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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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都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由于他们最初都是从政而活跃于历史舞台，最后都以文学成就而流芳千古，而且他们的诗歌成就主要表现在元和时期，所以，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就将他们合称为元和五大诗人（例如：尚永亮著《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这五大诗人的诗歌我都喜欢，由于我是从事柳宗元研究的，而且又是土生土长的永州人，因此对柳宗元的作品更有一种亲近感。

我研究柳宗元，所幸没有像其他研究者一样把自己也变成了柳宗元或者变成了他的附庸，与他同喜同悲或者自我标榜。我与自己的研究对象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便于我从不同方位来认识柳宗元。因此，当绝大多数柳学研究者众口一词将柳宗元神化时，我却清晰地发现了柳宗元一生的种种缺陷。现在的研究者不但称柳宗元为中国古代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甚至还称他为伟大的政治家、书法家、美食家、建筑科学家、园林艺术家等等，总之，凡是柳宗元文章涉及到的领域，柳宗元都是大家。对于这些研究成果，说句不客气的话，我是嗤之以鼻的。

柳宗元短暂的一生是坎坷的，也是杰出的，至少他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文。但是，与他同时期的诗人或者政客们相比，他还是存在诸多不如他人的地方。莫说比别人，就拿他和元和五大诗人中的另外四人来比，柳宗元也有以下四不如：

 

在元和五大诗人中，韩愈年纪是最大的，也是在官场上最为圆滑的。他聪慧锐敏，博闻强记，抱负宏大，自视甚高，恃才傲物而又天真稚纯。韩愈自幼由长嫂抚养成人，备受磨难。19岁起初涉科场就连续碰壁，三次科考都名落孙山。为了取得功名，他曾经四处写文章给达官贵人，“投文干竭”以求进身，图谋钻营个差使干干。这在唐朝算是社会风气，柳宗元也写过《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没什么可多指责的。不过韩愈玩得要比别人过火一些。也因为这种过火，他第四次应考才被取为“进士”，直到29岁时才在藩镇幕府取得一个“校书郎”职位。虽然他屡蹶屡起在朝时间很长，但终其一生，几乎就没有被授予过权高位重的实质性官职，最得意的是授“知制诰”（朝廷笔吏），尔后升任刑部侍郎。却不料因为谏迎佛骨事开罪于唐宪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贬谪潮州，几年以后，才蒙赦得返。

历代很多研究者认为，在元和五大诗人（也有人称“中唐五杰”）中，韩愈是个最圆滑最没有骨气的人。他的圆滑证据之一表现在他穷极无奈之时，居然去侍奉权贵幼子（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即使有辱斯文也在所不惜。证据之二表现在他奔走公卿豪门之间时写了不少拍马屁的文章。韩愈有三篇《上宰相书》，为求官而唇干舌燥，以致招世“急功近利”、“摇尾乞怜”之讥，就连一向谨慎评价前人的司马光在《颜乐亭颂•序》上也说：“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证据之三为了保住官位而不惜卖友求荣。“永贞革新”失败后，宪宗上台，盛怒之下诏令柳、刘等八司马虽遇赦不得量移。此时，韩愈量移江陵，明知自己阳山之贬与王叔文集团无关，为了早日调回京城，他居然写了《永贞行》一诗，将矛头直指王叔文及好友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几乎忘了做人起码的道德。证据之四他在丢官之后，为了谋求新职，曾违心地写信奉承贪官大吏李实。韩愈在《上李尚书书》里说：“未见有赤心事上，爱国如家如阁下者”，还说即便李实是千百年前的古人，自己也仰慕得很，何况就在眼前云云。其实，当时李实任京兆尹，横征暴敛已导致民愤冲天，韩愈却闭眼吹捧，实在令人作呕。证据之五表现在谏迎佛骨受斥之后，上表谢罪，折节求生。多次的挫折，使他变得谨慎而圆滑，向大官僚靠拢，为五斗米折腰，政治上趋于保守。在荣辱进退的考验面前，他远不如后来的苏轼那样气节铮然，超脱旷达。

韩愈不仅在官场上处世圆滑，而且在学术上亦然。他一面在《原道》等文中为儒家争正统，排佛、老不遗余力；但一面又赞和尚“外行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晚年更因崇道教饵药石而丧命。他一面辟杨、墨之学，认为“杨墨行，正道废”，一面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对墨学也没有完全否定。他既吹捧儒家之教，又曾赞扬管仲商鞅的法家之道，给人琢磨不透的感觉。

