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於濟漯，達於河。《書·禹貢》

【備攷】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鈎盤、鬲津。《爾雅·釋地》

徒駭等水未必即爲九河

朱子以“簡潔”爲二水，並其七而爲九。蔡《傳》以“簡潔”爲一水，並其七則爲八，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余按：《經》既統稱九河，其水勢當相等，不容別有經流，餘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說爲長。然九河之名不見於《經》、《傳》，而《爾雅》記九州之名與《禹貢》殊異，故郭氏不得已，疑以爲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與《經》《傳》異者，然則《爾雅》所載且未知果爲禹之九河與否？況“簡潔”之爲一爲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備攷而不強爲之說。

【存參】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書·溝洫志》

九河湮塞非淪於海

《通典》謂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記》謂鈎盤在樂陵東南，馬頰在棣洲滴河北。《輿地記》謂簡潔在臨津，鈎盤在樂陵，馬頰即篤馬河（以上並本蔡《傳》文）。蔡《傳》皆以爲非是，獨據漢王橫言“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又據程大昌言引碣石爲九河淪海之證，謂“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道已淪入於海矣”。余按：漢世近古，九河之跡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許商所言雖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駭、胡蘇皆傍禹河故址，或不盡誣。若《通典》、《寰宇記》等書所指，則多在今德州、濟南之間，地直大陸以東，於《經》文當云“又東播爲九河”，不當云“又北播爲九河”矣。兼其地勢東下，水不北流，必東行由海豐入海；無由與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同爲逆河，以達天津也。至篤馬河，則《漢志》已明謂其在九河南矣，烏得以爲馬頰？且漢人僅知其三，更歴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漢人而有餘，有是理乎？蓋緣魏、晉以後，河日南徙，旁決分流往往而見，故川舊渠所在有之，學者僻於好古，遂附會之以爲九河故道，猶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時北流之跡，而淺學者遂以爲禹河也。大抵談古跡者多無依據，故晉人避亂之城而以爲文王之羑里，孔子時衛在今開、濮二州間，而衛輝城南有孔子擊磬亭。此皆不學之人強不知以爲知者。蔡《傳》非之，是矣。然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則其說亦不經，何者？秦、漢以上載籍固多缺略，然海水溢出至數百里之廣，其所漂沒國邑民居不知幾何，此非常之大變，豈得《傳》《記》皆不之載？《傳》《記》既不之載，橫又何從得其說而傳之乎？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僅數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餘里，則山當在南岸，何由復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東北斜行以趙永平，則及其入海時已抵北岸，何由復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爲河入海之處，特出臣瓚之說，非《經》意也。《經》之“夾右碣石”，自記海道所經，非與“入於河”相連爲文也。凡貢之入河，未有記其山者，有常地也，唯導河乃志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志之於導河，反記之於貢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則碣石即在海中，尚不足爲九河之證，況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謂九河之尚存與九河之悉淪者皆非也。惟鄭康成以爲八流皆塞，說獨近是，然謂齊桓塞以自廣，則誣。朱子與蔡氏據《孟子》“曲防”之禁駁之，固也。然即使桓公無曲防之禁，而此八流亦非一時之所能塞，乃水勢與人事積漸而爲之耳。蓋水之在山，勢峻流急，故岸易崩，水常挾沙而下。若水盛而源遠，挾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數斗。至平地則流緩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勢必並於一而旁皆塞，水勢然也。古者川有涯澨，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與水爭地。自阡陌開，井田廢，民盡其力之所至，以爲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則突者漸夷，凹者漸滿，不數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聞見，河北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尚皆斷續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歲暢流，明歲已爲平田者。況自禹以來數千年，歲歲沙之，歲歲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復存乃其常事，而說者俱未言及，是將天下之水勢各別邪？抑說《經》者下帷之日多，未嘗久處河干，躬履水澨，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爲九，與其合而爲一，孰大孰小，孰廣孰狹，孰當先塞，孰能久存，不問而可知也。今大陸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闊且大者尚蕩然平源，無復遺跡（余鄉即禹時大河所經處），況九河之狹且小者乃欲歷歷求其道乎！開州城南，唐、宋時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數仞，州民謂之南岡（蓋河兩岸有縷水堤，日久沙與堤平，故爾），但中有微凹耳；人亦不知其爲河也。此數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況數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強求其所在，不得則曲爲之說，亦可謂不達於事理矣！故今但載《漢志》許商之言，以爲參攷之助，其餘諸家之說概無取焉。碣石見前“冀州”條下，大陸見後《夏禹》篇中。

