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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在先秦诸子中的意义与问题(一)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三)  加入时间:2013/6/21 11:06:00  admin  点击:1301

尧舜禹在先秦诸子中的意义与问题

 

陈鼓应

 

一、尧舜的人物意义

 

(一)先秦各家改造尧舜的思想背景

先秦诸子,环绕着当时的社会制度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热烈的论战。对于尧舜的解说,是诸子争辩的中心论题之一,墨、孟两家,各用尧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作辩护,而庄、荀及韩非诸子,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判。从拥尧与批尧的思想论战中,鲜明地表现了各家的言论态度。

如果尧舜真有其人,历史上的尧舜,当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而先秦诸子则因身处宗法封建社会或处法制统治时期,故各以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立场,对于上古特出人物加以改造。从这些改造的历史人物中,充分地反映出各家的思想特色。

在论述各家的托古寄意之前,让我们简述一下诸子的时代背景。

孔子处身于宗法封建制度摇坠之际,他亟欲挽回这种急速崩溃中的制度。孔子企图以礼制作为治国的原则(《论语·先进》:“为国以礼”),因而努力从事于“复礼”(《颜渊》)的工作,“复礼”即是恢复宗法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与道德规范。在恢复周礼的前提下,孔子主张把已经灭亡的封建邦国复兴起来,将已经断绝的贵族权益延续下去,同时提拔那些没落的贵族子弟(《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是维护分封世袭制度的一种措施。在礼制中,等级制度的维持尤为重要。因而孔子憎恶在下位的人非议上位的人(《阳货》:“恶居下而讪上者”),痛恨僭越的举止(如《八佾》篇愤恨季氏、管仲等人的越礼);他严禁“犯上作乱”的行为,坚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等级秩序。

礼制或宗法封建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分封制、世袭制及等级制。孟子以继承孔子为职志,基本上是维护旧制,他和孔子主张“故旧不遗”(《泰伯》)一样,认为“所谓故国,并不是指它有古木大树,而是指它有世袭的旧臣”(见《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也维护分封世袭制,因而主张保存“世臣”(贵族世世代代做官)、“世禄”(贵族世世代代享俸禄)。孟子说:“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梁惠王下》)慎防“卑逾尊”、“疏逾亲”,也就是慎防等级秩序的遭受破坏。孟子还进一步从经济方面维护各级生活的权益,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即在井田制下贵族所占田地的界限,“正经界”也就是要恢复原来宗法等级制度,使各级贵族从井田制中得到“谷禄”。“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这样,实行井田制的结果,贵族就可坐而享禄了。

与孔子生年相接的墨子,代表着宗法封建社会动摇时下层民众上升的一股力量。他的思想表现了“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与愿望。

约与孟子同时的庄子,“剽剥儒墨”,“诋訾孔子之徒”(《史记·老庄列传》),对于儒家的企求挽回宗法封建伦范,常予嘲讽。他由天地的自然性与自发性,引申到人间社会,主张各物自遂,反对从上治下的观念,对于一切政教礼法的约束,都加以扬弃。

韩非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法治思想在各国抬头,与宣扬人治及维护宗法贵族政治的儒家,起了尖锐的对立。韩非主张“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篇》),采用“以法为教”(《五蠹篇》)。商鞅主张“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篇》),韩非继之,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有度篇》),由于法治的推行,沉重地打击了贵族的特权,促使宗法封建制度的加速崩溃而促现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

在各家不同的思想背景下,表现在尧舜的论题上,就有了基本的差异。

(二)《论语》、《孟子》中的尧舜——人治的神圣化

在《论语》中,孔子对于尧舜极尽溢美之词,连声呼颂尧:“大哉!”“巍巍乎!”“荡荡乎!”(《泰伯》)说他伟大得人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说他崇高得像天一般的高大(“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对于舜,孔子也同样地歌颂,说他“巍巍乎”!说他“无为而治”(《卫灵公》),赞美他“有天下而不与”(《泰伯》)。

孔子谈尧舜,仅此而已。对尧舜没有作任何事实的陈述,只是使用了语言学上所谓的“一堆称颂之词”。

孔子谈尧舜,虽然谈得空泛,但却激起了后儒的无限仰慕之情。孟子是其中最突出明显的一个。

孟子擅于口辩,往往词胜于理,他的幻想力丰富,编造的能力很强。尧舜在他手上,穿了“儒服”,抹上了“儒粉”,成为他的学说的代言人。他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尧舜之道”成为“孟子之道”的翻版,孟子乃借“尧舜之道”为名而将君臣的政治关系归结为父子的人伦关系。

