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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与教化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四） 加入时间：2013/6/18 9:21:00 admin 点击：1330 |
做人与教化 冯友兰 说到“做人”我们可以说，“做人”并不是可以教底，至少并不是可以专靠教底。一个人所处底社会，对于他的品格，有决定底影响。这种影响我们称之为“化”。一个人的“做人”，不靠“教”而靠“化”，至少可以说，不大靠“教”而大靠“化”。 家亦是小社会，一家有一家的风尚，即所谓家风是也。一个人可为其家风所化。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人在“家”里生活，所以其家风对之有很大底影响。但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人离开了他的家，所以所谓家风者，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对于人的影响，是小得多了。学校亦是一小社会，所以一个学校，亦有其风尚，即所谓校风是也。一个学生的动作言谈，都是受他的学校的校风影响。往往我们不必看见一个学生所带底徽章，而即知其是那一个学校的学生，或那一类学校的学生。他的校徽，实在上已印在他的脸上了。就这一方面说，工厂化底学校对于学生的“做人”，并非无所帮助，至少可以说，并非不能有所帮助。不过我们要特别提明者，即一个人的“做人”，并不是他的学校所能完全负责底。因为学校不过是一小社会，在它之外，而又有超乎他之上，还有社会。社会对于人底影响，是更大底。 什么叫“做人”，现在好用这个名词底人，并未说清楚。照这个名词的最高底意义说，做人是说人必须有一种道德底品格，可以使他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以使他能“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弗为”；可以使他“可以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可以使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孟子所谓“大丈夫”者。我们可以说，能这样“做人”底人，并不是工厂化底学校，所能养成底。因为这种道德底品格，并不是可以“教”成底。这种性格的养成，不靠“教”，而靠“化”。 或者说，这正是底呀，所以“人师”是重要底呀。所谓人师者，即自己有这种品格，可以以之感化学生者。工厂化的学校，既不以这种人师为中心，当然学生亦不能“做人”，不知“做人”了。 我们可以说：如果有一种“人师”，这种人师，决不只是“师”。专在工厂化底学校里教功课底人，固然不能“教”出能这样“做人”底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专门当教书匠底人，亦不能“教”出这样“做人”底人。 人的品格是不可见底，只于其人的行为中见之。若一个人压根没有遇见过了不得底富贵，了不得底贫贱，了不得底威武，我们不能知其必是不可淫，不可移，不可屈。固然一个人如真已遇见威武而不屈，我们可以推知其亦必见富贵而不淫，见贫贱而不移，但若他压根什么都没有遇到，我们即不能知其是否有此种道德品格。若一人没有机会使其品格现于行为，即不能“化”人，即不能成为“人师”，所以“人师”决不只是师，因为是师者，只坐在书房里，坐在讲堂上，能令其表现其品格之机会，绝无仅有也。 孔子为鲁司寇，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于诸侯，及以后，程朱陆王等，都是一时底政治底社会底领袖。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底出入进退，以及辞受取予都是可以表现他们的道德品格底行为。他们所以能“化”人者是他们的这些行为，并不是他们的“语录”。不然，何以于他们的死后，流风馀韵完了，语录即只成空文了呢？要如果他们只是师，他们又何能有机会，有这些行为，又何能以这些行为化人呢？ 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若自以为是富贵不能淫别人或以为他不淫是因为他没有见过什么富贵。他若自以为是贫贱不能移，别人或以为他不移是虽欲移而不可少得。但在旧日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还可以“赶科应举”。他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于是乎“平地一声雷”，飞黄腾达，成为政治上社会上底领袖，尚有机会表现他的品格。但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因细密分工的结果，在学校当“师”底，恐怕以终身为师者居多。威尔逊以教授而被选为美国总统，乃系不常有底事。大多数底教员，所能表现底道德行为，不过是按时上课，不请假，按时领薪，不预支，等类而已。他不能有什么奇节异行，使人可泣可歌。他不能有机会以行为表现他的道德品格。他对学生固然可以讲些圣经贤传上底格言，讲些古圣先贤的行为，但这些都是“教”；而人的道德底品格，并不是可以教成底，所以说“声色之化民末也”。 孔子是一个抱负很大底人，在“畏于匡”的时候他说：“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这是很大底口气。但“季康子问盗”，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并不说：“等我的教育办好了，盗贼自然就没有了。”孔子所以不如此说，大概亦是以为“移易风俗”，并不专靠“教”所能成功底。 贾谊《鸟赋》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我们可以套他的这几句说：社会是炉，社会上底领袖们是工；他们的行为是炭，而群众是铜。个人进了社会，大概都为社会所镕化。历史上固然亦有许多反抗社会底活动，但这些活动，确切地说，实则是社会里一种社会反对另一社会底活动。因此在反对一方面底人，亦是被一种社会所镕化，一种社会所鼓动。如汉之党锢，明之东林及我们亲眼所见底许多革命党，它们自身亦是一种社会，他们的领袖，领导他们的群众，他们的群众，拥护他们的领袖，如是互相激励，所以能有一种行动。至于一两个人特立独行，举世非之而不悔底人，大概是绝无仅有底。伯夷叔齐，可以说是特立独行底，然而他们也得了太公的一句话，说：“此义士也。”这一句话自然也予了他们以很大底鼓励。 或可说：上边所说底情形，在近代社会中，恐怕是少有底了。因为在近代底社会中，人已发现了“自我”，他有他的自己，他有他的判断，恐怕不是容易受社会上底偶像所影响底。关于这一点，我们说：所谓人的“自我”，即是其所处底社会所造成底。所谓他自己的判断，亦是他所处底社会所形成底。民初人的见解，以为人可以离开社会而凭空底有了个独立底“自己”，正如孙悟空自以为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而实在是还在他的掌心里。一时代有一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即是一时代在精神方面底风尚，人不知不觉地随着他走着。就其不知不觉说，这所谓精神及风尚，即是偶像，领导这些精神底人，即是偶像中的偶像。 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人更易受所谓风尚的支配。因为交通的方便，所谓“宣传”，更容易达到人人的心中，使人互相刺激。此人见彼人若何而若何，彼人见此人若何而更若何。如在街上，此人见彼人跑而亦跑，彼人见此人跑而跑得很快。一时之间，可以使满街人都跑。此即是互相刺激，所谓群众心理，即是如此构成底。这些都不是“教”，这些都是“化”。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化”的力量比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大得多。所以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群众运动可以很多，而且规模也可以很大。 （冯友兰：《新事论》，《民国丛书》第五编第14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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