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卫平

 

摘   要：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直至今日无人撼动，被张岱誉为“古之记山水手”。然而，对柳宗元山水文学魅力的构成和主要元素，论及不多，也较为杂乱，妨碍了读者的欣赏。笔者以为，对柳宗元的山水文学的魅力的探寻，从“味”、“深”、“新”三个层面上品赏，更易于整体把握和深刻认识，更能走近柳宗元和他的山水文学。

关键词：柳宗元；永州八记；味；深；新

 

有趣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凡提及柳宗元时，人们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他的山水文学；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凡论及柳宗元的，无一不称道他的山水文学。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种现象出现的必然原因，一是，柳宗元的山水文学是他的创作中最具独创性和艺术性的部分，足以代表他无人能及的文学成就。二是，与别人的同类作品相比，柳子作品更符合了艺术的本质，也更符合读者的审美心理、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这足以确立他在文学史上绝对地位。三是，鲜明独特的地域色彩，只属于永州的山光水色，他人盗用不得。有了这样的理由，他的作品才能历经千年而魅力不衰。本文从趣味性、深刻性和创新性三个层面，对柳宗元山水文学的魅力元素作一番探寻，力求走近柳宗元，走近他的山水文学。

 

一

柳宗元的山水文学有味，至于“味”在那里？争论已久。仅从表现方法而言，历来存在着两大焦点：一是强调写实，一是首肯写意。各自持之有据，互不相让，因而出现了两种有影响的声音。

“写实说”论者认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的美来自描写的真实。如刘继源先生在《永州八记考释》[1]一文中，用大量详尽的、几乎无可辩驳的考证材料证明了“永州八记”描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龙震球老先生为证实山水文的真实性，更是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力图证明柳宗元山水文学是永州山水的真实再现[2]。精确的写实，真实的再现，确实成了柳宗元山水文学，特别是“八记”的重要特征。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八记”中对景点的分布、位置和特征的描写，准确得几乎达到按图索骥的程度。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距离，皆步量无误。还有一些景点的标志性的特征，时经千年，仍风貌依旧。如《钴鉧潭记》中写到的“有泉悬焉”，那口位处钴鉧潭之上的幽泉，至今还流水涓涓，“有声潨然”。《小石城山记》中的那“堡坞”的特征描摹：“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今日一试，如临摹复制一般。文末对同游者和所游时间的仔细记载，也表明了柳宗元对真实性的重视，故获得了“其文则史”之誉。另外，论者还认为，题材决定写作方法，山水游记的内容，决定了柳宗元无法回避地以描摹写实作为主要技法。还有人说，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许多地方借鉴了唐代山水画的技巧，“文中有画”的评价是最好的论据，而准确地描摹正是绘画基本要求。这些理由成为了“写实说”的支撑。

另一种声音则不同。他们认为柳宗元的山水文学是以写意为主。其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支撑这一观点理由也不少：一是认为描写中有许多重要的地方严重失真，如西山之“特立”，小丘之奇异，小石潭的全石之底，石涧的达于两涯之亘石等等，越是代表“永州八记”景物特点的地方，与真实相去越远，多为想象之词。写意最多的应该是《始得西山宴游记》、《小丘记》和有关“愚溪”的描写等篇。二是文中强烈的主观色彩。柳宗元所选的景物都与作者本人存在着某些惊人的相似，或是经历，或是处境，或是个性，或是品格，或是心态，或是精神，借景抒情的意图很明显。在《江雪》诗中，不仅独钓寒江之事绝无，“千山鸟飞绝，万经人踪灭”之景，也过于夸张、虚幻，与写实相去甚远。所以这样写，环境之严酷，有如自己的政治处境；渔翁之执著，恰似自己之品格，为典型的写意之作。三是作品中点睛部分的议论，抒情的意味太浓，委屈失意愤激之情的表露远远多于对景色的赞美。