孟子“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他谈尧舜重点只在宣扬“孝悌”的宗法封建道德,在表彰人治,而且将尧舜的人治予以神圣化。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离娄上》)圣人尧舜的“尽君道”、“尽臣道”是“人伦之至”,这样,君臣的关系不仅人伦化,而且推展到了极点,成为“人伦之至”。我们再拿“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的话来对应,把“舜之道”说成是孝,这乃是推行君臣关系的父子化。

墨子只说“舜耕历山”(《墨子·尚贤中》),孟子则编撰了一则耕田的舜一朝被尧赏识而荣登高位的寓言故事。他说:“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美食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孟子·万章上》)在墨子笔下,舜是个流汗水而服务心很强的劳动人,孟子则写舜在“畎亩之中”,帝尧叫了九个儿子去服侍他,送了二个女儿去侍候他,还派百官送美食供应他。舜这位农夫,一旦既蒙垂青,便泳浴在美女美食之中。这时,“天下之士多就之者”,遂成为人治的象征。孟子说:“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邪说暴行又作。”(《滕文公下》)孟子认为没有了尧舜,天下就大乱,这是强调人治的重要性,自然无关于史实的。

孟子重人治,并把人治圣化、神化。他的学生万章问说:“尧把天下让舜,有这种事吗?”孟子说:“没有,天子不能把天下让给人。”万章又问:“那么舜有天下是谁给的呢?”孟子说:“天给他的。”(《万章上》)孟子以为一国领导人的继承是“天给他的”(“天与之”),这或许是为了巩固圣王君位之不可摇动性,孟子乃采君权神授之说。

在尧舜的传说中,孟子对于舜的人物故事特别有兴趣,也描述得特别生动。在《万章篇》上描述舜在田里耕作时,“号泣于旻天”,孟子说是“怨慕父母”的缘故。舜的父瞽瞍对舜表现出极端的不慈不爱,以至于要时时计谋杀害儿子的地步。舜的父母叫舜去修理仓库,等舜爬上仓顶就把梯子抽掉,瞽瞍还放火烧仓。又有一次,叫舜去把井水挖深,舜下了井,他们就从上面投下土石把井填塞起来。这两段故事,《史记》也有记述,还补上了他死里逃生的情形。从舜的承受他的父亲瞽瞍所施加的各种横逆事件中,孟子塑造了宗法封建社会孝子的典范。

在《尽心篇》上,孟子有过一段奇特的对话!学生桃应问说:“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如果瞽瞍杀人,那要怎么办?”孟子说:“把他抓起来罢了!”桃应问:“那么舜不阻止吗?”孟子说:“舜怎么可以阻止呢?这是依法捕人啊!”桃应问:“那么舜怎样办?”孟子说:“舜把遗弃天下,就看作像遗弃破草鞋一样。他会偷偷地私下背了父亲逃走,逃到海边住下,终身高兴而忘掉天下。”

在这次的对话中,桃应提出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统治者的父亲成了杀人犯,如何处置?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态度和方法是:表面上要做到和法律不牴触,而于暗中运用个人的方便去解决。这里,显示出孝道与治道的矛盾,孟子的选择是孝道高于治道,君主要为他的孝道而抛弃他治国的政治责任。这里,也为后儒以孝治国出了一个大难题。

《孟子·万章篇》中,叙述了舜不仅要忍受父亲的压迫,还要忍受弟弟的构陷。据说他的弟弟每天都存着要杀害舜的念头,象和他的父母多次合谋杀害舜,最后一次,舜走入井里而被填塞石子,这回,象以为舜是死定了,立即要夺他的财产,还要接收二位嫂嫂。不料舜竟死里逃生,见了象不但不生气,还表现了一段“超人性”的情绪反应,说是“看到象忧愁他也忧愁,象高兴他也高兴”,不过等到舜做了天子以后,便对象另作处置。万章表示不解,向孟子追问:“舜立天子以后,就放逐象,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对于这个问题,只好回说:“原来是封他,有人却以为是放逐他。”万章对于孟子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他进一步质问他的老师:“舜流徙共工到幽州,放逐兜到山宗山,杀害三苗在三危,殛诛鲧在羽山,处理这四个罪犯,天下人都顺服了,这是诛罚不仁的人。象是最不仁的人,反而把他封到有庳,有庳地方的人民有什么罪过呢?仁人就是这样的吗?对别人就诛杀,对自己的弟弟就封他!”

