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位华

 

 

永州地处湘南，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旧名零陵，为中国最古老的地名之一。这里文化种类繁多，历史文化底蕴深，其中滥觞于唐代碑刻形成发展起来的碑文化，是永州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碑刻在永州比较多，仅浯溪碑林就有25块，它们以书入碑，或以诗文入碑，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下面就永州唐代名家碑刻作简要述评。

 

元结（719—772），字次山，汝州（今河南鲁山）人，唐代文学家，“安史之乱”时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自广德元年（763）至大历三年（768）先后两次出任道州（今道县）刺史，并三次经过浯溪。大历元年（766）第三次经过浯溪时，“爱其胜意，遂家溪畔”（《浯溪铭》）。元结在浯溪安家之后便开始在此处为浯溪、峿台、 庼命名。大历二年（767）起，元结开始在浯溪作铭刻石，先刻《浯溪铭》、又刻《峿台铭》，再刻《 庼铭》，合称“浯溪三铭”。“浯、峿、 庼”三字皆从“吾”，世称“三吾”。在元结之后历代杰士名流，游躅接踵，运笔抒怀，吟诗作赋，打碑刻石，镂玉雕琼，因之，浯溪满山皆字，无石不诗，成为中国最大的露天碑林。

《浯溪铭》高55厘米，宽240厘米，碑文35行，每行四五字不等，篆书，因风雨剥蚀，字迹多已模糊难辩。

《峿台铭》高206厘米，宽112厘米，篆书。碑文共15行，首二行15字，余17字，字高11厘米，字迹清晰，无书写人姓名。

《 庼铭》高43厘米，宽250厘米，篆书，左行共36行，其中篆书人衔名处已磨损，仅袁滋二字尚能辨认。

《浯溪三铭》皆为湖南省1957年全省进行文物普查时，始复寻获。对“三铭”的书写者颇有争议。《金石跋尾续》峿台与浯溪、 庼铭“皆瞿令问篆书”，但王士祯的《浯溪考》又以为峿台铭笔法类似浯溪铭，乃季康（李庾）所作。浯溪铭据《金石略》考订也为李庾书。据史载，瞿令问、袁滋、季康三人皆与元结相善，并都工篆隶。瞿令问，生卒年不详，唐代宗时人，先为元结道州幕僚，后出为道州江华县令，元结《阳华岩铭序》称其“艺兼篆籀”，元结任道州刺史时曾作文使瞿令问书之。宋黄庭坚《山谷跋》云：“江华县令瞿令问玉箸篆，笔画浑稳。”清瞿仲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谓其书“结体遒劲，所用古文，皆有依据，无一杜撰，以此见公篆学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袁滋（750—820）与元结是外兄，年轻时投于其门下。元结去世后先在学庐讲学，后被授官，迁湖南观察使，累封淮阳公。有关史料记载《 庼铭》为其用钟鼎篆所书，清宋溶《修复浯溪记》赞其“篆法遒古”。季康，生卒年不详，唐代宗时人，资料记载其曾在浯溪用“玉箸篆”为元结书《浯溪铭》摩崖。宋黄庭坚《题浯溪诗》中赞其书“笔画浑稳，优于《峿台铭》”。

对《浯溪三铭》虽史料对其书者说法不一，但对其书艺评价甚高，“三铭” 都为篆书，且用古籀结构，呈长方形，运笔流畅婉约，清劲圆健，劲利豪爽。宋欧阳修尤对《峿台铭》备加赞扬，在《集古录跋》中云：“右斯人作，非好古者不知为可爱也；然来者安知无同好也”。

