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文政论辩

郭新庆

自安史之乱，唐朝开始走下坡路，朝政乱象迭出，生民涂炭。宦官干政，藩镇林立。为挽颓势，德宗末年，柳宗元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可惜志不得展，就烟消云散了。贬到永州，柳宗元写了不少阐发政治主张的文章，眼界高古，文势大气，道出了鲜为人说的千古绝唱。

千古一帝说封建

封建一语，不是今人讲封建社会的的概念，而是指古代的分封制，即帝王把土地分给诸侯，或把土地和爵位赐给臣子。`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建立诸侯国，也称邦国。旧史相传黄帝建万国，为封建之始。中国奴隶社会有与井田制相伴的分封制，这些大小不等的诸侯国拱卫着奴隶制国家。到周代，分封制进而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世袭制。西周分封行成制度化，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地百里为公、侯，七十里为伯，五十里为子、男。这些由亲戚受封建立的邦国，以为蕃篱，屏蔽周室。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后，废封建行郡县制。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他开创的郡县制度，“垂二千年而弗能改”，被明代李贽称为“千古一帝”。可帝王私心不改，后来刘邦在汉初时也施行过分封诸侯，可他死后没几十年，就发生了七国之乱。晁错因力主削夺诸侯王封地，遭到全家父母妻子兄弟一起被杀的惨祸。后来汉景帝用朱亚夫率军平息了叛乱，虽仍有封王侯建国之事，但权在中央朝廷，诸侯王国只徒有虚名而已。

封建之事，虽秦以来久不得行，可隋亡唐得天下后，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还是都极力想行封建，以求子孙相继，永固自己的家天下。太宗李世民曾欲分封诸子，让其各掌州郡的实际的统治权，可都没能行的通，这是时代和社会变化的形势使然。武则天做皇帝后，为了让武氏家族执掌天下，封了二十几个武姓王侯，可也都没能久长。到玄宗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由于玄宗和杨贵妃宠幸安禄山等人，开始对少数民族的异姓藩镇封王。天宝九年，赐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开了唐将帅封王的先例。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这种藩镇的分封，有人称之为圭爵之制。所谓圭，是指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上尖下方，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而唐这时为了自保和一时之需的分封已乱到象行圭礼一样随心所欲了。有大功封，功不大封，没功也封。叛贼归降的封，握重兵还没立功先封。抗藩名将郭子仪，手下有数十人封王。德宗时，王爵几遍天下。人皆不以为贵，身受者亦不以为荣。宪宗时，封藩镇兼宰相，给赏赐。这些病国害民的分封，让虚弱不振的唐王朝陷于更加混乱的境地。

柳宗元在永州作的《封建论》，是用世之作，它是针对当时藩镇扰唐之乱而发的。文章洋洋大观，全文近二千五百字，是《柳集》“里少见的大作。柳宗元上朔中国千年社会之历变，下连动荡多难的中唐王朝；辩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封建，论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郡县制；其间的优劣成败，根本原因是什么？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一字定乾坤，其“势”统领全篇。古之封建，秦之郡县，这都是社会大势使然。柳宗元开篇说：“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引天地及人，大气磅礴，让人震撼。柳宗元详尽论说了上古至唐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周失在制（指封建制），秦失在政（暴政）。周行封建制，分封亲戚，是私天下，而秦行郡县制是公天下。文中连用三个“叛”字段落，以明其理。其一，“有叛人，无叛吏”，是言秦失民心而召叛，非县吏之失也。其二，“有叛国，无叛郡”，是言汉朝纵皇室子孙及功臣之失。汉时封建郡县兼行，然叛者多诸侯（王），而郡县往往得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吏），边廷（守卫边疆的）往往得名将。其三，“有叛将，无叛州”，是言唐代放纵藩镇之失。柳宗元通篇用朴素的唯物史观阐发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任人为贤，反对门阀世袭。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划时代的文章，“其笔力峭拔，可以雄视一切，目无前人”（沈德潜语），“如日月之经天，如江河之纬地”（明人徐扬贡语），没人能追及它。这真是一文盖古今，自此史

坛哑言。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论及此事时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纵观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此言不虚。这样的千古之说，唯柳宗元发也，值得我们今人一读。

