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書》四十二篇。《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膏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徵》、《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髙宗之訓》。《周書》：《分器》、《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

按《史記·殷本紀》，有《太戊》一篇，《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弘，有命以《伯禽》，命以《唐誥》”，劉炫曰：《伯禽》與《唐誥》，皆命《書》篇名，猶《君陳》、《君牙》之以名為命類。又《漢·律歴志》有古文《月采》篇，又《康王十二年》“王命作策《豐刑》”，今亡篇之内並無諸名。

又有《逸書》在亡《書》四十二篇之外，有書而無名者，《大序》所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是也。

《史記》：《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儒林傳》：《逸書》得十餘篇。《隋·經籍志》：《尚書》逸篇二卷。《志》云：又有《逸書》出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壁中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又有稱《書》有正攝之分。陸德明《釋文》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餘俱有正有攝。不解何義。熊朋來謂：百篇註者有正、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然按其所分，一往不合，且其中以《禹貢》、《洪範》俱為二《典》之攝，則不通極矣，要皆不足辨耳。及安國獻《書》，武帝命安國作《傳》，《傳》畢將上之而巫蠱事（起），《傳》遂不得上。自天漢末獻《書》，至徵和元年巫蠱起凡四年，而《古文》未行，安國隨卒，竟不得立於學官。

《藝文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楚元王傳》：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荀悦《漢紀》：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大序》：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不復以聞。《隋書》：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起，不得奏上。

乃《古文》原本旣獻之官，藏之書府，而以隸古更寫之一册，藏之於家，遂私相授受，雖非官《書》令甲公行頒布，而漢史重其《書》，記其授受亦相嬗不絶。《史記》：兒寛受業孔安國。《漢·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説。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隋書》：安國遂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百兩篇

百兩有二説。一，百篇之外，加伏生《泰誓》一篇、孔氏《小序》一篇，為百兩篇。一，《春秋説題辭》謂《書》百二十篇，《尚書璿璣鈐》謂孔子得《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曰百兩篇。

《儒林傳》：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眞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迺黜其《書》。

孔氏《正義》謂：孔《書》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其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與鄭註異，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前漢諸儒但知孔本有五十八篇而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之數，為五十八篇，其所僞增二十四篇者，即鄭注《書序》自《舜典》、《汨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稱十六篇，則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為十六篇。其説鑿鑿。按漢《傳》但言成帝時有百兩篇之説，成帝因以百兩求，張霸即以百兩徵，未聞帝以二十四篇求霸以二十四篇徵也；且霸所應徵之《書》，明言分析合二十九篇，作數十篇，又采《左氏傳》并《書序》作首尾凡百二篇，則其數明是一百有二篇，而其文則大約取之《書序》、《左傳》及《尚書》二十九篇之中，何曾就鄭註多寡為之增益？况僞造二十四篇，祇足得五十八篇之數，其於百兩何居？及究其所誤，則鄭註三十四篇與僞增二十四篇，皆杜林漆書《古文》，非孔《古文》也。穎達不曉漆《書》，作此不通語，而世無通人解之。夫以張霸西漢成帝朝人，乃能僞造二十四篇以足東漢鄭康成註《書》不足之數，則其人已在夢中，而世復信之，所謂舉世夢夢非耶？《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

《楚元王傳》：哀帝時，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古文舊《書》，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傳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又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皆先帝之所親論，今上所攷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若必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乃《書》入而諸儒皆切齒怨恨，即名儒如光祿大夫龔勝，惡之願乞骸骨罷，而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毁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内太守。

《漢·傳贊》云：平帝時，為立《古文尚書》。《傳》亦云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乃莽廢官學，仍不行。

曁後漢，而《古文》之名日盛，然終不立學，即民間除授受外，亦罕得其《書》，且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如《君陳》、《泰誓》類，皆不註篇名，至“予小子履敢用玄牡”節，反不註《湯誥》而註曰“此《墨子》引《湯誓》辭”，而賈逵、馬融、鄭玄之徒極尊《古文》自稱受孔學者，其註諸《經》引《古文》處，皆註曰“《逸書》，以逸於學官外也”。且實有不見《古文》者，《正義》謂漢儒如劉向、劉歆、班固、賈逵、馬融、鄭玄六人皆不見《古文》。予嘗謂向歆校中、外《古文》極悉而孔氏誣之以不見，此仍是張霸僞補鄭本之餘説，若賈、馬三人則所受者為杜林漆《書》，本其不見孔壁《古文》，斷有然者，雖徐仲山曰馬融作《忠經》引《大禹謨》，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非《古文》乎？顧三人實不見《古文》，其《忠經》所引，偶然及之，不足據也。説見後。

