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砖

    

摘   要：自虞舜而降，潇湘大地虽曾涌现过像黄盖、周不疑、蒋琬、刘邕、刘敏、史青等一些历史人物，也曾有蔡邕这样的流寓名臣题咏留刻，但是在元结之前，潇湘文学还是一块荆棘丛生的荒芜地。元结从广德元年被任命为道州刺史，到大历七年离开永州病逝京城，在潇湘这块土地上创作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对潇湘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掘与培植。他对潇湘文学的开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民之道”的儒子风骨传承着舜帝的仁政大义，二是高洁简古的文学思想铸就了潇湘的人文精神，三是对潇湘山水的游历与吟咏开掘了潇湘文学的崭新意蕴。

关键词：元结；潇湘文学；仁政；纪游文学；人文关怀

 

在九疑以北的潇湘流域，因舜帝《南风》的浸润与娥皇女英的凄美传说而孕发了缠绵千古的潇湘文学的原始基因，孕育出了黄盖、周不疑、蒋琬、刘邕、刘敏、史青等一批历史名人，但是潇湘文学的真正发展则始自元结。因为在舜而后与元结之前的数千年里，在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潇湘文学完全是一种混沌状态，影响式微。

元结于广德元年临危受命道州刺史，广德二年五月到达道州任上，相继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九疑图记》、《右溪记》、《阳华岩铭》、《浯溪铭》、《朝阳岩铭》、《欸乃曲》，并刻《大唐中兴颂》于湘江之滨的浯溪石上。这些“质而不野，朴而不陋，拙而不固，自成一家”的开唐宋古文之先声的高洁简古之作，不仅揭开了灵秀潇湘的神秘面纱，而且也给寂静沉默的潇湘文学带来了第一场甘霖般的春雨。可以说，是有了这场春雨的滋润，才有了后来的柳宗元、周敦颐等这样的文坛大师，才有了潇湘文学的迅猛发展，进而成为影响中国文化进程的一面旗帜。纵观元结对潇湘文学的开掘，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生民之道”的儒子风骨传承着舜帝的仁政大义

元结，字次山，号漫叟，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出生于一个望族世家，属后魏常山王遵十二世孙。原本鲜卑族，本姓拓拔，后改姓为元，因此，在元结的骨子里拥有胡人的剽悍与豪放。元结少时“聪悟宏达”，“倜傥不羁”。《新唐书·元结传》载：“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1]而元德秀乃是元结的堂兄，是一位很有卓行的人，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都有记载。他的学养与行为对元结一生的影响甚大，元结后来在其所作的《元鲁山墓表》中尊称元德秀为“清德君子，方直之士”。[2]其实，清德、方直也是元结一生所致力践行的品行。元结以“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见重于今”；能“率性方直，秉心真纯，见危不挠，临难遗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元德秀的操行所影响。

元结曾于天宝六年与杜甫一并在长安应试，然因宰辅李林甫从中作梗，以“野无遗贤”为由，致使当年未能录取一名士子，元结只好悻悻返回商余。通过这次考试，让他看到了官场的奸险与朝廷的昏聩。于是，在天宝七年复游长安时特作《丐论》以讽当道。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著元子十卷，名曰“文编”，礼部侍郎杨浚知贡举，甚为赏识，于是举进士。天宝十三年终于擢进士第，但并未出仕，而是依旧归于商余。次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其父元延祖召结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1]乾元二年，国子司业苏源明推举元结，招缉义军，理兵泌南，鏖战甚勇，史思明不敢南侵，从而保全15城。乾元三年晋升为水部员外郎；广德元年被授为道州刺史，广德二年五月到达道州任上。从此，便与潇湘结下不解之缘。

然而，安史之乱给盛唐王朝带来的打击可谓是毁灭性的。就是这苍梧之野的潇湘大地也未能幸免。元结站在道州的城楼上举目四望：城廓寥落，渺无人烟，田园荒芜，百姓流离，民生凋蔽，草木零落，盗贼横行，一派颓废之气。再加上朝廷那繁不胜烦的苛捐杂税，州民犹若水火之中，不见些许生机。原本有四万余户的道州，经过安史之乱与周边贼寇的侵扰，到广德二年已不足四千户。见到此情此景，元结在他到任后的第一份《谢上表》中含着泪写到：“耆老见臣，俯伏而泣；官吏见臣，以无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岭南数州，与臣接近。馀寇蚁聚，尚未归降。”形势之严峻，可以想见。元结上任后立即推行他的政治措施，招抚流亡，赈给灾民，安抚贫弱，恢复耕种，以“冀望秋后，少可全活”。但令其气愤的是，朝廷官吏不但不去安抚百姓，反而接二连三地催逼粮饷，50天内就收到限期催缴的各种赋税官文多达二百余封，这岂不是在逼良为娼，与盗为谋？作为儒家士子的元结，以文人的良知和仕子的道义，愤而且慨，万般愁苦之中，他创作了《舂陵行》。其在序文中写道：“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任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充分表现了元结爱护民众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的舜德大义。《舂陵行》有如一面镜子，将安史之乱后的颓废败象照得真真彻彻、一览无余：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竟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飡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气欲绝，言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舂陵行》）[3]P34