其实，韩愈骨子里并不坏，也不十分懦弱，甚至还不乏勇敢。比如，他在贞元十九年初为了升官写了阿谀逢迎的《上李尚书书》之后，同年底目睹京城百姓生活惨状又挥戈相向写了《御使台上天旱人饥状》，控告李实亵渎职守欺君害民。短短时间，态度判若两人。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春，韩愈任比部郎中兼史馆修撰，从事《顺宗实录》的编撰工作，因为受到各种干扰，他借《答刘秀才论史书》发了一阵牢骚，大谈古来修史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自己是不肯履行史官的职责的，把修当代史的责任推给年轻人。柳宗元获悉后，于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史称《与韩愈论史官书》，对韩愈圆滑、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实际上，韩愈顶住了来自宦官集团的压力，据实书写了包括宰相陆贄对德宗错误“言令”的批判以及攻击“宫市”、“五坊小儿”在内的很多弥足珍贵的史料，肯定了王叔文执政期间的一些举措。还有，元和十二年（公元818年），他曾以行军司马身份随裴度征讨叛乱。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镇州王庭凑兵发动兵变围神策军将领牛元翼于深州时，韩愈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宣慰”，为国家统一立下了功勋。

相比之下，柳宗元显得固执和迂腐多了，他被贬永州十年，依然不思“悔改”，虽有信求助亲朋旧僚，但用词没有韩愈那样乞怜，所以，韩愈屡蹶屡起而柳宗元一靡不振。

韩、柳同为古文运动领航人，柳宗元行文谨慎万分，精雕细琢；而对韩愈来说，文章就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因此怎么写怎么说，全看目的是什么，所以在原则性上未免就差了点劲。他给人家写墓志就是这种套路。韩愈文名日盛，不少有钱人来找他给先人写墓志。韩愈写墓志的稿费很高，但因为是收费项目，怎么写就完全得听客户的了，吹牛拍马理所当然。这类似今天的软性广告，看着像客观事实，实际上是收了钱的包装精美点的胡说八道。

根据韩愈自己的账本，他有一次写一篇墓志收费是“绢五百匹”，以行情换算，相当于400贯钱，而韩愈一个月的薪水只有25贯。韩愈一辈子中写了大量墓志，简直是一个墓志行当的专业广告公司，做官倒像是副业。所以，韩愈虽然几次被贬出京城，但是生活上毫无障碍，而柳宗元不会捞文字外快，到死连子女都要亲友抚养。

在元和五大诗人中，柳宗元是最孤独的，他的社交范围十分有限，而且知己也没有几个。在他所有的朋友中，最讲义气的大约要数刘禹锡了。刘禹锡的身世与柳宗元极为相似，童年时代曾受到著名诗僧皎然与灵澈的指点，贞元九年（793年），与柳宗元一并进士及第，从此，两人因同道而相识，由相识而相知，由相知而成莫逆之交。

因为元和十年第二次被贬谪时，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考虑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加上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前，料想难以完成书稿的整理任务，于是，写下遗嘱，要仆人在他死后将书稿交与刘禹锡，并于信中说：“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当刘禹锡收到柳宗元病故的噩耗时，泣不成声，悲痛至极，一边立即派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一边含泪给韩愈写信，希望能为好兄弟柳宗元撰写墓志铭。然后，自己又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并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从而以告慰黄泉之下的柳宗元的灵魂。所以后来的许多柳学研究者称柳、刘为铁杆兄弟。

然而，拿这对铁杆兄弟来对比，我就发现刘禹锡远比柳宗元潇洒。

柳宗元被贬十四年就病死在任所，除了水土不服导致身体衰败，还有意志上的原因，那就是他没有刘禹锡那么豁达和坚强。比柳宗元大一岁的刘禹锡不仅心胸比较开阔，遇事能想得开，而且求异心理很强，干什么都想与众不同，不肯人云亦云，更有一股不服气的倔劲儿。他一生被贬二十三年，历经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职，所遭受的折磨比柳宗元多出数倍，但是他都坦然置之，表现了一个男子汉立场坚定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比如，“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谪到湖南的朗州（今常德）和永州，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按道理，多年的“士风僻陋，举目殊俗”的南夷的磨难，应该使刘禹锡身上的张扬、戾气有所收敛。没想到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刘禹锡与一群好友游览玄都观后，浑身的轻狂便又开始燥动起来，其他人因为贬谪之苦而噤若寒蝉，他老先生却挥毫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虽然只有28个字，但作者以极其诙谐而鄙夷的笔触对那些庸俗如桃花的新得势权贵进行了讽刺，怨恨、嘲讽之情溢于言表，展现了一个男子汉的铮铮硬骨。没想到祸从口出，引起圣上不悦，他本人不但未能起用，反而连累大家再度遭贬。