万章的质问,提出了两个要点。一为“象是最不仁的人,却把他封到有庳,有庳地方的人民有什么罪过呢?”有庳地方的老百姓要承受象这样一个暴吏的鱼肉,他们是多么不幸!因此万章为有庳地方的人民之无辜受害提出抗议。二是“仁人难道就是这样的吗?对别人就诛杀,对自己弟弟就封他!”面对万章的逼问,孟子颇难置答,于是他避开“对别人就诛杀”的问题,只回说:“仁人对于弟弟,亲近他,就要使他尊贵,爱他,就要使他富有。”这是宗法门第的观念。

孟子标榜人治,推崇德化,在尧舜德治化的形象中,浓缩到“孝”这一德行上,有将孝道宗教化的倾向。

在讨论尧舜的事迹上,孟子充分发挥了宗法门第“亲亲”的观念。

(三)《墨子》中的尧舜——维护万民之利

孟子对当时国君说,不是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好以先王的孝悌之道来劝当世的君臣。早于孟子的墨子,也喜谈尧舜,他却是站在平民的立场,提出先王之道,来压服统治者。墨家将尧舜穿上“墨服”。让我们来看墨子笔下的尧舜形象:

舜在历山下耕田,在河滨做陶器,在雷泽捕鱼,尧在服泽的北面得到他,推举他做天子。(《墨子·尚贤中》)

尧的推举舜,难道是因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貌美好的吗?(《尚贤下》)

舜是个农夫、陶工、渔民,是当时一般儒士所卑视的劳力者,由于他的贤能而被推举出来,这含有打破周代身份制度的意义。墨子指出当时贵族政治的条件,仅凭“骨肉之亲”就可以“无故而富贵”。这批判了当时仅凭血缘关系而制造小圈子的政治集团,也批判了传统宗法制度的“亲亲”观念。“面目佼好者则使之”,当政者仅凭私人的喜好而用人;“亲戚则使之”(《尚贤中》),当政者只凭血缘关系使亲戚“无故富贵”,对于这种贵族特权政治的不公平、不合理,墨子提出严厉的指责。

由于当时的政治,乃由一般“骨肉之亲”、“面目佼好者”所专揽,墨子于是提出尚贤的主张,来打破贵族的独擅局面。他说:

尧舜之道是可以达到的,怎么一回事?重用贤人就可以达到。作为贤人的道理是怎么样呢?就是:有能力的尽量去帮助别人,有钱财的尽量来分给别人。这样子,那么饥饿的可以得到饮食,受寒者可以得到衣穿。(《尚贤下》)

尊尚贤者,任用才能来处理政事,人民就不会有饥饿而得不到饮食,受寒而得不到衣穿,劳动而得不到休息了。”(《尚贤中》)

墨子所谓的“尚贤”,是主张任用能干的人来主持政务。落实地说,就是任用能够为民服务的人,来替百姓解决困难。这种政治推行的结果,一方面要有财有力的人拿出财力来救助贫民,以减少贫富不均的差距,另方面提高饥寒劳苦人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免于被特权剥削而获得生活的保障。墨子说“尧舜之道是可以达到的”,他不把尧舜神圣化而弄得高不可攀。相反的,他把这些被神圣化了的偶像拉下来——拉到平地上,使他们凡人化、平民化,和大众同甘共苦,成为贫苦人民奋斗的先锋。

这样,“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塑成了两个对立的系统。一是帝王之统,治者、劳心者之统。另一是万民之统,被治者、劳力者之统。这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现象。“劳心者治人”的情势已形成,在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治于人”的劳力者也开始突破藩篱,登上社会的舞台。

(四)《庄子》中的尧舜——掊击“圣王”

对于宗法封建统治所塑造的尧舜道统,庄子则站在被治者和自然人的立场,屡予掊击。

《庄子·逍遥游》上说:“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如此贬抑当时儒生心中神圣化的人物,含有打破偶像崇拜的意义。《则阳篇》上说:“尧舜是人所称誉的;在戴晋人面前称赞尧舜,就好比一丝音响罢了。”(“尧舜,人之所誉也,道尧舜于戴晋人之前,譬犹一吷也。”)《天运篇》上说:“蔑视尧舜不足以为德。”(“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这些言词都表现了庄派对于尧舜的菲薄之意。

儒生假借尧舜而谈仁说义,结果被一些贪婪者窃用而为利己贼人的工具。对于这种情形,庄子学派一连串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尧用仁义给你行墨刑,用是非给你行劓刑。(《庄子·大宗师》)

