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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第一编（节选）（五）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四） 加入时间：2013/6/18 9:20:00 admin 点击：1457 |
中国文化史·第一编（节选） 柳诒徵
第十二章夏之文化 夏后氏十四世、十七君，传祚四百数十年。 《史记·三代世表》：“从禹至桀十七世。” 《通鉴外纪》注：“夏十七君，十四世，通羿、浞四百三十二年。” 以进化之律论之，夏之社会，必已大进于唐、虞之时，然夏之历史多不可考，孔子尝屡言之。 《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太史公著《史记》，于当时所传夏代之书，亦多疑词。 《夏本纪》：“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 《大宛列传》：“太史公曰：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今所传《虞书》、《夏书》，自《禹贡》以上，皆述唐、虞时事。其专述夏事者，惟三篇： 《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后仅存《甘誓》一篇，其文献之不足征，更甚于孔子、史公之时。故欲云夏之文化，无非凿空傅会而已。虽然，孔子能言夏礼，墨子多用夏政。 《淮南子·要略》：“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 箕子尝陈《鸿范》，魏绛实见《夏训》。 《左传》：“魏绛曰：《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 《孝经》本于夏法， 章炳麟有《孝经本夏法说》。 《汉志》亦载《夏龟》， 《汉书·艺文志》：“《夏龟》，二十六卷。” 《七月》、《公刘》之诗，多述夏代社会礼俗，可与《夏小正》参证。《小戴记》、《王制》、《内则》、《祭法》、《祭义》、《明堂位》诸篇，凡言三代典制者，往往举夏后氏之制为首。是夏之文献虽荒落，然亦未尝不可征考其万一也。 夏之社会，农业之社会也。观《夏小正》及《豳风》，皆以农时为主，而附载其他事业。知其时所最重者，惟农事矣。当时田制有公私之分。 《夏小正》：“正月初服于公田。”《传》：“古有公田焉者，言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 公私之田，一家种若干亩不可考，或谓一夫授田五十亩。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贡。”赵岐注：“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 顾炎武《日知录》：“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故《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画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盖三代班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夏时土旷人稀，故其亩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亩渐小。以夏之一亩为二亩。其名殊而实一矣。” 其名地，方十里为成， 《左传》：“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注》：“方十里为成。” 方八里为甸。 《诗·信南山》：“维禹甸之。”《郑笺》：“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车一乘。” 其典农者曰田馂， 《诗·豳风》：“田馂至喜。”《传》：“田馂，田大夫也。” 其居民多茅屋、土壁、荜户， 《诗·豳风》：“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毛传》：“向北，出牖也。墐，涂也。庶人荜户。” 缘屋种桑，男治田而女治蚕， 《诗·豳风》：“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毛传》：“微行，墙下径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农隙则田夫射猎以肄武。 《诗·豳风》：“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纵，献豜于公。 事皆先公而后私，其民风之淳朴，颇足多焉。 夏之教育，有序，有校。 《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 《孟子》：“夏曰校。” 乡校一曰公堂。 《诗·豳风》：“跻彼公堂。”《毛传》：“公堂，学校也。” 国学则曰学。 《夏小正》：“二月丁亥，万用入学。”《传》：“入学也者，大学也。 入学以春仲吉日，行礼则舞干戚。 《夏小正传》：“丁亥者，吉日也。万也者，干戚舞也。” 国之老者，亦养于学。 《王制》：“夏后氏以飨礼。”“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 又“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 乡人则于十月跻公堂，行饮酒之礼。 《诗·豳风》：“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而国学特重教射焉。 