辅时及物的民本说

民本思想出之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本义是为统治者利益着想，这较之“贱民”、“轻民”而言，对百姓有利，其思想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周公旦。周公在扶佐周武王东征灭商时，亲历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场景。为此他后来提出“天命靡常”（感叹天命变化无常）（《诗经•大雅•文王》）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泰誓》语）的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进而认识到“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尚书•多方》）。孟子也主民本说，《孟子》里就有不少这样话。而后世统治者和官吏连这点装样子的话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与民为仇，与百姓为敌，无休止的役使民众，以至竟如韩愈在《原道》里所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柳宗元与之针锋相对，主张“官为民役”。他在永州作《送薛存义任序》说：“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这是说，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老百姓用地里十分之一的物产雇佣你来管理，你理应尽职尽责。可“今守其直（拿了薪俸报酬），怠（懈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到处都是）。”如此待民，这与理不合。为官者要是明晓此理，“得不恐而畏乎”！章士钊读此后说：“子厚《送薛存义序》，乃《封建论》之铁板注脚也，两文相辅而行，如鸟双翼，洞悉其义，可得于子厚所构政治系统之全部面貌，一览无余。”为民官之本，反封建（藩镇）政之本，两者相辅相行，才会天下太平，民众安康。深究古理的人，往往能说出常人看不到的话来。柳宗元打比方说，你雇佣人于家，他拿钱不干事，还偷你的东西，你不但不能表示愤怒，也还不能惩罚辞退他，这什么道理？“势不同也”。这里的“势”有两层含意。一是与《封建论》所说的“势”相同，即世道使然。这个世道让“官为民役”的道理背逆了。二是为官者是权势﹑地位的象征，自然不会讲什么“官为民役”的道理。封建让藩镇败世，官吏欺世害民。柳宗元期盼的天下为公，选贤任能，在这样的社会，显然只能是美好的空想。可在贪官污吏横行，藩镇宦官肆虐的社会敢发此空谷足音，只有柳宗元。文中的薛存义是柳宗元的同乡，他们同在一地为官。薛存义在零陵代县令二年间，“蚤（即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断案）平（公平），赋者（赋税）均（合理），老弱无怀诈暴憎（民无怨恨），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为此两人相交甚厚，这才能在赠序里说出如此甘胆相照的话来。其实，年青时柳宗元就追奉这一思想，他在长安时作《送宁国范明府诗序》说：“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他认为，官吏是老百姓雇佣的仆人，吃用靠百姓，理所当然就应回报他们。柳宗元同情百姓疾苦，面对当时赋敛甚过毒蛇的惨状，他曾为之发狮子吼。元和七﹑八年间，柳宗元与交好的饶州刺史元洪论说《春秋》大义和赋税之弊。他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说：“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貲（zī通“资”，即钱财）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盈余）以市于吏（贿赂官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减少，减免），富者愈恣横侈泰（奢侈放纵）而无所忌。” 当时富人通过贿赂官吏隐瞒田产少納税是普遍的现象，而赋税都转嫁到穷苦无告的百姓身上，底层众生只能破产困饿死亡。为此，柳宗元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jùn捡拾掉在地里的谷物），以输县官（交税），其为不均大矣。”他主张抑富免贫，平均赋税。这些主张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可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是根本无法行得通的事。《柳集》有《吏商》篇。何谓吏商，不得而知。据考，有的版本篇首作吏非商，是为吏而商，这就比较好懂了。古时有掌管国家买卖的官吏。汉代盐铁专卖，唐宋时亦然。官家定的盐价高，老百姓都买贱的私盐吃，或者只能喝淡盐汤。柳宗元说的吏商可能含盖这两种人。柳宗

元说：“举世争为货商。”可见官吏借势经商已是常态。为此，柳宗元说：“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博（薄）。”商人重利，吏商更如此。为官与利相系，何廉之有，更无廉吏可说。柳宗元说：“君子谋道不谋富。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劝说吏商“君子谋道不谋富”，如让水火相容。德宗好货，宪宗好武，当时社会如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所说：贿赂行而征赋乱，民陷水火，柳宗元说急民救命这应是正理，可当时能有几个当政者如柳宗元所想呢？这真是哀民者之悲啊！

辨《春秋》大义，究大中之道

陆质是影响柳宗元一生的人。陆质原名淳，因避宪宗讳而改名。陆质精通《春秋》，柳宗元称他为“巨儒”。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说：“《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 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说：陆质“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陆质尝著《春秋微指》二篇，《春秋集注》十篇，《春秋辨疑》七篇。柳宗元和吕温等人曾随陆质治《春秋》。柳宗元后来《答元饶州论春秋书》里记述了这件事，说他在韩泰处“始得《微指》”，在吕温家“始见《集注》”，于是就“恒愿归与陆先生之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二月，“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陆质贞元二年为太常博士，后在刑部、仓部等多处为官，还做过信州和台州刺史。陆质与永贞革新派友善，《旧唐书•陆质传》说∶“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侍读，乃改赐名质。”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九月，陆质病死。死后，门人世儒“以先生为能文圣人之书通于后世”，谥（shì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的事迹所给予的称号）为文通先生。这时柳宗元遭贬邵州。

