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德矛盾解读

周甲辰

二、无为与勤勉

在中国文化史上，被列入“无为而治”理想境界的帝王屈指可数，舜便是其中的一个。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陆贾说：“昔者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新语·无为》）扬雄说：“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无为矣。”（《法言·问道》）汉武帝感叹道：“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以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汉书·董仲舒传》）司马光也说：“舜上循尧道，下任众贤，恭己南面，无为而治。”（《稽古录·有虞氏上》）

（一）无为与治国

舜帝既然无为，又何以能治天下？对此，前人多有论述，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选贤任能。孔子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大戴礼记·主言》也说：“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通过选贤任能，舜帝可以充分发挥不同人才的特长，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各项具体工作都有最为擅长的官员去打理，他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事必躬亲，从而可以从具体事务中超脱出来，处于“无事”的状态。司马迁说:“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史记·五帝本纪》）邢昺说：“案《舜典》，命禹宅百揆，弃、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乐教胄子，龙作纳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无为而治也。”（《论语注疏》卷十五）这里所涉及的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帝王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和管理人才，没有必要去从事具体的管理工作，因为任何一个人，包括聪明绝伦的人要想凭一己之力管理好国家，都是决无可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君逸臣劳才是社会政治的正常状态。所以，慎子说：“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慎子·民杂》)刘向说：“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新序·杂事四》）

舜帝选贤任能也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尚。据史料记载，舜所任用的禹、弃、皋陶、共工、益、夔等二十二名重要的大臣，不仅具有各自职位所需要的特别才能，同时人品也很高尚。比如说禹为了治理水患，曾三过家门而不入，劳累到了胫不生毛的程度；皋陶决狱明白，执法公正，被后人视为“狱神”，追封其为“德明皇帝”。不仅如此，舜还坚持“行厚德，远佞人”，“流四凶族”，举“八恺”、“八元”，将尧所开创的黄金时代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此，子夏评价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在此基础上，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孟子也坚持认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孟子·离娄上》）是一个社会健康的基本标志。

二是敬天爱民。据王充《论衡·艺增》及皇甫谧《帝王世纪》等典籍记载，在尧舜的治理下，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含哺鼓腹，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所描述的是尧所统治下的理想社会。我们认为，这一社会出现关键在于统治者克制了自我的欲念，“不生事扰民”，体恤百姓，让其在自由和谐的状态中生息繁衍。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舜和禹虽然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但是没有想到要用它来谋求一己的私利，而是处处尊重和爱护百姓，这正是尧所开创的黄金时代能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所以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评价。在儒家那里，帝王的统治之道是与天道联系在一起的，“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易经·文言传》），天道的基本内容则是“无为而物成”（《礼记·哀公问》）。所以，好的统治者应该也无为而治，“居敬而行简”、“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上》）陆贾曾这样描绘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在家者孝于亲。”(《新语·至德》)

三是修己安人。舜帝高尚的道德修养不仅得到了尧、四岳及全社会的高度评价，而且也使得全国百姓纷纷仿效：“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孟子·尽心上》）全民道德素养的提高，有力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孔子曾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论语·卫灵公》）朱熹进一步解释道：“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论语集注》）可见，在孔子眼里，舜之所以能实现无为而治，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的“恭己”。所以，孔子说：“政者，正也。”要求统治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自孔子开始，儒家一直倡导圣王政治，统治者不仅要担任管理者的角色，更要担负精神导师的重任，通过严格的道德教化来实现无为而治的理想目标。郭店楚简提出：“为政者教道之取先”（《尊德义》）；“上苟身服之，则民必有甚焉。……上苟倡之，则民鲜不从矣”（《成之闻之》）。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等名言俗语也都蕴含着这方面的意义。

