义深远的寓言故事，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邯郸学步，守株待兔等。但这一时期的寓言只是作为一种说理论事的辅助手段，只是一个寓言片断，很少以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

柳宗元的寓言，在我国寓言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柳宗元不仅继承了先秦以来寓言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借鉴了佛教寓言以及六朝杂文和小说的某些写作技巧，创造性地把寓言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完美的、更富有文学意味和斗争精神的文体，使之彻底摆脱了对其它文体的依附地位而独具特色，为中国古代寓言成为一种完全独立文体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柳宗元创作的寓言大多都被赋予了时代特色，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内涵。概括起来，柳宗元的寓言所体现出来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逐渐走向衰落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由此不可避免地使当时的社会风气逐渐恶化。当时的王公贵族，依仗自己出身高贵，地位特殊，加之父母或主子的过分宠信，养成了目空一切、骄横放肆的恶劣习性。如当时的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子张愔就是骄横跋扈的典型代表，张愔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最后竟阴谋叛乱。这种现象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百姓深恶痛绝。正如白居易在其诗中所说的：“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是岁江南早，衢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长期的贬谪生活，使柳宗元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和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有了更加深入的观察。但由于身为“僇人”，不便直说，于是柳宗元选择了寓言这种比较隐晦的文学形式来讽刺时弊，痛斥封建官僚及豪强骄横残暴、专横跋扈的恶劣品性，颂扬朴实勤劳、正直无私的优良品质。

《设渔者对智伯》就是这类寓言的代表作之一。柳宗元借“大鲸”这一形象，十分辛辣地讽刺了骄横残暴的军阀，揭露了封建社会军阀及豪强骄横残暴、专横跋扈、残害百姓的可耻行为，控诉了穷兵黩武的封建军阀的罪行，并预示着封建社会军阀及豪强的可耻下场。

智伯，名瑶，是中国春秋末期的真实人物，晋国六家世卿之一，是六家中最强的一家。他的可悲之处就是存在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左传》中对智伯的性格缺陷概括得最为精当中肯，谓 “知(智)伯贪而愎”。贪，即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就是指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正是这两个致命缺点，断送了智氏的基业，并使他身败名裂，最终落得被人“裂而食之”的下场。

那么智伯为什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呢？据史料记载，智伯独擅晋国大权之后，自恃强大，更加不可一世。他曾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魏桓子的家臣段规。有人进谏，说这样做恐怕招来祸患。智伯却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宗的命脉就操纵在他的手里，别人对他是无可奈何，过高地估计自己，而低估了赵、韩、魏三家的力量。在这种狂妄心理作用下，智伯的贪相暴露无遗。一方面他为自己广建宫室，还向别人吹嘘说：“室美夫!”一方面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韩、魏两家顾虑智氏的强盛，不愿公开与他作对，各将一个万户之邑献给智伯。智伯接着向赵氏索要蔡、皋狼之地，赵氏不从，智伯便大兴问罪之师，并率领韩、魏二氏，攻伐赵氏，意欲剪灭之而占有其地。赵襄子(毋恤)看到形势不利，退保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智伯率三家兵围攻晋阳，围城一年有余未能攻克，并引晋水灌晋阳。致使晋阳城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人们只好“悬釜而炊”；没有粮食，竟然出现“易子而食”的现象。眼看晋阳城就要被攻下，赵氏指日可灭。而就在此时，魏桓子、韩康子却暗中合谋反戈一击。部下郄疵发现其蛛丝马迹后，便劝谏智伯，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反而将郄疵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正在这时，赵襄子派张孟谈出城与魏、韩联络，相约里应外合，共灭智氏。智伯正沉浸在胜券在握的梦幻之中时，魏、韩两家动手杀掉了智氏守护河堤的军兵，大水反灌智伯军，智军乱作一团。赵襄子率军出城正面攻击，魏、韩两军侧翼夹击，智伯的军队大败，智氏全族被诛灭，愤恨不已的赵襄子将智伯的头颅漆为饮器。

