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按陸德明《音義》，謂益即臯陶之子，此自遠從曹大家註《列女傳》、高誘注《吕氏春秋》及《詩譜》得來。金仁山謂其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臯陶不祀乎？”明非屬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彊盛，日荐食上國，而為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謂臯陶盡無後。何以驗之？臯陶偃姓，羣舒皆偃姓，則自出於臯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叛楚乎？或曰：臯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愚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為其胤子，自貍姓，何父子同姓之有？愚因又思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於稷、契暨臯陶而不及益，蓋以益為臯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又思舜五臣，其四人沾新命而益尚否，故禹當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之問，輒以益對，其情踪種種皆合。益信真《古文》之不可一字移易如此。

又按金仁山辨伯益、伯翳為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又以史遷作《齊世家》四嶽為其祖，而總叙齊又伯夷之後，則是齊有二祖，亦誤。愚謂其誤亦遠自《國語》來，仁山未知。《周語》大子晉曰：胙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又曰申，吕雖衰，齊、許猶在。《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侯，姜之儁也。一以為四嶽，一以為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宜何從？曰：云四嶽者是也，觀太公望曰吕尚，子丁公曰吕伋，繫出四嶽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嶽之族也。詎便為一人？且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書》悖，他尚足信哉！

又按邵文莊《寳簡端録》曰：周六卿即虞九官也。冢宰，禹宅百揆也；司徒，稷播榖、契敷教也；宗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也；司馬、司寇，臯陶作士也；司空，垂共工、益作虞也。配合頗當，但以益作虞為司空，此不過習見近代工部有虞衡清吏司，故云爾。不知《周禮》屬地官，蔡氏則云在虞曰虞，在周曰虞曰衡，並屬夏官，又不知所本是何等《周禮》。蔡《傳》舛誤，殊為章章。

或謂蔡《傳》曾氏曰新命者六人，禹、夷、垂、益、夔、龍，非稷、契、臯陶，稷、契、臯陶則舊職而已。愚曰：舊職也而命則加新矣，故亦新之。

又按范祖禹《論立后疏》云：一曰族姓，一曰女德，一曰隆禮，一曰博議。博議，蓋專破“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一輩人之語。愚謂擇婦既爾，擇壻何獨不然？舜出虞幕，幕成天地之大功，其後為王公侯伯，是族姓貴也；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是士德著也；堯治装下嫁二女於媯北，使為舜婦於虞氏之家，是禮之隆也；四嶽及羣臣諸侯同辭以對，是議之博也。一舉而四善咸備，尚得謂之輕以天子女與匹夫，而嘗試其觀刑哉？故試乃别試，以為人臣非為人夫，於此尤易見云。

又按劉寔《崇讓論》云：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後人臣初除，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其義蓋取諸此。逮季代，不復有讓賢者，虚謝見用之恩而已。竊以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讓之文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推之四徵、八尚書、百郡守皆然，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第五十九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書，言自夏以前純乎質，帝王有名而無號，商以下浸乎文，有名有號。堯、舜、禹皆名也，時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攷之《書》，帝曰格汝舜，咨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無言堯者，不敢名其君也。其説善矣，而亦未盡然也。堯、舜、禹亦皆有號，放勲也，重華也，文命也，三者即是也。何以别之？《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勲乃徂落”，許氏《説文》正同，他曰引堯之言為“放勲曰”，則可知其以是為號也矣。唯至偽《古文》出，“重華協於帝”、“文命敷於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為句，與今文“放勲”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協於帝敷於四海”，自不得解作號，而謂是史臣贊頌之辭矣。予痛其以偽亂真，而並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絶千載者，亦掩没而不彰，豈不甚哉？

按《曲禮》“臨文不諱”，盧植註云：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陳氏《集説》云：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於承用也。文字解如此，顧氏頗誤用，要須易為《詩》、《書》，不諱耳。

又按蔡《傳》載蘇氏曰：《史記》以文命為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為何事耶？此亦是過信晚出《書》故爾。其實《五帝本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云“夏禹名曰文命”。名者，號也，言虞舜號曰重華、夏禹號曰文命云爾。唐孔氏《疏》“人有號諡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諡之名也。皆得謂之名。

又按《孟子》足信不待論，而屈原賦二十五篇亦近古。《離騷》曰“就重華而敶詞”，《九章·渉江》曰“吾與重華逰兮瑤之圃”，《懐沙》曰“重華不可遌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得如放勲？《集註》云重華，本史臣贊舜之辭，屈子因以為舜號也乎！

