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赏析

 

【摘  要】 柳子创制这一组铙歌的初衷是为表白自己儒家正统思想和忠君爱国的拳拳之心，假歌高祖神功讽当世之朝政，借颂太宗武德寄志士之忠心，以使“上闻”。故尔竭尽全力地歌功颂德。另一方面，欣赏柳宗元的这组唐铙歌，可以得到多层面的享受和愉悦。《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借鉴并继承了汉魏铙歌的传统而扬长避短，具有独特风格。场面壮阔，气势雄伟，形式新颖，格调高亢，为后代铙歌制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启迪，成为这一文学样式“断层期”的经典作品，堪为铙歌之奇葩。

【关键词】 唐铙歌；  柳宗元；  歌功颂德；  思想内容；  艺术特色

 

 

“铙歌，军乐也，又谓之骑吹。行军时，马上奏之，通谓之鼓吹。”按《辞源》这个诠释，铙歌应有鼓舞士气，扬威耀武的作用。它盛行于汉魏，而“唐独不列”。柳宗元“以罪居永州”时，虽名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其实只是个闲员，既无公务，也无官舍，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囚徒而已。因“无治事，时恐惧”，乃“窃取魏晋义，用汉篇数，为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反而做了一件承前启后的大好事。承前者，借鉴并继承了汉魏铙歌的传统而扬长避短，创制出具有独特风格的唐代铙歌；启后者，为后代铙歌制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启迪，成为这一文学样式“断层期”的经典作品。今天我们赏读它，如欣赏柳子其他诗文一样，很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之感，往往只能挂一而漏万，顾此却失彼。

创制这一组铙歌的初衷，柳子在自序中表明，旨在“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兵之艰难”，以求“有益国事”。这个写作目的，是作者政治观点、现实处境的一个折射，却又“言于此而意在彼”也。

柳子欲借这一组铙歌表白自己的儒家正统思想和忠君爱国的拳拳之心，以使“上闻”。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写道，柳宗元由于“受到儒家传统的教育，儒家的仁政理想成为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而这个“核心”，便是封建正统思想。尽管他被放逐到当时的南荒永州，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但这个“核心”中的“君臣父子”理念却是根深蒂固的；虽然他也曾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倡导革新而被贬谪左迁，但终无谋反叛逆之意。即使一贬再贬，“在十分艰难的处境里，但忠君如故，仍然怀抱着复出的希望”，故柳宗元竭尽全力地歌功颂德，有时甚至已到违心的地步，也就不足为怪了。据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说，唐高祖李渊并不是什么圣君，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城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通鉴》亦云：“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疑益甚。”显然，他嫉恨世民，而想传位给李建成。就是这样一个昏君，河东先生却大加吹捧。曰“皇烈烈，专天机”，曰“号以仁，扬其旗”（《晋阳武》），曰“震赫万国，罔不龚”（《苞枿》），曰“顺之于理，物咸遂厥性”（《河右平》），认为李渊因“天厚黄德”，可使“狙犷服”（《兽之穷》），所以，尽管李世民屡建奇功，而最后“归有德，唯先觉”（《战武牢》），功劳还是李渊的。歼灭辅公祏之后，朝野高歌：“赫炎溥畅，融大钧”（《奔鲸沛》），好一派娱乐升平景象，其实所颂扬的仍是高祖之“神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应该说，这正是柳子厚“核心”思想，即封建正统思想的真实显露。另一方面，对德高望隆，战功卓著的一代圣君唐太宗，出于同一个目的，柳宗元也必须吹捧。因此“铙歌”亦不遗余力地大书特书，或正面，或侧面，或反面；有描述，有渲染，有烘托，把李世民捧到了天上。其实，柳宗元非常清醒，李渊根本毫无“神功”可歌。至于太宗李世民，虽然南征北战时战功赫赫，登基之后能继往开来，任贤用能，创太平盛世，不愧一代圣君；但当初为夺王位，何其狠毒，同样无所不用其极，谈不上有什么“盛德”了。这样看来，柳宗元这一组铙歌，与其说是为歌高祖之神功，颂太宗之盛德，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效忠皇上，为自己东山再起着想。他的“谨冒死上”，除了有对宪宗李纯喜怒无常“御览”后可能龙颜大怒而降罪的恐惧外，更多的却是希望皇上垂怜赐恩，再度起用他。所以，欣赏这一组铙歌，就仿佛洞悉了柳子的思想根脉。

