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喜

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永州425100

 

 

                      

【摘  要】 晚唐五代是柳宗元接受史上最寂寞的一页。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已经被作为一个平常的已故的文人而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可谓知音寥寥，星火日稀。然而星星之火毕竟没有熄灭，知音依然存在。杜牧、司空图著述和以刘昫《旧唐书》为代表的官方史书成为其中较为重要的接受者，对后来的读者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接受;杜牧；司空图;苏轼；旧唐书

 

  杜牧(803-852年)是晚唐文坛的翘楚，与柳宗元一样，诗文兼擅，为后世读者所称道：“从古以来，诗有诗人，文有文人，…求其兼诣并呈，自杜樊川(杜牧)、柳柳州(柳宗元)之外，殆不多见。”[1]两人的诗文才情兼备，是柳宗元被杜牧赏识和接受的根本原因。    

此外，杜牧与柳宗元还有着不为人所注意的人情关系的纽带，有三个人维系着柳宗元与杜牧之间的感情联系。他们分别是牛僧孺、杜佑和吴武陵。

第一个联系人牛僧孺﹙779-847年﹚：柳宗元被贬谪不久，在宪宗朝廷内部开始﹙808年﹚了长达几十年的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两人政治见解不同，是“永贞革新”之后的又一次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之所以说牛僧孺是杜牧与柳宗元感情联系的纽带，是因为柳宗元对牛僧孺有发现之功。据杜牧给牛僧孺写的墓志铭载：“公﹙牛僧孺﹚年十五依以为学，不出一室，数年业就，名声入都中，故丞相韦公执谊，以聪明气势，急于褒拔，如柳宗元、刘禹锡辈以文学秀少皆在门下。韦公亟命柳、刘于樊乡访公，曰：‘愿一得相见。’”﹙《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樊川文集》卷四﹚。牛僧孺于805年及进士第，正是柳宗元人生仕途最辉煌的时候，之后被宪宗举为贤良方正，逐渐成为权倾一朝的核心人物之一。杜牧于828年及进士第，不久进入了牛僧儒的淮南节度使幕府，牛对其关怀备至，杜对此感激终身。由此可见，是柳宗元等人发现了当时的牛僧孺这个青年才俊，牛僧儒又对杜牧有栽培和知遇之恩。杜牧饮水思源，自然不会忘记自己恩人的恩人。

第二个联系人杜佑﹙735-812年﹚：杜牧为杜佑之孙。杜佑长期身居高官，在“永贞革新”时，他位居相位，他是朝中元老，也是改革派的依靠力量﹙但后来由于局势所迫，没有转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得以保全﹚，杜氏家族有专注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杜牧《上李中丞书》，《樊川文集》卷九﹚的家风。有自己的祖父做表率，自然会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理解“永贞革新”，在感情上走近柳宗元。

第三个联系人吴武陵：吴武陵(?-835年), 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元和二年(807年)举进士及第，因得罪权贵，于第二年(808年)被流放永州，于是同柳宗元不约而同地相会于这一贬谪之地，一起纵情于山水间，切磋文墨，成为柳宗元最交好的青年才俊，他既是柳宗元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柳宗元尝评其文曰：“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文章。”[2]在为文之道上给予指导和鼓励。而吴武陵同时也是杜牧科举考试的推荐人，对杜牧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3]杜牧具有与柳宗元一样的诗文才华，再加之吴武陵在其中作为他俩学术渊源和感情联系的纽带，使其成为柳宗元在晚唐文坛是屈指可数的接受者。

杜牧在柳宗元接受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有意识的把柳宗元同韩愈相提并论，开辟了柳宗元接受史上一个新的接受领域。[4]