《後漢·儒林》：光武初，尹敏字幼季，初習歐陽《尚書》，旣而受《古文》，兼《毛詩》、《穀梁春秋》；而汝南周防，字偉公，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至肅宗朝，有詔髙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魯國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絶，拜郎中。陳留楊倫，字仲理，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學大澤中，弟子至千餘，陽嘉二年拜大中大夫，與將軍梁商不合，以病免。若杜林在東漢初，曾得西州古文漆《書》一卷，其實與孔壁《古文》並不相合，至是則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訓解》。

魏王肅習《古文尚書》。

《晉·皇甫謐傳》：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鄭冲，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字休豫。休豫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皇甫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眞為豫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古文尚書》作解，猶不得《舜典》。

乃其所上《書》，則固孔安國之《傳》，非《經》文也。《隋·經籍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玄為之作《傳》、《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絶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説。由是觀之，是古文《經》文，祕府舊有梅氏所上只是孔《傳》，故志歴叙之以為《古文》《傳》、註師説興廢之由，原未嘗謂《古文》已亡，至東晉始上也。是以前叙所存特曰《古文尚書》之經文，後叙所奏則又特曰安國之《傳》，其故為明析不使謬亂如此。

至於《堯典》、《舜典》，原有二篇，孔氏《小序》已第其目為百篇之二，而伏生誤合為一篇。及孔壁出《書》時，安國攷定篇次，為分而出之，但不知其分在何處，且失篇首一截，祇以堯、舜二《典》之序冠《堯典》之首，而其文則仍合為一。於是立學之際，始校舊文，遂有疑為《舜典》亡者。舊《晉書》所云亡失《舜典》一篇，《隋志》所云時又闕《舜典》一篇是也。但予攷《史記》及諸書引《經》所據，知《舜典》即在《堯典》中，未全亡也，所亡祇“四海遏密八音”以後、“月正元日”以前半篇耳。然且篇首二十八字則孔《傳》原有其文，而梅氏所上本偶失之，至南齊姚氏始上其文，又以《堯典》“愼徽五典”以後文而冠以“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六句，遂謂“愼徽”以後俱是《舜典》，然前後不接，因有疑二十八字為僞《書》者，不知亦非僞也。

南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一篇，在“愼徽五典”上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遂表上之，會方興以罪致戮，事遂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書，復得之。

此二十八字，在魏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晉范寗註古文《舜典》一卷，皆有其文。《正義》云：梅賾上孔《傳》時，猶闕《舜典》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

阮孝緒《七錄》亦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釋文》云“此十二字，阮氏《七錄》亦云”是也。

但《釋文》又云“姚方興所上祗十二字，更有‘濬哲文明’四句凡二十八字，總出之王註”，則不然。按《隋·經籍志》：齊建武，《舜典》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是此二十八字，在建武奏上時一齊並出，從無方興十二字王註二十八字之别，此說誤也。然且此二十八字，在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玄塞”，此二王君者，皆在王、范二君之前，則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方興之非僞，固不足辨也。

至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髙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則亦先於方興者，但“建皇”六字與“協於帝”三字、“濬哲文明”十六字俱不通接，是必此六字原在“乃命以位”後亡篇中文，而髙堂是時以改朔引及斷章，取旨不必直接“重華”為句，觀其文勢，原自奥阻，可驗耳。若謂此十五字當攙之“正月上日”之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前，改朔與齊政正可相接，則不特置“協於帝”三字并“濬哲文明”十六字於無地。執一書以廢羣書，必無是理，且顯與《史記》諸書之分堯、舜《典》大相乖謬，恐未然矣。

