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絶，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矣”。二十五篇不出自梅賾也，若云《傳》、《記》所引《書》收拾無遺，則非《書》收拾《傳》、《記》，《傳》、《記》自引《書》也。

“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此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大小夏侯與歐陽氏所傳《尚書》，在西晉永嘉之亂即已亡失，並不自唐人為疏義後始廢而不行也，況五十八篇既行，則二十八篇自在其中，不惟不廢絶，又何曾混淆耶？

《書》篇題之冤

歸有光曰：昔班固志藝文有云“《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則以古文為漢世偽書，故别稱為經，不使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絶。

初聞有光說大驚，及檢《漢志》知有光所據，即吳澄誤據之說，非《漢志》也。《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即安國《書》也，經二十九篇則今文也，班固當時未嘗有慎重分别之意，必欲分别，則孔《書》是《尚書》，伏《書》是經，當分别伏《書》，而有光反言之，本欲吠堯而適以吠蹠。此等學問，何苦為此唐、虞三代之《書》，不比《漢志》數行可錯讀也，況《古文》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也。

《書》序之冤

金履祥曰：朱子疑安國《大序》非西漢文字，履祥疑屋壁中絲竹之音，此東漢讖緯涉怪家言。王柏曰：《序》欲眩耀孔壁之奇，造為科斗書。既曰科斗書廢，無能知者，則安國焉知之？

《漢景十三王傳》：初魯共王好治宫室，壊孔子舊宅以廣其宫，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壊。《藝文志》：共王往入其宅，聞鼔琴瑟鐘磬之音，則此在西漢本有之，若科斗之書，鄭玄曾註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以形言之為科斗，若指體即周之古文也。而《正義》又云鄭知此者，正謂周時秦世所有，在漢代猶當知之，則是科斗雖久廢，他人或不知，豈有安國儒家亦不知者？《書序》為昭明所選，宋人不識《文選》，每遇《選》中文，必疑為齊梁人偽作，如疑《李陵書》、《子夏序》類，以為安國此篇必非漢文，而不知漢人之註之者早已如此，雖欲曲為吹求之，其可得乎？

《書》詞之冤

梅鷟曰：《大禹謨》，偽《書》也。《春秋·莊八年》魯莊公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此《書》詞也，“德乃降”三字乃莊公自言，杜預註此甚明。今乃連襲其文而以魯莊之語為《書》詞，此非偽乎？或曰：《左傳》“降”音“杭”，與古文音“絳”迥然不同。

《古文》不立學，故趙岐、杜預輩皆不見《古文》，前既以此為《古文》偽案已辨之矣，今預實不見《古文》，不知“德乃降”是《書》文而誤以“《逸書》”二字註之“邁種德”之下，此正不見之據而說者，復以此為《古文》偽案，則兩端矣。按《左傳》“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莊公曰我實不德，《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如務修德以待時乎？遂引師還”，則明是以郕降之故，故引《書》之稱降者以解之，使祗“邁種德”三字，則與郕降何與而引其語，且德足降物，引《書》甫畢，然後以修德起意，故曰“如務”，未有連作己語而復加“如務”以起其意者。至若“降”之音“絳”，與“降”之音“杭”，總作下解。如城降曰城下，下心曰降心，《詩》“我心則降”，《國語》“王降翟師”，皆是孔《傳》以“降”解“下”，與《釋言》、《說文》皆同，正“惟德足以下人，故黎民懷之”，《書》詞、《左傳》何異焉？

《荀子·解蔽》篇：《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明稱《道經》而以入《尚書》，非偽何也？況“人心”三句，《論語》無之，偽者所加也。

此正古《尚書》經之尊稱也。古以為帝典王謨其相授之語，實出自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稱《道經》。此如《易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故孔氏《書序》亦有云“三墳為大道五典為常道”，皆以道名，可驗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屬之舜之詔詞，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註者曰此《虞書》語，此與《論語》所云“舜亦命禹”正同。蓋《道經》之名創自燧人，誰謂軒黃即老、列乎？若謂“允執其中”，《論語》祗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偽，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馬融作《忠經》時即引其文，非東晉梅氏所能假也。