四是明德制礼。“德自舜明”，舜帝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最为突出的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施行“五教”。根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曾任命契担任司徒一职，负责推行“五教”工作:“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关于“五教”的具体内容，古人的解释各有不同，《孟子》的记载是：“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基于这一记载，我们认为，所谓“五教”，实质上也就是处理家庭与社会各种人际关系应遵循的几种基本道德准则。二是垂裳而治。《易·系辞下》中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的句子，《子夏易传》解释说：“天保其尊，地保其卑；圣人安上，众民处下，其象天上地下也。其义上健而无为，下顺职事也。”胡瑗解释说：“迨黄帝、尧、舜之世，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其《乾》有阳刚之德在于上，故为尊；《坤》有柔阴之德在于下，故为卑。爰作衣裳，以分尊卑上下贵贱之等，此盖取《乾》《坤》之象也。”可见所谓垂裳而治实质上就是制定礼仪，区别尊卑上下，并使之各安其位，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荀子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穀禄多少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

（二）勤勉与治国

如前所述，舜帝之所以能实现无为而治，是与他特定的治国理念和非凡的个人素养，尤其是道德素养分不开的。因而，舜与那些贪图享受、闲散度日、无所事事的甩手干部、纨绔子弟存在着根本区别。舜的无为也不同于道家释家所倡导的无为。有学者指出：“舜之无为，六辔在手；佛老之无为，丧其两肘。”（罗泌《路史》卷四十五）这一比较很有见地。舜坚持无为而治，并不是为了他一个人轻松逍遥，而是为了国家与人民。事实上，舜无论是辅佐尧，还是自己统领天下，作为政治家他所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文艺、祭祀等各个方面，可见，他平时应该是非常辛苦忙碌的。对此，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审视前一部分所讨论过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舜为实现无为而治，必须做好选贤任能、敬天爱民、修己安人、明德制礼各项工作，而要做好这些工作，他就必须付出艰苦卓绝的劳动。首先，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舜要想做到知人善人任，就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考察和客观严谨的比较分析。其次，舜要维护百姓的利益，防止各级官僚扰民害民，所要做的工作也决不会少。他既要宣传和弘扬民为本的施政理念，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还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再次，舜要坚守道德准则，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天下人的表率，也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最后，舜制订各种礼仪规范和道德准则，开创音乐、诗歌等教化推广途径，既要在本氏族内推行，还要到三苗等周边少数民族中去推行，这同样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

其二，除了上述工作和日常政务以外，舜还要从事多项重要工作。比如防止外族侵扰，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树立“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充分听取民众对国家管理的意见；巡狩四方，督查官员，了解民情等等。尤其是舜的巡狩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舜帝上任伊始，便巡行四方。“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史记·五帝本纪》）一年之内，遍巡四方，对各地地方官“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后来，他正式确定了五年一巡狩的制度，即使是在因年迈体衰，让位给禹以后，还不远万里巡狩南方，最后死在南巡途中。综上可见，舜确实是非常勤于政务的。《国语》记载说：“舜勤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上》）这一记载，我们不能简单地看成后人的虚构，它确实是符合舜帝的性格逻辑的。

进一步看，勤劳并不是舜成为统治者以后才有的品质。他早年作为平民就不仅以孝道闻名于天下，而且也十分勤劳。据史料记载，他先后从事过耕作、制陶、捕鱼等多种劳动，都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与赞许。他所居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帝尧看来，统治天下，造福人民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没有勤劳的品质是不成的。孟子记载说：“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孟子·滕文公上》）尧之所以挑选舜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除了舜的孝行以外，打动尧的应该还有舜的勤劳。在历史上，舜也一直是以勤政而闻名。《淮南子》在历数神农、尧、舜、禹、汤的政绩之后，说：“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淮南子·修务训》）李鼎祚说：“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不敢舍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周易集解》）胡瑗说：“故尧之耄期，倦于勤，则授之舜；舜耄期，倦于勤，则授之禹；禹耄期，则授之启。”（《周易口义》卷一）张谓说：“尝闻虞舜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九疑作》）而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曾咨询四岳，即四方诸侯的首长，看谁能担任百揆之官。他说：“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意思是说，有谁能勤勉努力、发扬光大尧帝的事业，使居百揆之官辅佐政事呢？可见，勤同样是舜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而基于这一标准选拔出来的臣子也大都以勤劳而闻名，禹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所以他最终成了舜帝帝位的继承人。

