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書·堯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書·呂刑》

《呂刑》言伯夷“折民惟刑”之非

說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之士爲臯陶。吳氏云：“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蔡氏云：“臯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與？”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靈”及“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兩項而言，則所謂士者，非臯陶即伯夷明矣。稷，棄之世官也，故今《傳》多稱之，若臯陶則未聞有稱士者。且既謂伯夷典刑矣，又謂臯陶爲士，不但於政體有乖，即以文義論亦不可通。然而所謂“制百姓於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臯陶明矣。蓋盛世之文多謹嚴，衰世之文多輕易；況事在千餘年前，傳聞不一，蓋有誤以臯陶之事爲伯夷者，作《誥》者因本之以爲言。吳氏以爲傳聞之謬，是矣。蔡氏疑在臯陶之前，猶未免於曲爲說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書》之《呂刑》、《詩》之《閟宮》皆不能無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稱述者久遠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實耳。故列之於存疑。

《鄭語》姜爲伯夷後之非

《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余按：《春秋傳》或以姜爲大嶽之後，或以姜爲炎帝之後，《周語》、《晉語》亦然。四嶽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則謂四嶽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則與四嶽比肩事主，又四嶽之所薦，安得四嶽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爲“佐堯”亦誤，故今不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書·堯典》

夔一足非指人

《孔叢子》稱：或問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臯陶爲夔請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獸名，故《魯語》云“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夔之名夔，猶龍之名龍也，猶朱、虎、熊、羆之名朱虎熊羆也。所謂“夔一足”者，謂夔之獸一足，非謂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經而不知所由誤，乃撰爲此事，又托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勞矣！且九官皆官屬之長未有無佐者，垂之佐殳、斨、伯與，益之佐朱、虎、熊、羆。禹、稷、契、臯陶之倫，亦必有佐，但不見於《經》耳，典樂教胄豈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獨無佐乎！以無佐解一足，則龍之兩角又何說焉？今不載。

樂以志爲本

世儒論古樂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來，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馬君實之所爭，紛然不一。余之意獨以爲不然。《經》之言樂，此章詳矣。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言而樂之事備矣。何者？凡樂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取志而宣諸喉舌者也。有詩而後有歌，歌者，取詩而暢其音節者也。有歌而後有聲，聲者，取歌而布之於絲竹者也。是故詩曰“言志”，歌曰“永言”，聲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詩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詩而長之之謂“永”，隨其歌而應之之謂“依”。然則聲之抑揚疾徐視其歌，歌之抑揚疾徐視其詩，而詩之抑揚疾徐視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聲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詩其歌其聲從容舒暢，而俯仰迅速無不適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詩，無益也；詩不美，求之於歌，無益也；歌不美，求之於聲，無益也。故曰“作樂崇德”、“見其樂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聲者何居？八音並作，彼此恐其不均，數章叠奏，先後恐其不符，故爲律以攷驗之，使歸於一耳，非以律爲樂也。《書》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猶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長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無分秒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齊。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無幾微之異，故受之以律而後調。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爲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長短，而非所以爲長短也；量與衡者所以均多寡輕重，而非所以爲多寡輕重也。後世儒者之爲古樂也則不然，不求其原於志與詩而惟斤斤於律。聲從律起而不自歌生，詩緣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語而顛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嫠不爽於古，亦與古樂無與，況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爲古樂，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禮也。曰：然則何以淑其志？曰：《經》言之矣，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直，《乾》之德也；寬簡，《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溫也，栗也，無虐且無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純粹至善，所以爲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發之詩，著之歌，播之聲，舜之樂所以爲至也。故“詩言志”云云者，所以爲樂也，古樂之與後世異者也；“直而溫”云云者，所以爲《韶》也，舜樂之與三代異者也。故古今知樂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樂則《韶》舞”，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此論樂之品也，爲夫不能“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百姓之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不與民同樂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與民同樂也”，此論樂之本也，爲夫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言之也。蓋樂猶文也：文之本在明理達意，不如是則非文，孟子之論樂是也；文之品則有高下精粗純雜之分，當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論樂是也。孔子之論樂，與顔、曾之徒知樂者言之也；孟子之論樂，與戰國之君臣不知樂者言之也。彼且不知樂之本，何暇與之論高下。譬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漢、盛唐之體格於語言音響之間，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語之，非謂文之遂無高下也。宋韓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嗚乎！三代以遠，知樂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諸儒所論，累忝爲尺，由尺生律，以忝尺之多寡長短爲古樂者，吾不知樂，吾知其非樂也！