《孟子》：“序者，射也。” 孔子称夏禹卑宫室，而启有钧台。 《左传》：“夏启有钧台之享。”(昭四年) 世又传启有璇台，桀有倾宫、瑶台。 《竹书纪年》：“帝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大享诸侯于璇台。”又“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 其宫室之崇卑，殆亦随时不同。《考工记》载夏世室之制， 《考工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假定其时六尺为步，其尺之长略等于周尺，则其世室之修，不过今尺六丈有奇，广亦不过八丈有奇，而其中之室深不过二丈，宽亦不过二丈有奇，其制度之褊隘可想。《记》不言其屋高若干，以其深广度之，亦必不能过高。此孔子所以谓其“卑宫室”欤? 夏之器用颇简陋，观《公刘》之诗可见。 《诗·公刘》：“乃裹糇粮，于橐于囊，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执豕于牢，酌之用匏。”“涉渭为乱。”“取厉取锻。” 《礼记》述其礼器，有山罍、鸡彝、龙勺、龙簨等。 《明堂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夏后氏以鸡彝。”“夏后氏以龙勺。”“夏后氏之龙簨。” 则宗庙器具，亦有雕刻为鸡、龙等形者。惟其时色尚黑， 《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 虽有雕刻，度必墨色而无华彩。此亦风尚质朴之征也。《考工记》称夏代尚匠。 《考工记》：“夏后氏尚匠。” 盖专重治水土、兴沟洫之事，而宫室器用则弗求其美备欤? 夏代官制散见群书，其大数盖亦百人。 《明堂位》：“夏后氏官百。”《郑注》：昏义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盖谓夏时也。夏后氏官百二十。” 执政之官，初为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郑注》：大传夏书云：“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马、作士、共工也。” 后改为五官。 《礼书通故》：“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即虞后稷所掌；三曰祀，即虞秩宗所掌；四曰司空，五曰司徒，皆与虞官名同；六曰司寇，即虞之士；七曰宾，《郑注》云：若周大行人，是为司寇之属；八曰师，其司马也（按此则夏之六卿，当为后稷、秩宗、司空、司徒、司寇、司马。与郑注《大传》说不同）。夏自不窋失官后，后稷废，兵刑分。其制以秩宗、司徒、司空、司寇、司马为五官。” 其司空、司徒、司马，又号三公。 《尚书大传》：“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月令正义》曰：“书传三公领三卿，此夏制也。” 此外有遒人， 《左传》：“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襄四年）。” 有羲和， 《史记·夏本纪》：“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有太史， 《淮南子·泛论训》：“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 及车正， 《通典》：“夏后氏俾车正奚仲建旗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 乐正， 《左传》：“乐正后夔生伯封，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昭二十八年) 虞人，啬人等官。 《夏小正》：“十一月，啬人不从。”“十二月，虞人入梁。” 其诸侯之长曰九牧，侯国之官有牧正、庖正。 《左传》：“少康为仍牧正，又为虞庖正。”(哀元年) 皆可推见夏之制度焉。 洪水以前，虽有史官，而其著作之文罕传于后，今所传之虞夏书皆夏史官所纪载也。《皋陶谟》一篇或谓伯夷所作。 孙星衍曰：“史公云：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经文无伯夷者。《大戴礼·诰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似解‘幽明庶绩咸熙’。是伯夷为虞史官。史迁以‘皋陶方祗厥叙’，及‘夔曰戛击鸣球’，至‘庶尹允谐’，为史臣叙事之文，则即伯夷所述语也。”按《尧典》至舜死，《皋陶谟》在《尧典》后，当皆夏时所撰。是伯夷为虞史，亦即夏史也。 故论吾国史家义法，当始于夏。夏之史官，世掌图法。 《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 不知其图若何。世传伊尹见汤，言九品图画。 《史记·殷本纪》：“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刘向《别录》曰：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 关龙逢引《皇图》。 《尚书·帝命验》：“夏桀无道，杀关龙逄，绝灭《皇图》，坏乱历纪。”郑玄曰：“天之图形，龙逄引以谏桀也。” 疑当时史策，往往绘画古代帝皇之事，以昭监戒。史官所掌之外，学士大夫亦多习之。正不独九鼎之图画物象也。 《左传》：“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宣三年) 金石文字，传世最久者，莫如夏鼎。而其鼎没于泗水，秦始皇使千人求之不得，后世亦无发见之者，可异也。 