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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传说的初步形成及其特征(二)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三)  加入时间:2013/6/21 8:56:00  admin  点击:3221

尧舜传说的初步形成及其特征

 

陈泳超

 

 

此处虽是转录仲尼之言,但这里的仲尼已非纯粹儒家宗师,而是对道行圆满的兀者王骀充满敬仰的另一个仲尼,而且此段演说也旨在表明道家玄理。所以,这段话还是应视为《庄子》自己的正面立论。那么尧舜之崇高,在道家中似与儒、墨诸家无异。

但类似的推崇在《庄子》中屈指可数,而充斥其间的,却多为对尧舜的抨击。比如攻伐之事,《齐物论》载: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按照常理,尧舜之类圣贤是应该泽被天下像太阳一般的,不当有征伐之事,所以尧欲伐三国,竟有不释,舜进言反对征伐,最后结果如何呢?《人间世》载:

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

看来尧终于未听舜言,还是出兵讨伐了,弄得“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如此惨烈之举,又岂能与至圣帝君的形象相吻合呢?

尧舜不单有攻伐一事玷其美誉,其品性也颇有可疑。《盗跖》篇中假盗跖之口抨击说“尧不慈,舜不孝”,即指尧放丹朱、舜卑父放弟之传说。这类传说大约在战国中后期已广泛流行,所以《孟子》要花大力气予以驳斥。《楚辞·哀郢》也说:“彼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此类传说,在《战国策》、《韩非子》诸书及后起诸子中极多见。

实际上,上述对尧帝的责难并不能体现道家的特殊面目,因为其确立的正面标准即孝、慈、教化之类,实在只是儒墨牙慧。真正体现道家理论力度的,是那种将尧舜认可为仁义之道的代表,而将尧舜连同仁义之道一并轰毁的言论。《缮性》中便典型地描述了一番倒退论历史观,它认为太古至德之世是“莫之为而常自然”的,由燧人、伏羲至神农、黄帝,德衰而世退,然后: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

这种历史倒退论,《庄子》中像《应帝王》、《盗跖》等篇中也屡有出现,它们从根本上否认尧舜治世说。

《庚桑楚》篇假托庚桑楚弟子之口说:“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然后让庚桑楚驳斥说:“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最后乃至厉声惊呼:“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这种耸人听闻的危言,出自遗世特立的道家口中,那么其所谓“遗世”,恐怕也未必真能做到。

仁义足以乱世已如上言,而仁义还足以乱人之性。道家也讲人性,都不以善恶出之,而认为人性原本自然无亏,尧舜之类圣王以仁义扰之,则必使人性乱。《骈拇》云:“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自性一乱,便难以见道了,《大宗师》载: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

以仁义乱人之性的尧舜,其实也是被仁义乱了性的受害者,《在宥》云: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

尧舜正是自性已乱,故其治天下必乱之矣。而在尧舜勤苦治天下与无为治天下两种说法中,《庄子》当然选择前者,所以尧帝“股无胈,胫无毛”,“愁其五藏”,“矜其血气”,惨不忍睹。因此《庄子·山木》篇中创设了一篇舜临死前对禹的训语:

舜之将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不离不劳,则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照此说法,“勤民事而野死”的舜最后是幡然悔悟,以道戒禹的了。当然,《庄子》一书本身出自众手,有许多杂乱矛盾之处,它大多记尧舜以仁义撄人心,但也偶有将尧舜作为道的代言人的,《天道》篇就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

这些论调,或因尧舜已得大名于世,《庄子》是喜用“重言”的,不免借来为道家主张鼓吹,是可以理解的。

《庄子》一书中关于尧舜事迹最有意义的记载,乃是创造了一批像许由、善卷般的逃王高士,不仅在义理上颇多发挥,尤其在形象、情节上生动可喜,本书第六章有专论,此不赘述。

五、法家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录法家书凡10种,今大致完备者,有《商君书》、《韩非子》两种。又,《管子》名列道家,但所论多同于法家,《四库全书》即置《管子》于法家类中,但《管子》关于尧舜事迹的有关记述,又非法家思想所能笼限,故本章将它列入法家类中,也是勉强之举。因《商君书》、《管子》有关尧舜的阐述很少,故本处分析以《韩非子》为主,而将另二书附于其后。

1《韩非子》

《韩非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也是先秦诸子中包罗广泛的大书之一。其中论及尧舜事迹极多,又极复杂,我们先选择与其理论核心互相生发的部分加以检讨。

《韩非子》讨论治国方略时,非常重视“势”、“法”、“术”。

就“势”而言,《奸劫弑臣》篇云:“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饰邪》篇云:“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难势》篇说得更明白:“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