卷之四

舜體國經野下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灘、淄其道。厥土白賁，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台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於汶，達於濟。《書·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馨，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織縞。浮於淮、泗，達於河。同上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同上

三江非吳之三江

朱子云：“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爲荆州之‘中江’、‘北江’，（文在導水章，“荆州”字疑誤）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謂鄱陽，鄱陽實非彭蠡，說見《夏禹》篇導江漢條下）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敻而不相屬也。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也。”蔡《傳》云：“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範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塚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邪！’”余按：《導漢章》云，“東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導江章》云：“北會於彙，東爲中江，入於海。”夫江有北有中，其有南可知也。有北有南，則爲三江無疑矣。而朱子之言，乃若其強增一南江以求合於此文之“三江”者，不知有中江、北江，可謂之無南江乎？有中江、北江、南江，可謂之非三江乎？禹自言之，禹自注之，朱子與蔡氏乃不之信而反信庾氏《吳都賦注》，豈禹所自言者反自不知而庚氏反代禹知之耶？凡水之敵者，雖合流，《經》必並書之。故泗、沂合流入淮，而導淮曰“東會於泗、沂”；漆、沮合流入渭，而導渭曰“東過漆、沮”，敵故不可以偏舉也。江、漢之水所受皆數十百川，勢均力敵，相持而東，不容舉漢而略江，亦不容據江而遺漢。故導江云“入於海”，導漢亦云“入於海”，明二水之不相下，二名之不可以偏廢也。伊、瀍、澗皆小於洛，《導水章》文皆統之於洛，然《豫州章》猶云“伊洛瀍、澗既入於河”，況江、漢同爲大川，《導水章》固已不相統，安見入海之不可以並舉也哉？濟之入於河也，《經》曰“溢爲滎”，何以知溢者之爲濟而非河？其伏於滎也，《經》曰“東出於陶丘北”，何以知出者之仍爲濟而非他水？然則禹固有以別之矣。聖人之於水也，固不蘄於其味，然亦未嘗不辨其性。禹能別濟於河，豈獨不能別漢於江；禹能於滎與陶之相隔數百里者而知其爲一，豈獨不能於江、漢之合流者而知其爲二！謂必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而後江、漢可分，則禹之別濟於河，繫陶於滎，又何說焉？惟以豫章江（即鄱陽）爲南江，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何者？此水既與江、漢並列，不應《經》無一語及之（彭蠡非鄱陽，說見“導江漢”條下，且既爲北江，亦不得復爲南江）。見於《經》者，惟九江爲大。《荆州章》云“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揚州章》云“三江既入”，其文亦似相首尾者。恐所謂南江者當以九江爲是。然《經》既無明文，揣度而言之不如不知而闕之也。且江之稱爲三，猶其稱爲九也。朱子、蔡氏之於九江既皆主胡氏洞庭之說矣，洞庭之水未嘗不合流也，彼合流則可以云九，此合流則不可以云三，何其事同而論異乎？蓋南方之水多呼爲江，故“三江”之名楚、蜀、黔、粵之間往往有之，不但震澤下流然也。即水之入海者，大江以南亦無慮數十，豈得以其“實有三江”即當必爲此文之三江邪？古者河東、河內、河南謂之三河，而今順天府亦有三河縣，潼關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取三關，在今高陽、雄霸之間；而山西之雁門、甯武、偏頭，直隸之居庸、紫荆、倒馬，亦稱三關。由是言之，即《吳都賦》之三江果如庾氏所注，亦不得遂指爲《禹貢》之三江也。至於“既入”之文，記已然之事耳，不連下爲義也。《雍州章》云：“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弱水去涇數千里，其懸隔遼敻，豈但如大江、震澤而已哉！其他若“九江既道”、“滎、波既豬”、“漆、沮既從”者甚衆，皆自爲文義，而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下，乃次以“島夷皮服”。由是言之，“三江既入”之文與震澤之“底定”毫不相蒙，不得以下文有震澤遂牽帥三江而屬之松江也。歴觀說三江者，大抵四方之士多主《禹貢》，惟東南吳、越之間率主庾注（自朱子、蔡氏以後，若明歸氏有光、夏氏允彜等皆然），無他，但據其所見聞而不求之於《經》、《傳》也。故舜之歴山、河濱、雷澤，晉人以爲在晉，齊人以爲在齊，浙人則又以爲在浙。余鄉臨古淇水（漢以後呼爲白溝，隋以來稱爲御河），近世輿夫舟子往往以衛呼之（泉水俗呼爲衛河，駕舟者皆由泉水入淇，或遂並淇亦呼爲衛，幕友書吏不能辨也，故文移書啓中皆稱爲衛河，詳見《大名縣水道攷》中），而修縣誌者遂誤以爲《禹貢》“恒、衛既從”之衛，修府志者遂謂淇水不知所在。此豈非由目驗而得之者，而舛誤乃如是！故論地理於今，當驗之以目；論地理於古，仍當斷之以《經》。若信目而疑《經》，非余所敢出也。朱子、蔡氏以中江、北江之文爲誤，詳見《夏禹篇》“導江漢”條下。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云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簐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書·禹貢》

