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舜既不獲讓矣，故於是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攝行天子之事也。上日，孔氏以謂朔日，王氏謂上旬之日，曾氏云所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此二說不同，據下文“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大禹謨》言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則此上日宜為朔旦，特史官變其辭而云爾，猶正月朝會謂之元會，元會亦朔日也。豈有受命於神宗獨用朔日，而受終於文祖獨不用朔日乎？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為朔日也。元日既不必為朔日，則上日亦不必為上旬之日也。曾氏以謂舜之受終，其日不可以不卜，卜之而朔日不吉，則用上旬之日，下言用朔日，蓋朔既吉不須用他日。此說雖長，然而世代久遠，時日之詳，不可得而攷，曾氏之說亦不敢以為必然之論。受終於文祖者，舜受堯之禪終於文祖之廟也，受終而不言舜者，蒙上之文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以謂堯受終於文祖。李校書云：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亦當屬之堯矣，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又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始堯命舜。云汝陟帝位而又言受終於文祖，則是自此以後堯不復有庶政矣。此論是也。文祖者，堯之太祖也。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所祖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典》、《大禹謨》皆《虞書》也，既是《虞書》，則所稱祖宗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宗為堯，則文祖亦可指為顓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為必然之論。唐孔氏云：堯之文祖不可強言。此亦慎言闕疑之義，先儒忠厚蓋見於此。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者，察也，蓋與“平在朔易”之“在”同。璿璣玉衡，漢孔氏《傳》云：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正後世之渾儀也。璿璣者以璿為璣也，玉衡者以玉為衡也。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象天可以運轉也。玉衡，横簫也，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曾氏云：歩七政之軌，度時數而以轉璣窺衡，兩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為陵歴斗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之所見者，皆其軌度時數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為變異，此說是也。渾儀，自漢以來相承用之以至於今，實唐、虞之遺法也。沈存中云：天文象有渾儀，測天之器，置於崇德以候垂象，蓋古之璣衡也。熙寧中予受詔典歴官，攷察星曆，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窺管候之。凡曆，三月，極星方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窺管即玉衡也。璿，孔氏云美玉也，王氏云美珠謂之璿。唐孔氏從先儒之說以璿為美玉，則從《左傳》“瓊弁玉纓”為證，孫氏從王氏之說，以璿為寶珠，引《列子》“有玉者方流，有珠者圜折”之言。古詩云“玉水記方流，璿源載圜折”，《穆天子傳》云“天子之寳璿珠”，以是璿為美珠，此說不同。然後世之渾儀，既不用珠玉而用銅為之，則古之璿璣，或以玉為之，或綴珠於其上，皆不可得而知。孔氏云：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此說不然。夫舜既受堯之終於文祖之廟矣，乃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審己之當天心與否，使其七政有失度則將奈何？古之人授受之義自不然也；使其不當天心不符人望，則不授之而已，既已授之而方且察天心之當否，進退無所據矣？孔氏於“烈風雷雨弗迷”下注云：明舜德之合於天心。則是舜未受終以前已當天心矣，至此又曰審己當天心與否，其說亦自相違戾。舜之受終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蓋既攝帝位，則將巡狩於方嶽，以攷制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也。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堯之曆象日月星辰，命羲和之四子，方且攷四方之中星而已，至舜攷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星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二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惟其七政之躔度其多寡長短之不同如此，故必以璿璣玉衡，然後立法無差忒矣。而王氏云：《堯典》言曆象，《舜典》言璣衡，璣衡者，器也；《堯典》言日月星辰，此言七政，七政者，事也。《堯典》所言者皆道也，於此所言皆器也，事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所謂曆象，即《舜典》之所謂璣衡也。《舜典》所謂七政，即《堯》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

