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書·益稷》

堯有丹朱。《楚語》

【備攷】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範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攷績上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書·堯典》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孟子》

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左傳·文公十八年》

辨舜讓石戶、北人之說

《呂氏春秋》云：“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去之，終身不返。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於堯之門，又欲以其辱行漫我！’遂自投於蒼嶺之淵。”余按：堯、舜之德至矣，天下豈有能加於堯、舜者哉！如以堯、舜爲不屑，則是喪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楊氏之徒爲黃、老之說者假設此言以遂其非堯、舜，薄湯、武之私，呂氏無知而妄探之耳。

【附論】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篇“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詢於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書·堯典》

【附論】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中庸》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孟子》

辨朱熹舜其大知章之釋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裏，《孟子》所言，其綱也；《中庸》所言，其目也。其義，則朱子《章句》盡之矣。惟所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者，尚未盡善，何者？此章之意，本謂舜之大知不在乎己有過人之識而在於能集衆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則是舜所以過人者，乃在“好問好察”之前別有操持以成其爲“大知”，非此章本意也。蓋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爲是則不“好問”，自以爲高明則不“好察邇言”，有好名妬忌之心則不肯“隱惡揚善”，偏聽阿好，喜諛惡直，而於事多鹵莽滅裂則不能“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以雖有諫臣拂士、遠猷高識，皆阻而不得達，達而不之采，而但任一己之聰明，以致處事失當。惟舜不然，是以其知爲獨大也。聖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好問好察之屬夫誰不能？但不肯耳。若歸其功於在我權度之精切，則人必曰“聖人天亶之聰明，非人所可及”，即不然，而不求諸明白易爲之事，乃求之於空虛難見之心，聽之若愈精而學之乃愈遠矣。

【備攷】 許，大嶽之胤也。《左傳·隱公十一年》姜，大獄之後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辨四嶽爲共工從孫之說

杜氏云：“大嶽，堯四嶽也。”按：《周語》亦稱齊、許、申、呂爲四嶽後，其說或不誣。但《周語》謂“共工之從孫四嶽佐禹有功，命爲侯伯，賜姓曰姜”，則語殊失實。何者？四嶽乃堯、舜之相，薦鯀及禹者，不得復爲禹佐，而四嶽本長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爲侯伯”也。且《傳》及《晉語》皆稱炎帝爲姜姓祖，炎帝在四嶽前，非至四嶽始賜姓矣。至共工氏，乃繼炎帝爲水師者，與炎帝不同族，四嶽果炎帝後，又安得爲共工之從孫乎？大抵《國語》之文本多荒誕，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爲之說。如賈侍中之以共工爲諸侯，與高辛爭王者；韋氏之以爲炎帝世衰，其後變易，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謂勞而罔功矣。故今但載《傳》文而《國語》文不載。說並見“命伯夷”條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堯典》

嶽牧與稷、契等之區別

四嶽十二牧皆舊官，以舜新即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職也。舊官，故書其官於前而曰“詢”曰“咨”，見其非新命也。然則稷、契、臯陶之非舊官可知矣。四嶽不載命詞者，統率群僚無專責也。十二牧共一命詞者，域異職同，無分別也。

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書·堯典》

九官先命禹之故

唐、虞之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五榖不登，禽獸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須臾緩也，而禹又前爲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

禹非顓頊孫，說見《夏禹》篇中。

禹已前爲司空

命禹何以先咨於嶽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職而不命以官也？禹已前爲司空，無庸復也。且云“汝作司空”則嫌於始爲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爲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詞之上。語簡意明，其斯爲聖賢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說，《經》義盡晦矣。

舜命官必諏於衆

“僉曰：伯禹作司空”。僞孔《傳》以爲四嶽同詞而對，蔡《傳》以爲四嶽及諸侯也。余按：僞《傳》誤以四嶽爲四人，蔡《傳》更之，是已。然用大臣當謀之廷臣，不當專謀之諸侯，諸侯朝覲有時，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而“僉”也者，廷臣僉耳。舜咨四嶽，廷臣何以僉對也？蓋古文簡質，所記特其梗概，以四嶽相臣，故特咨之，特記之。其實咨嶽之後於衆無所不諏，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當時廷臣亦未必人人薦禹，但薦禹者多，“僉”也者，舉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從薦禹者之言，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讀者當善會其意，不得但泥其詞也。此九官之首，故發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