《阳华岩铭》在永州江华县沱江镇以东5公里竹元寨村之回山岩上，高75厘米，宽290厘米，44行。唐永泰二年（766），元结同好友游阳华岩，并作此铭，由江华县令瞿令问仿魏三体《石经》式，以大篆、小篆、隶书书之，实为碑中罕有。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居京兆万年（今西安）。官至侍御史，出为平原太守，后迁尚书右丞，封鲁国公，故又称颜平原、颜鲁公。颜真卿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东方朔画赞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臧怀恪碑》、《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宋暻碑》、《八关斋报德记》、《元结碑》、《干禄字书》、《李玄静碑》等。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八月，“安史之乱”基本结束，史称唐室宗兴。元结时在荆南府幕，领兵镇守九江，乃作《大唐中兴颂》，此颂是文学革新的示范作，内容颂中有讥。元结后调道州刺史，以母丧隐居浯溪守制，大历六年（771）元结制满，大书法家颜真卿抚州刺史任满北归，乃邀来浯溪，将《大唐中兴颂》书于石壁上。

《大唐中兴颂》高284厘米，宽350厘米，字作正楷，前21行，字径约15厘米，至今保存完好，宋拓原本现藏故宫博物院。该碑是为颜真卿最大的楷书，字体方正平稳，最能传达出原迹面貌和神气的碑刻。其书法雄迈清整，筋力丰厚，结体饱满，端庄严谨，气势宽博。宋代《墨池编》称颜体笔法为“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 宋黄庭坚《山谷集》谓“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名崖《颂中兴》。”清杨宾《大瓢偶笔》称其“古劲深稳，颜平原第一法书也。”

《大唐中兴颂》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当时唐朝状况，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怀素（737—799），字藏真，俗姓钱，湖南零陵人，自幼到郊外书堂寺为僧。怀素酷爱草书，因家贫无钱买纸，便在庙中遍种芭蕉，以供挥洒之用，然还不够用，又用木板涂上厚漆，苦练不辍，竟先后写穿两块木板。怀素虽出家为僧，却不禁酒肉，好结名流，沉溺于书道，个性疏放狂逸，不拘小节，其作书时常倾撙豪饮，酒酣兴发，即挥毫运笔，不问地点，不择材料，纵横涂抹，故称之“醉素”、“狂僧”。

怀素书法作品较多，宋代宣和年间，御府中保存其书法作品101件。《宣和书谱》卷19中收有这些作品的目录。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已大部分失传，只有《自序帖》、《千字文帖》、《藏真帖》、《律公二帖》等为数不多的作品流传于世，而且这些作品多为后人的临摹本。但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怀素狂草书法的魅力。

《千字文》又称《小草千字文》、《千金帖》。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释怀素书于零陵，时年六十有三。该帖以章草笔意，狂草体裁书之，用笔古朴淡雅、稳健含蓄、苍劲静穆，变化多而无狂怪之态。明莫是龙《崇兰馆集》云：“怀素绢本千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明文征明称：“绢本晚年所作，应规入矩，一丝不苟，可谓平淡无成”。

据传怀素草书千字文有数十种之多，而已“小字贞元本”为最上乘，历来为人所重。永州现存《千字文》碑刻在今零陵区芝山医院内，因石质风化，可辨认的字迹不多。据清嘉庆《湖南通志》载：“似是西安石刻之临本。”道光《永州府志》载：“此刻鉴赏诸印，大都明初人为多，其刻当在中明之世”。

怀素书《秋兴八首帖》知之者不多，主要是史料未有详细记录。宋《宣和书谱》也未列入其次。多数人认为此帖多为摹本，或为伪作。但细观此碑，题款处有怀素书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字样，笔风仍有怀素草意，以中庸之笔，飞狂有序。石刻原在绿天庵内，现存放在柳子庙中，原碑已毁，现在看到的是永州文人于上世纪80年代根据拓本摹刻于石。

《圣母帖》碑作长方形，碑宽88.5厘米，高185厘米。原与《秋兴八首》同放在绿天庵内，原碑已毁，现碑是上世纪80年代重刻于石，现存放在柳子庙中。据清嘉庆《湖南通志》载：“审其字迹，盖亦近人取西安元祐石刻本重摹。”重摹本虽逊于原刻，但就《圣母帖》本身来说，仍有很高的价值。明汤临初在《书指》中说：“《圣母》之与《自序》，体制不同，而各极其分量，盖已超凡人圣矣。”清梁巘《古今法帖论》中云：“怀素《圣母帖》，圆浑古茂，多带章草，是其晚年笔，较《自序》更佳”。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千字文》和《圣母帖》均属怀素上乘之作。