显然，双方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彼此也都存在片面性。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似是而非，恰恰构成了柳宗元游记散文最大的特点，酝酿出经久不散的回味。客观地讲，柳宗元的山水文，既不是准确地描摹，也不是刻意地抒情，而是追求两者的高度融合。融合才使他的山水文产生隽永的韵味。客观真实的描摹，使抒情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合适的载体；明显的主观意图和强烈的个人情绪的参与，又使写景有了丰厚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同时也留给了读者以想象空间。至于神与形、意与境、文理与画理的结合手法，为描摹和写意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柳宗元的山水文学之味，既来自眼前笔笔小景的描写，也出自笔笔天外奇情的抒发。更多的不尽余味，则出自于两者融合后带给人的联想、启迪和顿悟。特别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的韵味，更是来自“实”与“意”的融合。即使没有到过永州、没有见过“八记”之景的人，也可以通过“八记”，与柳宗元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和沟通。从被遗忘的“小丘”中品尝出失意之味，从特立的“西山”上体会出傲岸之态。石城山的怀才不遇，小石潭的寂静凄冷，使人不仅可以感受柳宗元当时的心境，还能慢慢地咀嚼出读者自己的百味人生。所以，有人说，“八记”有多少个读者，就会有多少种感受；读了多少遍“八记”，就有多少回心得。这就是“八记”的魅力[3]，也是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趣味所在，是任何一味地“写实”或“写意”都难以达到的境界。

 

二

柳宗元山水文学具有一种理性的魅力，主要来自观念的突破、内涵的深刻。我们说，柳宗元山水文学的“深”，主要是蕴藏于柳宗元的山水文学中，显现出那条清晰的山水观念的发展轨迹，折射出理性光芒。他不但继承了传统的山水文学观，而且有了很大地发展和突破，从而把我国山水文学提高到一个从未有的层面，大大地提升山水文学的价值和品位，使同类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在我国文学史上，山水文学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但山水题材并不是最早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它与人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演变发展，逐步走向和谐。人们对山水的认识，是从道德层面开始的，经历了由内而外、由德而形的过程。由于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命题的影响，大大地推迟了中国人对山水本身的认识。山水最早是作为一种道德比附而不是以审美对象而走进人们的视野，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山水中所蕴涵的理性色彩，即山水所具有的犹如正人君子一样的品德——仁、德、义、智、勇、善化等等，而不是它的千姿百态的美的形式。当山水在《诗经》中显露时，并没有成为审美对象。《诗经》里的山水描写，即使是公认的写景名句，如《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样的经典景语，也只是时间推移和地点转换的形象标志，起到一种点缀映衬的作用。《楚辞》中的山水描写增多了，但更多的是作为人的生存的一种威胁、恐惧而存在，根本无美可言。一直到魏、晋，随着佛、道的兴盛，人们对山水的认识才有了变化，山水才真正地进入文学领域，被诗人普遍看好，形成了由内而外的审美。此时，与山水相关的玄言诗出现了，游仙诗问世了，山水诗大盛了，山水真正地走进了文学殿堂，成为了人们的审美主体。但这一切转变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完成的，经历过一个难分难舍的缠绵过程。山水诗开派大师谢灵运的诗，始终没有忘记和舍弃山水中的道德和哲学的蕴涵，“玄言的尾巴”足以说明传统观念的力量之大。山水有德，山水含理，几乎成了古代文人的共识，自然也成了中国山水文学的一个传统观念。这一传统观念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山水的内质，确立了山水与人的精神层面的密切关系，山水是道德的载体，也是道德形式的显现。这是一种深刻而智慧的认知，同时，也限制了山水文学的发展，山水本身的美常常被忽略得视而不见。柳宗元山水观明显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观念，他在许多山水文里，明显地存在着以山水比德显政的观念。如他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中，对周围的景色作了一番精彩的描绘之后，立即落到了德政的显现上。文末用了一大段的比附：“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作者突出了山水中的“仁”、“清”、“廉”等道德内涵。《零陵三亭记》中，柳宗元阐述的仍是山水与政治的关系。他说：“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显然，这是对传统山水观的继承。柳宗元的伟大处也表现在这里，他不但继承了传统观念，更敢于突破和发展。既能由外而内地认识山水深刻的内涵，又能由内而外审视山水的形式。完成了对山水从理性到感性、从内容到形式完整的认知和把握。