禹治水在舜世

禹平水土，據《經》此文在舜即位以後；而僞孔《傳》誤以爲堯時事，乃以此章爲命禹作百揆而稱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綱目前編》遂以堯之七十三載爲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載爲禹告成功之歲。余按《經》云“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是禹於堯之季年已爲司空，但蒞事不久，水土猶未平，故舜仍其官而專責之以平水土，詞意甚明。若別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進居之，則文當曰“汝作百揆，惟時懋哉！”今舜絕口不以告禹而但稱其以前之功，禹尚不知己爲何官，將何所遵循邪？古今來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文相承也，今以“平水土”爲錄舊績，以“惟時懋”爲勉新功，則上句語氣未畢，下句語意無根，於文義亦不通矣。帝曰“疇若予工”，則命垂曰“汝作朕虞”；曰“有能典朕三禮”，則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即其所咨者也。然則禹之平水土，即所謂“熙帝載而宅百揆”，不待言矣。蓋洪水者帝之所憂，而六府之修，三壤之則，定貢賦，布聲教，則百揆實兼之，故舜之咨嶽云云。惟禹已爲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止此與八人小異耳。若以“平水土”爲前功，“宅百揆”爲新職，是所命自爲一事，所咨自爲一官，然則秩宗之外亦將謂別有典三禮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又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然則是當舜初載，禹尚以洪水之故日孜孜而不暇有言也。若堯八十載前水患已平，歴三四十年之後復何待禹之孜孜此事乎？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然則是舜、禹問答之時土功始畢，故禹舉其略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堯世，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時猶爲此言，不幾贅乎？是則禹之治水，於《典》爲舜世，於《謨》亦爲舜世，而自舜攝政後，堯未崩前，初未嘗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爲司空當及堯世，至其決九川，弼五服，斷斷爲舜時事明矣。故《論語》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記·五帝本紀》及《夏本紀》亦皆以禹治水爲舜即位後事，良有以也。蓋僞《傳》之失，皆由誤以四嶽爲四人，則並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五人，必滅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數，故不得已以稷、契、臯陶之命爲稱其前功而不與焉。然教稼明倫皆在平水土後，而並禹滅之又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爲前功，宅百揆爲新職，是因一誤而又三四誤也！於是唐、虞之事靡不顛倒錯亂，禹功之告成反在《堯典》“浚川”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貢》“丕敘”之後；而禹所別九州，舜改之爲十二；禹又改之爲九。展轉相因，誤無所底，遂使聖人經世之略晦而不彰者幾二千年，而皆自誤以四嶽爲四人始。嗟夫，釋《經》一字之誤，其流弊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慎也！

“百揆”非官名

曰：然則“百揆”非官名乎？《周官》云“內有百揆四嶽”，朱子以百揆爲朝廷之長，四嶽爲十二牧之長，何也？曰：《經》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五典四門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獨爲官名？《傳》曰“百揆時敘，無廢事也”，然則百揆者猶言“百事”耳，豈得以爲官名也哉！堯之用鯀也咨於嶽，舉舜也咨於嶽，舜之命禹命伯夷也皆咨於嶽，而百揆無聞焉，堯、舜之用朝臣何以反謀之外之長而不謀之內之長乎？蓋僞《書》與僞《傳》本出一人，彼於《堯典》既以百揆爲官名矣，故於《周官》遂撰是語，是亦因誤而誤耳，豈得以僞《書》證僞《傳》乎？且朱子與蔡氏既以四嶽爲一人，則僞《傳》之誤解無庸復遵矣，乃亦以百揆爲官名，治水爲往事，是僞《傳》因《堯典》而誤《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誤《堯典》也。故今取《經》文正其誤，而以《孟子》所稱禹治水事列於其後。說並見後“命臯陶”與“分北三苗”條下及《舜體國經野》篇中。

《孟子》言禹績有誤

按禹治水事，又見於有爲神農章，然誤以汝、淮、泗爲入江，與《禹貢》水道皆不合。朱子以爲記者之誤，是也，故舍彼而錄此。

卷之三

舜命官攷績下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榖！《書·堯典》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榖；五榖熟而民人育。《孟子》