《周季编略》：“周显王三十三年，九鼎没于泗水。” 《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后世所传《岣嵝碑》， 韩愈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琱戈钩带， 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有夏琱戈及钩带。” 及禹篆， 《淳化阁帖》有夏禹篆书十二字，释者谓止“出、令、聂、子、星、记、齐、其、尚”九字。 皆伪作，不可信。《山西通志》载夏货甚多，盖亦《通志》所称尧泉、舜币之类耳。 第十三章忠孝之兴 唐、虞以降，国家统一，政治组织，渐臻完备。于是立国行政，始有确定之方针。其方针大抵因时势之需要而定，救弊补偏，必有所尚。时移势异，偏弊不同，则所尚亦因之而异。其时无所谓政纲政策，故但名之曰道、曰尚。虞、夏、商、周所尚之道，详于《表记》： 《表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又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又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又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又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 据此，是一代有一代所尚之道，其道各有所敝。而夏道近于虞，故虞、夏往往连言。后世遂只称夏、商、周三教，而不称虞。 《说苑·修文篇》：“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 《白虎通义》：“王者设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教改易自夏后氏始。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 董仲舒《对策》曰：“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夏、商、周三代，绵亘二千年，其政教风俗之变迁多矣。近世混而言之，不复加以区别。不知周、汉之人论三代史事，研究其性质，则立国行政之方针，固各有其截然不同者在。而其利弊得失，亦直言之而不为讳，足知昔人之论史，初非一意崇奉古人，不敢一议其失也。商、周之事以俟后论，兹先言虞、夏所尚之道。 夏道尚忠，本于虞。以孔子所言味之，如： “忠利之教”，“忠而不犯”，“近人而忠”。 则言君主及官吏之忠于民者二，而言官吏忠于君主者一。 《孔疏》：“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以忠恕养于民，是忠焉也。”此二者，皆指君主官吏尽忠于民而言。“忠利之教”当以《左传》“上思利民，忠也”(桓六年)及《孟子》“教人以善谓之忠”二义解之。 《孔疏》：“忠而不犯者，尽心于君，是其忠也。无违政教，是不犯也。”此则为官吏对君上之忠。 足见夏时所尚之忠，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更非专指见危授命。第谓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人人求利于人而不自恤其私，则牺牲主义、劳动主义、互助主义悉赅括于其中，而国家社会之幸福，自由此而烝烝日进矣。 夏书不尽传，故夏道之证不多。周时专倡夏道者，墨子也。观墨子所称道，即可以推知夏道。 《庄子·天下篇》：“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 大抵尚同、兼爱、节用、节葬之义，多由夏道而引申之。凡所谓圣王之法，疑皆夏时之法（以《孝经》先王之王为禹例之可见）。 《墨子·节用篇上》：“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节用篇中》：“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之衣，轻且暖；夏服绤之衣，轻且清，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节葬篇下》：“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孙诒让曰：《宋书·礼志》引《尸子》禹治水为丧法。《墨子》所述或即夏法与），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 其忠于民以实利为止，不以浮侈为利。外以塞消耗之源，内以节嗜欲之过。于是薄于为己者，乃相率勇于为人，勤勤恳恳，至死不倦。 《节葬篇下》：“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 此牺牲之真精神，亦即尚忠之确证也。夫人至不恋权位，不恤子孙，并一己之生命，亦愿尽献于国民而无所惜，垂死犹欲教化远方异种之人，其教忠之法何如乎?后儒不知忠之古谊，以臣民效命于元首为忠，于是盗贼豺虎，但据高位，即可贼民病国，而无所忌惮；而为其下者，亦相率为欺诈叛乱之行，侈陈忠义而忠义之效泯焉不可一睹。岂非学者不明古史，不通古谊之过哉! 夏道尚忠，复尚孝。章炳麟《孝经本夏法说》详言之： 章炳麟《孝经·本夏法说》：《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释文》引郑氏说云：禹，三王先者。斯义最宏远，无证明者。山阳丁晏稍理其说，犹未昭皙。予以郑氏综撮全经，知其皆述禹道，故以先王属禹，非凭臆言之也。禹书不存，当以《墨子》为说。墨子兼爱，孟轲以为无父。