智伯在很短时间内使智氏盛极一时，超过根基深厚的韩、赵、魏三家，确乎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才干，司马光曾评论他是“才有余而德不足”。由于智伯“贪而愎”，贪婪成性，盲目自信，刚愎自用，急于求功，不能审时度势，最后必然是功亏一篑，自得其咎。

柳宗元在他创作的诸多寓言中既为我们刻画了骄横残暴、专横跋扈、贪得无厌的反面形象，同时，也塑造了朴实勤劳、正直无私的正面形象。如《牛赋》与《瓶赋》等。《牛赋》这篇作品先从牛的魁伟形象写起，接着写它朴实、勤劳、正直、无私的品格。赞扬牛“富穷饱饥”，能解救穷苦人的饥困；又“利满天下”，为天下人谋福利，以至于死后皮角都可以为人所利用；虽然它辛勤劳苦，自奉却甚薄。接着，柳宗元将牛的这种崇高品格与赢驴的不劳而食、投机钻营、无益于世而又飞扬跋扈的恶劣品性作对比，提出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人生观和政治理想。在牛的形象上，体现出“厚人之生”，“利安民民”的民本思想。而最后“命有好丑”的宽解之词，既是对如赢驴一样的人的讽刺，也表白了自己虽有治国之才却“非若能力”而抱恨终身的凄惨心态。

《瓶赋》是针对西汉杨雄的《酒箴》而创作的咏物名篇。扬雄认为鸱夷盛酒而陶瓶藏水。何谓鸱夷？鸱夷是出入两宫，被尊称为国器的一种酒具，故杨雄得出结论说陶瓶不如鸱夷。而瓶“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常近危”。意思是水瓶放在井沿上，稍一动便会坠入深渊。杨雄用的是一种讽刺意味的反语，意在讽刺世人的昏聩，讽刺西汉末期腐朽的政治与污浊的官场。《酒箴》与《瓶赋》两相比较，看起来褒贬不一，似乎是柳宗元翻了《酒箴》的案，实际上表达的是与杨雄同样的主旨。柳宗元在文中指出，鸱夷使人“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几众亡国，流连不归”。而陶瓶“清白可鉴”，“利泽广大”，“功成事遂，复于土泥”。柳宗元是以鸱夷比喻那些藏奸纳伪、制造昏乱的宵小之徒；用陶瓶比喻清白正直、舍已利人之士。他极力赞扬瓶之美德，表现了作者甘于淡迫和终不营私肥己的志愿，后几句言瓶甘愿身破“归根反初”，不愿巧伪邪曲，“徼觊一时”，表现了柳子不混同于世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生观。

柳宗元《牛赋》、《瓶赋》两文，旨在体物写志，表达自己的人格与情操，颂扬劳动人民朴实勤劳、正直无私的优良品质，同时通过对“鸱夷”、“赢驴”形象的刻画，痛斥封建官僚及豪强骄横残暴、专横跋扈的卑劣品性。

 

“安史之乱”前后历时近八年，社会经济遭到了大破坏，政治腐败，奸贼当道，贤臣遭殃，各节度使之间以及他们与朝庭大臣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勾心斗角，不可一世。“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踰于汉成哀之间。”（《通典》卷二《田制下》）社会风气日益低下，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加深。

柳宗元目睹这些现象，既气愤又耽心，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有所反映，贬为永州司马后所著的散文中，他用那犀利的笔锋，讥讽社会不良现象。更值得人们欣赏的是他的寓言，他把散文创作所擅长的俳谐讽刺的艺术手段，引进、移用到寓言中来，使之重在描绘形象，体物寓言，从而揭露并批判了当时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类的嘴脸与行径。如《骂尸虫文》，作者所骂的尸虫是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潜窥默听”，刻意于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以谗毁中伤、打小报告为职业为能事的尸虫般的人物。柳宗元在《骂尸虫文》中写道：“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 可谓是骂得痛快淋漓。这与孟子在《巷伯》所云如出一辙：“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意思是，“捉住那个坏东西，扔给虎狼去充饥。虎狼不肯吃，把他撵到北方不毛地。北方不肯要，送给老天去发落。”很显然，《骂尸虫文》继承了孟子的写作风格。