《韩非子》论“势”,尚且以尧舜为正面形象,而其论“法”,则直斥尧舜为愚奸。《忠孝篇》云: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上法而不上贤”,已经很明确地树立了法家的大旗。《韩非子》又十分强调君主御下之“术”,《难三》云:“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徙而咸包,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无术乎?”此处视舜“一徙咸包(成邑)”之类事迹为行惠于下、与上争民之举,那么舜就形如田成子一流了。而尧御下无术,始失其位,这就将历来传颂的尧舜禅让说得奸邪不堪了。

确实,战国中期大约是一个转折期,前此尧舜总是以正面形象供人讴歌,后来则诋訾之言纷起,道、纵横、法家无不如此,这也与时势的变化相关。而《韩非子》中尧舜的面目常常让人怵惕,比如向来尧舜是德化大于刑法的,尧虽有“单均刑法以仪民”之说,但也早化为“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的和风细雨了,可《饰邪》篇记曰:

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期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

禹斩防风,历来有传,因其后至,所以还不难理解;舜使吏决鸿水,先于令而有功者竟也被杀,于情于理很难让人接受。这则传说也前此莫闻后此无继,可能是《韩非子》自己创设的,无非想把舜塑造成他心目中铁面无私的法家形象罢了。

即使是历来盛行的传说,《韩非子》也常毫无顾忌地予以改造。比如尧舜对待不肖子的传说,《说疑》云:“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这种血腥味极浓的大义灭亲,实在是法家的独具面目。

当然,对于尧舜传说中最隆重的禅让故事,《韩非子》也从多个角度予以攻击,前引《难三》尧“无术以禁下”,可视为一种说法。又,《五蠹》篇云: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这种“不足多也”的说法,为后世《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袭用。另外,像《战国策》中那些对尧舜禅让的肆意曲解,《韩非子》中也屡有记叙,比如燕王子哙让国事,《外储说右下》“说二”亦明确记之,此详后面“纵横家”节。

另有一种说法,虽也不否定尧舜禅让,但却充满了法家特有的冷酷与血腥。《外储说右上》: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还有一种说法稍异,《说疑》中记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这种说法亦颇有来历,《竹书纪年》就有“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的记载。不过,《韩非子·说疑》篇中是以奸臣之口出之,其本身是持批判态度的,故另立于此,以免混淆。

当然,我们所列举的都是《韩非子》中能体现其基本学说并有其特色的部分,事实上,该书中也有许多让尧舜占着传统的圣君形象的地方,比如《五蠹》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这是教化重于刑罚之说。又《外储说左上》记有“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的说法,则又倡无为而治,与《五蠹》篇中尧治天下如“盗门之养”的辛苦委顿大异其趣。可见《韩非子》学说本身也有驳杂的一面,甚至前后矛盾者也为数不少;加上为了说明某些道理,作者常常将尧舜这一现成的正面形象顺手抓来以资佐证。这也是先秦诸子的惯例,早在《庄子》中我们已领略了不少。

2《商君书》

《商君书》托名商鞅,实乃后学门客掇拾而成,今存本已有残缺。《商君书》十分强调“法制”与“名分”的重要性,《修权》篇云:“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在论“法”时,该篇云:“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这里还将尧作为圣君的特例,云其可以超然法外,但《君臣》篇中就说得不客气了:“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对于“名分”,《商君书》之《定分》也有类似的警告:“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

3.《管子》

《管子》托名管仲,实为战国中后期人杂集而成。《管子》一书中确有重法的思想,其《任法》篇云:“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这与《国语》所载“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正一脉相承。

但《管子》一书又不全是法家思想,它很驳杂。即与尧舜事迹相关者言之,《管子》中很多是宣扬兴利,而其所谓利,又多从民生经济上着眼。《轻重戊》篇中管子为桓公历数虙戏、神农、黄帝、有虞、夏、商、周之不同的经济政策,其中述“有虞之王”者为:“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

《管子》之《揆度》、《国准》诸篇并有类似之记载,而且其《臣乘马》、《乘马数》甚至对有虞朝的财政政策也了如指掌,当然全系想象罢了。值得注意的是,《管子》的兴利思想也投注到了对流行传说的诠释上。《版法解》篇云:“凡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治国》篇又云:“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这更是否定刑罚的作用,而将利导作为治国的重要因素。

六、纵横家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纵横家书凡12种,俱亡佚,后人偶有辑佚,亦远非完帙,无足观览。纵横家其实也并非以学说见长,而以事功见称。今存《战国策》一书,多载策士行径,虽非子书,且亦未必一言一行均出纵横家,要之亦可见这一时代纵横谋划之实况,故本篇以《战国策》[3]替代纵横家言,或未为剧错。

舜由微庶而至帝王,历来有传。而尧在王天下之前如何,前此莫闻。《赵策二》载苏秦之言:“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卒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尧当初尚没有三个农夫所应分之耕地那么大的地方,这种说法无非是为了夸张地证明其为国之道罢了,舜、汤、文、武事迹功用类同。