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

肆，遂也。程氏云：猶後世作文者言於是也。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皆以攝位告也。類者，孔氏云攝位事類，其說不然。《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祈，因郊祀而為之。蓋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也；非常祭而祭告於天，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故謂之類。武王伐商，類於上帝，《王制》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皆非常祭是也，謂之類上帝者，孔氏云：以攝位告天及五帝。蓋五天之說，起於漢而出於緯書，詳於鄭康成。康成之說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五行精氣之神也；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黒帝叶光紀。孔氏謂告天及五帝皆本於此，而王肅諸儒皆以為不然，王肅之言是也。士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天即帝也，帝即天也，二猶不可，况於五乎？天蒼蒼而在上，不可得而名言也。自其形體而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必欲指其孰為天，孰為帝，抑何不思之甚也。然而有曰昊天上帝，又有曰五帝。五帝者，趙伯循曰：凡帝必及於五帝者，五帝之功多，遂為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太皡等是也。以其功高，故歴代肈於四郊而祀之，次於天帝，此說甚是。類於上帝，但謂攝位告天矣，而曰告天及五帝，此皆漢儒之失。禋於六宗，禋者，精意以享之之謂也。六宗，先儒有九說。孔氏曰：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辰也，水旱也。而歐陽、大小夏侯皆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隂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謂：天宗日月星辰，地宗河海岱。馬融曰：天地四時。鄭玄以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司馬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其說近於馬融。而孟康謂：天地閒遊神也。紛紛異同，幾於聚訟，惟張髦謂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王氏程氏亦皆從之。而二蘇獨取於孔氏而為之說曰：謂古者郊祭天地，必及於天地間所謂尊神者，此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蓋與類於上帝為一禮耳。《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於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於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所謂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也，《祭法》所叙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者，此說為得之。而謂從祀天地諸神之壇位，則不然。夫舜之以攝位告，是亦即其常事而告耳，若以謂從祀天地，則泰壇坎壇之類皆當合為一處，恐無是理也。三昭三穆，然愚亦知其不然者，蓋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而宗之，如云周之六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為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古無是理也。而蘇氏謂：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觀之，則張髦之說雖近，似不可從也。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孔氏云：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此亦本於《祭法》而為之說也。

輯五瑞。

歛五等諸侯之瑞也。案《周禮·玉人》云：天子執瑁圭以朝諸侯。鄭康成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命圭，圭頭斜銳，其冒當下斜刻之，其刻長短廣狹如圭頭，諸侯來朝以圭授天子，天子以圭冒之刻處冒此圭頭，其小大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有不同則圭是偽作，以是知諸侯信與不信，猶今之合符也。又曰：天子以瑁冒天下之圭，則與公侯伯之圭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此說為盡。舜既居攝，輯諸侯所執之瑞以冒之，驗其信偽，為之更始也。

既月乃日，覲四嶽羣牧。

既月，盡二月也。程氏云：既月，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者有先後，故以既月而日日見之，非如常朝會期於一日也。此論甚當。四嶽則盡率方嶽之諸侯，羣牧則各率其方之諸侯以從四嶽，猶《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於是，始見四方之諸侯也。

班瑞於羣后。

言既已合符矣，於是頒而還之，使歸其國也。唐孔氏謂：此瑞本受於堯，歛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今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說固是。然謂與之正始則可，與之正新君之始則不可。咸邱蒙曰：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孟子曰：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舜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百姓如喪攷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蓋舜雖受終於文祖，其實攝行天子之事，未嘗正名以為新君，使舜正名以為新君，諸侯皆改為舜臣，則將何以處堯乎？孔氏此言，正齊東野人之語。