《乞巧文》是以反讽为基本特点的作品。“乞巧”是古代民间的一种风俗。传说牛郎和织女每年七月七日晚上在天河鹊桥上见面，两人每年只可一回见面，所以这天两人非常匆忙，无暇顾虑别事。但是地上一般平民，特别妇女，都要趁着织女一年之中只有一次出来的机会，恳求织女赐给她们的巧工，使人去掉笨拙而变得眼明手巧，得心应手地编织缝补。《乞巧文》虽然是阐明“文以明道”主张的骈体散文，但文中也有表明自己志向和情操的内容，因此，亦可将其看作是喻事言志的寓言。在文章的前一部分，柳宗元假托乞巧，以世人之“大巧”与己之“大拙”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对比，正话反说，把自己不愿混同于世，不会投机钻营，即使进退两难，遭受屈辱，也不同流合污的强烈愿望尽情地倾诉出来。而对那些巧夫们，则将他们的投机取巧，善于逢迎，巴结权贵，追名逐利的巧诈之害和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中间部分，写梦中的“青袖朱裳”使者向柳子传达织女星的答复：“凡汝之言，吾所极知……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这是作者用曲笔写的自白。最后部分，写作者的决心，决心抱住自己的“大拙”不放，就是因此而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由此可见，柳宗元的政治理想是何等执着！我们可以明显地了解，柳宗元真正希求的不是“驱去‘拙’”而是“保持‘拙’”，这个“拙”就是区别他和别人的基本因素，别人因为得到“巧”，所以可以与世浮沉，左右逢源；自己因为独有“拙”，所以被贬，与世隔绝。从字面上看，《乞巧文》似乎是柳宗元向织女希求“巧”的祷文，其实是柳宗元决心保持“拙”的言志文章。

 

妒贤忌能，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是中唐时期官场腐败最明显的特征。“父子相袭，亲党交固”，“变易主帅，如同儿戏”（《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狂然而不可遏”（《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附《吴元济传》），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柳宗元对官场妒贤忌能、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的腐败现象极为痛恨，但他身为贬谪之人，不便直抒胸襟，只好用寓言的形式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满情绪，讽刺和鞭挞封建社会社会那些狐假虎威、恃宠而骄，吹牛拍马，胡作非为的藩镇、宦官及其爪牙。《临江之糜》、《永某氏之鼠》就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临江之麋》写小麋鹿倚仗主人的势力，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家犬不仅不敢冒犯它，还在主人的威逼下与之一块儿玩耍、打滚，舔毛、亲昵。家犬虽然很想尝尝鹿肉的鲜味，可是惧怕主人，只能看看它咽咽唾沫；小麋鹿呢，也忘记自己原是鹿类，把狗当成了好朋友。后来，小麋鹿离开主人家，看见路上有不少别人家的狗，想同它们一起玩。这些狗惊奇地瞪着小麋鹿，既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送来美味佳肴，可以饱餐一顿；生气的是，看不惯小麋鹿在主人家狗面前那得意忘形的样子。于是呼啦一声扑上去，你争我夺，把小麋鹿撕得粉碎，只留下肚肠血污，弄得路上乱七八糟的。可小麋鹿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则寓言把小麋鹿描写得生动形象，读之悲哀之情顿生，更为临江人爱鹿拘犬之举而生怨恨之情。很显然，柳宗元是以鹿影射那些无才无德、依势放纵的“奴才们”，讥刺这些人的可耻命运。用临江人暗喻那些宠爱奸臣、排斥异己的封建统治者，告诫人们过于宠爱反而害了别人。