命稷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興，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敘教稼穡亦在禹治水之後。

稷非嚳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履跡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書·堯典》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命契

衣食足，然後禮義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敘教人倫亦在稷教稼之後。

契非嚳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吞卵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書·堯典》

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孟子》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論語·顔淵篇》

命臯陶

不教而殺謂之虐，教之不從然後齊之以刑，故命臯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務，正民之要術，故舜先之。

臯陶似非庭堅，說見《夏臯陶》篇中。

命禹與稷、契等不同之故

命稷、契、臯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讓，帝已知其才也。命詞何以詳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略具於所咨，故從省也；因讓而命者，事專見於所命，故衆詳也。

稷、契、臯陶均非申命

僞孔《傳》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爲新命，以稷、契、臯陶爲美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余按：《經》之命官凡九，於棄曰“汝后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臯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樂”，於龍曰“命汝作納言”，八人之命詞如一。稷、契、臯陶爲申命，何所見垂、益等五人之獨爲新命？垂、益等五人既爲新命，則稷、契、臯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臯陶因禹之讓而命之者也，夔、龍因伯夷之讓而命之者也，苟因讓而命之者即爲申命，則夔、龍何得獨不爲申命乎？禹之爲司空，自堯時者也，則其命必別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見其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見其功之尚未畢，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臯陶亦舊爲此官，則亦當著之於命詞之上，必不云“汝爲稷、司徒、士”也。四嶽、十二牧，皆舊職也，然所謂“闢四門”、“食哉惟時”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臯陶即使果仍舊職，亦豈得獨爲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堯時，堯未崩以前何以不書？舜即位後紀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時敘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顛倒舛謬之史官邪？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然則茲數人者，任官效職皆在舜時明甚。或初仕於堯世，要之必未爲后稷、司徒、士，故《史記》云“自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不得以舜爲申命也。蓋僞《傳》之失在誤以四嶽爲四人，是以與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爲之解，謂稷、契、臯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與二十二人之數。由是凡舜時事皆以爲堯時事，顛倒錯亂，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傳》出，始以四嶽爲一人，然則稷、契、臯陶無庸謂爲申命矣，乃亦沿僞《傳》舊說而不改，豈非習聞其說遂不覺其非邪？故今補其未備而詳辨之。說並見前“命禹”條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附錄】垂之竹矢。《書·顧命》垂之和鍾。《明堂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存參】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史記·陳杞世家》

命垂、益

本務舉而後末務可圖，人性盡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嶽而咨於衆也？以其職少輕，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職也？以其職少輕，故略言之也。

“諧”爲偕義

蔡《傳》云：“《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史記》稱益未有加以“伯”者，《傳》誤）之佐，則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讓稷、契、臯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讓夔、龍也，帝曰“往欽哉”，獨於垂、益之讓則曰“往哉，汝諧”。“諧”，猶偕也，謂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不允垂、益之讓；“汝諧”者，允垂、益之薦而用之也。稷、契、臯陶、夔、龍皆別命之，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皆不別命，即俞其薦，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爲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傳》文），亦多以所職名，垂、共工而所讓者曰殳、斨，益作虞而所讓者曰熊、羆，則所讓之人後即爲二人之佐可知也。細核前後文義，“諧”之當爲“偕”義顯然。僞孔《傳》乃釋爲“諧和此官”，蔡《傳》因之，而引《史記》之文以見其爲二人之佐，不知《史記》即因“汝諧”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於垂不言之者，蓋《史記》引《尚書》文至“垂爲共工”而止，無讓殳、斨、伯與之語。此或司馬氏誤脫《尚書》文，或後人傳寫誤脫《史記》文，均不可知，非《史記》別有所據，《書》但有朱、虎、熊、羆佐益之事而無殳、斨、伯與佐垂之文也。因《傳》說未明，故今詳釋之。

垂、益之佐之人數

“殳斨伯與”，僞孔《傳》以爲二人，蔡《傳》以爲三人。今以上“讓於稷、契暨臯陶”之文推之，蔡《傳》說是。“朱虎熊羆”，僞孔《傳》亦以爲二人，蔡《傳》以爲四人。疑亦蔡《傳》得之。