歲二月，東巡守。

孔氏云：既頒瑞之明月乃東巡。此說不然。據上文云“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輯五瑞”，而後曰“既月乃日，覲四嶽羣牧，頒瑞於羣后”，則是覲嶽牧而頒瑞者，二月之事也，孔氏於覲嶽牧頒瑞以為盡正月内，故以此既頒瑞之明月。夫苟頒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何須更加“既月乃”三字。曾氏知其說不通，遂為之說曰：覲嶽牧頒瑞，二月之事也，而此須言正月者，正朔三而改，堯正丑，舜正子，舜未改堯正，則載二月者，正之二月也，猶《周官》凌人言“正歲十有二月”同意。此說雖順經文，然改正朔之事出於周時，唐、虞、夏之世惟以建寅為正，非有歲與年之異若《周禮》之所言也，曾氏之說亦不可為據。竊謂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其中，蓋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攷制度於四嶽非與覲嶽牧頒瑞同在一年之中。歲二月東巡狩，狩者，巡諸侯之所守也。必以歲二月東巡者，朱博士曰：天子巡守，必順隂陽之氣以出入，春則之乎東，夏則之乎南，秋則之乎西，冬則之乎北；而又以地言之，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自北而歸京師，亦其理也。此說盡之。

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岱者，東嶽泰山之别名也，以其為四嶽之長，故謂之曰岱宗。柴者，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既柴而望，秩其序然也。《時邁》之詩曰“巡狩告祭”，柴望也，蓋巡狩之禮如此。望秩於山川者，望於山川而必秩之者，蓋有當祭而不祭者，有不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之高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得其所也。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

肆與肆類於上帝之肆同，蓋於是始見東方之諸侯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蓋所以攷制度也。漢孔氏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此說為備，而唐孔氏所說甚略，曾氏之說尤詳，可以補《正義》之未備者。曾氏曰：治曆之法，協時月為最難。又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為九十日常有餘，故四時之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常期為有餘，月之為三十日常不足，故月一小一大而十有二月，或但三百五十四日而已，則常期為不足，四時常期為有餘，十有二月常期為不足，故協之為難審也如此。并時之有餘月之不足而協之，故十九年而七閏謂之章，二十七章謂之會，三會謂之統，三統合為一元。時，首月者也；月首，朔者也。時月之朔，由章會至於統元，則至與朔合焉，此之謂協時月。時月既協，則日不可不正。蓋日在天為度，在曆為日，則時月由此積焉，故正之。此說為盡。舜之巡狩也，必協時月正日者，《春秋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眂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受百官於朝。蓋古者，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曆之官。天子曆官主頒朔於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之曆則不得自為曆，必受曆於天子之國，以其曆頒授於萬民。堯既命羲和四子定閏餘，而四時成歲矣。故舜之居攝，則巡狩而攷制度於四嶽，攷制度而先言協時月正日者，懼時月之有差也。周室衰，巡狩之禮不講，天子不頒曆於諸侯，諸侯亦自為曆。哀公十二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冰，杜元凱曰：欲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無冰為災，夫周不頒曆而魯自為曆，當其無也則至再失閏，及其有也則欲置两閏以求合。舜之攷制度而先協時月正日者，蓋慮此也。

同律度量衡。

律者，十二律也。六律：黄鍾、太蔟、姑洗為陽，蕤賔、夷則、無射為隂。六吕：大吕、夾鍾、中吕為陽，林鍾、南吕、應鍾為隂。十二月之氣同類，娶妻隔八生子，黄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賔，蕤賔生大吕，大吕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中吕。十二律既備，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樂成焉。度者，所以度長短也。千二百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謂之五度。量者，所以量多寡也。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謂之五量。衡者，所以知輕重也。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謂之五權。同律度量衡者，所以齊民信也。老蘇《權衡論》云：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槌石以為之，富商大賈内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較之西鄰則若十指然。以此觀之，則舜之同律度量衡，其急務也。夫命羲和四子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至舜巡守攷制度於四嶽，而又加之以同律度量衡者，班孟堅《律歴志》云：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隠，鈎深致遠，莫不用焉。蓋律曆之法，同起於數，洛下閎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以是知律曆皆自數而起，既自數而起，故度起於黄鍾之長，量起於黄鍾之龠，衡起於黄鍾之重，由衡生規，由規生矩，由矩生繩，由繩生準，而天下制度舉不出於此矣。堯曆象之時制度已備，舜之時不過同之協之而已。以此觀之，則四嶽為羲和之四子，信矣。