《永某氏之鼠》，写老鼠倚仗永某氏拘管狗而爱自己，认为“饱食而无祸”，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致使“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大白天也敢成群结队地满屋子乱窜，甚至在人的前后无拘无束地走来走去；一到晚上，则到处偷东西吃，啃坏家具，互相争斗打架，吱吱怪叫，逞凶肆虐，弄出各种各样的响声，吵得人无法入睡。几年之后，这家主人迁居他乡，另有别人来住，老鼠仍旧我行我素，照样横行霸道。新主人见老鼠如此猖狂，非常气愤，决心要根除鼠患。他马上借了五六只猫捕捉老鼠，又请人把门板钉上，撤去一些砖瓦，堵塞鼠洞，用水灌，向仆人悬赏，鼓励他们捕捉老鼠。不到一天，打死的老鼠堆积如山，丢在隐蔽的地方，死鼠的恶臭味几个月才渐渐消失。柳宗元用永某氏暗射封建社会那些姑息养奸、助桀为虐的统治者，用恶鼠影射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奴才”、走狗，讽刺辛辣，鞭挞有力。警戒那些“窃时以肆暴”的坏人，胡作非为是没有好下场的。

柳宗元用临江人、永某氏来影射那些助纣为虐的封建统治者，表达了柳宗元对封建统治者妒贤忌能、任人唯亲额的强烈不满的思想感情。除了这两篇之外，柳宗元在其他寓言中，也同样表达了他这种不满心态，如《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等。

《骂尸虫文》对尸虫的丑态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僭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柳宗元假借尸虫阴、狠、毒、造谣诬陷、颠倒是非、残害善良、妒贤忌能的恶劣品行，影射那些心术不正的卑劣小人。“世皆祸之，则为汝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充分表现了柳宗元对这些小人的深恶痛绝，恨不得全部把它们消灭光。然而柳宗元身为贬官，又“不得质之于帝”，“故为文而骂之”。柳宗元深感自己能力有限，只有寄希望于“天帝”：把尸虫彻底消灭：“蓐收震怒，将敕雷霆，击汝丰都，麋烂纵横。”这样，才能“大道显明”，“厚人之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宁。这篇寓言通过对尸虫害人本质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那些反对革新的官僚政客的丑恶嘴脸：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沆瀣一气，相互勾结，为非作歹，攻击、迫害当时坚持改革的人们，扼杀进步的思想和力量。文中把“皇帝”比作“天帝”，暗讥了当朝皇帝宪宗李纯的昏庸无道，治国不力，也体现出了作者所信守的“中正和平”的大中思想。《骂尸虫文》一文是对当时社会中常见的那种擅长搞阴谋、施毒计、造谣言、放暗箭、心黑手毒的投机钻营者的勾画。通过塑造这些典型形象，告诫人们在观察事物、认识问题时，要把握本质，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对“尸虫”一类的人物，要善于识别他们的本来面目，提高警惕，谨防被小人陷害。

《斩曲几文》与《骂尸虫文》的写作主旨一样。柳宗元在文中痛斥曲几“欹形诡状，曲程诈力”，以表达自己赞赏正直、反对诡曲的思想情感，同样给官僚政客们以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在《宥蝮蛇文》中，柳宗元故作旷达之言，以为嫉贤害能，是那些蝮蛇般的小人的本性，自己只有谨防。在文中虽然表示宽恕：“世皆寒心，我独悲尔”，但也表明自己的“与汝异途，不相交争”的态度和发誓绝不与这些小人为伍的坚定立场。

 

柳宗元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贞元、元和时期。这一时期，唐代社会经“安史之乱”十年兵革的摧残，为旧时史学家所称道的“唐代盛世”，已经完全败落。战乱、灾荒、统治阶级残酷的掠夺和压迫，使阶级矛盾显得异常尖锐。一方面，统治阶级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疯狂地敛财，助长好逸恶劳、不劳而获之风盛行；另一方面，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张藉在《猛虎行》所云：“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年年养子在空谷，雌雄上下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中取黄犊。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猛虎横行图，塑造了豪门贵族凶恶残暴的真实艺术形象，其目的是控诉豪门贵族疯狂地敛财，好逸恶劳的罪状。