又按漢之羣帝，有號有諡，如太祖其號也，髙皇帝其諡也，此既葬後，孝惠與羣臣至太上皇廟上其父之稱。著見《史記》，遷忽譌而為髙祖，班固撰《漢書》，即正之曰《髙帝紀》，但史文未盡釐正耳。夫遷世掌史官，於本朝開天之聖，曰號曰謚猶不能置辨，而况魏晉間及齊時人遠論上古帝王乎？其誤會也固宜。

又按《漢書》較《史記》加嚴，而《霍光傳》尤其第一作。予讀至昭帝崩，昌邑王未立，斯時僅有皇后上官氏，無皇太后也，《傳》却云“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光薨，宣帝已立六七年，久尊上官氏為太皇太后，斯時無皇太后也，《傳》却云“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史文之不易核實也如是。

第六十二

又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名，與其職任不得相混。竊以唐、虞時，四嶽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蓋其官以揆度百事為職任，必欲認以為名則非。何以驗之？後文契作司徒，司徒其官名也，敷五教則其職；臯陶作士，士其官名也，明五刑則其職。以至伯夷官名秩宗而職典三禮，龍官名納言而職出納朕命，是舜所謂百揆，亦典三禮敷五教之類耳，不得為官名，苟以為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豈有一官名在内者乎？或曰：然則此為何官？余曰：此即舜相堯、禹相舜之相也。有君則有相，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然其名亦隨在而異，在周曰冢宰，在商曰阿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則不可的知矣。或曰：然則舜他日又曰使宅百揆，非使之作相者乎？余曰：宅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耳，非如伯禹作司空，司空則官名矣。此亦幾微之辨，偽作周官者不通此義，竟認百揆與四嶽俱官名，曰内有百揆四嶽，其殆昔人所謂“圖對偶親切”者與？

又按“納於百揆，百揆時叙”，惟《左傳》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又即《孟子》“使之主事而事治”之謂也，益驗決非官名。

第六十四

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故《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方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刄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於師之事？此不足信。《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其以仁為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如後世檄文以兵威恐敵之事？既讀《陳琳集》，有《檄吳將校部曲文》，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三國志·鍾會傳》，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會與琳不相遠，辭語並同，足見其時自有此等語，而偽作者偶忘為三代王者之師，不覺闌入筆端，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已。

卷五上

第六十五

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盖别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間始析為二。然“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横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既嫁二女於舜矣，初而歴試，既而底績，繼而受終，次第及於齊七政，輯五瑞，肇州，封山濬川，明刑流放四凶，雖舜之事，何莫非帝之事哉？至是而帝乃殂落，而帝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後，則舜之事也，而舜何事哉？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則舜之事而已。如是又五十載，而舜之事亦畢矣，故以“陟方乃死”終焉。惟除去二十八字耳，而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為一篇，可以為一人，可以為虞史，欲紀舜而追及堯行事，可以為虞史，實紀堯而並舜行事統括之，亦無不可也。推而合之他書，又無往而不合也。再試析為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又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勦襲陳言者乎！善乎同里老友劉珵先生之言，曰：欲黜偽《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

按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尚書纂言》，於二十八字上批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温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踪。

又按朱子謂吕伯恭，言《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云此係作史之玅，則不然。焉知當時别無文字，在朱子此等識見信髙明，盖《書序》有《舜典》，有《汨作》、《九共》、《槀飫》十一篇，皆為舜事，朱子不信《序》而暗與之合者如此。余因悟此即後代作史法也。史之有本紀，為一史之綱維，猶《書》之有帝典體，以謹嚴為主，故今二《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節目細事，如設官居方别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盖即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所不勝載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尚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又按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罪之先，盖史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既知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可知，其四罪繫末簡者，盖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叙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最確。泛記舜行事，初不計先後之序，若指此二節而不指彼一節，亦可矣。

又按胡渭生朏明謂予，“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用兵》篇，姚際恒立方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之。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叡哲文明，允恭玄塞”，方興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為“文”，粲《七釋》易“叡”為“濬”，“允”為“温”，而“玄”字乃移用於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又不得謂襲《詩》與《易》也。夫《舜典》出於南齊延夀、漢人粲，漢魏人何由皆與《舜典》增加之字預相暗合耶？其為方興所襲自明。又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王可也，今以商王之“濬哲温恭”，周王之“允塞”，混加之於舜，烏乎可也？竊以論至此，真無復餘藴矣。