然非其本。《艺文志》序墨家者流云：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孝经·三才章》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博爱，即兼爱。《天子章》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疏引魏真克说，以为博爱。此即兼爱明矣。其征一也。《感应章》曰：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言有兄也。《援神契》释以尊事三老，兄事五更。《白虎通·德论》曰：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为人子弟。《艺文志》序墨家曰：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此又墨家所述禹道，与《孝经》同。其征二也。《艺文志》序墨家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孝经·圣治章》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是道相合。又《祭法》曰：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此则明堂宗祝，虞以上祀异姓有德者，其以父配天，实自夏始。宗禹者启也，若禹即宗鲧矣。然则严父大孝，创制者禹。其征三也。及夫墨家之蔽，不别亲疏，《节葬》所说与《丧亲章》义绝相反，要之同源异流，其本于禹道一也。其在《墨子》外者，《左氏传》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异义》引《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是殷、周无万国，独夏有此。《孝经·孝治章》曰：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此先王不指禹言）。自非夏法，何有万国之数?其征一也。《周礼》五刑各五百，为二千五百章。《曲礼》曰：刑不上大夫。《正义》引张逸曰：谓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书·吕刑》序曰：吕命穆王训夏赎刑，其书言五刑之属三千。是则条律之数，夏、周有殊。《孝经·五刑章》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非夏法则不得此数。其征二也。故以《墨子》明大义，以《书》、《礼》、《春秋》辨其典章，则《孝经》皆取夏法，先王为禹，灼然明矣。 考“孝”字始见于《虞书》。 《尧典》：“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 而契之教孝，则在禹平洪水以后。虞、夏同道，故谓先王为禹，非凿空之谈也。章氏仅明《孝经》为夏法，而未言孝之关系。愚按古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姓多从母。自禹锡姓，而父子之伦以正。娶妻不娶同姓，而夫妇之伦以正。自秦以降，虽多以氏为姓，而男系相承，弈世不改。种族之繁，即由于最初之别姓。非若东西各国近亲为婚，漫无区别。此夏道之有关吾国历代之文明者一也。近世研究社会学者，谓社会之进化，当由宗法而进于军国。吾国数千年皆在宗法社会中，故进步迟滞。不知吾国进化，实由古昔圣哲提倡孝道。孝之为义，初不限于经营家族。如 《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祭义》曰：“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 皆非仅以顺从亲意为孝。举凡增进人格，改良世风，研求政治，保卫国土之义，无不赅于孝道。即以禹之殚心治水，干父之蛊为例，知禹惟孝其父，乃能尽力于社会国家之事。其劳身焦思不避艰险，日与洪水猛兽奋斗，务出斯民于窟穴者，纯孝之精诚所致也。军国之义已非今世所尚，即以此为言，亦非夏道所病。观《甘誓》之赏于祖。 《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知战陈之勇，正为孝子所嘉。后世务为狭义之孝者，不可以咎古人。而礼俗相沿，人重伦纪，以家庭之肫笃，而产生巨人长德，效用于社会国家者，不可胜纪。此夏道之有关于吾国历代之文明者二也。世目吾国为祖先教，其风实始于夏。“严父配天”，已见章说，宗庙之制，章未之及。 《考工记》：“夏后氏世室。”注：“世室者，宗庙也。” 《明堂位》：“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 按之二记，则周、鲁宗庙多沿夏世之法。所谓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者，即指其注重庙祭而言也。祭享之礼，其事似近于迷信，然尊祖敬宗实为报本追远之正务，视其他宗教徒求之冥漠不可知之上帝，或妄诞不经之教主者，盖有别矣。后世之于祭祀，因革损益，代有不同，而相承至今，无贵贱贫富，咸隆此祀祖之谊，虽侨民散处列邦，语言衣服胥已变异，而语及祖宗之国，父母之邦，庙祧坟墓之重，则渊然动其情感，而抟结维系，惟恐或先。此夏道之有关于吾国历代之文明者三也。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民国丛书》第二编42册，上海书店据正中书局1947年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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