如此教训，按道理人人都应该吸取的了。可是第二次被从“天下山水，非无美好”的连州召回京城时，他竟然痴迷不悟，故地重游，又做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后人读到“前度刘郎今又来”一句时，就好像听见刘禹锡在说“我刘某又回来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他那丝毫不减的硬气、清风明月般的人品和对当权者的蔑视，真是令人景仰！

要知道，在当时只要是以皇帝的名义被惩处的，那就即使有冤情也不敢怨天尤人。皇帝贵为天子，即便错了也不能认错算错。刘禹锡可不认这个理，他心里确始终有一道拂拭不去的阴影：“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能几人！”（《店园花下酬乐天见赠》）他就这样始终不忘自己是逐臣的身份，始终带几分桀骜不驯。
    自从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吟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句子、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感慨之后，悲秋，就成为中国诗人的传统情调。 刘禹锡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天高气爽的秋天使人心胸开阔，更有诗意。因此写下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之一》）这样的好诗。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被罢免和州刺史，好友白居易也被解除了苏州刺史。冬末，两人在扬州相遇。一次醉酒后，白居易写了一首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当场回赠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云：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唱一曲，暂凭樽酒长精神。
    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句，让人眼睛一亮，经过多年的贬谪，刘禹锡仿佛是一块铁百炼成钢，尽管把自己比作“沉舟”，“病树”，内心悲苦，但他同时把悲苦化为了透彻的哲理。

而柳宗元呢，自从被贬出京城，几乎一直是萎靡不振的。这可以从他到了永州以后写给岳父杨凭、故交许孟容、李建等人的求援、诉苦信以及诸多诗作中找到痕迹。对比刘禹锡的豁达与潇洒，柳宗元是远远不如的。

从历代柳学研究资料来看，柳宗元至少与和娘的母亲、原配夫人杨氏、永州雷五的姨娘吕氏、遗腹子周七的母亲等四个女人有性关系。

柳宗元贞元十二年在长安与杨氏结婚为第一次，元和六年在永州与吕氏结婚为第二次。很多柳学研究者认为，贞元十五年杨氏去世至永贞五年，柳宗元在长安长达六年未婚娶，但在贬永刺柳期间，却反复诉说私生活之不幸与续娶之艰难，且先后与数名非婚女子同居，其中或有人所未知的隐情。其实，柳宗元的第二次结婚，具有明显而强烈的继嗣意识。

不管怎样，从以上资料就可以看出，柳宗元也是够风流的了，但是他很谨慎，勾引女人不声不响，甚至不留下文字痕迹（他只为原配夫人杨氏写了祭文，在为雷五写祭文时顺便提及了吕氏），这一点与元和五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相比，他不如。白居易自贬江州司马后，长年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蓄妓与嗜酒无厌，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倘若拿柳宗元的风流韵事与元稹比较，就更不如了。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杨巨源推荐元稹到自己故乡河中府西河县（今山西汾阳）县衙担任文书。因为工作清闲，元稹就四处闲逛。这年十一月下旬，他到蒲州东郊游览，夜宿附近的普救寺。盘桓数日，遇当地军队哗变，救远房亲戚（姨母）崔氏并认识表妹崔莺莺和丫鬟红娘。在普救寺，元稹略施小计就买通了崔莺莺的贴身丫鬟红娘，在红娘的帮助下，元稹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农历二月十八日与莺莺私合，秘居了一个多月。后来，他借口去长安赶考，就丢下了莺莺。