《春秋》是儒家经典。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说：伏读陆质的集注，“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柳宗元《陆文通墓表》说的更精彩∶“明章大中，发露公器（王侯的器物，这里指国家社稷）。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指蕴含着博大的思想)，膠轕(jiāo gé交错)上下，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周文王﹑周武王）为首，以周公为翼，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乎物。”这昭示了《春秋》微言大义的精妙。彰明大中之道，发露天下共用之物。以民生为主，以尧舜为榜样，庞杂变化而不出其正。遵循文武、周公的礼法，一切顺从自然。这是柳宗元一生的追求。柳宗元笃信大中之道，其源始于《春秋》，其教为之陆质所讲授。柳宗元自十八岁对外为诗文以来，随处可见他说大中、中、中道等语，往复申述，不下百十次。就是在为浮图写的序和碑里，也是这样。何为大中、中道，乍一触眼，不得其解。反复细品柳文，略有所悟。这是柳宗元信奉的儒家用世的道德标准。传统的说法为中庸，指处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道与中庸相近，即中正之大道也。中道以诚信为本。孔子的学生子思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古代帝王自认为所施政教，得其正中。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含括着弘通包容，佐世助教等丰富的内含。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本，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老百姓)为务”。大中者，皇极(位于最高的正中处)也。其实许多时候，柳宗元是把大中之道当成一种精神象征，用它来规范行为举止，处人为事；也用它判断是非，指陈时弊；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以顺中道。这正合从貌、言、视、听、思，“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的理念。大中出，儒道彰也。《春秋》之道如同日月，不用赞美而自明。《旧唐书•陆质传》说：“陆质，吴都(今江苏州)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陈少游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后荐于朝，拜左拾遗。转太常博士，累迁左司郎中，坐细故（因小事），改国子博士，历信、台二州刺史。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仍改赐名质。”这里说的赵匡和啖助都是离柳宗元很近的同时代人，啖助（公元724—770年），死时据柳宗元出生不到四年。赵匡生卒年不详，因师从啖助，不会差其前后。二人都是经学家，

史书说，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博通深识，精于《春秋》，曾任台州临海尉和润州丹阳主簿。著《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赵匡，字伯循，天水人，曾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处任幕僚，亦精通《春秋》。二人续承《春秋》之学，经陆质尽传，《春秋》之学得以重显。《春秋》传承复起于柳宗元时应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柳宗元在文中所说：“若吾生前距此数十年，则不得是学矣。今适后之（恰好生于其后），不为不遇也。”柳宗元后来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里叙说了他与陆质的交往：“往年曾记裴封叔宅（柳宗元姐夫裴墐），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一义，尝讽习之。又闻韩宣英（韩晔）及亡友吕和叔（吕温）辈言他义，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于韩安平（韩泰）处，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其实柳宗元并未得陆质授业，他自己文中讲的很清楚，“未及讲讨，会先生病”。不久，永贞革新失势，柳宗元被贬出京城，陆质也死了。陆质得病，从史料上看应是受惊吓所至。《旧唐书•陆质传》说：“宪宗为太子，诏侍读。……时执谊惧太子怒己专，故以质侍东宫，阴伺意解释左右之。质伺间有所言，太子辄怒曰：‘陛下命先生为寡人讲学，何可及它？’质惶惧出。”“执谊未败时，质病甚。”陆质虽有较多的为官经历，也倾向革新运动，但他是学者型文人，为此，《旧唐书•陆质传》被归在儒林传里。而柳宗元是从凌准处，“尽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读之，……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八司马中受陆质学说的有四人，柳宗元、韩晔、韩泰、凌准，另外还有吕温。柳宗元一入陆质《春秋》之学，终生倾服不移。其实王叔文永贞革新时所持政见皆出其陆质《春秋》之学的指授。陆质死时，贬到永州的柳宗元作《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祭之，文中详细叙说了陆质承继《春秋》的历史地位。孔子作《春秋》到柳宗元时已有一千五百年，其间“以为论注疏者百千人矣”，“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杂言百出，或隐或乖，让“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世人慨叹“圣人之难知也”。而陆质是“巨儒”，“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普通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移大矣哉”！可惜永贞革新失败了，陆质又死的早。虽“先生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柳宗元深究《春秋》，得陆质之真传，大中思想和精神渗透于柳宗元以后所有的文章和行为里。由于有柳宗元的阐发和身体力行，《春秋》要旨得以光耀并让后人知晓，从而也形成了柳宗元与众不同的新儒学思想。实践表明，长年痛苦的贬谪经历不但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也铸就了他思想的辉煌。柳宗元这颗在唐代独之闪亮的思想之星到今天还是那么耀眼夺目，以至不断激励后人去追寻他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