蓋《史記》諸書皆稱“放勲殂落”以前為《堯典》，以後為《舜典》。《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漢書·王莽傳》“《堯典》十有二州”，後漢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以二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堯典》文“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凡稱《堯典》皆在“愼徽五典”之後，則此後半篇其為《堯典》方未已也。乃自此推之，至“二十八載帝乃殂落”之後，則並無《堯典》一名闌入其内，此眞《舜典》矣。故予舊分二《典》，謂《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止，《舜典》後截，則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陟方乃死”止，首尾分明，而其所補闕則《史記》有之。《史記》作《堯紀》即載《堯典》，如帝堯者放勲能明馴德，乃命羲和，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歲三百六十六日，舉丹朱，舉共工，舉鯀治水，舉舜降二女，愼和五典，謀事至而言可績，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遂類上帝，輯五瑞，歲二月東巡狩，五歲一巡狩，肇十二州，定五刑，誅四凶，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此《堯典》也。至以《舜典》作《舜紀》，則自虞舜者重華起而窮蟬而下，而瞽瞍，而耕歴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就時父母弟欲殺舜，四嶽薦之，堯乃使九男二女事之，且試五典，治百官，舉十六族，賓四門，流四凶，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使攝行天子政，天下歸舜，此《舜典》前截文也。自此以後，則全是《舜典》。如云乃至文祖，謀四嶽，命十二牧，咨禹，咨棄，咨契，咨臯陶，咨垂，咨益，咨伯夷，咨夔，咨龍，嗟女二十有二人，三載一攷績，舜年三十以孝聞，至崩於蒼梧之野，皆《舜典》文也。則是二《典》之分，當在“帝乃殂落”之後、“月正元日”之前，此彰彰者。但《舜典》前截，依《史記》所載，則亦有“試五典賓四門納大麓”一段與《堯典》同。故伏生之合，孔《書》之失，蕭齊《舜典》之攙割，皆職是之故，《史記》具在，其為餼羊顯然耳。乃自立《古文》學後，江左儒者悉祖述其《書》，隋初流播河朔，在開皇間，多集羣儒論列。其為“正義”者，有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皆命世之才，炫仕隋代，作《毛詩》、《尚書》、《論語》、《孝經》述義，各數十卷，其於孔《傳》最有發明。至唐永徽間，敕國子祭酒孔穎達及太學博士王德韶、上騎都尉蘇德融、四門助教王士雄等，攷辨羣儒是非，為之《正義》凡二十卷。至開元間，又命集賢學士衞包改寫古文，易以今字，名《今文尚書》十三卷（伏生今文，秦隸古字也；此今文，俗字也）。

卷三

自是之後，但名《尚書》不名古、今文，以《今文》二十八篇，原在《古文》五十八篇内也。第伏壁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在西晉永嘉之亂早已亡失，而孔壁之學如周防《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王肅《古文尚書註》十一卷、范寗註《舜典》一卷，皆湮没不可復攷。即杜林漆《書》之學，馬融《註》十一卷、鄭玄《註》九卷，在唐初猶見之，迄今無一存者，唯孔《傳》裒然獨行，顧前此《正義》，如費甝、顧彪、劉焯、劉炫輩多所發明，亦迄無賸本。一《註》一《疏》，自唐歴五代汴宋，並無異辭，乃南渡以後，忽有指為假《書》者，古文之冤始於朱氏。

朱熹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

朱氏欲註《尚書》，見孔《疏》有“兩漢諸儒皆不見”語，又有“梅仲眞為豫章内史遂於前晉上其書”語，因不復深攷，且並不究所由來，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舍之不註，而以註屬之門人蔡沈，并授以意，於從前不分今、古文者，今特為分之，且雜為之説以著其僞。凡諸門弟子，爭相傳播，而元明以來，又苦無通儒善讀書者為之剖晰，其在古學，則鹵莽蔑略但抄竊詞句，而其在今學，則名為通經而實無一經可通，且過遵朱氏，寧得罪先聖賢，必不敢一字道朱氏之謬。加之入明至今，立學取士皆用其所註《書》，雖孔子復出無如之何，致使陋劣之徒，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鍊成獄，古《經》之冤至此極矣。要其説，則皆自東晉方出、諸儒不見，兩大節始。