虞舜标举仁义来挠扰天下,于是天下没有不奔于仁义的,这不是用仁义来错乱人的本性吗?(《骈拇》)

从前黄帝用仁义来扰乱人心,尧舜愁劳心思去施行仁义,苦费心血去规定法度。天下纷纷大乱,罪过在于扰乱人心。当世处死的人满坑满谷,镣铐的人连续不断,刑杀的人满眼都是,而儒者徒然奔走呼嚷于枷锁之间,我不知圣智不就是镣铐的楔木,仁义不就是枷锁的孔柄么!(《在宥》)

田成子一旦杀了齐君,而盗取了齐国。所盗的岂止是那个国家吗?连齐国的圣智法制也一起被盗取了去。所以田成子虽然有盗贼的名称,却身处尧舜一般的安稳。这岂不是窃取了齐国,并且把圣智的法制也窃取了去保护他那盗贼之身吗?……企图用仁义来矫正别人,想不到连仁义也被人盗窃去了。那些偷窃带钩的人便遭到刑杀,而盗窃国家的反倒成为诸侯,诸侯的门里就存有仁义了。(《胠箧》)

尧孜孜为仁……无视于仁义的少,取利于仁义的多。仁义的行为,只有造成虚伪,而且还成为贪求的工具。尧只知道贤人有利于天下,而不知他的贼害天下。(《徐无鬼》)

针对尧舜德治化的现象,庄子学派树立了对立面。他们指出:

尧舜出来,设立群臣,汤流放他的君主,武王杀害纣,从此以后强的欺侮弱的,众的压迫少的。

尧杀害长子,舜流放母弟,疏戚有伦常吗?汤放逐桀,武王杀害纣,贵贱有仪则吗?王季僭越嫡位,周公杀害兄长,长幼有顺序吗?(《盗跖》)

庄派愤言:“尧不慈,舜不孝。”(《盗跖》)将儒生心中道德化身的圣王说成是个不慈不孝的人物,其目的在于打击儒家的偶像主义。然而庄派的论点却过于偏颇,“汤放桀,武王伐纣”是有它一定历史意义的,桀、纣虐民自恣,汤、武的放伐含有为民解困的作用。庄子把尧、桀各打五十板的态度也是欠妥的。他说:“与其言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一个统治者对于社会人群做了多少好与坏的事,是可以用客观的事实做为凭借的,怎可以用一个混沌的“道”就把一切客观的是非加以抹除?庄子的目的固然在于抨击封建统治的一切毁誉是非之价值判断,遣词实乃过激。至于庄派菲薄圣王人治的观念,则另当别论。

(五)《荀子》中的尧舜——否定禅让说

孟子的圣王尧舜之统,经庄子学派的掊击之后,复遭荀子的驳斥。

荀子是儒家阵容中的分歧分子。他在认识论与自然观上受道家和墨家的影响很大。在人性论上,和孟子针锋相对。关于尧舜的问题,荀子的发言几乎处处都是针对孟子而发的。孟子鼓吹禅让,荀子则否定他的说法:

“世俗论说的人说:‘尧舜禅让君位。’这是不对的。天子的势力至尊,无敌于天下,有谁肯让他呢?说尧舜是禅让的,这是虚言,是浅陋的人的传说。”(《荀子·正论》)

禅让之说是儒家最先喧嚷的,而荀子却根本否定有这种事,认为这是浅陋之徒的传说,这很明显是指孟子。荀子批评“呼先王以欺愚者”(《儒效》),这也是指责孟子的话。荀子还说:“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荣辱》)尧禹不是生而知之者,乃是在经历与奋斗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论点也是针对孟子而发的。

墨子和孟子都依各人的观点编造尧舜,荀子也巧妙地加以改造。最有趣的是,他将尧舜改造成为一个性恶论者:

“尧问舜说:‘人情怎样?’舜回答说:‘人情很不美,何必问呢!有了妻子,对父母的孝敬就减退了;得到嗜欲,对朋友的信实就减退了;爵禄满盈,对君主的忠诚就减退了。’”(《性恶》)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然而到了荀子笔下,舜却成为一个性恶论者。

(六)《韩非子》中的尧舜——反古和批判德治

韩非和庄子学派近似,借着批判尧舜的事迹而批判儒家。韩非的批判则表现在两个要点上,一是反复古思想,一是反德治观念。站在反复古主义和反德治主义的立场上,韩非对于古代的传统,提出了许多特别的见解,尤其对于禅让说及德治化的批判。