【備攷】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書·堯典》

九官以龍終之故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萬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氣和矣，夫然後禮樂可興，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慮讒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龍終焉，此治化之成也。顔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言禮也；曰“樂則韶舞，放鄭聲”，言樂也；而又繼之曰“遠妄人”何？蓋妄人不去，雖有賢臣不能爲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長治者必以近妄人爲永戒。舜之聖讒殄於制禮作樂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夔、龍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嶽也？猶命禹之咨於嶽也，亦重之也。命夔、龍何以亦詳於伯夷也？猶命稷、契、臯陶之詳於禹也，亦因讓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書·堯典》

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同上

九官非一時所命

自“詢咨四嶽”以後，鄭氏以爲皆“格於文祖”時所勑命。《綱目前編》因之，悉載之於舜即位時，而以舜之三載爲“攷績”之年，九載爲“熙績”之歲。余按：舜之攝政二十有八載矣，自棄以下八人，爲知其材邪？爲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載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盡用之？如云咨於衆而知之，則何以二十八載之久而不一咨，獨於此一日而徧咨之也？向之爲此官者，爲稱職邪？爲不稱職邪？稱職邪，不應一日而盡易之。不稱職邪，不應二十八載而不易。即云向無其官而今設之，亦不應二十八載之久而無一設，忽於此一日而徧設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衆之舉，皆非朝夕之故，蓋以漸而知之，遂以漸而用之，而記事者連類而記之耳，不得以爲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即富矣，又可加焉？”孔子曰：“教之。”聖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況巢窟者切膚之急禍，教養者治民之大綱，皆非可以須臾緩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禮樂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載而咸奏厥績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決川距海”、“烝民乃粒”告之帝，則是此時水土固已平，樹藝固已成矣；而帝方諄諄焉以“山龍黼黻”、“六律五聲”與“庶頑讒說”爲憂，則是此時禮樂猶未興，讒殄猶未絀也。然而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龍始各任職耳。若與六官者同命而同攷，何至此時尚廑帝憂乎！曰：然則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簡質，貴得聖人之意耳，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而《典》之爲體，綜其始終本末言之，又與《春秋》之編年紀事者不同。即如“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豈果臨朝一問而已乎？僉曰“垂哉”、“益哉”者，豈果同朝一應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豈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則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然則舜之訪蓋不知幾何，而衆多稱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詢以言，試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書》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不寧惟是，韓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顔，汝爲陳許帥’，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曰‘度，維汝予同，汝遂相予’”者，豈果一日之事，當日之言乎哉？夫《堯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嗚乎！聖主賢臣之心與其經綸設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牽文義之儒者豈可勝道哉？故識其說如此，

苗頑弗即工。《書·益稷》

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書·堯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論語·泰伯》篇

【附論】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篇》

三苗丕敘在“頑弗即工”之後

按：三苗之見於《虞夏書》者凡四。其一，“竄三苗於三危”，乃堯時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攷績時事。其三，“苗頑弗即工，臯陶方施象刑”，乃舜、禹問答語，攷其時勢，當即分北之事。蓋“苗頑”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記象刑之實，所謂“五流三居”者也。然則《典》正如《春秋》，直書其事；《謨》正如《左氏傳》，詳志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惟此當在最後，蓋因頑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敘也。若先已丕敘，則禹不當謂之頑弗即工，舜亦不當分北之矣。蓋水土雖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貢》實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載乃同”之文、“聲教訖於四海”之語，是知此篇乃賦定功成後所記，故云丕敘也。三篇之文正相發明。自僞孔氏古文以《禹貢》爲作於堯世，又撰禹攝政後徵苗一事，於是丕敘之後復謂之頑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聽矣，無故而又動大衆以徵之。首尾衡決，事實淆亂，莫此爲甚。故今載丕敘於後篇，刪徵苗之僞誓，而取《謨》中禹、舜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學者可以一見而瞭然也。說並見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體國經野上

禹敷士，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書·《禹貢》》

【存參】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

本錄義例三：“敷土”置“咸熙”後

此篇與《堯典》羲、和之命相表裏。四時之定，堯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時者，損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範圍後世而開其始。故授時命於“庶績”之先，敷土記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衡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書·《禹貢》》