尧舜之类圣君从庶民飙升至帝王,关键是要有机遇,《秦策三》载一个名叫“造”的客卿建议穰侯派人去游说燕相国,他设计的说辞为:“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舜虽贤,不遇尧也,不得为天子;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故以舜、汤、武之贤,不遭时,不得帝王。”

这种强调身份地位的剧烈变化,强调时机的重要作用,与战国之际各种势力倏忽消长的形势有关,亦与士人们日趋膨胀的野心相应合。战国游谈之士可以凭三寸之舌立取功名,甚至像苏秦曾佩六国相印,所以尧举舜于微庶的传说,当然会得到广泛运用。《楚策四》载门客汗明谈兴未已,春申君以“已知先生意矣”为由婉拒,汗明就借尧舜故事说:“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春申君竟无奈,只好五日一见。这里汗明的尧知舜为三年,是比较通行的说法,《尧典》、《五帝本纪》俱如此。有的说客为了各自的目的,则别样加以改篡。《赵策四》载冯忌见赵王,为了“交浅”而欲“言深”,便说:“昔者尧见舜于草茅之中,席陇亩而荫庇桑,阴移而授天下传;伊尹负鼎俎而干汤,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浅者不可以深谈,则天下不传而三公不得也。”这里将尧舜传天下说得如此轻巧,一席话就江山易主,策士之夸张,真无以复加了。

战国时代,多战与不战的契机,因而投射于尧舜事迹,也有战与不战各种说法。《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曰:“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而《赵策二》肥义劝赵武灵王则说:“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则又传播舜修德而感化有苗之故事。而最令人注目的是,战国政客们总是阴谋家一路,他们是不惮以最险恶的用心揣度别人的,因而对尧舜禹的让天下,也有另一种借用。下面所记的这场仿效十分严重,也十分著名。《燕策一》: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燕王——笔者注)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

正因为此事十分典型也十分严重,所以《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均对之有所评论。

七、杂家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录杂家之作凡20种,今存大致完备者有二,曰《吕氏春秋》、《淮南子》。既名杂家,其思想不衷一是,多有与先前诸家相应合或推衍之思想,其中引用尧舜事迹颇多。但因其自身立义无甚高论,故连带其引用之尧舜传说亦多陈说,本章仅取其中略带新意者分别述之。因二书无甚创举,故合而论之。

舜“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既已闻矣,且至《韩非子》等又有弹五弦、歌南风而天下治的传说,而向来尧之治天下,总是以俭朴勤劳乃至困顿闻名,而《吕氏春秋·察贤》却说:“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故曰尧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所谓“若委衣裘”,乃言其至逸之状。同样,《淮南子·齐俗训》也将尧时天下大治归结于尧之得人(而此前对于舜之治世的描述很多,而对尧治的描述实在不多见):

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

对于舜微庶时及用世后的情景,《吕氏春秋·慎人》篇有更详细的记载:

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悦。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

这里无非说明时机的重要性,无甚高论。而《淮南子·原道训》中以守一心志以化百姓立论,对舜微庶时的教化行为更有夸张描写:

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埆,以封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

尧举舜于微庶,一直是众人乐道的故事,甚至还有依约仿制的。《吕氏春秋·察传》记孔子论“夔一足”事道:

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乐,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

此故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亦载,无举夔于草莽之说,其仿舜事迹的意味甚浓。

《吕氏春秋·行论》中又记一种禅让的附加传说,亦颇有法家的血腥意味: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为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怒,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

这是对传统殛鲧举禹故事的又一种说法。

《淮南子·本经训》为了申明“世无灾害,虽神无所施其德;上下和辑,虽贤无所立其功”的道理,先设置一个无灾无害的“容成氏之时”,无功可计,然后从尧舜起转入灾害世界,因而尧舜能享大名。其学理且不论,其记尧舜除灾,实亦大事,为历来神话学家所瞩目。文云: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

 

尧舜传说的基本特征

 

前面我们将诸子学说中的尧舜传说进行了一次总的梳理与排比,从中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强烈印象,即尧舜传说带有强烈的理念色彩,它是诸子各家阐述学理的一项人尽可用的武器。这可以从以下三点予以简单证明。

一、“尧舜”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共名

在春秋之时,虽也有以“令德”、“神明”之类美名称尧舜者[4],但大多就事论事,且尧舜只是众多远古圣君之二而已,并没有特别的地位。这一点,看一下《国语·鲁语上》中排列的能入祀典的诸多贤君即可明白。但到了诸子手中,尧舜很快成了一种正极的代名,战国初年的墨家学说中,《墨子·节葬下》就介绍厚葬与薄葬两派都自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见前文“墨家”条中分析,后来的诸子更群起而仿效,姑胪列几条如下:

①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墨子·贵义》

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孟子·尽心上》

③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

——《庄子·德充符》

④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使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也,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也。

——《战国策·燕一》苏秦言

⑤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

——《韩非子·饰邪》

作为正极代名的尧舜,常与负极之代名桀纣或盗跖相对并出,尤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