元稹这一赶考就是三年，考了两届，直到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吏部放榜，才知道自己已经进士及第。然而就这段时间里，他经李绅介绍认识了京兆尹韦夏卿，并泡上了他的女儿韦丛。为了自己的前程，元稹忍心抛弃日夜盼望他回去的崔莺莺，而与韦丛结了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韦丛丢下孩子突然病逝。五年（公元810年）三月，元稹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在江陵，他又娶一个名叫安仙嫔的女子为妾，并生下三个小孩。元和九年（公元814）十月，安仙嫔也突然撒手西去。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元稹等人因为刘禹锡的一首《再游玄都观》再遭贬谪，元稹赴任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到任后，又走桃花运，与裴淑结婚。这样算来，元稹正式结婚纳妾三次，倘若加上与崔莺莺、薛涛以及其他妓女（歌妓）的关系，简直令柳宗元自叹弗如。

元稹不但与很多女人有染，而且勾引女人很有技巧，还为此写出了大量情诗。

比如，他勾引崔莺莺时首先买通红娘，并写了一首诗叫红娘送给莺莺：“春来频行宋家东，垂袖开怀待晚风。莺藏柳暗无人语，唯有墙花满树红。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等闲弄水浮花片，流出门前惹阮郎。”诗中暗藏“莺莺”两字，词句含情，充满诱惑，令满腹诗文的崔莺莺看后不禁春心荡漾。

接着，他佯装得了相思病，并“不经意”地通过红娘传到了崔莺莺那里。这种无赖的行径欺骗痴情少女最为奏效。崔莺莺柔情脉动，于是派红娘前去探视，并附小笺一方：“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似玉人来。”崔莺莺一时情痴，却使“卧病在床”的张生一跃而起，半夜里翻了墙头，直窜崔小姐闺房。虽然当时遭到莺莺斥骂，但是在“内奸”红娘的帮助下，几天之后终于水到渠成，与莺莺融为一体。

元稹爱妻韦丛比他小四岁，二十岁和元稹结婚，二十七岁时就不幸死去了。元稹写给她的诗篇最著名的是《谴悲怀三首》，还有《离思五首》、《六年春遣怀八首》、《杂忆五首》、《妻满月日相唁》等等，可以说篇篇都感人至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等就是流传千古的名句。

元稹风流，几乎不讲场合，只要有机会，他就不会放过。甫抵江陵时，因为他刚刚丧偶，好友李景俭请他狎妓嫖娼，临别时，元稹作诗赠妓：“花枝临水复临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语东风好抬举，夜来曾有凤凰栖。”风流之态，堪称后来以艳词传世的柳永的师祖。

其实，早在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到成都，因慕女诗人薛涛芳名，便差人约请薛涛，并示以一卷“四友图”(文房四宝)，请薛涛题跋。薛涛一挥而就《四友赞》，元稹惊服，渐生爱慕之心，于是，与比自己大十一岁的薛涛有了一腿。元稹调回长安入翰林院后，曾写书信给薛涛表达他的相思之苦：“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薛涛为此写了一百多首诗给元稹，其中云：“芙蓉新落蜀山秋。锦字开缄到是愁，闺阁不知戎马事，月高还上望夫楼。”“绿英满香砌，两两鸳鸯小。但娱春日长，不管秋风早。”后来元稹与他人完婚，薛涛则终身不嫁。

柳宗元也曾风流，却不敢以文字记录，实在有伪善之嫌疑，不像元稹敢做敢当还敢写。元稹的情诗有写给初恋情人（莺莺）的，也有写给红颜知己（薛涛）、原配夫人（韦丛）、小妾（安仙嫔）以及临时嫖娼所识妓女的。尤其是初恋，他不但自己写下了纪实文学《会真记》，并将自己的风流韵事讲给杨巨源等好朋友听，因此才有了以他亲身遭遇为蓝本的《西厢记》传世。

 

 

 

柳宗元一生向往从政，以求“利安元元”，而他真正施展自己行政管理才华的时间并不多，“永贞革新”，他充其量只是一个跑腿傀儡，永州十年又是一个只许领取俸禄不许插手政务的闲置官员，惟有到柳州上任后，才真正放手大干，然而仅四年就病逝了。

现在很多研究者大力吹嘘柳宗元一生政绩卓著，说他在柳州时如何如何。其实，在我看来，好象有些过分夸大了。

后人评价柳宗元的政绩主要集中在他当柳州刺史的四年，而主要依据就是韩愈、刘禹锡等柳宗元生前好友的祭文，尤其是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称他：“既至（柳州），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在《柳州罗池庙碑记》中称：“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再加上柳宗元自己的《柳州复大云寺记》、《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种柳戏题》等诗文，就成了他的政绩佐证。柳州人后来编县志写史料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不可否认，柳宗元到柳州后确实做了一些实际工作，比如修整寺庙，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还有种了一些柳树，等等。