況“人心”四句蟬聨而下，並非逐句攙造者，何則？“惟精惟一”句，在《荀子》無其文也，乃《荀子》雖不引《書》文，而直引《書》意以為之解。如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此正明取“精一”語而由繹其旨。“一則精，兩則不精，惟精惟一”，從“人心”二句而一氣訓釋，在《荀子》必不逆知後世人必有偽造“精一”語者，而先為此懸空之解，在偽造《書》文者亦必不求合《荀子》之意，故作此“精一”語以曲實其說。蓋《荀子》惟解經，故可引經文，亦可論經意，若偽造《書》者，謂其撮人成語則有之，謂自造成語以合人意旨，則萬無此事，何則？我造偽《尚書》，不造真荀子也。人稍有知，能領會此意，則亦可捫朕舌矣。

“汝惟不矜”四句，亦《荀子》有之而不著所出，何以知為《尚書》耶？況凡舜所命皆本《荀子》，非抄《荀子》耶？

若“汝惟不矜”四句，不惟《荀子》，即《老子》亦有之，此亦本經文而習為常語，不必定註曰某書曰者即無稽之言，二語亦然。此如《春秋》叔向謂子産，曰“昔先王議事以制”，雖用《周官》文而只作己語。晉徐邈與范甯書，曰“君子之心，誰毁誰譽”，雖直引《論語》文而不標所自，一若己之自言之者。古人引經類如此，若謂舜所命語多出《荀子》，遂謂偽《書》抄《荀子》，則大不然。《荀子》遵聖言可歴引之，若作偽者盜錢在一處，則人得蹤跡之矣。□子賊曹思刺平民，而自為掩耳之計，可乎？

故《論語·堯曰》篇，近亦有據之為偽案者，謂掇拾斷續且多易句，則不知此篇文體率散，撮各經以成章，原非引《書》，故文不順，序亦無接次，凡五章皆然，不止咨舜為然矣。先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名於其下，如“咨爾舜”章不註《大禹謨》，“予小子履”章不註《湯誥》，“雖有周親”章不註《泰誓》，“所重民食”章不註《武成》，何則？非引《經》也。

《左傳·文七年》，晉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使勿壊，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詳其文則引《夏書》祗四句，以“使勿壊“止，下皆釋《書》詞也。今乃以《左氏》釋《書》之詞而通襲之作《書》文，可乎？且又有”德禮“一名，何無文也？

……況水火金木諸句，斷當屬之大禹口中，而不得為釋《書》詞者，《洪範》不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乎？當禹治水時，天錫禹洪範而箕子傳而演之，故五行之說，雖見於五帝德而經文無有，惟《洪範》首演五行，曰水、火、木、金、土，而大禹即以水、火、金、木、土進之帝前，此一節正其本《洪範》以陳謨之事，故曰天錫洪範，禹則之以成九類。而前儒亦云水、火、金、木、土、穀者，即初一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者，即農用八政、乂用三德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者，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勸之以九歌者，即天錫九疇以九為次，禹成九類亦以九為則也。是水、火、金、木、九功、九歌諸句，斷是《夏書》，斷是《大禹謨》，亦斷是大禹陳謨時口中之語。讀《書》至此，當憬然動心自愧無學，而猘犬狂吠不辨形聲，亦安用矣！又《楚詞》“啟棘賔商，九辨九歌”，竟以《九歌》為夏禹世襌之樂名，故《史記·舜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鳯皇來翔，亦謂禹紀舜功德為舜作樂，而皆本之於九功九歌，蓋《九招》即《九韶》，亦即《九歌》也，誰謂《九歌》非《禹謨》乎？

或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禹在虞廷，安得有誓師之事？且聞舜竄三苗矣，未聞大禹亦征苗也。

大禹征苗，在吳起對魏武侯早已言之，若誓師則《墨子》引《書》明載其事，且名曰《禹誓》，即其誓詞，亦與《古文》不大遠。有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兹有苗，用天之罰”，此亦宜盡人所得見者。乃獨此一節，攻者甚衆，在元明間多有之，今則梅鷟、羅喻義皆紛紛矣，蠡吾李塨有與桐鄉錢甲辨詞，并載於此。