【備攷】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徵！”《左傳·僖公四年》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於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於洛，達於河。《書·禹貢》

【存參】榮，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書正義》引鄭云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潛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書·禹貢》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同上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大雅》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詩·小雅》

《禹貢》作於舜治定功成之後

唐宋學者承僞孔《傳》之說，皆謂禹別九州之後，舜復改爲十有二州。而稽之《經》、《傳》，夏稱“九牧”，商詠“九圍”、“九有”，其數皆不符，則又曲爲之解，以爲禹即位後復改之爲九州。《綱目前編》因之，遂以堯之八十載爲禹治水告成定九州貢賦之年，八十一載爲舜“肇十有二州，封山，浚川”之歲，舜之三十三載，禹既攝政，乃復九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應不書；九州既平，無事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書曰“浚川”，然則其所浚者何川邪？呂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復浚，安不忘危”之言曲爲之解。夫既平之浚與未平之浚孰爲輕重？何爲於其輕者反記之而於其重者反略之乎？聖人立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既定爲九州矣，舜無故分之爲十二，未數十年，禹又合之爲九，是苟然而已。合爲是，則舜不當分；分爲是，則禹不當合。聖人立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且田賦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數年之經營始成此畫一之法，謂宜萬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甫逾年而即取而易置之以爲十二，其紛更孰甚焉！蓋凡論唐、虞之事者，皆誤以禹之治水爲在堯世，是以其說顛倒舛謬而不能合。今但以《經》爲據，則禹之平水土自舜即位後事，舜攝政之初固無有所謂州者，自舜啓設之。而是時洪水方橫流，疆宇分裂，道路不通，故舜因其地勢之宜分之以爲十二，故《漢書》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及水患既平，則向之澤蔽或爲平陸，向之險阻或爲坦途，故舜復並其三而爲九，故《漢書》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僞孔《傳》之說以爲取科第計，而不求之《經》，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尚爲固然，以致聖人經世之苦心大略盡爲其所掩耳。至於《禹貢》之作，尤在最後，不但不在堯世，亦並非水土初平時書也。何以言之？《兌州章》云：“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九州成賦之後又歴十三年以外乃著以書矣。《雍州章》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數年或十數年乃著此書矣。況三壤之則，九等之賦，必歴數年而後高下可較，珠玉金貝貢篚之屬亦非巢窟甫離之急務也。然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之後所作。故其末章云：“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乞於四海。”蓋舜之命禹雖重於平水土，實兼夫宅百揆，故禹於水土既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貢賦，布謦教，待夫經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九州”、“五服”之文悉載之“熙績”、“分苗”以後，說並見前“啓十二州”及“舜命禹”條下。