柳宗元在自己的寓言中，对统治者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恶劣暴行也作了大量的揭露和批判。柳宗元在《愚溪对》中，谓恶溪“生毒厉气”、 “温屯沤泄”、“连舻糜解”，暗喻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社会不良风气所带来的无穷危害；言弱水“散涣而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萎靡垫底”，影射封建官僚精神涣散，治国不力；诉浊泾“掎汩泥淖”、“挠混沙砾”、“浅深险易，昧昧不觌”，控诉场官腐败所带来的严重恶果，揭露仕途的阴险卑劣；斥黑水“幽险若漆”，痛斥黑恶势力的凶险狡诈。柳宗元显然是将恶溪、弱水、浊泾、黑水分别比喻当时社会现实中的各种丑恶势力，并给予有力的抨击。同时也感慨自己虽然“清且美”，虽有治世安民之才，却以“罪人”之名遭受谪逐，对当时的社会上善恶颠倒、智愚不辨的现象表示抗议。面对急流、陷阱、荆棘而“不知怵惕”的“愚”劲，表现了作者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

柳宗元曾在《晋问》中通过对尧帝的赞颂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我们描绘一幅社会生活理想画面：“人用足而不谋”，大意是人们在生活上讲俭朴，不但“给”“用”足，而且好逸恶劳的坏习惯也会消除。体现了柳公的“民利”思想。柳宗元在《牛赋》、《瓶赋》、《愚溪对》等寓言中，对“勤俭持家、乐于奉献”的道德观也作了诠释。如《愚溪对》，他用饱含崇敬之情的笔墨热情歌颂“冉溪”对人的贡献。“愚溪”不愚，“甚清且美”，“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通过冉溪与四水对比，在比较中讽刺时弊，言志述怀；在比较中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柳宗元以“愚溪”自喻，表达了他虽然政治处境困难，但决不与浊流世态同流合污，要在向命运和黑暗现实奋力抗争中保持高洁的品质。

 

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的局面。宦官擅权是中唐时期官场腐败的重要标志。初唐时，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到玄宗时，宦官激增至三千，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把持着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他们有权任免将相，甚至对皇帝亦能生杀废立。各藩镇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势力，培植和起用那些不学无术、凶狠残暴的恶人，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同时启用一些工商杂类、地痞流氓充塞仕途，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或杀或逐，另立新主，“变易主帅，如同儿戏”。另一方面，对那些学业有专长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革新派，则想方设法进行排挤、诬陷，“二王八司马事件”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历时十年之久。柳宗元对宦官不学无术却能得到重用、身居要位的腐败现象极为不满，这可以从他的许多诗文中反映出来，尤其是他的寓言。如《罴说》、《鞭贾》、《黔之驴》等。

《罴说》描写一个毫无实际本领的猎人，自以为“能吹竹为百兽之音”，就能轻易捕获猎物，企图利用“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这种外部条件，就能侥幸躲过猛兽的袭击，但最终还是被罴吃了。其寓意是用来暗喻那些不学无术、靠蒙混吓人过日子的人，讽刺只虚有其表而内无实际本领的人，告诫人们，靠外表虽可蒙混一时，但最终总会被识破，免不了要失败。

《鞭贾》写一个不识货的富家子弟，用五万金的高价买了一根外面涂着蜡并用桅子水染黄的朽竹做成的马鞭，上当受骗而不自知，别人指出真相后依然舍不得把马鞭丢掉，坚持用了三年，结果在关键时刻鞭子折断，人被摔死。在文中，柳宗元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马鞭的内在本质：“内则空空然，其理若粪壤，无所整者。”用“空空之内，粪壤之理”隐喻腐朽官僚的无才无德。告诫人们“当其分则善”，要善于识别真假。很明显，这则寓言是借诈骗于市的奸商喻腐朽奸诈而猎取高位的官僚，借不识货的富家子弟喻用人不当的朝廷；以鞭贾设喻，讽刺那些虚有其表、实无才学的身居要位的人。

