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皋陶谟》与儒家渊源问题（节选）

杨朝明

儒家重视“德”，而在儒家学派形成之前，不少早期的文献中对于“德行”体系就进行过概括。有的是归为三德、四德、六德、九德，有的归为三行、三达道、四道、五教、六行、七教、八政、九行、九守、十伦等等，名目不一，内容也有很大区别。就内容而言，这些德目有的表述了个人的品质，有的则是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有的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大要别之，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则属于伦理。但综合儒家学说，把这些德目放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考察，其实它们又没有严格的界分。这些所谓的“德行”分别出现于《尚书》、《左传》、《礼记》、《逸周书》、《周礼》等典籍，从中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德行的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当然，“德”的内涵是变化的，早期的“德”与后世“道德”的“德”有一定区别，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把《皋陶谟》的“九德”进行这样的比较分析，同样会发现值得重视的学术信息。金景芳、吕绍纲先生讨论过“九德”之后就产生了“三点想法”：第一，《皋陶谟》所谓“九德”，无非人之性格、心理以及行为能力方面的特点，尚不具有后世如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范畴的意义；第二，《皋陶谟》的“九德”反映出了一种“过犹不及”的思想与后来孔子所表述的中庸之道一致；第三，《皋陶谟》的“九德”与《尧典》的“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似有渊源关系。而《洪范》的“三德”重视这里“九德”的概括。“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相当于《洪范》的“柔克”；“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相当于《洪范》的“正直”；“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相当于《洪范》的“刚克”。《吕刑》亦有“三德”之说。这说明《尚书》各篇内容是贯通的。以上三点共同证明了《皋陶谟》“九德”的早期性与真实性。

《尚书》有所谓四德、九德、三德，《逸周书》中有所谓八政、九行、九德，《周礼》有所谓六德，将三者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尚书》中的“德”属于个人品质，而《逸周书》和《周礼》中的“德”则既有属于个人品质的，又有属于社会的人伦关系的。而《周礼》的六德则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价值。我们认为，《逸周书》和《周礼》的德目，基本反映了西周的道德观念的面貌。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德目出现的先后关系，也可以看出各种典籍与儒家的密切程度。儒家重视《尚书》，儒家在讨论人的问题时常常论及其中的德目；儒家更重视《周礼》，孔子等早期儒家向往的正是“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他们尤其对《周礼》中的礼乐教化思想格外看重，儒家大谈仁、义、忠、信、礼、智、圣、和等等，都与《周礼》所显示的道德思想一致。新出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六德》一篇，该篇是十分重要的儒家文献，学者们认为它是子思学派的作品，其中以圣、智、仁、义、忠、信为六德，正可资这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皋陶谈论的“九德”属于个人品质方面，那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人”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性，人们便当然地视之为中国早期“人学”思想的滥觞。皋陶、大禹作为当时的统治者，他们当然十分关心如何“官人”，如何鉴别地使用人才，只有任人、用人得当，才能保证政治的良好运作。考察“九德”得当，选出才能出众的人担任官职，用他们辅佐政事，各种事情都会办好。

（《禹城与大禹文化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128~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