柳宗元山水文学的成功，既来自对传统山水观的继承和集成，更是一次发展和突破。首先，柳宗元对山水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对自然山水犹如朋友、知音，不分彼此，可平等对话，心灵相通。在许多山水作品中，很难分清，那是柳宗元，那是山与水，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清澈晶莹的愚溪之水，不只是显现柳宗元命运遭遇，更像一个同病相怜的好友，在柳宗元苦闷时，可作为玩笑嬉戏和解闷的对象，关系何等的融洽。当面对天造地设般的小石城山，那份情缘，那种心酸，那般理解，那声“以慰夫贤者而辱于此者”的感叹，包含了多少对知音的同情，岂只是对自己命运的哀怨。这一切新感受的获得主要来自于人与山水的平等关系。这种亲切、平等的感觉，在屈原的山水描写中找不到，在山水大师郦道元那里也难寻踪迹。在同时代的王维和李白那里也不多见。王维沉溺于山水之中，那是因为山水成了抚慰他心灵创伤的安慰使者；李白酷爱自然，他只是把山水作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抒发豪情的手段，缺少了柳宗元对山水的那种平等、那种亲切。

其次，柳宗元对山水的自然特征和美学特征由内而外地把握，突出表现在对“以画为文”的艺术理论的运用，自觉程度远远地超越了前人。柳宗元被古人誉为古代记山水手，当之无愧。无论是山之形，还是水之态，都能够捕捉到最美的动感，创造出最优美的意境。山水自然形状一经柳宗元之手后，就变得千姿百态，神采飞扬。如对小丘对岸的奇形异状的石姿的描写：“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块块常见的普普通通的石头，立即栩栩如生，有了生命的张力。一个小小的石潭，柳宗元稍加描绘点缀，便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林纾读后，惊叹不已，认为：“写景之文，即王维之以画入诗，亦不能肖……直体物到了极神化处。”还说：“文字不过百余字，直是一幅赵千里得意青绿山水也。”对此，柳宗元自己也颇为自负，自诩写景状物描摹山水，达到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境界。

再次，柳宗元的山水文学中自我特征鲜明，常常赋予了山水的灵魂和个性，尤其是“永州八记”中的山水。在寻常普通的山水中，处处可见柳宗元闪动的身影、特立的性格和不幸的命运。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那里是在写一座自然的山，分明是写自我，写知己。当柳宗元第一次看到西山时，他是那样的激动、兴奋和迫不及待，犹与神交已久的朋友突然相遇。因为西山具有自己一样的“特立”个性和“不与培塿为类”的品格。审视小石城山后，却发出“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的不平浩叹，因为小石城山有他一样的怀才不遇的遭遇。难怪茅坤感慨地说，柳宗元的小石城山，不过是“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所言极是。这里我们看到柳宗元的山水观念内涵延伸，山水不再是简单的显德、显政的工具，而是作者情感、个性的载体，更成了一个相互理解、交流和对话的知己。

读书要深思，只有深思，才能读出深意。读柳宗元山水文学更要深思，他那为众人一致肯定的“骚意”，大都隐含在文字的后面。苏轼对柳宗元“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文学风格的评判，正是有感于此而发的。

　　

三

柳宗元山水文学的魅力还来自持久性和超越性。岁月的裁决是严厉而无情的，只有精品才经得起时间的筛选，只有真正的美才能超越时空而历久弥新，既辉煌于过去也精彩于未来。柳宗元在他的山水文学中，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在流逝的时光中不但没有被尘封暗淡，反而愈加璀璨夺目，韵味隽永，不断给后人以启迪和思考。作品的永远常新，不仅显示出柳宗元的山水文学的魅力，也是一切艺术永恒的追求和梦想。