甲謂：有苗已竄三危，禹安得而又徵之？且三危為燉煌地，非七旬所可得飲至者，況既已來格，何為《吕刑》又言遏絶之耶？是烏有也。

李塨曰：三苗雖一國，而君民不同，竄三危者乃竄其君，未嘗舉國人而盡竄之。《禮》：天子不滅國。當必更立一君於其地，奈其君荒迷如故，則又征之，故其誓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此非其民所得為者，是舜竄一君，禹又征一君，不相溷也。且謂禹無征苗事者，謬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彰彰者。甲但知苗之來格當在燉煌，而不知仍在本國，蓋有三危之苗，有本國之苗。《禹貢》云“三苗丕叙”，此三危之苗也，“三危宅而三苗叙”，即燉煌也，此舜所竄者也。《益稷》云“苗頑弗即工”，此本國之苗也。三危方叙績而本國無功，此即禹所征者也。故《舜典》黜陟分北三苗，亦惟三危與三苗攷績不同，故在禹治水之後，既黜陟而分北之，而至此不率則又征之，此明驗矣。若《吕刑》苗民，則直是唐初帝堯之事，《國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而《正義》亦曰此滅苗民在堯初興時，至堯末年則又有竄苗之事。是唐、虞之際凡三誅苗，堯則遏絶之，殺其身翦其嗣不滅其國，舜則竄徙之而不殺其身，禹則第征之來之而并不竄，徙以漸而化，則以漸而輕。世但攻《古文》辨征苗事，而不知堯、舜與禹，其三世治苗有如是者。是今文《尚書》曾未夢見，而欲攻《古文》此妄也。

《大禹謨》若干章，每章必有諸書引用之文，吳澄所云《傳》、《記》所引收拾無遺者，此真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也。汴宋人多輯格言，世有集唐人詩為珍祕者，即千文集字猶相傳至今，《古文》總作偽而聖謨嘉言會粹一處，則亦不可沫矣。明閩人陳第有《古文引書證》一編，雖不無遺漏，然亦有可紀者如此，除前卷証《夏書》條，及前條有《左傳》郤缺引《書》，魯莊公引《書》，臧武仲引《書》，仲尼引《書》，孔子引《書》，聲子引《書》，《吕氏春秋》引《書》，《襄五年》引《書》，《國語》内史過引《書》，《後漢·劉梁傳》引《書》，《國策》趙武靈王引《書》，《墨子》引《書》外，尚有《左傳》引《書》“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孟子》引《書》曰“洚水儆予”，又曰“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又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荀子》引《書》“維予從欲而治類”。

卷五

或謂：第五章“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二句，襲《孟子》“鬱陶思君爾忸怩”為文。

此古《舜典》文，非《孟子》文也。《孟子》所引，是古《舜典》中文，而《尚書》亡其前截，故《史記》作《舜本紀》，即引《孟子》文以補《舜典》之所闕。自“九男二女完廩浚井”以至“舜避堯之子”，節節有之，故《孟子》曰“鬱陶思君”而《史記》曰“我思舜正鬱陶”，此真古《舜典》原文。觀宋玉作《九辨》亦有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此時宋玉必不讀《孟子》，可知也。然則《五子》此文或襲《舜典》，茍非《舜典》，則必《孟子》與《史記》同襲《五子》“未有明明”五章，《左傳》與《國語》並引其《書》，而反降而襲《孟子》者。

甲謂：《孟子》“舜卒鳴條，為東夷之人”，此當在今山東，而《伊訓》曰“造攻自鳴條”則桀都安邑，在今山西，與鳴條何涉？

李塨曰：《史記》稱桀敗奔於鳴條，則“鳴條造攻”不止《書》詞，若《孟子》稱東夷則别一鳴條。《正義》謂陳留平丘縣有鳴條亭，此在東鳴條也，舜所卒也；蒲州安邑縣有鳴條陌，此在西鳴條也，桀所誅也。一東一西，不必牽合。獨予為《孟子》解，則桀都安邑，舜亦都安邑，舜卒不當在東夷，其稱東夷者，以戰國分東西，指函關言，關西為西，關東為東，如曰東方六國者是。舜卒安邑，亦可稱東，況别有地也。夷裔也，今俗名邊，猶言東邊也。

卷六

或謂：《漢·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今攷《史記》五帝、夏、殷、周《本紀》及魯、周公、燕、召公《世家》，皆不出伏生二十八篇之外，所云安國二十五篇者，無片語也。若《湯誥》載其詞與《古文》絶不同，惟《泰誓》有“今殷王紂用其婦人之言，自絶於天，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悦婦人”，《蔡仲之命》有“以車七乘，其子曰胡，率德馴善，舉胡以為魯卿，士言之於成王，封之於蔡”諸語，然亦僅矣。是必安國之《古文》原止此數，今所傳者非是耳。