元结以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将当地百姓的那种赤贫苦楚、惨淡无望、困顿悲辛的生活图景一一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让人读而泪落，吟而心恸，辛酸苦涩，悲恨莫辨。

人常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话说起来非常动听，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容易。因为自己的乌纱帽捏在朝廷帝王的手里，那么，一切就得看着朝廷的脸色行事。“军国”有所需，谁敢不执行？然而，在“朝食草根”、“暮食木皮”、“家无生资”、“面无生气”的百姓面前，又何能承担得起那繁不胜烦的苛捐杂税？

然而，苛捐愈重，百姓反抗愈烈；而反抗愈烈，朝廷为平息内乱的耗费也就愈大。而这些巨大的耗费政府通常无法埋单，只好又转嫁到百姓的头上，使繁重的苛捐更加繁重。就这样进入到一种愈衍愈烈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纵观古今，一个朝廷一旦步入到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其衰败没落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

元结为大唐的江山社稷，为了道州的黎民百姓，他利用一切可以发声的场合为百姓进行鼓与呼。他在《贼退示官吏》一诗中写道：“……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赋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海边。”读着这“赋税胜于贼”的文字，直让人想起孔老夫子“苛政猛于虎”的告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杀人越货的绿林贼子居然还有怜悯之心，能够做到“人贫可怜”，“城小不屠”，比起那些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朝廷命官来，反而更有人性，这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作为儒家士子的元结，对舜帝的“仁政”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他认为官吏的第一要务应是“安抚百姓，牧养生民”，而不是去搜括民膏，掠夺民财，逼民造反。为了使帝舜的“南风”化成甘露，永远地滋润潇湘大地。他一方面上书朝廷，为民请命，希望得以救济。另一方面修建庙宇，德化苍生。他为了便于官吏与百姓祭祀舜帝，崇尚舜风，设法将舜庙由大阳溪牵至道州府西边的山上，企图通过年复一年对舜帝的祭祀而传承舜德，感化万民。他在《论舜庙状》中写道：

“右谨按地图，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庙在太阳之溪。舜陵古老以失，太阳溪今不知处。秦汉以来，置庙山下，年代浸远，祠宇不存。每有诏书令州县致祭，奠酹荒野，恭命而已。岂有盛德大业，百王师表，殁于荒裔，陵庙皆无？臣谨遵守旧制，于州西山上，已立庙讫。”[3]P133

此外，为了解决平常看管“舜庙”的费用问题，还特地向朝廷提出：“特乞天恩许蠲免近庙一两家，令岁时拂洒，示为恒式，岂独表圣人至德及于万代？实欲彰陛下玄泽及于无穷”。从舜庙的迁建，到“岁时拂洒”，处处体现着元结的一种人文关怀，体现着一种“人之所本”的文化精神。

元结为了传承舜帝“仁政爱民”的这支烛火，他严格要求自己“清廉以身率下”，极力呼吁朝廷使臣“变通以救时须”。他在道州的四年时间里，时时以百姓的安乐为己任，不断地向朝廷陈述百姓的困苦与生活的艰辛，并以自己的仕途前程为代价请求宽免百姓的赋税。每当吁请得到恩准，徭役有所豁免的时候，百姓无不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元结在《永泰元年贺赦表》中这样记述：“贫弱者多劳苦日久，忽蒙惠泽，更相喜贺，欢呼忭跃，不自禁止……”

经过元结这苦心积虑的经营，道州百姓终于有了生气，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渐渐繁富，生活有了好转。颜真卿在《元君墓碑铭》的序中赞道：“君下车行古人之政，二年间，归者万余家。贼亦怀畏，不敢来犯。”可见，元结在道州的抚民之策与安邦之道的成效是卓著的。

元结在道州为民请命的卓行，在当时的同道文人中产生过巨大的反响。远在四川过着流寓生活的杜甫读到元结的道州诗文后，慨然而赞：“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4]