杜牧在唐开成五年(840年)写诗给自己的侄儿，勉励其求学，指出读书的方向，正式把柳宗元与韩愈并提：

小侄名阿宜，未得三尺长。头圆筋骨紧，两脸明且光。去年学宦人，竹马绕四廊。指挥群儿辈，意气何坚刚。今年始读书，下口三五行。随兄旦夕去，敛手整衣裳。去岁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尔愿尔贵，仍且寿命长。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阳。忆尔不可见，祝尔倾一觞。阳德比君子，初生甚微茫，排阴出九地，万物随丌张。一似小儿学，日就复月将。勤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尧汤。我家公相家，剑佩常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掘，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史书阅兴亡，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吾兄苦好古，学问不可量，昼居府中治，夜归书满床。后贵有金玉，必不为汝藏。……税钱未输足，得米不敢尝。愿尔闻我语，欢喜入心肠。大明帝宫阙，杜曲我池塘。我若自潦倒，看汝争翱翔，总语诸小道，此诗不可忘。”

(《至日寄小侄阿宜》，《樊川诗集注》)

杜牧写诗给侄儿后辈，勉励其求学，指点读书的津要，应是发自内心的经验体会。其中的“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四句，成为柳宗元文学接受史上的名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

首先，第一次明确地把柳宗元的文学地位同韩愈相提并论，认为两者的文学成就如同苍天一般高。唐五代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柳宗元的文学地位是明显不如韩愈的。柳宗元和韩愈的共同朋友刘禹锡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认为韩愈在文坛的影响是：“三十余年，声名塞天。”[5]而对柳宗元的评价是：“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灿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6]此时，韩愈已经是“声名塞天”,柳宗元也被认为是中唐文坛的灿烂群星中的一颗。这大大提高了柳宗元的文学地位。

其次，开辟了柳宗元接受史上的一个新领域。后世读者在接受柳宗元的过程中，往往喜欢把柳宗元同韩愈相提并论，如宋代欧阳修虽然是从不满的角度说：“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7]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柳”并存的事实。另外还有“刘柳”、“陶柳”、“韦柳”、“谢柳”等并称。人们在比较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柳宗元，不断使柳宗元的接受走向深入。

再次，杜牧不仅提高了柳宗元的文学地位，还进一步把他和韩愈在散文上的杰出成就同盛唐时李白、杜甫的在诗歌上的成就区分开来，并且充分肯定了柳宗元、韩愈、李白、杜甫四人的历史功绩丝毫不亚于前人。这种论调直接开启了宋代王禹偁的接受方向，他的“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与杜牧的言论一脉相承 (《小畜集》卷十《赠朱严》)。理学大师朱熹的“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与杜牧诗中“浓薰班马香”、“ 韩柳摩苍苍”的也相一致。因此，这对于确定柳宗元在散文领域的文学地位，引导后人对柳宗元作品的学习，无疑具有指向意义。

柳宗元的诗歌成就在唐五代时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然而作为柳宗元的老乡的晚唐诗学家司空图(837-908年)，却独具慧眼，对柳诗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并且进一步揭示了产生这种艺术特征的原因。司空图对柳诗的艺术概括来自于其《题柳柳州集后》一文：

金之精粗，考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则作者为文、为诗，才格亦可见，岂有善于此而不善于彼邪?愚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皆系其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愚尝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拄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狥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为遒逸，非无意于深密．盖或未遑耳。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抗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又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岂相伤哉?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禆后之评诠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司空表圣文集》卷二﹚

此文没有确切的写作时间，但根据文中交代，作者是在华下﹙华山之下﹚发现柳宗元的诗歌，可推测写于唐僖宗广平元年﹙880年﹚。当时由于躲避黄巢起义，司空图正由长安暂住此地。

司空图在《题柳柳州集后》中对柳诗的接受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在散文和诗歌互不妨害且可以促进的大前提下，认为柳宗元的诗歌也具有其散文一样“深远”的艺术风格：“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品味探求柳诗的意趣，也呈现出深邃淡远的特色﹚。第二，作者注意到了柳宗元的生活环境对其诗歌艺术成就的影响，肯定了他高超的艺术技巧非常人所能妄论： “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如果他长期生活在贬谪的生活环境中并且长寿的话，那就不是一般的细小庸俗之人可以评头论足了﹚。现就这两个观点的有关问题和对柳宗元诗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阐述如下：