修五禮。

五禮者，吉、凶、軍、賔、嘉也。唐孔氏謂：歴驗此《經》，亦有五事：類於上帝者吉也；百姓如喪攷妣凶也；羣后四朝賔也；《大禹謨》云“禹徂徵”，軍也；《堯典》云“女於時”，嘉也。其意蓋謂當堯之時，此五禮已備，亦不必如此分別也。要之，人之交接不出於五者而已。上言同律度量衡，此言修五禮者，蓋禮樂徵伐自天子出故也。伊川云：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差亂，故巡守所至必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圭幣，皆使合禮也。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也。孔氏以五玉連上修五禮之文，故唐孔氏謂：不言修者，蒙上之修字也。此說不然。夫禮固有因革損益，謂之修可也。五等諸侯執圭璧來朝，方嶽之下不過正品秩而已，何修之有？張横渠以修五禮為一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為一句，蓋得之矣。案《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榖璧，男執蒲璧，其短長之數皆如其命，桓圭長九寸，信圭躬圭長七寸，穀璧蒲璧皆徑五寸。此之謂五玉三帛，孔氏謂：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案《周禮·典命》：諸侯適子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據此文，但有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之文而不言其色，至於附庸之君所執則全不見於《經》，而孔氏云爾者，孔氏采摭羣言，古人忠厚，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彼其於三帛斷然明言所執之人與其色，其“與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同稱，略不致疑於其間，必有所據而云耳。鄭氏謂：三帛者，薦玉也，必致三者之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黒缯，其餘諸侯用白繒。此臆說也。夫既已言五等諸侯所執圭璧於其上，而又言薦玉帛於其下，文豈不重也。曾氏以為皮帛羔帛鴈帛其說皆不通。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鴈是也。一死者，士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贄，皆其所贄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義理於其間。王氏曲生義訓，皆從而為之辭，穿鑿為甚，如此等說皆無取焉。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惟五玉則禮畢而復還之者，《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五器卒乃復，亦猶是也。而王氏謂：諸侯有不能臣之義，復之所以賔之也。其說非也。有曰五瑞，有曰五玉，有曰五器，其實一也，蓋史官之變文也。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嶽，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