同样是出于忠君爱国这个“核心”，柳子厚还想借这一组铙歌讽喻宪宗李纯，希望他不忘祖业，励精图治，使高祖太宗的文功武德发扬光大，以重振朝纲，再创盛世。无奈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朝廷文恬武嬉，已积重难返；到了后期，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性情变得十分暴躁多怒。也就在宪宗执政之时（806—820），柳宗元因“二王八司马”事件已被逐出长安，开始了南荒永州十年囚徒般的生活，复出的希望十分渺茫。人微言轻，即使宪宗御览了《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而这些曲折表达忠君爱国的进谏完全不可能采纳，何况宪宗根本就没有“御览”！据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言：“此诸曲，史书不载，疑宗元私作而未尝奏，或虽奏而未尝用。”质言之，柳宗元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综上所述，柳宗元这十二篇铙歌制作的目的虽然为“有益国事”，其实还是有他个人目的的。只是他并没有想到，其“醉翁之意”也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就艺术特色而论，欣赏柳宗元的这组唐铙歌，却可以得到多层面的享受和愉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拟与汉铙歌进行对照，以探寻其一麟半爪。

第一，从题材看，汉铙歌比较广泛：有诅咒战争的《战城南》，有咏鼓之辞的《朱鹭》，也有叙游子怀乡之情的《巫山高》，有表男女情爱之意的《上邪》、《有所思》和伤亲子之别的哀痛之辞《雉子班》等等。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失却了悲壮铿锵，熔入了哀怨缠绵，怎么看也不像“军乐”，根本谈不上鼓舞士气，振奋军威。唐铙歌却不然，全是战事。选材十分集中，场面非常壮阔，声势特别威武，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极能鼓舞士气。柳宗元在自序中就希望“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词以为容”，盖以为这一组铙歌的确有“鼓士气，扬军威”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唐铙歌已还铙歌之真面目。

第二，依格调言，题材决定了格调，汉铙歌多低沉哀婉，唐铙歌皆高昂豪壮，几乎所有篇章都让人振奋、昂扬：《晋阳武》之德义所归，《兽之穷》之人心大快，《战武牢》之秦王神武，《泾水黄》之拨乱反正，《奔鲸沛》之大地重光，《苞枿》之所向披靡，《河右平》之恩威并施，《铁山碎》之势如破竹，《靖本邦》之定国安邦，《吐谷浑》之凯歌高奏，《高昌》之除恶怀柔，《东晋》之四海归一……皆军旗猎猎，战鼓咚咚。无怪乎清人孙月峰（1543-1613）在点评《柳柳州集》中称：“此铙歌信铮铮有金铁声，皆操觚上技。”如果以宋词之婉约豪放两派论铙歌，则汉魏属前者，而唐铙歌则彻底豪放！

第三，就语言论，余冠英先生在《乐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北京第一版）中说：“铙歌（指汉铙歌）文字有许多是不容易看懂，甚至不能句读的。”主要原因是“声辞相杂”，“字多讹误”，“胡汉相混”；相形之下，唐铙歌并不存在以上三种情况。其语言风格是通俗而不失典雅，晓畅而绝无俗气，字字珠玑，句句溢彩；虽然也偶有古僻字词，但绝不像汉铙歌那样古奥晦涩，佶屈聱牙。此外，唐铙歌音韵也十分和谐，一篇之中，多一韵到底，易于上口。或三言一韵贯通于上下，或杂言多韵参差于全诗，俱各得其宜，各尽其妙，这是汉铙歌所无法比拟的。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我们便可体味唐铙歌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都承前启后的基本内涵。

下面试对十二首铙歌作简单评述：

《晋阳武》颂唐高祖成就霸业之功。先提问：“炀之渝，德焉归？氓毕屠，绥者谁？”“渝”者，有“违背”之意，射隋炀帝祸国殃民，干尽坏事，不得人心； “绥”者，安也，确指惟有唐高祖可使百姓安居乐业，可使天下太平。品味这一“渝”一 “绥”，两个君王的形象呼之欲出矣！一个暴戾，一个仁慈，一个民心丧尽，一个众望所归，为全诗甚至这一组铙歌定下了基调，承上启下，然后逐层烘托出一个救民于水火的乱世英豪李渊。他有容纳百川之德，有扭转乾坤之能，终获万民拥戴。结句“惟德辅，庆无期”更是响亮、灿烂。意谓高祖有老天护佑，呈祥降瑞，百姓定可高枕无忧，故尔万众欢庆。这虽为过誉之辞，却合情在理。如前所述，李渊其实并无德能，柳宗元出于儒家道统这个“核心”，大唱赞歌，可知用心良苦。这个结句，巧妙地回答了本篇开头“炀之渝，德焉归？氓毕屠，绥者谁？”的提问，前呼后应，浑然天成。