又按《經典釋文》，載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言於大舸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昬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卓哉斯識！真可稱制臨，決非一切儒生所能彷彿，柰何隋開皇初不爾。

第六十六

劉珵先生字超宗，嘗告予，曰二《典》為一，三《謨》去二，子著《疏證》，誠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試取《臯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為一篇，即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編簡重大，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臯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尚少二百二十五字，《洪範》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於《臯陶謨》釐而二乎？説不可得通矣。且《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盖别為《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臯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耶？胡輕立此論？盖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失，頼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臯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語。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歴歴有稽如此。

按吳氏《尚書纂言》，不信魏晉間《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為主，但“曰若稽古臯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四字為增，斷自“臯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揚子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又按《困學紀聞》謂：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説不勝其繁矣。又謂：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彊通者也。此等識見最確。予謂讀“言合稷、契”者，亦當以是求之。

又按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採《尚書·臯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内，邕距魏晉間不甚遠，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為一如此。至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論。然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盖爾時雖孔《書》出，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為説。

又按《漢·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今在《舜典》中，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為《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堯典》、《舜典》原合為一處，猶未加討論，《集註》云“盖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見猶未徹。又按《後漢·周磐列傳》“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正惟彼時《堯典》、《舜典》合為一，無問今、古文皆然，方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列學官以後，志聖道者有不並舉二《典》之名乎？此亦可為根證。

第六十七

又按：晚出《書》多出《漢書》，雖字與義較《今文》及遷《書》古文説不合，亦不顧。如《刑法志》“《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恤，《今文》作“謐”，遷《書》作“靜”，盖“謐”即“靜”也，但字異耳。《王莽列傳》“《書》曰舜讓於德不嗣”，嗣，《今文》作“怡”，遷《書》作“懌”，盖“怡”即“懌”也，亦字異。他日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悦也”，則又用《今文》，益驗向所謂遷書頗雜出《今文》。

第六十九

又按陸德明《釋文》，有王云者，王肅之註；馬云者，馬融之註。今監本《舜典》“肆類於上帝”，下《傳》引王云馬云，明是誤刋《釋文》入《傳》中，非《傳》本然。雖相承云“梅獻孔《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遂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用王肅註以補之”，不應復標王云，讀者宜辨之。

卷五下

第七十三

按胡渭生朏明，予與論《五子之歌》，退而作辯一篇遺予，今載於此。曰：詩歌之名，肇見於命夔，然《南風》、《卿雲》、《康衢》之類，辭不經見，未足為據，其可據者，惟“股肱元首”三章耳。夏后氏詩歌絶少，塗山及夏臣相持而歌之作，皆不足信。而《周禮》所謂《九德》之歌，《離騷》所謂“啓九辯與九歌”者，泯滅無遺，其見於《經》，唯《五子之歌》及《孟子》所引夏諺而已。《五子之歌》《今文》無《古文》有，識者謂其剽竊傳記，氣體卑近，殊不類五子語，説已詳，某不復及，姑舉明白易曉者言之，以決其偽，則莫如韻句之寥寥為可怪也。《詩·大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古無所謂韻，韻即音之相應者，聖主賢臣聲出為律，兒童婦女觸物成謳，要皆有天籟以行乎其間，非若後世之詞人按部尋聲、韻句惟艱也。故《賡歌》三章，章三句，句必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當時之歌體有然。下逮春秋，以迄漢魏，凡屬歌辭，韻句最密，延及唐人，亦遵斯軌，況虞、夏之民，各言其志，出自天籟者乎？而《五子之歌》不然，大率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之韻句尤踈，殆不可誦。章十五句，其協者裁四五句耳，豈作偽《書》者但以掇拾補綴為工，而竟忘其為當韻也耶？且古者，《易》象龜占句必有協，百家書語間作鏗鏘，然則韻句而非歌者有之矣，未有歌而韻句之寥寥者也。即以《書》論，《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之文，五句四韻，《左氏》引《夏書》“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韻。《太誓》非歌，則左氏所引亦未必是歌，今第三章乃襲取為之，芟“帥彼天常”而改其“行為厥道”，則又減却二韻矣。噫！既用作歌，抑何惡韻之若此也。