自元结之后，这种关注江山社稷、忧乐百姓疾苦的儒子风骨在潇湘大地的文人之中蔚然成风，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柳宗元、李郃、周敦颐、乐雷发、何绍基等一系列文人学士。

 

高洁简古的文学思想铸就了潇湘的人文精神

在大师林立、高人云集的唐宋文坛上，元结虽然还算不上是一个顶尖级的人物，难以与同时代的李白、杜甫，以及后来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相提并论，但是，元结的高洁简古的文学思想却对后来的古文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铸就了潇湘文学的人文精神。

在唐朝的古文运动中，元结与杜甫一道并肩奋斗，关注民生，创新文风，可谓是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尤其是在文风的创新上，他上承王勃、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下开白居易、元稹等新乐府诗歌的先路。对诗文，他强调的不是文辞的华丽，而是“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的“道”的传布。从而，在元结的创作中处处彰显的是一种“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底蕴。

元结的崇古、尚古之文风，可谓始终如一。他认为“乐声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无古音”，于是创作《补乐歌十首》，表现了他对古音之追求，对古辞之向往。尤其是《二风诗》的《至正篇》：“为君之道，何以为明？功不滥赏，罪不滥刑；谠言则听，谄言不听。王至是然，可为明焉。”不仅唱出了作者心中对“成汤”“能正慎恭和以安天下”的“至明”之道的崇敬，而且也表露了元结心中那安民治国的政治理念。他对“成汤”的赞扬，对“至明”“至正”的歌颂，其实也是对当时大唐李氏王朝之昏聩的一种隐刺。因为孔子于《大学》里就已指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然而，当时的大唐王朝，在奸佞小人李林甫的作恶下，有才之人被拒之门外，贤德之人匿迹山野，而无能之辈的皇亲国戚把持朝政，地方豪绅蝇营狗苟，致使国家政局失控，边塞藩镇割据，朝廷宦官专权，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而这些恰恰就是帝王的“不明”“不正”所致，于是，元结以一山野文人的正气，以“借古劝今”的手法，写下这针砭时弊、讽喻当朝的《二风诗》。

元结的讽喻与呐喊，虽然没有引起当朝权贵们的多少关注，但是，他身体力行所倡行的质朴简古的文风却为新乐府开拓出了一条新路，并成为当时一些山野诗人的楷模。同时，元结也不遗余力地推介那些志同道合的诗友们的诗作，并且还特地选出沈千远、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等七位诗人的22首诗作，编成《箧中集》，以供朋友间相互传阅。其在《箧中集序》中写到：

“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於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箧中集序》）

由于元结当时正处于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矛盾突发期，再加上长达二三十年的游历生活，使他看透了百姓的疾苦、社会的黑暗、文风的萎靡、官场的堕落。他认为要匡扶社稷于即倒，救济苍生于水火，必须首先从官吏开始，去掉那奢华的生活习俗与那无度的贪欲心态，回到先古那清心寡欲、随遇而安的原生态的自然图景中去，过那无苛捐之忧、无虞诈之苦、无奢华之求的生活。由于这一人生信条的坚守，所以在元结的文章中处处体现出一种“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的简洁文风。即“用富于积极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创作，纠正着那空疏明道、力张教化的偏颇，对古文运动的发展起着补偏救弊的作用”。[5]元结在他的《文编序》中指出：“当时叟方年少，在显名迹。切耻时人谄邪以取进，奸乱以致身；径欲填陷阱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礼让之庭。不能得之，故优游于林壑，怏恨于当世。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元结本着“填陷阱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礼让之庭”的初衷，本着“可戒可劝，可安可顺”的为文之道，创作了大量的说理透彻，叙事干练，抒情率真的篇章。如：《订古》、《述时》、《菊圃记》、《七不如篇》等，没有任何藻饰，完全摒弃了南北朝以来的骈文中那种排比、对偶等华声造势的修饰手法，读来通篇纯正无杂、朴素简净、平易自然。于此，其《七不如·贪》便是一个例证：

“元子以为人之贪也，贪于权，贪于位，贪于取求，贪于聚积，不如贪于德，贪于道，贪于闲和，贪于静顺者尔。呜呼！贪可颂也乎哉？贪有甚焉，何如？”[3]P79

“贪”在辞书里的解释为“①原指爱财，后来多指贪污：贪脏枉法，贪官污吏。②对某种事物欲望老不满足；求多：贪玩，起早贪黑，贪得无厌。③片面追求；贪图便宜，贪大求全。”[6]在生活中凡是与“贪”字成词的多为贬义，如：“贪杯、贪鄙、贪残、贪馋、贪狠、贪贿、贪婪、贪图、贪求、贪贿、贪欲……”但是，我们读到元结的“不如贪于德，贪于道，贪于闲和，贪于静顺”之妙论后，忽觉眼界大开，思维全新，发现“贪”也可辩证的去理解。只要是“贪于德、贪于道”，这不仅不是坏事，而且还会给人以“闲和”与“静顺”，给人以高尚与超脱。如此慧悟，实是令人叹服。

