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刘“天”之争

王一民 

柳州日报社编辑部  广西 柳州545001

 

刘禹锡连续写了《天论上中下》三篇文章，评论柳宗元的《天说》，认为柳宗元在《天说》中的论断未臻完备。为此，柳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进行辩护。

柳的《天说》论定天与瓜果草木同为物质元气所构成，天是无意志的，不能干预人事，更不能赏善罚恶。后人为了文字简洁，据柳此意概括为“天人相分”的概念，而并非是柳自己提出的，意思并不错，但容易使人误以为是与“天人合一”的概念对立的，要注意加以区别。柳对刘的批评意见，说思考了五、六天，没发现什么不同，只不过是补充了自己天人相分的意见而已。

刘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表明他与柳同样是认为天人相分的。如果天与人的关系只是混沌一团、浑然一体，就无所谓交与不交了。但刘认为天与人相分又互相有联系，“交相胜”，说明刘注重了天人关系中相互克制的一面，注意到人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这些意见是与柳不谋而合的，柳关于物质元气的论述，就是说：“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则）同。”（《南岳弥陀和尚碑》）描述元气经过离合蔽通种种变化，最终形成为现实的具体事物，不是孤立的。

刘的意见不够圆满的地方，在于天人关系的层次，有时划分不清，很令柳迷惑了好几天。刘在三论中多次申论“天之道在生殖，人之道在法制”，混淆了物质属性与人的认识两个层面的问题。他的表述很有可能使人认为生殖是天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其实只是一种自然规律（与刘在《天论上》文中正确使用的“自然之说”的概念相当）。从根本上说，人也是天生殖之能所造就的一种物质形式，同样要遵守生老病死即发生发展消亡的生殖规律。但刘却把成为智能人后，人的思维产物法制用来与天的自然生殖规律对等，是不当的。不对等的事物不能类比，所以据以列举的例证，进行的推论都至少是不准确的。自然规律大都相对稳定，有的亘古不变，人的法制可以朝令夕改，而且关键还在于人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认识的深度正确与否，所以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同理，《天论中》所举蒙昧人群的“强有力者”与智能人群的“圣且贤者”也是不对等的概念，不能说明天胜、人胜问题。以同理，其后所举的“操舟”、“骈济”的例子，皆可以一言以释之：“天胜在于自然规律不可侵犯，人胜在于人认识了自然规律之后，可以使天为己用。”而刘只归结为一个“数”字，也不准确。“数”是一种偶然性，“李广无功缘数奇”的“数”，有点难于捉摸的神秘色彩。偶然性后面隐藏必然性，人的认识全面提高才可以透过复杂的偶然现象获知客观规律。所以刘的“天人交相胜”，归根结底是人的认识问题，不是事物本质问题。认识产生方法，激流勇进强渡是一法；顺流而下找寻登岸点也是一法；吃亏多了，人变聪明也是一法，不过代价高点。

古代把研究哲学称为“穷天人之际”，也就是钻研人与自然的关系。柳对哲学的深刻造诣，一方面来源于他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学问积累丰厚。一方面由于家学渊源，对佛学也有研究。佛学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但佛学中的论辩逻辑却很有些合乎辩证法的成分，可以启迪人的思想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为学踔厉风发的柳宗元自辟蹊径，萌发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逻辑论证方法。但是更应特别指出是的，柳的“天人相分”思想不但源于他渊博的学识，而且源于他对于现实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深刻分析研究。柳完整提出天人相分思想的第一篇文章是《贞符》，开始写作于永贞元年，正是永贞革新期间，可以想象是作为永贞革新的政治纲领性文件而写作的。但是，文章还未写完，革新就失败了。贬官到永州初期，流人吴武陵也到了永州，吴对柳的学问首先十分景仰。柳与吴谈起了《贞符》这篇文章，吴当即对他跪拜叩头，请他务必把这篇文章继续写完上呈皇帝，公之于四海。不可因受挫折，把这么有功德于国家社会人心的大事也抛弃了。于是柳乃勉力把这篇文章写完。

《贞符》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严厉地批判了天命论。天命论用神秘的“天人感应”谬说和种种“诡谲阔诞”的祥端“夸诬于无知之民”，鼓动皇帝去封禅，也就是“与天交通”，事后大肆张扬皇帝秉承天命治理万民，天命、皇命同样是不可违抗的，完成了天命论的“理论体系”，并受到汉以后历代皇帝的欢迎，使封禅成为大典。《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记有：“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德宗更不例外，迷信祥瑞占卜。《贞符》针锋相对提出“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认为有唐一代是因为得生人（民）拥戴才得以君临万民的，不是由于天命。并说“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表明柳反对天人感应的天命论，主张天人相分的生人之意的态度坚决。也说明反对天命论，主张生人之意的思潮在当时士林中暗流涌动，柳正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不但是新的哲学理论的初露头角，更是新的政治理论的一次大胆的突破。在元和三年完成《贞符》的写作后，柳又写作了《非国语》共66则，其中有23则是为《贞符》提供历史事实根据的，申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国之兴亡取决于朝政的得失。整部《非国语》贯串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凸显了天人相分的概念，辅时及物的目的性明确强烈。毫无疑问，柳的天人相分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正确的。天命论对长期延续我国封建制度曾起过很大作用，柳的天人相分的创见和创举，则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在我国古代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