在古代的传说中,韩非对于禅让说提出了几个前所未有的说法。

首先,韩非指出让天下是一种姿态。

“人们所以说尧是位贤者,因为他要让位给许由,而许一定不会接受,那么尧有让位给许由的美名,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自从尧让天下的传说之后,每代都有让天下不受的故事。韩非子认为这都是掌权者的权谋。《说林》上说:“汤讨伐了桀,而怕天下的人说他好贪,因此想让位给务光,而又怕务光会接受,于是使人对务光说:‘汤杀了君主,想把杀君的名加给你,所以才把位子让你。’务光因为这样就跳河自杀了。”

韩非子说,让天下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说: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住的茅草屋顶都没有修剪整齐,椽柱都没有加工斫削,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古时候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就好比抛弃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古时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赞美。轻易地辞掉天子,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见《五蠹》)。

韩非甚至在《说疑篇上》,一反众说,认为尧舜根本没有禅让这回事:“舜逼伐尧,禹逼伐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这四个君王,都是臣子杀君主的人,而天下的人还称赞他们!”

认为舜禹的接位由逼伐而取得的,这是个新颖的说法。这说法反映了儒法思想冲突的剧烈性。

进一步,韩非对于那借尧舜宣扬人治的观点,进行批驳,韩非说:

即使有尧舜的智慧,而没有众人的帮助,伟大的功业就不能完成。(《观行》)

尧做老百姓的时候,他连三户人都无法管治,并不是他无能,而是他的地位太卑微了。(《功名》)

现在废势违法去等待尧舜。尧舜到了才能治理,这就是说乱上一千世才能得到一回治。……尧舜挨家挨户去劝说,还会引起一个个人和他争辩,他连三户人都管不好。……现在有人想等待尧舜那样的贤人才能治当代的人民,这就好像等待粱肉来解救饥饿的说法。(《难势》)

韩非对于人治思想的批评,首先指出众助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没有大众的帮助,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有所成就。社会的进步,乃是全体大众在长期的岁月中付出无尽的辛劳所获得的综合成果。所谓英雄的事业,无一不是他社群中的人民点点滴滴的血汗代价汇聚而成的。

其次,人治主义者夸大了治者个人的能力,韩非指出如果一个统治者不站在那个位子上的话,他连三家都治理不了;他说:“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功名》)“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难势》)而人治最大的弊害在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儒生们翘望尧舜来到天下能得治,而尧舜这种人才千百年难得出现一次,这样的人治,岂不是要使人民长期地困守等待在天昏地黑的生活中吗?

韩非批评人治,最著名的莫过于《难势》一篇上的一段论点:

历山的农夫互相侵过田界,舜到那里去耕种,过了一年,经界都正了。河边的渔夫争夺码头,舜到那里去捕鱼,过了一年,渔人都让年长的。东夷的陶工做出来的器具品质粗劣,舜到那里去制陶器,过了一年,出的陶器都坚实了。孔子感叹地说:“这是圣人的德化吗?”有人问儒者说:“这个时候,尧在那里?”那人说:“尧做天子。”“那为什么要称尧是圣人,圣人明察在上位,可使得天下没有奸邪。现在农夫渔夫都不争,陶器不粗劣,那么又何必要舜去用德感化?舜的改善缺点,就是尧有过失;如果称赞舜的贤能那就贬抑尧的明察,如果称赞尧的圣明,那就消去舜的德化;这是不可两得的。……而且改善缺点,一年只能去掉一个过错,三年才去掉三个过错,像舜这样的人是有限的,寿命也是有限。天下的过错却没有穷尽,以有穷尽的追逐没有穷尽的,能够去除的过错就少了。假如赏罚能使天下贯彻实行,下令说:合法的受赏,不合法的受罚。那么早上下令,晚上情况就改变;晚上下令,早上情况就改变。十天之内,海内的事就办完了,何必等待一年呢?

韩非运用两难式,诘难尧在位而舜德化的矛盾性。韩非并指出德治绩效的微薄性与短暂性。就德治所能维持的时间而言,治者的年寿十分有限;就它所施及的空间而言,范围非常狭小。以身作则的德治,只能施及于少数的点上,而不能施展到全部的面上。韩非认为唯有实行法治,才能普遍有效地发挥它的积极性的功能。

在尧舜的传说事迹上,韩非以法治的立场批评人治、德治的观点。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了解先秦诸子在尧舜的论题上所各自表现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