作为一首铙歌，为“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诗人调动了多种技法，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皆融而为一，几不可辨；比喻对照烘托参差交互，李渊其人被塑造得光彩照人。全诗句式整齐，一韵到底，气韵流畅，语言铿锵，相信“每有戎事，治兵振旅”之时，将士们若歌此词，的确能鼓舞士气，耀武扬威。

《兽之穷》仍颂高祖之厚德。曰“天厚黄德”，可使“狙犷服”。全篇皆用比喻，明写豺兕野兽，暗指李密之流。李密乃首鼠两端小人，几易其主，与唐军对垒，因“自亡其徒”，走投无路而降唐归李，“乏者德，莫能享”，理所当然。全诗大气磅礴，每有奇字佳句。开篇“兽之穷”三字，便奇崛，李密之狼狈困窘之态毕现；“皇旅靖，敌逾蹙”两句尤为形象逼真：皇旅所至，鸡犬不惊；叛军过境，百姓已乱。天兵平定叛乱，李密日暮途穷，理固宜然。如果说，诗人用“蹙”字状李密之狼狈还有些笔下留情的话，那么以“逾”修饰之，其“蹙”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兽之穷，奔大麓”，走投无路的丧家犬丑态暴露无遗矣！

相对于《晋阳武》，《兽之穷》多参差错落。全诗以三言为主，杂以四言，读来仍感圆润流畅，不觉得佶屈聱牙。在音韵方面，1-14句偶句押lu韵，仄声，干脆利落，明快短促，叙高祖制服李密，最是恰当；15-22句偶句押ang韵，响亮悠扬，鼓舞人心，有效地抒发了诗人歌功颂德之激情。此乃音错落，意亦错落。前人评“此篇语特多精峭”，“写得神武，气象万千”，实不谬也。

《战武牢》叙李世民征讨叛逆，初建奇勋。设喻取譬，将叙事、议论和抒情合为一体，深得诗家好评。与《兽之穷》相比，多了刀光剑影的厮杀，有了文韬武略的铺叙。“战武牢，动河朔”，声势何其壮观；“铺施芟夷，二主缚”，战果何其辉煌；“惮华戎，廓封略”，影晌何其深远；“归有德，唯先觉”，赞誉何其夸张。掩卷而思，柳子似欲昭示世人：窦建德、王世充之流无德而亡，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李世民英勇神武，旗开得胜，可歌可泣。然倘无高祖点化，世民之神勇恐难以施展。结句“归有德，唯先觉”六字颇值得玩味：李世民战功卓著，战果辉煌，唐太宗治国有道，人所尽知；相形之下，高祖李渊不可同日而语。颂其 “有德”，赞其“先觉”，实乃违心之语。此处巧用虚实疏密相生之笔法，面面俱到颂李渊父子，非高手巨擘而不可为也。宪宗李纯倘能“御览”，他大概不至于“龙颜不悦”吧！

《泾水黄》写秦王世民率师平定叛逆薛举父子之事。全诗可分为两大层，第一层（1-14句），写薛举父子嚣张至极： “怒飞饥啸，翾不可当”；子承父业，仁杲更是了得，“巢岐饮渭，肆翱翔”，简直无人可敌。第二层（15-24句）写李世民之神武，尽极赞美颂扬之誉词。他“顿地紘，提天纲”，威风八面；因顺天顺民，竟使“鬼神来助，梦嘉祥”；经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终于使薛氏“脑涂原野，魄飞扬”,“星辰复，恢一方”，功不可没。全诗笔法曲折翻驳，第一层极写薛举父子势力，乃为衬托太宗神奇武功，所谓蓄势既足，则唐太宗之形象可闻可睹矣！

全诗用语古峭省净，如“翾不可当”，何其威猛。用在此处，险劲有锋，薛举的威势确乎令人不寒而栗；而 “列缺掉帜，招摇耀鋩”两句，则大有令人眼花缭乱之后却又欢欣鼓舞之奇效。前后对照，妙趣无穷，令人赏玩不已。

《奔鲸沛》之笔法与《泾水黄》相似，曲折翻驳，喻而后陈；所不同者，《奔鲸沛》通篇设喻。辅氏，狂鲸也，奔腾之时可“荡海垠”，可“腥浮云”；李渊，天帝也；李孝恭，天神也，他“手援天矛，截脩鳞”，他“披攘蒙霿，开海门”，最后，“玉宇澄清万里埃”。值得玩味的是，本诗明写李孝恭战功显赫，暗指唐高祖知人善任。全诗句式参差，却又一韵到底，柳公之情思于此便得以彰显。