《黔之驴》是这类寓言描写得最为成功的名篇，后来被演化为成语“黔驴之技”，“黔驴技穷”。《黔之驴》的大概意思是：驴子以自己庞大的身躯、吼叫声和脚踢来吓唬贵州的小老虎。贵州小老虎乍见庞然大物，不知驴子的底细，心里发怵，有所疑惧，不敢轻易进攻它。但并没有走远，而是“蔽林间窥之”，偷看驴子的动静，见驴子没什么可怕的，于是，“稍出，近之”，十分谨慎地靠近驴子。但还是被驴子发现了，“鸣之”，吓得老虎拔腿就跑，跑了一阵子，发现后面没什么动静，老虎又踱了回来。接连几次试探，老虎逐渐发觉这头怪物除了叫声吓人之外，并没有多大本事。于是老虎越靠越近，试着用脚爪去挑逗驴子，用身子去撞它，用头去顶它。驴子恼羞成怒，扬起后脚朝老虎踢去。这一踢可就露了底，老虎暗自高兴：“这怪物，原来只有这点本事！”于是，老虎大吼一声，猛扑上去，咬住驴子的喉管，任凭驴子怎么吼呀踢呀都无济于事，最后老虎吃光了驴子的肉，扬长而去。柳宗元是想通过驴子的可悲下场，告诫人们不要被貌似强大的东西所吓倒，只要通过冷静观察，大胆尝试，深刻认识其本质，最后定能战而胜之。同时也警示那些本事不大的人，不要在别人面前逞能，显露自己，否则必将惹来杀身之祸。柳宗元创作的目的是假借驴来讽刺和嘲笑那些没什么本事喜欢自我吹嘘、自我炫耀的人。

 

唐朝中后时期，统治统治阶级腐朽不堪，“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通典》卷二《田制下》）。以杨国忠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收受的贿赂非常惊人。天宝十一年，仅杨国忠一人所受中外贿赂，积缣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整个官场腐败成风，朝廷已无法控制。一些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贤臣对此义愤填膺，或直谏或上书，更多是撰文批露。柳宗元也撰写了很多这样的文章。其中的寓言《蝜蝂传》、《哀溺文》、《招海贾文》等就是控诉统治者贪得无厌，祸害百姓的名篇。

《蝜蝂传》开头对这种小虫作了细致地描写：见物就取，背负重量超过负荷能力以至不能动弹时还要拼命取物。它不仅贪得无厌，而且极好爬高，最后坠地而死。十分深刻而生动地揭露和讽刺了那些追名逐利、贪得无厌的官僚贵族的丑恶灵魂。接着，柳宗元联系当时的实际，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大意是，如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遇到公私财物就想占为己有。天天想着升官，得到更多的俸禄，从而更加疯狂地贪敛钱财和掠取资源，以致腐化堕落到无法挽救的境地，看到以前由于极力求官贪财而自取灭亡的人也不知接受教训，引以为戒，仍然我行我素，照样贪赃枉法。

在《哀溺文》中，柳宗元塑造了一个爱财如命、视金钱比生命重要的守财奴的艺术形象。他写了一个平时很会游泳的人，在即将被水淹死时，不要命只要钱，终于落得个人财两空的悲惨结果。故事不仅活灵活现地描写这个守财奴负金落水的挣扎动作细节，而且还将他落水后视金钱贵于生命的心理活动也描写得非常细致。柳宗元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辛辣地讽喻那些贪婪成性、要钱不要命、至死不悟的拜金主义者，警告他们醒悟回头，否则将葬身于名利的泥坑之中而不能自拔。在这里，柳宗元以小喻大，耐人寻味地刻画了那些所谓“大氓”贪得无厌、舍命不舍财的丑恶形象。