伯翳非益

《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記·秦本紀》云：“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於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漢書·地理志》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顔氏注云：“柏益一號伯翳，蓋翳、益聲相近故也。”是謂伯翳即益，而益爲伯益矣。自是學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雖朱子注《論語》亦稱之爲伯益（《舜有臣章》注云：禹、稷、契、臯陶、伯益）。葉大慶《攷古質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記》於《陳杞世家》則以爲二人。”本注云：“益、翳乃一人，聲轉入，字異耳。”余按：“益”“翳”聲相近而致誤，理誠有之，然非《史記》因聲之轉而誤分爲兩人，乃《漢書》因聲相近而誤合爲一人耳。書《堯典》云：“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臯謨》云“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陽城，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皆稱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國語》稱“伯翳”，《史記》作“伯翳”，亦未有徒稱“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則概不稱“伯”，遇翳則必加以“伯”與“柏”也？《春秋傳》於列國最好溯其先世，於齊、許稱炎帝、大嶽；於陳稱顓頊、幕、舜；於杞鄫稱夏，稱後相；於宋稱商，稱相土；於薛稱奚仲、仲虺；於六蓼稱臯陶、庭堅；於郯稱少皞；於任宿、須句、顓臾稱大皞，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國，晉、楚、魯、衛之倫，亦往往及之。獨於益之膚功、秦之大國，絕無一語。班氏生於漢代，何所見而知伯翳之必爲益也？將謂二人之功相類邪？則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職亦不止於調馴爲獸。且《秦本紀》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稱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會，鳥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據此文而遂以柏翳爲益，以益爲伯益也？黍稷之稷，漢以來謂之粟，今北方農人謂之榖（南方人或呼爲小榖），穄（稷去聲）乃黍屬之不粘者，《經》、《傳》之文甚明，《說文》之訓尤顯，迥然兩物也（語詳《稷穄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讀入爲去，或遂有讀稷與穄同意者。作《本草群芳譜》者不攷之古，遂誤以稷爲穄。班氏之誤，與此正同，不得據班《書》而疑遷《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稱，“虞”者，官名，而《漢志》云“爲舜朕虞”，其誤會《經》文如是。若必謂班氏不應有誤，將“朕虞”亦果爲官名乎？嗟乎！《漢書》合之，誤也，而反信之；《史記》分之，是也，而反譏之。是者必以爲非，非者必以爲是，吾真不解其何故矣！師古、大慶皆精於攷核者，然猶如此，甚矣攷古之難言也！大抵古人文字異者，非有顯然之證，寧可從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與思，合之而祖孫易位矣。義、和之與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亂矣。伊尹之與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沒矣。義、農之與太皞、炎帝，合之而世代顛倒矣。南容之與南宮敬叔，合之而受誣矣。故不必分而從古而分之，其失小；不當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載《國語》伯翳之文、《史記》大費之事。

益非臯陶子

孔氏《尚書正義》稱益爲臯陶之子。張氏《史記正義》云：“《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注云：‘陶子者，臯陶子之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臯陶（大業乃伯翳父，張氏以益爲伯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據此立說，遂謂朱子《論語集注》、蔡氏《書傳》之有缺略。且云“舜五臣，禹讓稷、契、臯陶而不及益者，實因益爲臯陶子也”（此說太陋，故不欲舉其名，見其書者自知之耳）。余按：鯀用於堯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與臯陶同時登用，比肩授職，絕不類爲父子者然。禹爲鯀之子，《尚書》言之，《春秋傳》言之，《大戴記》、《史記》皆言之，益果臯陶之子，何以《傳》、《記》絕無言及者乎？劉向之書，誣者多矣，而《列女傳》尤爲紕繆，藥酒之覆，餘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記爲實事，唐劉知幾譏之詳矣，而五歲佐禹亦必無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爲臯陶之子，猶不可信；況向但言“陶子”，何以見其當爲臯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見言佐禹者之必爲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豈得遂以爲實？朱子、蔡氏蓋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爲譏議，人之無識何至於此？至以《論語》“五臣”爲證，其說亦謬。謂五臣有益者，《集注》文耳。或以爲四嶽，或以爲伯夷，義皆可通，安知其決爲益？且舜賢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讓之？《經》言五人則以爲四人者皆當讓，如《經》言十人則以爲九人者皆當讓乎？此論尤爲無理，恐後人爲其所惑，故亦附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