《苞枿》叙李孝恭和李靖征讨僭称皇帝的萧铣之举。全诗可分三层：第一层（1-8句），写萧铣据有天险，“江汉之阻，都邑固以完”，在荆、巴一带称孤道寡，颇难对付。第二层（9-20句），叙唐高祖调兵遣将，挥师西南，剿灭萧铣的战功。高祖并未御驾亲征，但“圣人作，神武用”，昔日固若金汤的都邑，已不可恃，“浩浩海裔，不威而同”，可知王师神勇。第三层（21-28句），叙蛮夷朝大唐的盛大场面，极为壮观。“凯旋金奏，像形容。震赫万国，罔不龚。”极赞唐高祖恩威并施的感化政策，令万众欢呼；九洲归唐之众，对高祖的颂扬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表现手法上，《苞枿》类《兽之穷》，与《奔鲸沛》、《泾水黄》又稍有不同。本篇句式变化多，意蕴含量大。全诗共106字，28句，三言、四言、五言均有，是为错落。用韵也颇有特色，第一层为an韵，二、三层为ong韵，层次分明，又一错落。故前人评此诗，曰“工峭中稍存古调，以错落胜。”盖指本诗意错落、句错落、韵错落也。

《河右平》写李轨称帝而为高祖所灭之事，仍为颂高祖之厚德。其实这时候唐太宗已登基，有功者，太宗也。征讨李轨，举师西北，可谓势如破竹；平叛功成以后，又行安抚……但到头来，“濡以鸿泽，皇之圣”，功劳还是李渊的。如前所述，这样写，柳公自有苦衷，后之学者心知肚明，既可意会，也不难言传也。

《铁山碎》叙突厥二虏终于臣服之实。碎铁山者，徐李二将及其士兵也；而反复歌颂者，天子之“神奇”功能也。所不同者，本篇已将歌颂的对象转向李世民，指明“利泽万祀，功不可逾”是太宗；“官臣拜手”者，何也？“惟帝之谟”也！

在表现手法上，《铁山碎》采用一气承接法，一贯而到底，不生曲折，不叙旁条，却有波澜壮阔、大气磅薄之效。此外，炼字炼句，颇耐玩赏：首句“碎”字，铿锵有力，形象地再现了天兵所向披靡，突厥土崩瓦解之状。次句“舒”，舒缓徐展，如一特殊的山水长轴，寓宁静之意蕴，尽大漠之风情。形象地歌颂大将徐世勣和兵部尚书李靖平定突厥的盖世奇勋。叙突厥强悍，用“劲”、“连”、“专”三字，恰到好处；描天兵神勇，“破”、“降”、“穷”、“斥”四字，更是传神……

相对于征服李轨、二虏，刘武周就不是那么好对付了。据史书记载，刘武周不但称王称霸，而且兵犯唐境，高祖曾几次派将收取，都大败而归，最后由秦王李世民平叛告成。本篇名《靖本邦》，为颂太宗之神武，“守臣不任，勚于神圣”，神圣者，太宗也；“洪惟我理，式和以敬”，施教化之理，亦和亦敬，仍太宗之功。“皇谟载大，惟人之庆”，值得万众欢庆的“皇谟”究竟是谁制定的？还是太宗。但明写高祖，实赞太宗也。《靖本邦》全诗俱为四言，一韵到底，意辞皆雅。

《吐谷浑》和《高昌》叙李靖劳苦功高，为五言诗。似乐府作品，又有古诗风味，一韵到底，笔法与《河右平》《铁山碎》相类。值得一提的是，两诗都尽极歌功颂德之华辞丽语，绘王师凯旋，则“登高望还师，竟野如春华”，“凯旋献清庙，万国思无邪”；叙蛮夷臣服，则“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从某种意义上看，二诗也表现了诗人盼统一颂太平的爱国情怀。这种情怀在《东蛮》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李世民登基后，各国诸侯、四方蛮夷均朝拜请服，全国上下一片娱乐升平，诗人追怀当年情景，喜不自禁，绘形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东蛮首领谢元深来朝的盛况：“如周王会书，永永传无穷”，“广轮抚四海，浩浩如皇风”。言下之意，当朝皇帝宪宗，可否从中得到借鉴呢？“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可悲乎？这首诗，乐中寓哀，可谓一绝。

 

“诗言志。”归根结蒂，十二首铙歌还是抒怀言志，假歌高祖神功讽当世之朝政，借颂太宗武德寄志士之忠心，场面壮阔，气势雄伟，形式新颖，格调高亢，堪为铙歌之奇葩。

 

【作者简介】 吴同和，江苏兴化市人，1941年生，特级教师，湖南科技学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柳学研究，诗词鉴赏，师资培训。曾在各级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