不过，再次重复一遍，柳天人相分的哲学概念是以针对天人感应的天命论谬说而言的，并非与我国古代哲学中早已有之的天人合一的概念对立的。刘的天人交相胜才是与天人合一同一个层面的概念，而且是一事物的两方面。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也认为天不预人事，但他又说：“畏天命”，也即是认为人的行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之意，而不是认为天有意志。子思、孟子的“自然”、“人为”的天人合一概念，则已较多注意了人与自然关系中可以相适应的一面。“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有了微妙的变化。再至于宋儒，哲学理论自成体系而且流派纷呈，论证人与自然种种关系，剖析精妙入微，要另作专门研究。

中医也有天人合一的医药学理论。中医将《周易》“天生地长人治”的天人合一说，扩展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把人与环境看成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后人托名写成的《黄帝内经》更详论了东西南北方的地势水土条件，人的饮食生活习惯对人体质的影响。根据这些不同影响，对不同地区的人，要有不同的诊断和治疗原理，不同具体医疗措施。是中医对人类医学的重大贡献，但基本局限于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对人机体的影响。可以认为是朴素唯物主义主导的医学思想，没有任何神秘主义色彩。

上列这些天人合一概念与刘天人交相胜的概念有相辅相成作用。而且，即便就认识层面来说，说到底，天人相分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代科技发达，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深广精微，但是并不等破释了所有的奥秘，反而是宇宙之谜更多。如果真有天人合一那一天，宇宙人类都将踏步不前濒临毁灭了。

柳刘“天”之争检验了柳天人相分的概念的正确与不足。刘的天人交相胜、人胜天的概念，暗示了人在认识过程中有主动加深认知的一面，并非只有消极适应的一面，摆脱“数”的羁绊，对认识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在古代，无论中外，初期的唯物主义皆严于概念的划分，在解释和处理实际问题时，皆有简单生硬不够灵活全面的局限性。柳对认识现实具体事物，有精辟的见解：“块然趣定，至于旬（普遍之意）时，是之谓施用，茫然同俗，极乎流动，是之谓真常。”（《龙安海禅师碑》）承认相对稳定是事物存在普遍的状态，而流动变化不居则是事物存在的绝对真理。但柳也就到此为止，未有更进一步的详尽的对事物在长期不断流动过程中的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粗及精、由缓而疾、推阵出新的不同阶段的变化作深入探究和阐述。

柳在对社会、历史事件的评论中，许多时候发展的观念呼之欲出。如在名文《封建论》中，明确提出了“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因而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也是客观趋势。这个“势”，今天看来，可以是精神因素生人之意的变化，也可以是社会物质基础的发展形势。又比如，柳在《与杨京兆凭书》中，甚至于说“圣人之道，不尽益于世用”，也是极为大胆的发展观念。但可惜都稍纵即逝，未形成系统的、明确的具体的理论文字，甚至对一些事件的议论，有时还悖于发展之道。如他在《非国语·不籍》中，以黄老自然经济的无为而治去否定籍田礼，固然能起到使人认识籍田礼的繁琐虚伪、无补实事的作用，但从理论上来说，则是千虑之一失，不是发展的观念。当然，我们亦不必苛求于柳宗元，农业为主的唐代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中发展的观念本极淡薄，柳亦不能过分超越实际。不过笔者曾有几篇文章在各地不同报刊发表，文中议论到柳的哲学思想时，好心的编辑都在“变化”二字的或前或后加上“发展”二字，以为是笔者漏写，而其实却是笔者本意。

贬官永州之后，柳开始致力于认识与方法的钻研，力求形成完整的哲学理论系统。元和二年的《惩咎赋》就已提出了一个“大中”的新概念。不过“配大中以为偶兮”中的“大中”，还只是一个崇高典范，作为人认识和行为的参考系数。也许正是受了刘人胜天思想的影响，在永州后期，柳已完成从用“大中”到用“中道”作为固定词语的表达方式，使用系数也越来越高，而且又已经上升到作为人的认识必须攻克的高地和人的行为标准的下限，甚至有形成道德标准的趋势。具见于与杨诲之的三封书信，《与韩愈论史官书》、《答严厚舆论为师道书》等。看起来，中道与儒家传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有些不同，中庸之道中正平和，中道则多少有点咄咄逼人了。不过，柳并没有明白说及中道与中庸是否有什么原则不同或具体差异，在哲学思想上，同样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定论。

柳虽然强调天人相分，但性格并不古板。柳的名诗《寒江独钓》，名句“欸乃一声山水绿……岩上无心云相逐。”使人生动地窥见他淡雅丰实的精神世界，与自然沟通融合的志趣。柳在哲理上独钓也大有收获，而且独具一格，只不过柳多才多艺，使他哲学成就未能超越于诗文、政论成就之上而已。

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是知己，又是诤友，他们探讨理论时却是十分认真的，有时甚至是很不客气的，但是并不因此伤了和气，而且友谊历久弥坚。他们为学为人的态度，也给后人留下借鉴榜样。

我国古代哲学博大精深，笔者此文不过以一知充十用，错误不免，诚心希望柳学同仁不吝赐教。考虑到柳的哲学理论是柳学重要组成部分，往后若干年，仍需要有许多人作深入研究，愿尽绵薄为之力增添块砖片瓦而不计及贻笑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