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駁之一：《古文》、《今文》篇第不異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異，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馬、鄭所傳雖止二十九篇，與《今文》同，而文字則與《今文》異，兩漢之書所載甚明。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漢書·藝文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後漢書·儒林傳》

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於《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命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後漢書·賈逵傳》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書·經籍志》

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今文》也。劉向以《古文》校之而有異文脫簡，賈逵又撰三家與《古文尚書》同異，則劉、賈所見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則與三家有同而無異，何有異文脫簡？又何撰同異之有哉？是以《尹敏傳》云：“初習歐陽《尚書》（即今文），後受《古文》。”東漢所謂《古文》之非《今文》，明矣。況永嘉之亂，《今文》已亡，安得復有存者！後世學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數多者爲《古文》，少者爲《今文》，遂以今《書》三十三篇爲《今文》，謬矣！孔氏《正義》稱劉向作《別錄》不見孔《傳》，後世耳食者遂以爲劉向未見《古文》。夫劉向以《古文尚書》核《今文》，若不見《古文》，以何校之？然則劉向但見真《古文》，未見僞《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則安國之《古文尚書》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則馬、鄭相傳之《尚書》，決爲《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六駁之二：《今文》亦壁藏

一．無論馬、劉所傳之爲《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書》，並無其女口授之一事，不得與二十五篇文體互異。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漢書》無此八字而有“張生爲博士”五字）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略同，但文異者十餘，增者一，刪者十餘耳。故不重錄。

按此文，則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書》。故劉歆《移博士書》亦云：“《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則是二十九篇之策現存，錯何難自以目覽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書》而不云能“誦”《尚書》，則是所以欲召之者，謂伏生能通達其義，非徒誦其文也。錯所受者《尚書》之義，烏用以意屬讀？若徒誦其文，則伏生之門人若張生、歐陽生等衆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竝無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淺近易知，而與馬、鄭相傳之《尚書》大不類者，正以其作於魏、晉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書》故爾，無他故也。蓋作僞《書》者目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己，故僞造此說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更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後漢書·儒林傳》

按：此文言作《訓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詩序》而不言作《尚書序》，則世所傳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國之作《書傳》與《序》，班固不知，則巧爲之說，曰書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時人，梅賾果於東晉奏上其書，宏《序》行於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書》，由是《古文》大興”，然則宏果有序，班固見之熟矣，何以爲《儒林傳》乃絕不載伏生口授之事，而仍錄《史記》之文乎？蓋由作僞《書》者自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己，是以造爲此說，托之孔、衛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前後《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六駁之三：班固斥張霸僞《書》

一．張霸之僞《書》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漢書》業已斥之，必無反以僞《書》爲《古文》之理。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乃黜其書。《漢書·儒林列傳》

按：《漢書》此文稱霸書“文義淺陋”，又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張霸之書爲僞矣；烏有作《儒林傳》則痛詆其僞，作《藝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曆志》反引其書爲證者哉！班氏所引《伊訓》、《武成》之文，非霸僞書而爲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漢書》所引者爲真，則梁、陳所出者爲僞可知也。況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爲之，亦非別有二十四篇也。今穎達但欲表章僞《書》，遂公然以安國以來相傳之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爲僞，復公然以百二篇爲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語不始於固，《史記·儒林傳》言之矣。司馬遷，漢武帝時人，張霸，成帝時人，遷作《史記》，何由預知後世之有張霸僞《書》，並其篇第之多寡乎！蓋凡穎達之說，顛倒矛盾，類皆如此。學者少留意焉，則其謬不攻自破矣。

六駁之四：《古文尚書》立學官

一．孔安國《古文》，當時已傳於世，王莽及章帝時又已立於學官，兩漢之書所載甚明，並未散軼，不容諸儒皆不之見。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榖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漢書·儒林列傳》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榖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羡慕焉。《後漢書·賈逵傳》

按此文，則《古文尚書》當孔安國時已傳於人而行於世，至王莽時而立於學官，至東漢章帝時而再立於學官，且爲帝所崇重，習《古文》者畢授官，而爲世欣欣慕矣，安得諸儒皆不之見，至梁、陳時而突出乎？蓋《漢志》所謂“未列於學官”者，謂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謂其《書》不行於世，但藏於家也；謂武帝時未列於學官耳，亦非終已不列於學官也。且《毛詩》、左氏、榖梁《春秋》當武帝時皆未列於學官，皆至王莽時而始立，至章帝時而再立，何以皆行於世，馬、鄭、服、杜皆得見之而箋注之，獨《古文尚書》遂以不列學官之故，致無一人之見之乎？甚矣不學而耳食者多也！