但是，柳宗元在柳州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尽了一点本职责任而已。在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奇怪，历代以来，总习惯将那些稍微做好一点本职工作的官员视为不正常，于是当作典型来宣传，而将那些玩忽职守贪赃枉法的行为视为正常，司空见惯。在我看来。柳宗元的柳州政绩一是没有丝毫创新，二是有被韩愈注水的嫌疑。

说他没有创新，因为他释放奴婢，是学阳城的。阳城德宗时被征为谏议大夫，因谏阻奸臣裴延龄任宰相，贬国子司业。后来又因重情义而怠侮捉拿罪犯的台吏，被贬为道州刺史。柳宗元曾写过《与太学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和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对阳城大为赞誉。阳城在道州刺史任上为时五年左右，他治民如治家，爱民如爱子，赏罚分明，为政有遗爱，深为邑人敬佩。史载：当时道州人个头一般比较矮小，朝廷规定此地每年必须要送一批男人到京城供人观赏，并将其称呼为‘矮奴’。阳城认为这是以良为贱，极为同情他们的遭遇，于是就上疏奏请，使朝廷取消了这种侮辱人格的制度，解除了压在道州百姓心上的巨石，道州百姓无不感激涕零。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离道州仅百余里，且好友吕温时任道州刺史，他们都崇拜阳城和陆贽，所以在行为上也有所模仿。至于修庙和办学，柳宗元在永州时，历任刺史韦彪、崔能、冯叙、崔敏等（柳宗元在永州呆了十年，永州换了六个刺史，其中一个未到任）都有建堂修庙和办学的举措，柳宗元诗文中也有记载。况且，柳宗元自己崇佛，他的岳父在任湖南观察使兼潭州刺史、台州刺史乃至京兆尹时也做了不少好事，口碑颇佳，所以柳宗元到柳州后只不过是照芦画瓜而已。

说他的政绩有被韩愈注水之嫌是很有道理的。前面说过，韩愈视写文章为创收工具，怎么写怎么说全看目的是什么，他一生给别人写了不少墓志，因为是收费项目，怎么写就完全得听客户的了，吹牛拍马理所当然。尽管柳宗元死后无钱安葬，但是韩愈作为好朋友，肯定要为柳吹捧一番的了，他在《柳州罗池庙碑记》中几乎将柳宗元神化了，说“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还编造了一大堆故事。宋代的刘斧更甚，在《柳子厚柳州立碑》里，借他人之口说：“或过（柳侯）庙不下，致祭不谨，则蛇出庙庭，民见即死。”因为有了这样的传说，所以后来人们根据柳宗元的《种柳戏题》一诗，就说他绿化城市，焉知柳会不会像今天的某些地方官员一样，在植树节走过场就被媒体定格为榜样？

其实，柳宗元的所谓政绩，既不如他的好友吕温（刘禹锡、柳宗元均有诗文记载），更不如元和五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

白居易虽然自贬江州司马以后意志消沉，但是对老百姓的关爱还是丝毫不减的。长庆年间（821-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干枯无水，便主持重修六井，以利农田灌溉。又见西湖旧堤倒塌，往往造成农田干旱，于是下令组织民众建一道从西湖断桥到孤山的长堤，在堤的两岸栽种杨柳，既修水利又美化西湖，后人称这条长堤为“白堤”。宝历二年（825），白居易调任苏州刺史，虽然守苏仅短短一年零五个月，却做了一项当年得惠且遗惠千年的工程：为了便利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当时苏杭百姓，都认为他是一个好官。时过千年，白居易修筑的白堤和开挖出来的山塘街如今皆存，这些政绩如今还在惠民，而且有质感，让后人触手可及。而柳宗元在柳州所种的杨柳呢？所修的寺庙呢？所办的学堂呢？都已杳不可寻了。

【作者简介】：洋中鱼，本名杨中瑜，湖南永州人。曾任湖南省文联财富地理杂志社编辑记者，财富地理丛书主编；湖南经济报编辑记者，《绿色湖南》主编。现任武汉盟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内刊联盟网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