（三）无为与勤勉

舜作为上古圣王既有日理万机、鞠躬尽瘁，由于勤于民事而野死的一面，也有恭己无为、垂裳而治的一面。我们只有将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对舜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认识。而无论是对于舜的无为，还是对于舜的勤勉，古人都主要是从治理天下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的，因而，从本质上看，它们都应归属舜的治民之术。而作为治民之术，无为与勤勉虽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对立的因素，但其内在追求却是相通的。舜坚守无为决不是为了自己轻松自在，贪图享受，而是为了不扰民、劳民、害民，还百姓以自由，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舜倡行勤勉也决不是为了个人建立政绩，捞取好处，而是为了帮助百姓，教化百姓，团结百姓。所以无为与勤勉的思想基础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以民为本，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黎民百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舜是我国古代社会民本政治的最早和最大的代表。正因为如此，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舜帝德政的歌颂，总是与他们对苛政、暴政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总蕴含着让天下百姓都能自由、富足与安康的理想。深入舜的无为与勤勉，对于现阶段我国干部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今，我们党倡导以民为本，勤政为民，但有的干部却不顾国计民生，趁机大搞政绩工程，结果弄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有的干部则以清高自许，闲散度日，办事效率低下，严重地失职渎职。所有这些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干部队伍的整体形象，影响到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而，弘扬舜帝文化，强化宗旨意识，正确理解和处理勤勉与无为的关系，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治民之术，无为与勤勉的结合也是符合现代管理学规律的。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舜作为统治者，对于国家事务是无法做到事必躬亲的，也没有必要事必躬亲。孟子曾说：“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舜只有将许多具体工作交给臣属们去做，自己处于“无事”状态，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带来的职业分工与管理分层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不仅是帝王，世界上任何一名管理者，都有一个职权及能力范围的问题。他既要谨防自己越位，随便涉足个人职权范围以外的事务，但同时也必须将范围内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干好。所以，任何统治者或管理人员若是取代臣僚与下属，整天陷于事物性的工作中，忘记了自己的根本职责所在；或是以无为标榜自己，逃避应做的工作，应尽的职责都是极端错误的。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对侍臣说：“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籍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日耆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机，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明太祖实录》卷115）这段话值得所有统治者与管理人员学习和借鉴。今天，并不是所有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管理者都能准确把握自己的权限，正确认识和处理无为与勤勉的关系，我们经常见到一些人在该作为时不作为，在不该作为的地方乱作为，不仅将自己弄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也将所管理的单位、部门弄得乌烟瘴气。因此，学习和弘扬舜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也还很有必要。

虽然古人主要是在治理国家这一层面上讨论舜的无为与勤勉的，但是由于舜的传说的广为流传和舜的形象的深入人心，无为与勤勉对于中国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理想政治人格。一种是无为。如前所述，无为而治一直是古人所向往的至高统治境界，儒家的大同社会，道家的小国寡民社会，从本质上都应该归属于无为而治的社会。无为也同样是古人所向往的至高精神境界，儒家心目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境界也正是一种无为的境界。而道家所标榜的仙人、圣人、神人、真人、至人等理想人物也无不是以无为为精神核心的。另一种是勤勉。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无不倡导勤勉，所谓“勉出乃力”（《尚书·盘庚》）、“先之劳之”、“无倦”（《论语·子路》）、“尽力守职”(《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等无不是勤勉的代名词。荀子说：“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荀子·尧问》)吕本中强调指出:“当官之德，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官箴》）吕坤说：“懒散二字，立身之贼也。”（《呻吟语·主静》）曾国藩也说：“百种弊端，皆由懒生。……作人之道，亦惟骄堕二字误最甚。”（《治兵语录·勤劳》）在中国历史上，“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成了被反复讴歌的榜样。中国人也总是以勤勉而著称于世。在中国，“每个人似乎都在忙些什么。当然，也有不少富人，尽管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有的比例微不足道，他们可以不干事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外国人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种平庸。在中国，富人仍然像他在贫穷时那样专注于他的事业，一般不会放弃”［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