六駁之五：《晉書》無《古文》授受事

一．《正義》稱鄭沖傳《古文尚書》，皇甫謐採之作《世紀》，至梅賾奏上其書於朝，攷之《晉書》，並無此事。

《本紀》無文。

《儒林傳》中不載此事。蘇愉、梁柳、臧曹、梅賾亦皆無傳。《鄭沖傳》中但有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之語，並無所講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謐傳》中但有梁柳爲太守，謐不爲加禮一事，竝無柳傳《古文尚書》及謐得之之文。

按：梅賾果當奏上此書，《本紀》即不之載，《儒林傳》中豈得竝無一言及之，乃非惟無其事，亦並無蘇愉等三人之名，然則三人亦皆子虛烏有者也。且凡紀事之體，必書年月，而《尚書正義》、《隋書》記此事，皆不言爲某帝之時，某年之事，蓋緣當時本無此事，繫之以時，則人覆檢而知其誣，故傳僞《書》者爲此含混之詞，使人無從辨其真僞，孔氏道聽途說，遂從而錄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書》，魏以前未行於世也。當魏主講《尚書》之時，沖所執者果繫孔氏之五十八篇，《傳》豈得不大書特書，而乃但云《尚書》，即但云《尚書》，則即馬、鄭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爲太守，謐不加禮，瑣事耳，然猶載之《傳》中，若謐果從柳得《古文尚書》而作《帝王世紀》，此乃經術之顯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記乎？嗟夫，《史記》、兩漢之書，人所共讀者也，乃明明與《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謂之《今文》；明明別有百二篇，而謂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書者，而謂之口授；明明立學官，置弟子，而謂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共讀之《史》、《漢》尚不難以黑爲白，況人不多讀之《晉書》，亦何難以無爲有乎！

六駁之六：鄭、孔解詁與僞《書》之牴牾

一．非但梅賾未嘗奏上此書也，既鄭沖亦未嘗見此書，孔安國亦不知有此書，攷之《論語集解》可見。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論語集解》

按：《集解》乃鄭沖與何晏同纂輯者。所引包說，以“孝乎惟孝”爲句，以“施於有政”爲一家之政。今僞《書》此文無“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與包所說迥異。若沖果見此《書》，豈容復采包說！今何、鄭既以包訓爲是，則其未嘗見此《書》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論語集解》

按：今僞《書》此文乃湯滅夏之後告諸侯百姓者。安國果見此文，不當謂之“伐桀告天”。且今僞《書·湯誥》現有此文，安國何不注云“今《尚書·湯誥》有之”，乃反引《墨子》以爲證乎？安國既引墨子爲證，則是安國所見之《古文尚書》，竝無此文也明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論語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爲泛論周之事，以“周親”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賢臣也。今僞《書》此文乃武王誓師之詞，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來。安國果見此篇，何容復作此解！且僞《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與安國《論語》之注正相悖。然則僞《書》、僞《傳》之不出於安國明矣。

孔氏《正義》云：“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詞，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夫聖人之言一也，豈得忽以爲彼，忽以爲此。安國寧有此一口兩舌之事乎？此理顯然易見，而穎達猶欲曲全僞《傳》之說，抑亦異矣！嗟夫！安國西漢名儒，乃爲妄人所誣如是，爲穎達者不能爲乃祖辨其誣，顧反附會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傳》之紕繆，動輒歸咎安國，使安國蒙不白之冤於千載之上，誰之過與！此餘之所爲長太息者也！

