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叛逆的柳宗元

郭新庆

柳州奥古，动罹摈落。这是请代田山畺（jiāng）评说唐宋八大家说的一句话。这里的奥古，不是溺古﹑钻故纸堆；也不是循规蹈矩，食古不化；而是博古，博大精深，通晓古今；是博彩众家之长以寓其理。这是柳宗元独特的人生和经历所注就的。柳宗元在永州十年，穷经皓首，舍命读“百家书”，他在古典文献上所下的功夫是常人无法做到的。柳宗元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这不是出于一己之私，一时之怨，而是究理所出，源道而发。柳宗元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其慧眼所到之处，直刺时弊，散发出惊世耀眼的光彩。翻开《柳记》，随处都能扑捉到他忘我追寻的身影。

议辩经典

古时书籍经典，多要靠人手书传流。历经时事变迁，许多都亡佚了。自古文人就有托古续伪的习好，因大多是借貂絮裘，同一书典，因兴趣取向不同，揀书摘抄后会各不相同。而要辨识这些经典的真伪，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慧眼是很难做到的。

唐王朝自称是老子后人，推崇道教。《新唐书•艺文志》有注说：“天宝元年（公元７４２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桑子》为《洞灵真经》。”天子诏书尊奉，士人学子无不风靡。而柳宗元却反其势，作《辩列子》﹑《辩文子》﹑《辩亢仓子》和《辩鶡冠子》进行议辩，说它们都是后人伪托和窜乱附益之作。《辩列子》开篇说：“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言郑国，皆曰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以此观之，柳宗元当时看到的《列子》应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定的本子，今本《列子》可能是晋人作品。刘向说列子是郑穆公时人，而这在孔子之前有好几百年，《列子》说的子产﹑邓析，则大致与孔子同时，前人说后人的事，时间上显然抵啎不合。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因采众家之言，《列子》语温纯，尤质厚。《列子》有些小故事，寓言中有深意，如《汤问篇•愚公移山》。为此，柳宗元称道说：“虽不概于（不关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dài及，到）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所谓“遁世无闷”，是说甘心隐居而不感到苦闷，言行不被世人称许也不烦脑，这与柳宗元的心境相合。柳宗元最后告诫读书人说：“古之多异术（怪异的学问）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文子，是老子的弟子，本名辛姸，字文子。《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文子》九篇，为汉人依托之作。其书杂取儒﹑墨﹑名﹑法诸家语，以解《道德经》。柳宗元在《辩文子》称其为“驳（杂乱）书”。说：“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管（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指高处貌）而出其类。其意绪（思想脉络）文辞，叉牙（（参差交错）相抵而不合。”《亢桑子》也称《亢仓子》。亢仓子，《庄子》里的寓言人物，其书久已散失。唐时襄阳处士（没做官的读书人）王士元，杂取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编成《亢仓子》，献给朝廷。柳宗元作《辩亢仓子》说是伪书。鶡（hé古书上说的一种善斗的鸟）冠子是春秋时的楚人，他隐居深山，以鶡羽为冠，故自谓其号。《鶡冠子》叙说《道德经》，兼杂刑名阴阳之说。汉代贾谊作《鵩（fú猫头鹰）鸟赋》，其辞嘉美，“学者以为尽出《鶡冠子》。余（柳宗元）往来京师，求《鶡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韩愈有《读鶡冠子》文，可识不及柳。柳宗元读书考据经典真伪，绝不盲从，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见疑多问，举一反三，是古来读书之道。柳宗元不畏圣贤成理，敢为人先，所读之书，总能说出些别人未曾想过或不敢想的东西来。唐代之前，儒者称《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这已是定说，可柳宗元以为“未然”（不一定是这样），于是作《论语辩二篇》非之。曾参是孔子最小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参之死，《论语》有记载，这离孔子在世已经很远了，此时孔子其他弟子根本没有活着的。古时书载弟子必以字相称，《论语》“独曾子”。为此，柳宗元判定：“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篇尾又说：“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最终）成其书者，曾子之徒也。”柳宗元在下篇，载《尚书》文数段，辩《论语》大意，说“孔子常常讽道之辞”。明代茅坤说：“此等辩析，千年以来罕见者。”鬼谷子，战国时纵横家之祖，传说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因其隐居在颖川阳城的鬼谷，自号鬼谷先生，世称鬼谷子。《史记•苏秦传》索隐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看来汉代就对鬼谷是否有其人存疑。柳宗元《辩鬼谷子》说：“《鬼谷子》后出，而险戾峭薄（刻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为之慨叹道：“呜呼，其为好术（耍权术）也过（分）矣！”看来柳宗元并不欣赏鬼谷子其人。《辩晏子春秋》是儒墨之辩，凭柳宗元的学识，隐者尽现，明察秋毫。晏子，春秋齐国大夫，本名晏婴。《史记》有传，《汉书》称其人，列于儒家。而汉代刘向和后来都有人把晏子归于墨家。柳宗元认为《晏子春秋》是墨子之徒齐人者所作。他说：“墨好俭（节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这是说，墨子之徒想靠编写《晏子春秋》来提高和增加墨家的影响。柳宗元进而说：“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这是判定晏子不是墨者，而是撰写此书的信奉墨家学说。没有对儒墨洞若观火的功底怎敢出此狂言。