九州攸同，四奧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平水土及導山導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書·禹貢》

上結上九州土田賦之文。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貢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戎方將，帝立子生商。《詩·商頌》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衣，實以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詩·大雅》

錫土姓之一例

按：封商、封邰，所謂“錫土”也。立子，所謂“錫姓”也。蓋姬姓始於黃帝，故於稷不言賜姓；子姓則始於契，故獨言之也。唐、虞錫土姓之事蓋亦多矣，顧《經》、《傳》缺略，不可詳攷，惟此二事因商、周而傳。故錄之。一隅可以反三，一斑可以窺全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孟子》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同上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同上

封象亦錫土之事，故附錄於此。

有庳非鼻亭

說者謂今道州鼻亭爲古之有庳國。按《孟子》謂“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道州在九州之極南，北去帝都三四千里，安得源源而來？然則有庳當去帝畿不遠，好事者因鼻與庳同音，故附會之耳。今不取。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書·禹貢》

【備攷】邦畿千里。《詩·商頌》天子之地一圻。《左傅·襄公二十五年》

【附論】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書·禹貢》

【備攷】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書·酒誥》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書·君爽》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召誥》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書·大誥》後錯簡庶邦侯甸男衛。《書·康王之誥》曹爲伯甸。《左傳·定公四年》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書·禹貢》

【備攷】先王居梆杌於四夷，以御魑魅。《左傳·昭公九》年

五服里數以絕長補短計

蔡《傳》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並云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貢》山川，以今地圖攷之，具在也。“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東南之地未嘗棄也。恒山、碣石而北，別無山川見於《經》者，沙漠之地未嘗不荒落也。《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說者亦謂周之王畿，豐、鎬八百里，郟、鄏六百里，共爲百同以成千里。然則古之所謂千里百里皆絕長補短而計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損於其間也。蓋九州之地約方三千餘里，故《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內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綏服共二千里。然則侯、綏二服乃九州以內地，所謂“州十有二師”者也。其外羈縻之國則附於九州而謂之要服。又外則來去不常，聖人聽其自然，不動勤於遠，不受其貢，謂之荒服。其遠近略與內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計之。然則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蓋南有餘而北不足，綜計之爲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無少欹斜，無少有餘不足而後可也。蔡《傳》又稱《周官》九畿，四方相距萬里，《漢·地理志》東西南北亦彌萬里，禹服狹而周、漢地廣，疑荒服之外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者。余按：冀、揚有島夷，青有嵎夷、萊夷，徐有淮夷，梁有和夷。夷也者，要服也。要服僅附見於九州，若荒服則又在外矣。荒也者，遠也，略也。荒服已屬區畫之餘，不在九州之內，安得荒服之外復別有區畫，別有所謂“五長”者乎？《周官》一書本非周公所撰，所載封國之制乃至方數百里。春秋以後吞併之余，魯、衙、陳、蔡尚僅二三百里，況建國之初安所得此地而封之乎？至《漢志》所言，乃驛道之遠近，非經界之廣狹，先儒所謂“以人跡屈曲之”者是也。大名之距京師，南北不踰八百里，而驛道則千有一百餘里。至隔大山洪川，所差尤不止此。若之何據驛道之里數疑《經》界之定制哉！余恐聖人體國經野之制不明白於後世，是用剖析其故如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