僞書之著者及其推行之年代

曰：五十八篇《經》、《傳》非孔安國所傳，梅賾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時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經學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詳攷矣。但據其時所著之書觀之，王坦之東晉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時人也，藉令東晉之初此《書》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無不見之者，而坦之著《廢莊論》，引“人心，道心”二語，不言其爲《虞書》（詳見《唐、虞攷信錄》中），是坦之未見此《書》也；蔚宗著《後漢書·儒林傳》，但云“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若不知別有二十五篇者，是蔚宗亦未見此《書》也。直至梁劉勰作《文心雕龍》，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則是元嘉以前，此《書》初未嘗行於世，至齊、梁之際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猶未有此《書》。故《隋書·經籍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然則是隋滅陳以後，此《書》乃漸傳於北方，劉焯、劉炫之輩以爲奇貨而注釋之，然後此書大行而鄭注漸廢也。至其撰書之人，則梅鷟、李巨來皆以爲皇甫謐所作。以余觀之，不然。西晉之時，《今文》、《古文》並存於世，安能指《古文》爲《今文》，而別撰一《古文尚書》以欺當世？況謐果著此書，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猶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無之？然則此書乃南渡以後，晉、宋之間，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以駁鄭義而伸肅說者耳。何以言之？《左傳》“亂其紀綱”，舊說以爲夏桀之時，而肅以爲太康之世；《無逸》“其在祖甲”，馬、鄭以爲武丁之子，而肅以爲太甲之事。今僞《經》以“亂其紀綱”入《五子之歌》，僞《傳》以祖甲爲太甲，明明祖述肅說，暗攻先儒，其爲宗肅學者之所僞撰，毫無疑義。蓋漢末說經者皆宗康成，逮王肅起，恃其門閥，始好與鄭爲難。其說不無一二之勝於鄭，而荒唐悖謬者實多。但肅父爲魏三公，女爲晉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說大行。天下之說經者分爲二派，一宗鄭學，一宗王學，宗鄭者黜王，宗王者駁鄭。適值永嘉之亂，《今文》失傳，江左學者目不之見，耳不之聞，又其時俊桀之材，非務清談，即殫心於詩賦筆劄，經術之士絕少，但見馬、鄭所傳與《今文》篇數同，遂誤以爲《今文》。由是宗肅學者得以僞撰此《書》以攻鄭氏。《書》既撰於晉、宋之間，故至齊、梁之際始行於當世也。孔氏但見僞《書》、僞《傳》之說多與肅同，不知其由，遂疑肅私見孔氏而秘之。夫肅專攻鄭氏，如果此《書》在前，肅嘗見之，其攻鄭氏之失，必引此《書》爲證，云《尚書》某篇云云，某《傳》云云，世人誰敢謂其說之不然，何爲但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則是僞《書》之采於肅說，非肅說之本於僞《書》明矣。即《正義》所稱“皇甫謐從梁柳得此《書》，故作《帝王世紀》，多載其語”者，亦作僞《書》者之采於《世紀》，正如《鶡冠子》采賈誼之《鵩鳥賦》，而人反謂誼賦之采於《鶡冠子》耳。但南北朝中無窮經博古之人察知其僞，遂使其《書》得行。然馬、鄭之本《書》尚在，後之人猶可攷而知之。至唐太宗時，孔穎達奉詔作《五經正義》，既不能辨其真僞，又誤以其《傳》真爲其祖安國所著，遂廢鄭注而用之，自是鄭氏古本遂亡，士人之應明經試者，莫不遵功令，讀僞《傳》，二十五篇之文遂與三十三篇之《經》並重，習而不察，以爲固然，竟不知《史》、《漢》以來，漢、晉諸儒所述並無此文，而出於後人之僞撰者矣。然不但今《尚書》二十五篇爲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也，即今所傳《家語》亦肅之徒之所僞撰。《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是今《家語》乃後人所僞撰，非漢所傳孔氏之《家語》也。今《家語》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然則今之《家語》乃肅之徒所撰，以助肅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與肅同而與鄭說互異。此序雖稱肅撰，亦未必果肅所自爲，疑亦其徒所作而讬名於肅者。由是言之，僞撰古書乃肅黨之長技，今僞《古文尚書》亦多與肅說同而與鄭氏異者，非肅黨爲之而誰爲之乎？

《孝經》之僞孔氏《經》、《傳》

亦不但《尚書》有僞孔氏古文《經》、《傳》也，即《孝經》亦有僞孔氏古文《經》、《傳》。《孝經正義》云：“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間劉炫。”則是後世所謂古文《孝經》者，出於隋世，非漢儒所傳孔壁之古文《孝經》也。又云：“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顔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僞作《閨門》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由是明皇自注《孝經》，頒於天下，以十八章爲定。”則是南北分王之時，經術荒廢，好事者造爲僞書以惑當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而有司馬貞駁其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穎達謬相推奉，黜真書而用僞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爲不刊之書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