眼高敢论天

史上敢言事论辩出名者，当属汉文帝时的贾谊和随后的司马迁。贾谊少有文名，被荐官后，因上疏言时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鵩鸟赋》就是他在长沙时作的。贾谊存世的政论有《陈政事疏》和《过秦论》。可惜正当意气风发之时，三十三岁就死了。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班固说他：“是非颇繆（miù乖错）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可与他们相比，柳宗元应是史上第一大胆论辩者。他非圣，反经，指斥时弊，作《天说》，反天命；作《蜡说》﹑《贞符》反封禅和迷信欺民；作《桐叶封弟辩》说宦祸警世；作《封建论》反藩镇弊政；他还直诋（批评）周﹑孔，作《非国语》。在专制的君王社会，敢昌言如此，掘刨统治者的命根子，柳宗元是第一人。翻阅《柳集》，论辩之文丰富多彩，读后静思，总留给人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天爵论》很耐人寻味，又相当令人费解。所谓爵，其本意是指上古一种三足两柱﹑仿雀形的酒具，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后来用之作礼器。《礼记•礼器》篇说：“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爵为至尊之物，天子分封诸侯时以爵赏赐诸侯。爵又成了一种身分地位的象征，即权势﹑官位﹑等级。戴圣《礼记•五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候﹑伯﹑子﹑男凡五等。” 《韩非子•五蠹》说：“官爵可买，则商贾不卑矣。”由此看来，买卖官爵战国时已相当盛行。这就有了天爵说，最早见于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上》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这显然是出入封建礼教之說，所谓仁义忠信，都是为配合公卿大夫立名而生出的。封建礼教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为道德根本。《礼乐记》疏说：“道达人情以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之行，谓依金﹑木﹑水﹑火﹑土之性也。”把道德五常说是自然之性，这是天爵说依据的本源。其实为官者很虚伪，不过是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外衣为己遮羞罢了。他们为人爵（也就是官爵）修天爵，讲仁义忠信；“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仁义忠信也就不见了。孟子时都如此，后来的官场就更难想象了。对“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柳宗元认为“未之尽也”（不尽然），为此作《天爵论》辩之。柳宗元说：“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秋冬夏也。”这好象与孟子道德自然说并不相背。可柳宗元强调的是“道德与五常，存乎人者”；“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名与志而已矣”。这是说天爵不在乎仁义忠信，而在于明与志。柳宗元用他的天道自然观解释说：刚健之气为志，纯粹之气为明。所说不甚明了，但说人生之志和明道之意显见。柳宗元认为：仁义忠信非明不能鉴（察看），非志不能取。他要“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以备四美（指仁义忠信）而富道德”。这样“明以鉴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质，充之而弥（mí遍，满）六合（指天地四方），播之而奋百代，圣贤之事也。”孟子时，有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便是尧了）。”而柳宗元却说：“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人，则仲尼矣。”这是说孔子去掉之志之明，就是一庸夫；而把这些授之庸人，庸人就变成了圣人。这样非圣侮贤的话，翻遍史书也觅不见。明者无畏，因他说的都是最直白的大实话。晚唐诗人李浑《题官舍》诗云：“箪瓢（dān喻生活简朴）贫守道，书剑病忘机。”古来安贫守道者寡，《左传》有孔子“守道不如守官”语，柳宗元作《守道论》辩之。柳宗元认为：“守道不如守官，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他信奉《礼记》：“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坚守为官以道，非道不为，这在当时官场是很难做到的。