此外，在元结的许多诗文中还表现出对“清静无欲”的太古之世的向往，表现出老庄笔下的那种弃智绝圣、无欲无求的原生态社会的追寻。这些脱俗超凡的追寻，虽然显得有些偏激与荒诞，但是在生活极度贫困、物质异常匮乏、生命朝夕不保的唐朝天宝后期，老庄的“清静寡欲”的确不失为一剂缓解矛盾，疗治创伤的良药。如他的《系乐府》：

“东南三千里，沅湘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婴孩寄树颠，就水捕鰞鲈。所欢同鸟兽，身意复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风皆已无。”（《思太古》）

元结笔下的太湖山民的生活，简直就是陶公所梦求的“桃花源”的翻版。“婴孩寄树颠，就水捕鰞鲈。所欢同鸟兽，身意复何拘？”与鸟兽同欢，与自然一体，这是何等地悠闲与愉悦呀！

关于元结的高洁简古与追复纯古的文风，韩愈在《送孟东野序》曰：“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洁、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7]欧阳修赞之曰：“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孙望的《元次山年谱》序文中写到：“惟元结次山，崛起中朝，凡有所作，一杜俪偶，吐弃浮华，拯彼声病，冷然独挺于流俗之中，戛然强攘于已溺之后。靡缛之风，赖以稍安杀，粉黛之色，缘是转绝。”[8]这些评价中足以看出元结的“雄健”笔力与“超拔”意气的深远影响。

 

对潇湘山水的游历与吟咏开掘了潇湘文学的崭新意蕴

元结对潇湘山水的吟咏主要表现在两类文体中，一是散文体的“纪游”类文体，如《右溪记》、《九疑图记》、《寒亭记》等；另一类是诗赋体的“铭”类作品，如《阳华岩铭》、《窊樽铭》、《浯溪铭》等。其对后来的潇湘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则是其笔记类的纪游散文。如他的《右溪记》，可谓开风气之先，属唐宋纪游文学的扛鼎之作。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立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右溪记》）[3]P146

这短短的一百多字，将“右溪”水流之急、两岸崖石之怪、竹木垂阴之秀、周边环境之幽，全然凝于纸上。尤其是“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之句，直可与《水经注》里的“素湍绿潭，迥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相媲美。让人读后回味元穷，美不胜言。然而，让元结感叹的是，这既可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又可为“郡邑之胜境”的“右溪”，居然自“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实是令人有些“怅然”。于是，作者只好自己动手，“疏凿芜秽，俾立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使其隐藏于荒草丛中的美丽景观兀然显现出来。

叶幼明先生认为，关于山水之胜的纪述，并非始于元结或柳宗元，而是早在他们之前的一些辞赋中就已呈现出来。[9]他例举了屈原的《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诸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认为这段文字已初具一些纪游文学的要素，应该算是纪游文学的滥觞。但是，我认为屈原的《涉江》、《哀郢》，以及后来班彪的《北征赋》、《冀州赋》，蔡邕的《述行赋》等，都只是在辞赋之中或隐或显地有一些纪游的章句而已，而元结的《右溪记》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不仅章法清晰，结构严谨，而且完全独立成篇，自成一格，彻底地从辞赋的吟咏声里或地理志的记述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全新的纪游文体。

又如，元结于永泰丙午年作的《九疑图记》：“在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数。中峰之下，水无鱼鳖，林无鸟兽，时闻声如蝉蝇之类，听之亦无。往往见大谷长川，平田深渊，杉松百围，榕栝并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飞流，异竹杂华；回映之处，似藏人家……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内之山，如九疑者几焉。”[3]P142

在元结看来，苍梧之野的九疑不仅山峰雄伟峻直，林木青翠茂密，溪水隽永灵动，而且地控南粤，名垂青史，“海内之山”能与九疑相比者仅凤毛麟角，已不多见。再说九疑在衡山之南几百里，从疆域的角度上看，地域位置也比衡山重要万倍。因此，他提出了改“九疑为南岳”、封“昆仑为西岳”的奇特构想。