又按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為一音，故帝《舜歌》以熈韻喜韻起，其證也。《五子之歌》亦以圖韻下韻予韻馬，盖古法也。字有古音，與後代頗不同。如《臯陶歌》“明”音“芒”，與“良”、“康”為韻，《五子之歌》其一兩“下”字音“户”，“馬”音“姥”，與“予”為韻；其四有音以與“祀”為韻，皆古音也。此偽作《古文》者，幸其生於魏晉之間，去古未遠，尚知此等，若浸降而下，并此亦弗識矣。

第七十四

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為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揚疆張光”，韻協。《墨子》引《太誓》之言，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竊意當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偽作《太禹謨》者，於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而至“天之歴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於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至《墨子》所引，以“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竄入《泰誓》下篇首，以“為鑑不遠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竄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為重出，《伊訓》“咸有一德所用而滅”去之，止留其後之語，反似《墨子》當日將古《泰誓》篇凡韻相協者，采集成之而後引之，而古人原未嘗有以韻成文之體也。

按《墨子》原文“為鑑不遠，在彼殷王”，下即繫以殷王所謂四語，今《泰誓》既云“商王受力行無度”，又更端云“受罪浮於桀”，自不得用“為鑑不遠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為夏王，以作照應前面之辭，此其遷就之。本懐云：又按梅鶚幼龢，又謂《古文尚書》東晉上者，較前偽《泰誓》引《書》加詳，故遂亂本經，然尚幸其有紕漏顯然，以可指議者，如改“今失其行”為“今失厥道”，不與唐常方綱亡協，則昧經書用韻之體矣。離“堯曰”首節為三段，而增加其上，則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正與余互相發。

又按梅氏鷟亦謂“堯曰咨爾舜”僅五句，《大禹謨》於五句上下輒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堯為寂寥乎短章，在舜為舂容乎大篇矣，亦可絶倒。又謂孔安國註《論語》“舜亦以命禹”，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不言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則可證東晉時《古文》，非西漢時安國所見之《古文》，決矣。又謂《集解》所引“孔曰”者，乃安國之手筆，舉安國之手筆為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皆與余互相發。

又按《荀子》引《道經》四語，亦是以“危”“微”“幾”“之”成韻，《論語》雖有“周親四語以親人人”成韻，偽作《大禹謨》、《泰誓》中者竟截去一半，間以“天視天聼”之語，亦係不識文有用韻處。

第七十八

余向謂《説文》皆古文，今異者亦只字句，間然從其異處論之，已覺義理長，非安國《書》可比，今且有安國所不載辭至多，其必出賈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故除名標《逸周書》者不錄，錄《虞書》焉，《商書》焉，《周書》焉，《尚書》及《書》焉。《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虞書》又曰“怨匹曰逑”，《商書》曰“以相陵懱”，《周書》曰“宮中之宂食”，讀若《周書》“若藥不眄眩”，《周書》曰“戔戔巧言”，《周書》曰“求就惎惎”，《周書》曰“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周書》曰“王出涘”，《周書》曰“伯臩”，《周書》曰“師乃搯”，《周書》曰“孜孜無怠”，《周書》“曰惟緢有稽”，《尚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書》曰“竹箭如榗”。右皆魏晉間忘其采用者，而宋洪邁反疑之為不可曉，善夫徐鉉《進〈説文〉表》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予謂賈、許所授受，古也；魏晉間出，今也。徇今而違古，洪氏之見也；援古以正今，予之見也。噫！果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肅、鄭康成《古文》以上，統名《虞夏書》，無别而稱之者。兹《説文》於引今《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於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惟於今《舜典》“五品不愻”作《唐書》，與《大傳》説《堯典》謂之《唐傳》同，四引《洪範》皆曰《商書》，與《左氏傳》同，却與賈氏所奏異，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

又按“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毛詩傳》並同，嘗意《孟子》“號泣於旻天”出古《舜典》，則此亦應為其文。“怨匹曰逑”與《桓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同，凡《左氏》“古之命也”皆古有是言，其即指《虞書》可知。“伯臩”重今《冏命》，盖鄭、孔各有一《冏命》，故其稱名同，唯字别。“孜孜無怠”出偽《泰誓》，説見第三卷。“王出涘”亦《泰誓》，見《周頌箋疏》。“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出《周書》。周祝解《説文》脱“逸”字，兹偶因仍，未及削正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