……若云《堯典》、《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則亦有故。伏并二《典》而合之，而《史記》分《堯典》於《堯紀》，又分《堯典》之半於《舜紀》，則用孔說矣。若今文《洪範》頗涉變怪，流之為劉向五行之學，大不雅馴，而《史記》祗就其本文次第敷衍，似用孔說。至《金縢大傳》及夏侯、歐陽之學，皆謂周公之死，成王欲葬成周而風雷變興，谷永上書所云“成王葬公以變禮而當天心”，張奐《災異疏》所云“昔周公葬不如法天乃動威”。而《史記》不然，既知古文《金縢》與今文異而不得其本，先於周公避居時作一發策迎公之事以從《古文》，又於周公葬後别叙一發策賜郊祀之事以不從《今文》，則其用孔說而不用伏說，為彰彰者。惜其不得《古文》本，不多載耳。

又謂：三公，即《立政》之常伯、常任、凖人也。按《白虎通》有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之言，因知常伯即司徒，常任即司空，凖人即司馬，所云三事者，三公也。古公卿只一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即不言卿；君一位，卿一位，即不言公。凡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古無是稱，且六卿是軍制，非國制也。《牧誓》司徒、司馬、司空祗是三卿，即魯三家三卿，季孫司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皆無冢宰、宗伯二名。即虞氏九官，禹司空也，稷司馬也，契司徒也，亦無冢宰、宗伯。然則冢宰非官也，宗伯亦非官也。

《立政》諸官名多不可攷，即常伯、常任、凖人三官，舊儒紛紛，皆不足據，若以司徒、司馬、司空當之，則尤無理。《立政》分序羣官，原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名，别列文内，何可相混？舊有謂凖人近於庶獄，而人即非之，曰如此則常伯、常任當是庶言、庶慎乎？若以為司馬，則攻者接踵矣，若公卿異等，則《孟子》明有六等五等之分，即《周禮》亦有九服九命之别，甚至《易通卦驗》亦曰：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以公卿大夫判作三等，其或言公不言卿，言卿不言公，祗是互詞，猶稱歲為春秋非無夏冬，稱日為朝非無昏也。今謂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則凡《公羊》、《荀子》稱天子三公，《周禮·攷工》稱九卿之朝九卿之治，皆不出自漢註。即《王制》天子命三公九卿元士皆入學，《月令》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迎春於東郊，並非東晉偽《書》也，況大戰於甘，乃召六卿，則天子六卿本出自《今文》，而又謂六卿亦只三官，且必為軍旅所用非在朝之官，則六卿並不限於三，祗以六者之中，其三者更切民用，則又另稱之，如《洪範》以“三八政”特稱司徒、司空、司宼類。故《漢·公卿表》專以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為天地人三名，而《白虎通》因之，此即東漢三公之所始。而至於軍旅，則亦以營壘、尺、籍三者頗重，與冢宰統邦治、宗伯專主禮儀者稍有不同，故兵制用人又以三官立師中之長，而實則天子六軍則六卿齊將之，諸侯三軍則三卿齊將之。凡出師命將，皆用命卿，故公、榖註《春秋》，直以三軍為三卿，二軍為二卿，並以官名軍，可驗也。彼第知三官為三事，而不知六卿之召，有曰嗟六事之人，則六官矣。且六官並列，隨所取用，太皥五鳩於六官之外，有司寇而多司事；《洪範》八政於三官之外，增司寇而反去司馬；殷、宋九卿於六官三官外，又增左右師司城，而獨無司空。至若唐、虞九官，則賈公彦謂：天官為稷，地官為司徒，秋官為士，此堯時事，至舜則命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又曰：堯初天官為稷，至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即冢宰也。是九卿六卿皆三代習用之官，其必非漢儒妄言而限於軍制已可見矣。如謂稷是司馬，吾不知所據。如謂唐、虞無冢宰、宗伯，則百揆、秩宗所掌何事？恐舍此二官，定無所屬。若謂冢宰非官，宗伯亦非官，則此二者是何物？豈可食者乎？

卷七

古文《堯典》以“禺銕”作“嵎夷”，“柳谷”作“暘谷”，“伏物”作“朔易”，“鄙德”作“否德”，“不怡”作“弗嗣”，“璇璣”作“璿璣”，“北嶽如初”作“如西禮”，“兆十有二州”作“肇十有二州”，“惟刑之謐”作“惟刑之恤”，“祖饑”作“阻饑”，“穉子”作“胄子”，“五十載陟”下增“方乃死”三字。