首先，司空图对柳诗进行评价的《题柳柳州集后》，次列于他的著名诗学理论文章《与李生论诗书》之后(见《司空表圣文集》卷二)。文章这种排列次序，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柳宗元的诗歌是司空图所推崇的“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与李生论诗书》，《司空表圣文集》卷二﹚等著名诗学理念的补充和体现。因此，在了解“深远”含义之前，有必要弄清“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意思。众所周知，这是司空图最推崇的诗歌审美标准。通俗而言，就是要求诗歌的形象具体可感而不神秘，但同时又具备深邃的意韵，从而不使人感到浮浅；要求诗歌的情意超越于语言之外，但又不局限于此，他的意韵继续向远处延伸。以此而论，柳诗 “深远”论的含义也大致如此。简单而言，就是指诗歌在内涵上深刻，有深味；在意境上不浮浅，有远韵。由南宋刘克庄的类似诗歌评论“其言若近而远，若淡而深”(《跋裘元量司直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0一，四部丛刊本)，则可进一步了解 “深远”论的意韵。西汉扬雄曾言“大味必淡”(《解难》，见《扬子云集》卷四)，其中的“大味”就是所指的“深味”；梁·刘勰也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神思》，见《文心雕龙》卷四)，所谓“神远”，就是指作者的艺术构思达到悠远的境界。司空图把这两类传统的美学理念统一于柳诗之上，开启了后世读者对柳诗重要的接受点。宋代诗学的开创者梅尧臣，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就注重对“深远”艺术风格的接受，他的诗歌，“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 (〈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见《文忠集》卷三十三)。苏轼是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功臣，是他确立了柳宗元诗歌的历史地位，而他对柳诗的理论渊源也来自于司空图。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的著名论断是：

 

予尝论书，以谓钟﹙繇﹚、王﹙羲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真卿﹚、柳﹙公权﹚，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刘﹙桢﹚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來，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于淡泊，非余之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尤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书黃子思诗集后》，见《东坡全集》卷九十三)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又论柳子厚诗》，《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二）

这是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一段标志性的阐释评价。这段话与司空图的承接关系，除了苏轼已经明言柳诗具有的“远韵”、“ 至味”的特点来自司空图的“深远”论外，还有以下隐性的联系。第一，苏轼追述了自己当年喜爱和研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时的情景，发出了“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的感慨。苏轼对司空图的研读和喜爱是他的一些诗学理念可能来自与司空图的直接证据。第二，进而分析，苏轼对柳宗元诗歌评价的几个概念都与司空图有关系，其中“纤秾”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第三品“纤秾”，“枯淡”与第二品中“冲淡”都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而这些正是司空图最欣赏的诗歌审美标准。柳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于淡泊”，其含义与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中的“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和《题柳柳州集后》中的“深远”论，不仅在内容上基本一致，而且在编排的秩序上也有明显的联系。苏轼喜爱并且引用了《与李生论诗书》的几句话：“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 而对柳诗进行评价的《题柳柳州集后》就编列其后，这篇文章意在举例说明柳宗元诗歌对其诗学理念的补充和体现，因此，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苏轼对柳评价可能受到司空图对柳诗的“深远”论的启发。第三，苏轼开创了把柳诗和韦诗列为“枯淡”类进而把两者相提并论的研究方法。实质上，苏轼的这一发现也与司空图的论述存在紧密关系。司空图在其《二十四品》(后人疑为伪作，但存争议)中已经将“冲淡”列为第二品，并且在其《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的“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与其“深远”论有相一致之处。在这篇文章里，司空图已经把韦应物的诗歌作为具有“冲淡”美的典范作品。由此可见，不论是对柳宗元诗歌特点的总结，还是把柳宗元和韦应物的诗歌作为“冲淡”类来相提并论，都与司空图的发现有着紧密关系。司空图对柳宗元诗歌“深远”论接受的重要贡献，宋代的胡仔在其《渔隐丛话》中云：“《诗眼》云：‘子厚诗尤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予观司空图此语，则知《诗眼》之言为妄发矣。”﹙《卷十一》﹚作者似乎有意把司空图作为柳宗元诗歌史上的第一发现者和接受者，这个观点虽然没有成为公论，但也足以显示司空图对柳宗元诗歌发现和接受的开创之功。