柳宗元的山水文学的创作，给了读者这样的启迪：生活中不缺乏美，美处处皆有，美就在普通平凡之中，缺少的只是美的发现和美的表现。柳宗元所写的山水游记中的诸多景点，皆为当地的寻常之景。即使是著名的“永州八记”，也并非名山大川，甚至平常得连本地人也知之甚少。如袁家渴、石渠、石涧、钴鉧潭、小石潭和小丘，在柳宗元之前无人一顾，都是经他发现命名后才为世人所知。可见，柳宗元就是在寻常普通的山水中发现了惊世之美。世人推崇的《小石潭记》中的小石潭，在永州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致，柳宗元不但发现了她的独特，而且把它写得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宛如一幅明净空灵的山水画。画中最有特色的清澈透明的潭水，作者先拟其声——“如鸣珮环”，水声清脆；再绘其色——“水尤清冽”，以鱼游水中如游空中作比，写其清澈明净，更是绝妙之笔；最后 “四面竹树环合”一笔描写，更映衬出潭水的碧绿澄清，如在目前。这就是一个美的发现和美的表现过程。也传达出柳宗元的山水美学理念：普通景物同样美丽，贵在巧妙组合。小石潭并不出奇的景色，如翠竹、清水、乱石、曲溪、游鱼之类寻常之物，一经柳子之手，就点之成金了。柳宗元山水文学之美，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又引起读者这样的思考：美不全是现成的，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参与，使其符合美的规律，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尊重自然、按美的规律改造自然，是创造自然美的又一重要途径，柳宗元山水文学中体现了这个原则。小丘的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小丘记》很具体地描述了美的创造过程：小丘原本是一块弃地，“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柳宗元买下后，加以整治，“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然后呈现出“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的美景。才以全新的面貌给人全新的美感：“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迴巧献技，以校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个由陋而美的整治过程，就是美的创造过程。“过而陋之”的农夫和渔父缺少的就是这个过程。“石涧”之美，也是在柳宗元“折竹扫陈叶，排腐木”之后，才充分展现出来。“石渠”之奇的凸现，同样经过了“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的人的参与。

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还告诉我们，美是有根的，离不开特有的物质载体。犹如贾宝玉须臾离不开他的“通灵宝玉”一样。没有永州的山水美景，决不会有柳宗元的山水美文。“柳宗元与山川两相遇，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奇，亦无亦发子厚之文。”茅坤之言，绝妙之至，深刻之极！一语道破根本所在：柳宗元山水美文之源为永州山水。永州之山不以雄伟险峻而以奇特秀美著称，那些形状奇异的山石，或如城墙城堡，或似牛羊熊罴，或列或跪，或立或仆，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凡有石的地方，便有在石缝里顽强生长的成片茂密的山竹、嘉木。山风吹来，偃仰起伏，摇曳生姿，韵味无穷，引起人们的不尽联想。永州之水不以奔腾咆哮而以清澈多态名世，黄溪之水、愚溪之水、石渠石涧之水，还有那潇湘之水，或澄清见底，或妩媚多姿，或流若织文，或响若操琴。登高远望，山水相依，青白相间，时现时隐，或明或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永州的山水还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九嶷山上舜帝南巡的足迹，潇湘水畔二妃泪滴的斑竹，绿天庵旁的翠绿芭蕉，濂溪水边的玄奥月岩，又给这方山水添了几分凝重、几分神奇。这些大自然的恩赐，历史的馈赠，已沉淀成永州独特的旅游资源。当年成就了柳宗元，今天更应成为明天美丽的坚实依托。山还在，水依旧，意未了。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一次次地启示着我们：永州山水之美不只是“八记”，而是更多；不只是属于了过去，也必将属于未来。

总之，柳宗元山水文学具有趣味性、深刻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其魅力是由文中的味、深、新几种艺术元素交融而产生的。“味”，教会了我们去品尝山水文学的丰富内涵，追求一种恬淡、宁静的心境；“深”，引导我们去寻找美的理念和美的规律，提升美的鉴赏水平；“新”，启迪我们走进自然，去发掘美、表现美和创造美，成为真正的美的拥有者。

 

 

参考文献

[1]蔡自新.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P71.

[2] 龙震球.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J]. 零陵师专学报.1981.(2)P108.

[3]杨金砖.柳宗元研究[J].2005(1).P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