柳宗元于《零陵三亭记》中指出：“邑之有观游者，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对美的景物的观赏，不仅可以顺气抑烦、去虑平乱，而且还能保持心志始终如一，不受外力困扰，因此，提出了“观游”乃是“为政之具”的论断。元结虽然没有从“为政之具”的高度去理解“观游”的妙道，但是他对山水的喜爱的确是情有独钟。

大历元年夏，元结来到属县江华巡视，在瞿县令的陪同下游览了位于江华东南六七里的阳华岩。阳华之秀，令其喟然叹曰：“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嘉者，未有也。故作铭称之。”不仅尽述阳华的自然之美，而且还在“铭文”中还流露出“穷老于此”的念头：

“九疑万峰，不如阳华。阳华崭巉，其下可家。洞开为岩，岩当阳端，岩高气清。洞深泉寒，阳华旋回。岭巅如辟，沟塍松竹。辉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节，穷老于此。惧人讥我，以官矫时。名迹彰显，愧如此为。于戏阳华，将去思来。前步却望，踟蹰徘徊。”（《阳华岩铭》）[10]P642

元结是一位擅长于发现美、感悟美、观赏美、培育美、开掘美的文人。他在大历二年三月，从长沙返回道州的路上，发现了位于湘江之滨的浯溪。他沿其小道，攀崖而上，发现这里林静景幽，“爱其胜异，遂家溪畔”，终于实现了半归半隐的山林生活的宿愿。在浯溪他相继创作了《浯溪铭》、《峿台铭》等作品。他在《浯溪铭》中写道：

“湘水一曲，渊洄傍山。山开石门，溪流潺潺。山开如何？巉巉双石。临渊断崖，夹溪绝壁。水实殊怪，石又尤异。吾欲求退，将老兹地。溪古荒溪，芜没盖久。命曰浯溪，旌吾独有。人谁游之？铭在溪口。”（《浯溪铭》）[10]P640-641

这里仅用了寥寥数语，便将浯溪之景全部勾勒出来。其石之奇、崖之绝、渊之深、壁之峭、林之静、溪之荒，栩栩如生地再现在读者眼前，读来仿若就是一幅老、庄世界里的写意画，给人以无限美的遐想。大历四年，朝廷“起复次山守金吾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御史中丞，使持节都督容州诸军事，兼容州刺史。”但这时正值元结母亲去世，故“以适丁母忧，寄柩永州”，作《再让容州表》，得以在浯溪守制三年。于大历六年六月，大书法家颜真卿来到浯溪，元结请其将上元中所撰的《大唐中兴颂》书于石上，摩崖勒石。因其“文奇、字奇、崖奇”而成为中国摩崖石刻史上的一枝奇葩。

宋欧阳修于《集古录·跋中兴颂》中赞曰：“字尤奇伟而文词古雅。”也正是由于元结的吟咏与题刻，使潇湘的山水之秀渐次传播开来，尤其是浯溪之名，播誉天下，成为文人墨客心中的一块圣地。

据桂多荪先生的《浯溪志》记载，“初步统计，浯溪石刻共有碑489块，加上遗失的活碑约三十块以上，总计在五百块以上。”[11]数量之巨，让人愕然。当然，吟咏浯溪的诗文更是多不胜数。陆游有感于潇湘山水的灵秀，于《偶读旧稿有感》中写到：“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潇湘山水的清秀孕育了文人抒之不尽的诗兴，反过来，诗人的不断吟咏又增添了潇湘山水的文化意蕴，也许这就叫做“地因人显，人因文彰”。

总之，元结的道州之行吟，不仅让虞舜的《南风》转化成甘露，滋润了满目疮痍的潇湘大地，而且也把潇湘文学引入到了唐宋文学的中心，使此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一脉。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第143卷](第15册)[M].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版.

[2][唐]元结.唐元次山文集(卷九)[A].四部丛刊初编[C].

[3][唐]元结.元次山集(孙望校)[M].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年版.

[4][唐]杜甫.中国古代十大文豪全集·杜甫全集[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P327.

[5]姬沈育.试论元结的散文成就[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P6－10

[6]李国炎等编著.新编汉语词典(第二版)[M].湖南出版社出版.1991年10月.

[7][唐]韩愈.中国古代十大文豪全集·韩愈全集[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P136-137.

[8]孙望.元次山年谱[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9]叶幼明.纪游文学始于辞赋说[J].中国文学.1999.3:界P45-49.

[10][清]刘道著修，钱邦芑纂.[康熙]永州府志[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

[11]桂多荪. 浯溪志[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