《招海贾文》中的“垂涎闪舌兮，挥霍旁午”被后人演化为“垂涎欲滴”的成语，意思是馋得连口水都要滴下来了，形容十分贪婪的样子。宋·苏轼在《将之湖州》一诗中也化用了柳宗元这一经典名言：“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

《哀溺文》是对社会上那些极端的爱财、贪财的丑陋现象和扭曲人性的讽刺。文章为我们提示了两种不同人生价值观：要命就得放弃钱，要钱就得放弃生命。前者将生命看作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人生价值观的一般表现，是人性正常的表现；后者选择了钱财而放弃了生命是市侩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是人性扭曲的表现。文中的讽喻之意很明显，善游者非死于水，而死于财，死于愚昧和爱财，故可悲、可叹。在这类寓言中，柳宗元用蝜蝂、永之氓、海贾等艺术形象暗喻那些贪赃枉法的所谓“大氓”，对当时的人性变异和世情愚昧，尤其是对统治者私欲无穷、、贪取无厌的恶劣行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

 

唐肃宗在位（756-762）的五年中，正是“安史之乱”时期（755-762），朝延为平息叛乱，无暇对社会实现有效管理，因此，经济秩序混乱不堪，社会风气日益低下。“安史之乱”平息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良现象，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来愈严重。假货充塞市场，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为了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不讲诚信，造假贩假，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对人民的生命带来不应有的伤害。柳宗元亲眼目睹了这些不良现象，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促使他用笔作武器对这类不良社会现象给予揭露和批驳。《辨伏神文》就是反映这方面的社会现实问题的。

柳宗元《辨伏神文》开头的小序写道：“余病痞且悸，谒医视之。曰：‘惟伏神为宜。’明日，买诸市。烹而饵之，病加甚。召医而尤其故，医求观其滓。曰：‘吁！尽老芋也。彼鬻药者，欺子而获售。子之懵也，反尤于余，不以过乎！’余戍然惭，忾然忧。推是类也以往，则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众矣，又谁辨焉。”意在说明写此赋的缘由，是针对社会上那些卖假药的江湖骗子而发出的感叹。接着写“伏神”的药用功能和作赋的原因，最后抒发是自己的感叹，对“来者”寄予厚望：“物固多伪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祸。”恳切话语中流露的是真情的关爱。从而说明弄虚作假、唯利是图的人，就会像服用假药一样祸国殃民。

讽刺虚假是为了劝谕人们走向真实，作者描绘世俗的假相，是为了增强人们的识别能力。《辨伏神文》对社会上造假、售假以害人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本是毫无药效功用的山芋，却假名以伏神到处兜售。患者购买后不但于病无益，反而加重病情。柳宗元用切身之痛告诫世人，要善于识别真假，否则就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祸害。

柳宗元写寓言的目的在于讽刺时弊，鞭挞丑恶，彰显善良。而对正面人物的颂扬，一般都是用其他文体。如《宋清传》为我们描述的是药商宋清以善于经营、乐善好施而享誉于市的动人故事。文中指出，诚信就会赢得顾客的青睐，获取利益就会长久。他用对比的手法赞扬宋清以诚信为本，积善行德的美德，对那些利欲熏心、不讲商德的市侩习气进行无情鞭挞，对那些见利忘义、趋炎附势的所谓士大夫们进行有力批驳。柳子为宋清立传，并非宣传经商之道，而是为了歌颂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待人诚信、不分高下亲疏的优秀品质和人间真情，揭露“士人”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丑恶面目，表达人们渴望人间真情回归、善行常在、美德永存的强烈愿望。

 

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虽赋不增加，而民愈困矣。”（《新唐书·食货志》）“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能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柳宗元集》第三十二卷《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柳宗元全集》379页，《田家》）。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柳宗元贬于永州后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亲自目睹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心中滋生无穷感慨，于是挥毫撰写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文章，寓言《憎王孙文》、《宥蝮蛇文》、《捕蛇者说》、《骂尸虫文》、《愚溪对》、《鹘说》、《谪龙说》、《牛赋》等真实地批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讽刺鞭挞了唐朝军阀官僚压榨黎庶、祸国殃民的可耻行为。