……若以至於北嶽如西禮，作“如初”，此漆《書》古文也。馬、鄭作漆《書》古文註，其說如此，而竊作今文，亂矣。至於“五十載陟”，據其自解有云：按《竹書紀年》書法，只宜作“五十載陟”，則欲攻晉後所出之孔《傳》，而乃取晉後所出偽《書》之書法以刪改古經，豈有此理？若謂《傳》以“方乃死”為“陟”之註，則以“陟”訓死，猶屬非義，“方”乃何解？蘇軾引韓愈說，謂“陟方猶言升遐，《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則以陟方為義而訓以乃死，似頗明順，然猶多此一訓，況欲刪去三字，則直焚書矣！舊謂鄭玄讀此，“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未聞以“陟”字句者。縱今文多難讀，亦不必如此。

《記》曰“《簫韶》，舜能繼堯之道也”。樂章宜以堯發端，今以《論語》引《書》“堯曰咨爾舜”節當《汨作》樂歌之文，與“文王曰咨”同。以《左傳》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膏飫》樂歌之文，與“將賞為之加饍，加饍則飫賜，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同。餘凡《大禹謨》中“皋陶邁種德”、“地平天成”、“念兹在兹”、“成允成功“等語無所專屬，任歸之《九共》篇中，惟觀者自擇焉。

此真喪心病狂矣！欲滅聖經而指為偽《書》，乃自造偽字、偽經、偽逸經以侮嫚聖言，有王者起不誅，何待？嗟乎！誰為作俑以至於此，且此種行逕，在前似有為之者，觀洪邁曰“孔安國强解《汨作》、《明居》”，而今并《九共》、《膏飫》皆註之而實以文，何其無忌憚也，則在前似有為之而被詬厲者，今復蹈此，則不止無忌憚矣。彼徒知《左傳》所引有九功九歌諸語，遂妄以《九共》當九歌，謂即是《簫韶》九成之樂，而不知《左傳》所引者《夏書》也，《夏書》正是《禹謨》。《史記》以《皋陶謨》、《益稷》録入《夏本紀》中，列《禹貢》之後，正謂《禹謨》是《夏書》首篇而《皋》、《益》繼之。故《左傳》、《國語》凡在《禹謨》、《皋》、《益》中文，則皆稱《夏書》，是九功九歌其為《禹謨》無疑也。縱曰九功九歌即《大招》九成之樂，亦仍是《禹謨》而斷非《汨作》、《九共》等逸篇之文，何則？史作《舜本紀》有云“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鳯皇來翔”，是《韶》雖舜樂，而實為大禹所作，徒以歌舜之功德而歸之於舜。是以《楚辭》有“啟棘賔商，九辨九歌”語，而王逸註云“啟能修明禹業，重列其宫商之音”，則是《九招》之樂明作自禹，故九功九歌《禹謨》載之，大禹又明明言之，則與《史記》、《楚詞》所云恰恰相合。人第知舜有《韶》樂，而不知實作之於禹，此亦註古文《禹謨》者一大快事。如此解經，方能破庸妄之見，發前人所未發。乃僅以《九共》二字，聲音相近，遂妄以《汨作》、《膏飫》聨翩當之，則其陋劣杜撰為何如者？且其所謂倣申培《詩說》例作篇題三首，則尤無理。彼劇遵朱氏，故恥引《毛詩小序》以為証，而偏引申培《詩說》。夫申培授魯詩，未聞有所謂《詩說》也，在前史志藝文者，並未嘗有此書名，至明嘉靖間廬陵郭中丞家忽出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以為得之黃文裕祕閣石本，實則攷功豐坊偽為之，予向有《駮義》一書略斥之矣。今引此自據，使知之而引之耶，則以偽濟偽，此妖言畔道之同黨，可并案也；使不知而引之，則近代偽書尚不能辨，而欲辨唐、虞三代之偽書，能乎？且是人胸臆，全未讀書，欲作偽今文，則亦當覓真今文讀之。今文《大傳》其在《虞傳》中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在《殷傳》中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則《九共》逸篇在今文有真書矣，乃墨守今文者全不之知，反攘古文之《夏書》而割綴成篇，不亦羞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