九州之章法次第

篇名以《貢》，紀貢制也；《貢》冠以禹，誌禹功也。水土既平，經制既定，天下諸侯懷舜之德，感禹之動，已各擇其土宜之貴重者以薦於帝畿，以致其愛戴之誠，史臣因而紀之於册以表禹之功，以見舜德化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貢。篚亦貢也，包亦貢也，貢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賦而後有貢。賦者，庶人所以奉國君；貢者，國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賦先之。有田而後有賦，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與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滌，九澤未陂，何由辨土之色與性，而況於田賦貢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載”、“既修”、“既作”，於山則曰“既藝”、“既旅”，於水則曰“既道”、“既入”，於澤則曰“既澤”、“既瀦”，皆以明其爲前日之事，而因原貢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爲一章，章各分三節：第一節平水土之事，第二節土田賦之別，第三節貢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識貢道終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冀州平治之序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爲大，故先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兗之患在東河，故西河之治記於冀，東河之治記於兗。壺口、梁、岐皆山之當河衝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順流而南下，則東溢於太原、嶽陽之間，故以三者爲始事也。“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言治河東之平地也。河既軌道太原，岳陽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言治河內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陽次之，覃懷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言治山東之平地也。自衛漳以東，北至海，地益下，多積水，二泊貫於南，兩淀橫於北，故自太原至於衡漳田既墾，賦既成，然後山東乃平治也。漳言衡者，漳踰山出東流，然後北折貫泊以入於河，故謂其東流者爲衡，北流者爲從也。次恒、衛、大陸於田賦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遟，田瘠賦輕，連覃懷、衡漳言之，則嫌於田賦與全州無異，故先言田賦，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獨詳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環也。不言貢者，蔡氏所謂“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難易輕重之異，而冀尤爲明著，故詳釋之；八州可以類而推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詩·大雅》

【備攷】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左傳·成公五年》

梁山，晉望也。《爾雅》

梁山在河東

僞孔《傳》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傳》云：“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經》必不載之於冀州章內，況雍之岐山距河數百里，與河何涉而連及之？蔡《傳》駁之，是也。然不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韓墟，乃取《水經注》之呂梁當之。注稱呂梁在離石之東北二百餘里，其距河遠矣。況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與僞《傳》同，非呂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經，皆不得指爲《禹貢》之梁、岐也。夫《詩》詠梁山而云“維禹甸之”，則此梁山即《禹貢》之梁山明甚。然則梁山當在韓地。其後韓滅於晉，故《春秋傳》、《爾雅》皆以梁爲晉山。《水經注》謂即龍門者近之（《水經注》云：“大禹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但不當又以爲在河西耳（《水經注》又云：“梁山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蓋緣說者誤以陝西之韓城縣爲古韓國，因謂梁山當在河西，不知韓實河東國也。何以言之？《詩》云“韓侯入覲”，又云“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則韓乃畿外之諸侯，河西，周畿內地，不得謂之“入覲”，亦不得錫之爲連帥也。《春秋傳》云“秦伯伐晉，涉河，三敗，乃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則韓乃晉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晉侯亦不容謂之“寇深也”。晉惠公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賂，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魏壽餘之僞叛也，“既濟，魏人噪而遠”，秦、晉以河爲界，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韓晉既在河東，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無可攷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荆之有荆山，梁徐之有蒙山，皆兩書於《經》文，烏得以雍州有岐遂謂冀州不得復有岐乎？蓋此二山皆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當在壺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記之於冀，猶九河之記於兗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屬崩頹之餘，難以辨識，是以不得其實。要之《經》、《傳》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詩》、《春秋傳》、《爾雅》之文悉載之於冀州章下，以見其爲一云。

【存參】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虞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史記·秦始皇本紀》

碣石在海岸

僞孔《傳》云：“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傳》云：“冀州北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歴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余按：僞孔《傳》不知“皮服”之爲貢，故以“右”且“入”者爲禹；蔡氏以爲貢道，是也。然謂“淪入於海”，則不若僞孔《傳》之以爲“海畔山”者爲可據也。《經》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雖不同，而山勢則不改。今太行、恒山自易定東折，過古北、喜峰等口，轉而南行，至臨渝縣東境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趙間說者皆以其山爲古碣石。何所見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當求之於海中乎？《史記》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時碣石未淪於海也。《漢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漢時碣石亦未淪於海也。烏得以爲“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傳》所言，則與恒山太行之勢中斷者數百里，證之《經》文亦不合矣。蓋蔡《傳》之失皆由誤信臣瓚之說，謂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無此山，故遂以爲淪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嘗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島夷”而言，島夷在渤海東，必由海道乃入於河，而海道漫瀾無可指，故以山志之曰“夾右碣石”，言由海道夾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於河也，非謂夾右碣石之處即入河之處也。貢道言河凡七：兗、徐、豫之“達於河”，荆之“至於南河”，梁之“亂於河”，未有志其山者；入河自有常處，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積石”，下言“渭、汭”，皆河也，不志其山則不知爲何地，故變文云“至於龍門、西河”。由海入河豈有兩地，而煩志其山乎？且《禹貢》固有志其山者矣，“導河”之文是也，其東折也，志“華陰”焉；其北折也，志“大伾”焉。禹之於河防詳且慎矣，況於入海之要地，豈容有大山而反不書，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謂入河者爲“冀州北方貢賦”，亦非是。《經》所謂“入河”者，但承上“島夷”文耳。冀固無貢，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無事於達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