说《周易》卜卦

现今评说古贤书，很少有人说及《易经》卜卦；就是古时有名的文章家也少见谈及于此。《易经》是没有文字的时代，远古人留下的东西。远古人用长短草棍摆出不同的形状，用来表达对周围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看法。古人善卜，凡事，尤其是国之大事，必用之卜测。这是人类早期一个很独特年代。上古人的这些作法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传承着。而当时人所思﹑所想，及其真实的内涵，今人已无法考证和认知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也称《周易》，简之谓《易》，是后人附会的。这里有许多哲学道理，反映古人对天地自然人生的认识。古人好古非今，说“观物取象”伏羲始作八卦；也有说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连司马迁都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其实这些都非一人一时之作。而后世的术士，用《易经》为人占卜吉凶，谈天说命，云里雾罩，神奇诡秘，大都是骗钱敛财之人。凡事神秘化，就蒙人了。卜卦要是能算出命运来，历史就不存在了。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是《柳集》唯一一篇说《周易》的文字。此事起于董生与刘禹锡论说《易经》的事。董生名挺，此时他以荆部从事退居朗州，与贬官来此地的刘禹锡相遇。《刘梦得集》有《与董生言易》和《辩易九六论》两篇，《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应是柳宗元看过后这两篇文章后写给刘禹锡的回信。当时，唐人解读《易经》，韩康伯的《注》和孔颖达的《正义》颇有影响。而董生道听途说，“论《周易》九六义，取老而变，以为毕中和（人名）承一行僧得此说，异孔颖达疏，而以为新奇。”柳宗元笑毕中和﹑董生浮浅不学，连“一行僧承韩氏﹑孔氏说”都不知道，随口乱说，把旧说当“新奇”，“不亦可笑矣哉”！柳宗元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此语真千古名言。以史为镜，当今社会，此风此人远盛于古人。刘禹锡信董生之说，用史事卜卦演《易》。柳宗元不避朋友之讳，直言说：“观足下出入筮数（以蓍（shī）草占卜演算），考校左氏（《左传》），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过）者也。然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谨之勿遽（jù匆忙，急）。”刘禹锡为柳宗元编《柳集》，此文“依原形存置，此外不另增益一字。”对此章士钊感慨说：“吾揣此类辩论，意见可能时时有变，子厚殁（mò死）后，梦得犹残存二十年以上，其间意趣波荡，何止百千，而梦得一语不曾涉及，凡己见之不足处，从不稍加補缀（zhuì装饰）。可见梦得将友情视为无上，而理论之是非曲直，统压抑在下，此道义之高，至于何等？岂吾侪（chái同辈，同类的人）悻悻（xìng怨恨愤怒的样子）小夫所能窥测者哉？掷笔三叹，情怀何已？”《柳记》注家号五百人，从未见到对此略有阐发。《易经》用之悟天地人生可也，可用它来就实说事，卜算测数，就太浑然难明了，只能信者自言。而把《易经》用于占卦卜筮，那是旁门邪道。《刘禹锡集》有一篇《绝编生墓表》，记一叫顾彖（tuàn）的人，终生以卜卦为生。十五岁“授《易》于师，积六十三年于兹，未尝一日不吟乎《系》﹑《象》。” 顾彖言以明卜筮之为伪讬以惑众博衣食，术士诞妄无赖，信者愚昧受欺，可他自己最后也没能因善卜而逃过饥寒困顿而死的命运。刘禹锡作此文，是否用来破解前此的迷惑，已不得而知了。

昏而无邪 颓而不息

柳宗元的《箕子碑》是一篇很独特的碑文,写作年代不可考,但从字里行间看,写于贬谪期间无疑。碑文借古喻今,以抒胸志,隐晦而巧妙地表达了宁折不屈,誓死抗争的性格。文中“昏而无邪,颓而不息”一语,是说受困时,表面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看似柔弱却自强不息。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箕子名胥馀,纣王的诸父,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故称箕子。古时候对同宗族伯叔辈称诸父。天子对同姓诸候, 诸候对同姓大夫也这样称谓。纣王暴虐,习为淫佚, 箕子劝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 被纣王囚禁。周武王灭商后,迎箕子归镐京。《尚书》有一篇《洪范》的文章,旧说相传为箕子所作,记述他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一些话。比干,纣王的叔父,因屢次强谏纣王,被剖心而死。微子,名启, 纣王的庶兄,封地在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商代将灭时,数谏纣王不听,遂出走，周武王灭商时,向周乞降，后来周公旦攻灭武庚后封他于宋， 微子就成了周代宋国的始祖。

殷代三仁,柳宗元崇箕子,三仁对君王的臣子之道和结局,柳宗元也独赏箕子。他说比干,“进死以并命”,“无益吾祀”。 祀,祭祀。《左传﹒文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后以祀指代国家。柳宗元认为, 比干这种无益国家的作法不值得仿效。而微子“委身以存祀”,“与亡吾国”。这是在谴责他。 箕子与他们二人不同。他“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颓而不息。”这种把韬略和心志藏起来,忍受耻辱做囚奴,在恶劣的环境里保持清醒的头脑,虽衰败仍抗争不息的为人操守,正是柳宗元的自己的人生写照。箕子在周武王释其之囚,跑到朝鲜封地,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而柳宗元后来到柳州,也正是以他“利安元元为务”的人生理念“化及民”于柳州百姓的。

柳宗元隐隐以箕子自喻,其实是希冀能展示自己的人生抱负。但历史没能给他这样的机会。宋代人谢枋得对此碑评价极高,其说曰“此等文章,天地间有数,不可多见,惟杜牧诗一首似之。题《项羽乌江庙》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这些期盼留给后人的只能是慨叹。历史往往总是以悲剧的面孔给人看，柳宗元也只能用悲怆的形貌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