岱宗禮畢則南巡守，以五月至於南嶽，其柴望秩於山川。以下皆如岱宗之禮。八月西巡，十有一月朔北巡，禮亦皆然，曰岱禮，曰西禮，曰如初，皆史官之變文也。北嶽禮畢，然後歸於京師，蓋一歲而巡四嶽也。胡舍人則疑之，以謂計其地理，攷其日程，豈有萬乗之尊，六軍之衛，百官之富，一歲而周萬五千里哉？此說殊不然。叔恬問於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守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文中子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夫惟儀衛少而徵求寡，故國不費而民不勞。元朔六年冬十月，勤兵十餘萬，北巡朔方，東望緱山，登中嶽少室，東巡海上，還封泰山，禪梁父，復之海上並海北之碣石，歴西朔方九原，以五月至於甘泉，周萬八千里，夫武帝儀衛可謂多矣，徵求可謂衆矣，尚能八月之間周歴萬八千里，而舜則儀衛少而徵求寡，豈不能周歴萬五千里乎？胡氏之說不可為據。既巡四嶽而歸，於是告祭於藝祖之廟。藝祖即文祖也，或曰藝祖或曰文祖，特史官之變文也。春秋桓二年，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禮也。“歸，格於藝祖，用特”，則是禮也。用特者，用特牛以祭也。薛氏云：格廟用特，其禮儉也。廟禮從儉，制度可知矣，必儉其用度而後可以巡守。此說為善。據此云巡守四嶽既畢，然後歸格於藝祖用特，則是一年而周四嶽，然後歸也。鄭氏以孟月禮畢而歸，仲月復徃，夫一年而巡四嶽，胡舍人尚計其地理，攷其日程，而謂不能周歴萬五千里，若巡一嶽歸，至於仲月復徃，則一歲間周數萬里，此必無之理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氏云：各會朝於方嶽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此說不然。諸侯朝於方嶽之下，於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之矣，不應於此又言之也。鄭氏云：巡守之年，諸侯來朝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分來朝京師。此說乃得之。《周官》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攷制度於四嶽，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不同耳。胡氏既疑舜之時不能一載而巡四嶽，遂以五載而巡守，謂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所以四朝也。五載之中一歲息駕，行李往來之費，皆可備也。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嶽之下，而未嘗朝於京師也，必無是理。五載一巡守，蓋言巡守於方嶽之下，以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以至於如五器卒乃復之事，而諸侯來朝京師，則有此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三事也。蓋諸侯來朝，則訪問之使陳其言，既言之矣，則明試其言以攷其功，功之既著者則庸之以車服，此但不止一時之事，一人之身。於其來朝，敷奏以言，使試其功，便庸以車服，蓋待之以歲月之久，則其未來朝也敷奏以言，其既來朝也則或攷其功，功之有效者，則旌其車服，蓋是緫衆諸侯而言之，於朝有此三者之事也。庸，與“格則承之庸”之庸同，蓋言通用之也。《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乗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此車服以庸之事也，而王氏必以《周官》六功之說於放勲則引“王功曰勲”，於此則引“民功曰庸”，夫六功之說出於《周官》，以是而見於《堯典》，《舜典》之言非正義矣，至知其說不通，則迂濶而求合，於放勲則曰功嚮於王，於此則曰六功，皆曰上之所報以民功為主。薛氏所謂人本無病，病從藥生，此類是也。然唐、虞之用刑賞有黜陟，謂之明試以功，是有其效也，若其幽而宜黜者鮮矣，罰不足道也。以舜之三攷黜陟，而分北之止於三苗而已，則宜黜者少，於此可見此說為美。《傳》曰：堯、舜臨民有五。蓋言唐、虞之治，惟此五者為臨民之政。所謂五者，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之謂也。蓋苟以封建為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舜五載一周四嶽，覲諸侯，攷制度，定禮樂，以一四方之視聽，其間四年，則使四方之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攷試其言行而黜陟之，於是諸侯皆奉天子之政令，莫敢有異議者，兹其所以為唐、虞之治也。及成周之時，設官分職，雖號祖述唐、虞，然而王乃時巡攷制度於四嶽，則其法已不如唐、虞之密，東遷之後此禮皆廢，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朝覲，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大併小，而周道陵夷不可復振。論者不探其本，如柳子厚則以封建為不可行，此蓋未嘗深攷唐、虞致治之績也。

肇十有二州。

《典》之所載，雖紀舜事而先後不以相屬。此又言舜既使禹治水之後更定疆界，分天下為十二州也。十二州者，於九州之地擇其疆理闊遠者，又增置三州。三州，先儒謂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蓋《周禮·職方氏》載九州有并、幽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無梁、青而有幽、營，先儒於此三者參較《禹貢》，而於九州之外又得三州焉，曰幽，曰并，曰營，故遂以此充為十二州。然而世代久遠，是非不可得而知。馬融云：舜以冀州之地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此說雖善，亦是本《職方氏》、《爾雅》而為之說，未必有據，然或近之矣。