 

皇甫湜，字持正，眭州（浙江）新安（淳安）人。宪宗元和元年（806）进士，韩愈第二大弟子，与李翱、张籍齐名，宋时编有《皇甫持正集》。陆放翁跋皇甫文集中说：“右一诗在浯溪《中兴颂》偏石间，《持正集》中元诗，诗见于世者此一篇耳，然自是杰作。”该诗刻在《大唐中兴颂》左上，长46厘米，宽52厘米，碑文12行，每行11字，正书，现字迹完好。石刻题尾有元和中侍御史内供奉皇甫湜书，从题款看知于元和中皇甫湜过浯溪。该诗刻字体工整，骨力雄健，勾勒分明，淡和中显险峻，反映出作者精湛的书艺。

 

李谅，字复言，唐小说家。陇西（今属甘肃）人。顺宗时，王叔文曾荐其为谏官，推许甚至（见柳宗元《为王户部荐李谅表》），元和时任彭城令，后历任苏州刺史、汝州刺史、泗州刺史等职。大和间尚在世。与白居易友善，有诗倡和。应举时，缴纳“省卷”中有小说《纂异》一部，被斥为“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因此罢举。所著有《续玄怪录》。

李谅的书法和诗文史料记载不多。此碑是大和四年（830）十月李谅经过浯溪时所书。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人，贞元九年（793）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运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调柳州刺史，死于柳州，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

《渔翁》、《游朝岩阳遂登西亭二十韵》这两首诗都是柳宗元贬永州时所作，并都刻在朝阳岩（今零陵朝阳岩）石壁上,字迹均为行草。据《永州府志》载，此两石刻皆为明代摹刻。

柳宗元工于书法。唐代卢携《临池妙诀》谓柳宗元书法受于皇甫阅，下传房直温。《书小史》载柳氏少精敏，文章卓伟，善书，家蓄魏晋尺牍甚富。可见其书法传统根基。唐朝赵璘《因话录》云：“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刘禹锡《代表鄂州李代夫祭柳员外》文中也说：“箧盈草、隶，架满文篇，钟索继美，班杨差肩”，由此也可见柳宗元的书艺水平。

宋欧阳修《集古录》称《般舟和尚碑》、《弥陀和尚碑》和《唐大明和尚碑》“系柳宗元撰并书”。唐李元渡《南岳志》称：“子厚在南岳撰书各碑，除般舟外，尚有弥陀，大明两和尚碑，又云峰和尚与中院大律师塔铭”。上述柳子厚各碑，虽史料及之，但实际上已极少存世。

随着对柳宗元的深入研究，近年来陆续发现了柳宗元的手迹。其一是柳州出土的《龙城石刻》。此手迹石刻已经残损，但字迹还可辨，落款是元和十三年柳宗元。其二是西安出土的《独孤申叔墓志》。该墓志系柳宗元撰文，楷书，记录了孤申叔其人、家世、葬地及其文学知友等。其三是北京学者柳哲在家谱中发现的柳宗元手书《懿王像赞》。此手迹字体为行楷，署有“柳宗元敬题”字样，并有其钤印，但跟《渔翁》诗刻和《龙城石刻》比较，字迹不尽相同。上述三碑是否为柳宗元所作，仍需考证。

永州碑刻在唐代兴起，除了其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发展外，还有唐代人重视文化艺术、崇尚文化艺术，由此也就有了文学、书法、石刻等文化形式融为一体的碑文化的空前繁荣。当然，还离不开永州秀美的山川和地理环境，从而使上述众多名家在这里勒碑刻石，写下千古篇章。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集古录.

[2]清嘉庆.零陵县志.

[3]零陵地区.地方志零陵县志.

[4]祁阳地方志.祁阳文化志

[5]启功.书法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6]金其祯.中国碑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7]仲威.碑学10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