《憎王孙文》是柳宗元用以影射中唐时社会恶势力的一篇寓言。柳宗元在文章开头旗帜鲜明地指出：猿和王孙猴“德异性，不能相容”。接着他将猿与王孙猴在德、居、食、行、饮、乖离、有难等方面逐一进行对比。在柳宗元的眼中，猿“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乖离，则其鸣哀。有难，则内其柔弱者，不践稼蔬。”是一种富有爱心、知情达理、令人喜爱的动物。而“王孙”则与之相反，“食相噬啮，行无列，饮无序，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践稼，所过狼籍披攘。”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肆虐成性的令人憎恨的坏蛋。柳宗元对“猿”的友爱、互助的性格描写，实际上正是赞美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人物。而对“王孙”的暴戾、贪婪、残忍本性的刻画，则是对当时那些顽固保守的旧官僚们的揭露和鞭笞。接着，柳宗元阐述自己的观点：“善于恶不同乡兮，否泰既兆其盈虚。伊细大之固然兮，乃祸福之攸趋。”；王孙之可恶，不在于它们“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而在于它们“排斗善类兮，哗骇披纷”，并称赞了“仁让孝慈”的猿；最后得出结论：“恶者王孙兮，善者猿。”

通过对猿与王孙这两种动物截然不同的品性和势不两立的特点的对比描写，将王孙的丑恶面目和猿的美好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柳宗元将王孙群比作残酷压榨人民的宦官，把注重“民生”的王叔文集团比作猿群，以爱憎分明的笔墨，热情赞美了王叔文集团力倡革新进步的德行，一方面则无情地揭露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柳宗元还三次质问“山之灵”，为什么让“王孙”如此逍遥自在，实质上是委婉地向李唐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发出的呼吁、责难，这在当时来说，没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没有为正义事业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无法做到的。柳宗元这种优良品质确实是很值得人们学习和赞许的。

《宥蝮蛇文》是别具一格的寓言作品。蝮蛇之毒，柳宗元在《捕蛇者说》和本文序中都作了令人心悸的叙述。这两篇文章着力描写永州所产异蛇之毒，“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其写作宗旨，前者是告诫人们对蝮蛇般的小人要提高警惕，谨防被其伤害；后者是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说明苛政、重赋比猛虎、毒蛇更为凶狠可怕。柳宗元在《宥蝮蛇文》中，对为何“宥毒蛇”的道理，表示其“憎之”之深，最后指出那种虐人害物的丑类遇到樵夫、农户，必将被“余力一挥，应手糜碎”的结局。告诉人们对毒蛇般的坏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而应当反击有力，致其于死地方可罢休，同时也警告这些坏人继续为非作歹绝没有什么好下场。

 

通过阅读柳宗元的寓言，仔细体味其中所蕴含的寓意，深深地为柳宗元寓言那生动而精炼的语言、刻画人物形象的技巧所折服，更为他阐述的伦理道德思想所感染，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示。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战略方针，去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八荣八耻”荣辱观，这对于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温家宝总理曾经对什么是真善美作了十分精辟的诠释：“我们讲‘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我们讲‘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那么，如何使“八荣八耻”教育能够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弘扬真善美，批判抵制假丑恶，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将柳宗元著作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挖掘整理出来。做好了这一工作，必将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曹明纲标点。

2、《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吕慧鹃等著。

3、《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方立天等著

4、《一代宗师柳宗元》，翟满桂著。

5、《试探柳宗元之“古为今用”》，  洪承直著。

6、《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孙昌武著。

7、《中国古代史》  朱绍侯主编

8、《中国史纲要》  翦伯赞著

9、《柳宗元寓言的特色及成就说略》  王一民著

10、《论柳宗元创作中的讽喻形象》  夏卫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