夫《古文》何嘗自東晉出也，不幸《古文》遭厄，夫子刪之，夫子之家藏之距伏生《今文》立學，幾及百年而後出於壁。乃出，甫四年而又頓遭巫蠱之禍，不惟不立學，即安國《傳》文亦不敢再上，然且武帝遽崩，安國又卒，先聖先王之《書》幾幾一綫亦可憐矣。然而古文《經》文歴有，方所其在官書則科斗，原文見藏祕府，而在私學則安國所寫隸本，親授都尉朝以傳至桑欽，授受分明並無斷絶，是以劉向取内府《古文》以校博士《今文》之學，劉歆復取内府《古文》以校膠東所傳《古文》之學，彼此徵驗，名為中、外相應。間有張霸上僞《書》，思相繆亂，猶得援内府《古文》以斥其非，是何曾有無何之文，可以公然相竄易者。越至東京，則孔僖為安國之孫世世守之，而丁鴻、楊倫且集弟子千人於大澤中肄習之。至魏晉之間，則自王肅、皇甫謐外，田鄭冲、蘇愉、梁柳、臧曹，皆一一相嬗，以遞至梅賾，未嘗有頃刻之間毫釐之隙也。乃《古文》藏内府者，則永嘉亂後其《書》並存，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孔氏《傳》以補《尚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非古文之《經》也。安國之《傳》東晉始行，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故唐宗《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為不關本經不足輕重，而舊《晉史》及《隋·經籍志》則各為載入，然猶恐誤認孔《傳》為《古文》，乃先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經》文，然後曰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此其明白為何如者，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賾上《古文》，以致一訛再訛，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冤獄。嗟乎！諸《書》具在，何不明啟其《書》一讀之也。

    至諸儒不見，則亦有説。按徐仲山《傳是齋尚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岐註《孟子》，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於引《古文尚書》所有之文，皆註曰《逸書》，以是為《古文》作僞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射策勸祿皆在此數，出此者即謂之逸，以逸於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尚書》，古文不立學即稱《逸書》，此如唐制《書》學然，其合於官寫者名官《書》，否則名野《書》。故宋洪邁曰孔安國《尚書》自漢以來不立於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輙註為《逸書》以是也。况《古文》距《今文》之出，為時最晚，及甫出而巫蠱事發，不及立學，其私相授受，祇得安國親寫藏之於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又况寫經用竹簡木册，未易傳遠，而民間以煩重之故，又難於更寫。然且門戸擠排，在博士，甲乙髙下，惟恐有他經相壓，以致簒易，故有遺金中祕，使隂易其《書》以證己學者。觀劉歆甫移博士請立《古文》，而諸儒切齒恨如仇讐，甚至師丹、龔勝為國重臣，且有乞骸骨以去者，而劉歆坐是竟不得復齒於衆。此其間興廢之機，雖《古文》當前，亦孰肯顧而問之？然而無足怪者，傳者傳，不見者自不見也。

若孔氏《正義》，其於諸儒不見《古文》者祇限六人，謂劉向、劉歆、班固及賈逵、馬融、鄭玄耳，予謂此六人者，反不在不見之數。二劉校中、外之學，班氏詳述而志之，何為不見？若謂劉歆作《三統歴》，其所引《泰誓》與《古文》不合，則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議婚禮，以《關雎》為興刺之作，不必不見《毛詩》；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為齊襄復九世之讐，不必不見《左傳》也。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雖賈逵父賈徽曾受《書》塗惲，是《古文》正派，而其後逵與馬、鄭，則皆受杜林漆《書》之學，雖名為《古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是漆《書》，一是壁《經》也。《正義》載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為書贊於孔學，則云“我師棘子下生安國”，而於伏學，則云“疾此蔽冒疑惑未悛”，其意嚮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異。所謂不見《古文》者，學在彼則不見在此耳。《後漢書》：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示東海衞宏、濟南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遂絶，何意遂能傳之，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後漢·儒林傳》：扶風杜林，得《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

按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三人但得其書而為之傳述，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眞《古文》本，見似而喜容亦有之，然斷不得以之亂孔氏之學。觀林自言不合時務，且恐諸生悔所學，而《儒林》載林以東漢初人而直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亦明别之為非孔學耳。

漆《書》五十八篇：《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徵》、《汨作》、《九共》九篇、《湯誓》、《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盤庚》三篇、《髙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三篇、《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冏命》、《費誓》、《文侯之命》、《吕刑》、《秦誓》。