其次，司空图揭示了柳宗元所取得诗歌成就的原因：“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作者从假设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他以为，如果让柳宗元长期处在贬谪不得志之境地，像生活在永州和柳州的贬谪之地并且能长寿的话，可集中精力、竭尽思想进行诗歌写作，那么他的诗歌成就就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模拟和评议的了。司空图敏锐地意识到了柳宗元的贬谪生涯与其诗歌艺术成就的关系。他的这种观点承接了韩愈的思想：“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入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8]与他的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宋〉王伯大编《別本韩文考异》卷二十)的观点相谐。司空图虽然没有进一步论述柳宗元的人生遭遇与诗歌艺术风格“深远”论的关系，但这一直是一个探索性的话题，王士贞曾言：“古淡闲远而中实沈着痛苦。”(《芝廛集序》，《带经堂集》卷六十五，康熙刻本)

司空图从柳宗元的身世来考察其诗歌艺术成就的研究方法，这是第一次，同时又直接开启了宋代柳诗的重要接受者梅尧臣和欧阳修对这一领域的接受方向。

五代后晋的刘昫(887-946年)在编撰官方正史《旧唐书》时，给柳宗元作了传记，写有《柳宗元传》，介绍了柳的家世和生平，对其文学成就进行了肯定，阐释了他的文学特点，对其人品和政治生涯持有一种复杂的态度。在我国这样一个史官文化如此发达的国度，人们对史书普遍带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态。官方正史对柳宗元的复杂态度，也导致了后来接受者的复杂态度。

首先，对柳宗元文学成就的肯定和文学特点的总结。“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既罹窜逐，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酺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 (《柳宗元传》，《旧唐书》卷一六0)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在文学上从小就立志复古，学三代两汉之文，在文学艺术上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史书进而分析了柳宗元遭贬谪之后文风的变化，他把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寄托于草木山川，在精神上与屈原找到了共鸣，这是对柳宗元文学风格的准确把握，元代周昂的《读柳诗》：“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元〉元好问《中州集》卷四)这是对柳宗元文学特点的精确回应。

其次，对柳宗元人品的肯定。在《柳宗元传》中，记载了有关柳宗元人品的事件：“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郎州司马刘禹锡的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离，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议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在古代社会，作者人品的高低是读者是否接受其文学创作作品的前提。《旧唐书》对“以柳易播”事件的生动记载，为柳宗元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奠定了一个基础。

再次，对柳宗元政治作为的复杂态度。柳宗元年轻时参加了王叔文主导的“永贞革新”，对于这一事件，史书以成败论英雄，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旧唐书》云：“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卷一百六十﹚认为柳宗元被流放完全是咎由自取，是自己作人交友不慎所致，并且以柳宗元招致贬谪的事件来警示后人。在这方面，柳宗元被描绘成了一个反面典型的形象，给柳宗元在后世的接受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也成为诋毁贬损柳宗元的一个证据。

而对于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政治业绩，《旧唐书》给予了充分肯定。记载了他废除“以男女质钱”的土俗，而“以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柳宗元这种功德在民的作法，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在其去世之后，当地人们捐资修建了罗池庙。在宋代，柳宗元之所以能得到多位皇帝的封号，由一个罪臣变成了一方神灵，所有的这一切，都与官方史书对柳宗元政绩的肯定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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