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氏云：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封，大也。據《左氏傳》云“封豕長蛇”，則封固可以訓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取其大者以為鎮，若揚州山鎮曰會稽、荆州山鎮曰衡山之類耳。先儒之說，未為無據。然封十有二山而言大十有二山，則其為文不順。據《左氏傳》曰“將善是封殖”，《易》曰“不封不殖”，則封之為言，封殖之謂也。蓋洪水既平之後，封殖其山而加樹藝焉。謂之封殖者，非必於每州封一山之最大者，凡十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山刋旅者，謂凡九州之山皆得刋木而旅祭也。濬川者，洪水既平，不可以不時而疏導之也。唐孔氏謂禹之治水通鯀為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始封為十二州也。竊謂去古已遠，時月之詳不可得而攷。然學者於聖人之經，但求其意而已，至於時月，則不可設為一定之論，如禹之治水，其時月最難攷信。《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又曰“鯀殛而禹興”，《祭法》曰鯀“鄣洪水而殛死”，顧此數說，則是鯀既殛於羽山已死，然後舉禹而治水也。《益稷》曰“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則是鯀既死之後，禹終三年之喪，既娶，而後治水也，則舜攝之元年，安得洪水之功畢乎？觀此則治水功畢，當在舜居攝以後數年也。然舜之居攝次年，則巡守朝諸侯，攷制度，使洪水未平，則此禮亦不可得而講也。觀此，則知治水功畢又當居攝之前，而孟子又謂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凡此數說，求之皆齟齬，學者當闕之。

象以典刑。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王氏云：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為長。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避之。苟不垂以示之使知所避，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周官·司宼》：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歛之。此則唐、虞之象以典刑之意也，而說者多以象刑為畫象刑，其說皆出於《大傳》與漢帝之詔，此說雖近似，然以象刑為畫象而解“象以典刑”之句，其辭為不順，而象刑亦有難治者。《荀子》曰：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薛氏又論世俗以為畫衣冠異章服為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與？此說有理。

流宥五刑。

此蓋象刑之目也。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也。流宥五刑者，王氏謂制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蓋人之罪有被之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故制為流法以宥焉。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鞭作官刑者，以鞭為治官之刑也；扑作教刑者，不勤道業則撻之。唐《刑法志》曰：唐用刑有五，一曰笞，笞，恥也，罪之小者則加鞭撻以恥之，此《舜典》所謂“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扙，扙，持也，可持以擊之，此《舜典》所謂“鞭作官刑”是也。要之，此二者皆鞭撻之刑，有輕有重之不同，其曰官刑教刑者，此亦據大凡而言，蓋教刑多用輕者，故以朴係之，其實二者皆通用也。

金作贖刑。

蓋謂人有過誤入罪與事渉疑似者，使之以金贖其罪。孔氏以謂黄金，而唐孔氏謂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用黄金，但少其斤兩，令其與銅相敵，後魏以金為難得，故大辟之罪其罰千鐶贖銅三百七十五斤，然或用金，亦不可得而知之也。

眚災肆赦。

自流宥五行至金作贖刑，此象刑之目也。自鞭作官刑至於眚災肆赦，蓋量人情之輕重也。昔者聖人雖設為常法，然必原人情之輕重然後用其常刑，故能刑期於無刑，使過誤者得罰金而故犯者必不赦，君子不陷於無辜，小人不至於苟免，人將遷善遠罪日趨於君子之域，此則刑期無刑之謂也。眚災者，不幸而入於罪戾也。李校書曰：《周官》甸師之職喪事代王受眚災，眚災古語有是爾，猶言天作孽云耳，其罪非己作，或為人罣誤而入於刑，猶《論語》所謂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其情在所可恕，故其逋逃而未獲則肆縱之，已獲而繫囚則赦宥之也。《春秋》言肆大眚，其實蓋本諸此。

怙終賊刑。

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此說不然。夫以賊刑為刑殺之，則是聖人用刑所以賊人也。《左傳》載叔向之言曰：已惡而掠美為昬，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昬、墨、賊殺，臯陶之刑也。杜元凱云：三者皆死刑，“昬墨賊殺”與“怙終賊刑”文勢正同。蓋怙恃其惡者，與終不能改者，與賊害人者，皆律家所謂情重，故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孫氏云：史官既言舜用刑之目，於是又言其明德慎罰恤刑之意，曰舜之用刑也欽哉欽哉，是刑之為憂恤哉，言其哀矜憂恤之至，而或以為舜語，非也，此說為是。

流共工於幽洲，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