此漆《書》本也，其篇目次第，俱依《正義》所載鄭《註》。但《正義》謂鄭氏所分，以《盤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誓》三篇共六篇，合伏《書》二十九篇，而去僞《泰誓》一篇為三十四篇。《正義》所云鄭註三十三篇，與孔《傳》同者是也。以《舜典》一篇、《益稷》一篇、《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典寶》、《肆命》、《原命》三篇，共十五篇，合孔書十二篇，而去《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説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為二十四篇，《正義》所云二十五篇增多鄭註者，此也。獨予謂必不然者，既註《古文》，則必不復分古、今使，各為界限，且但註《今文》而《古文》仍闕，何以為《古文》之註？又且宋、梁、陳、隋，孔、鄭並行，若鄭註止半，則豈有同行《古文》而鄭註獨空半部之理？竊謂鄭氏註漆《書》時，原自完備，故孔、鄭並行，雖稍有參錯，不大懸絶，而隋代儒臣猶得見。鄭《註》九卷，載之經籍，延至唐初，當有墨守《今文》者又去其半，而穎達未之知也。且穎達誤認鄭氏所註名為《古文》，而並不曉杜氏有漆《書》，鄭氏所註是杜氏漆《書》之本，因妄疑此二十四篇鄭《註》無有，而篇目存亡又與孔《傳》全不合，是必張霸上僞《書》時，於鄭《註》之外僞造此二十四篇，以足鄭《註》所闕之數，而不知西漢張霸必不能預造僞《書》，以補東漢鄭《註》之所闕，且霸所上者“百兩篇”也，曾“百兩”而二十四篇也乎？

漆《書》亡《書》四十二篇：《膏飫》、《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湯徵》、《仲虺之誥》、《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又》四篇、《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説命》三篇、《髙宗之訓》、《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歸禾》、《嘉禾》、《成王徵》、《將薄姑》、《周官》、《賄息愼之命》、《亳姑》、《君陳》、《畢命》、《君牙》、《蔡仲之命》。

此馬、鄭所註《書序》百篇亡《書》之目，即漆《書》本也。據《正義》，謂鄭註《舜典》有“入麓伐木”語，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徵》云“胤徵，臣名，此不見《古文》者”。予謂不止不見《古文》，并不見《書序》，若見《書序》，則《胤徵》序明云“羲和湎淫，胤往徵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意必漆《書》祇有篇名而無序，其云註《書序》者，冒昧之語也，但《胤徵》諸序，《史記》有之，豈鄭并不見《史記》耶？

卷四

至元人吳澄而張大其說，古文之冤，倡於朱氏而成於吳澄，其作《書纂言》一書，直斥去《古文》不録而僅録《今文》，以為《尚書》止於此數，則毁經矣。然其說，則仍襲前人餘唾，率淺薄庸陋，無足當挂口者。迄明而愚劣尤甚，今彼妄言之，姑妄應之，若其同時附和言語雷同者，概不置辨，省詞費云。

古文之冤成於吳氏

吳澄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梅賾無奏上古文《書》事（說見前）。

“蓋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伏生今文，即篆隸書也；孔氏古文，則科斗書也。秦自李、程作篆隸後，盡廢古文，凡經籍竹簡皆以今文更寫之。伏生曾為秦二世博士，其所受皆秦書，故伏壁所藏名為今文實秦字，非今字也。至唐開元間，玄宗敕集賢學士衛包，將安國所寫隸古一本改寫俗字，即王次仲所云楷體者，亦名今文，故《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云即包所寫今字。則是漢時之古文科斗書也，今文者篆隸也；唐後之古文篆隸也，今文者今字也。今謂以隸寫之，即當世通行之字，則以唐之今文作漢今文矣，此不特不識經，并不識字矣。

“據《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篇”，並無此文，此澄誤據者。

“但孔壁真古文《書》不傳”。不傳，則安國獻之官府者何物？寫藏之家者何物？授之都尉朝以至桑欽者何物？劉歆校之中古與驗之民間何物？且不知何時不傳，何故不傳也。且“不傳”二字，出自何書、何據，請一一說之。

“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然霸《書》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張霸以“百兩”徵，並無偽作二十四篇之事，此因杜林漆《書》有《舜典》、《汨作》二十四篇在鄭《註》外，孔穎達不識杜林漆《書》，又誤認張霸曾偽作此以補鄭《註》所不足，故有此說。此實穎達大誤者，予前已辨之又辨之矣。妄人穢唾，含之如飴，不顔厚乎？至若霸《書》在當時即已黜之，雖用大中大夫言姑存之，然隨黜之矣，乃云霸書雖在，豈澄曾見之耶？抑否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