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玄《史通·疑古篇》：“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虞书·舜典》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案苍梧者，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婐划，地气歊瘴，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验其情。益与伊尹见戮，并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衡，事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犹晋之杀玄者乎?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

此则因后世奸雄，假借禅让，因疑古人亦以禅让饰其争夺也。

至于近世，民主之制勃兴，遂有谓尧、舜为首倡共和者。夫共和根于宪法，选举多由政党、总统任事，必有年限，唐、虞之时胥无之，正不容以史事相傅会也。

《尧典》所载，君臣交让，其事非一：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皋陶。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让于夔、龙。

《皋陶谟》尤盛称让德之效。

禹曰：“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夔曰：“虞宾在位，群后德让。”

惟《韩非子》、《吕览》称鲧与共工不慊于尧、舜。

《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吕氏春秋·行论篇》：“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盖以《书》有四罪之文，故谩为共、鲧反对之说。借使其说而信，亦可见尧之克让，具有定识毅力，不为浮议所摇，而反对之者实为少数也。

让国之事，在人而不在法，故至夏而变为世袭之局。韩愈论其事，以为塞争乱之道。

韩愈《对禹问》：“得其人而传之，尧、舜也；无其人而不传虑其患而不得如己者，禹也。”“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下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传诸子，得大恶，然后人受其乱。禹之后四百年，然后得桀；亦四百年，然后得汤与伊尹。汤与伊尹不得待而传也。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之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

盖让贵得当，不当之让，徒以启争。立法以定元首之年限，视君主世袭之不能必其得贤，均也。

三代时天子无禅让者，而侯国犹间有之，如吴太伯、伯夷之类。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

又《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左传》：“晋侯执曹伯，归诸京师，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成公十五年）

《公羊传》：“吴子使札来聘，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谒也，余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谒也死，余祭也立。余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庶长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欤，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襄公二十九年）

皆让国而遂其志者也。越公子搜则让国而不遂。

《周季编略》：“越三世弑君，公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舆，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越人乃立搜为君(此文盖据《竹书纪年》、《庄子·让王篇》、《吕览·贵生篇》合编)”。

合之凡五事，而燕王哙之让国，独为世所笑。

《史记·燕世家》：“燕王哙信其臣子之。子之使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三年，国大乱。”

伪让而不出于诚，与诚让而不出于伪者，史皆一一著之，非故袒太伯、伯夷等人，而独非燕哙、子之也。历观诸史，知古代自有此一种高尚而纯洁之人，不以身居天下国家之尊位为乐者，是皆尧舜之风，有以感之也。

第十章治水之功

唐、虞之时，以治洪水为一大事。洪水之祸，为时之久，已详于前。兹篇所述，专重治水之功，以明吾国有史以来之大势。按吾国遭水患者非一次，以治水著者亦非一人。

《论语摘辅象》称：伏羲六佐，“仲起为海陆，阳侯为江海”，是皆治水之官。

《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按共工氏时，洪水之祸最酷，后土能平九州，当亦专长于治水者。

《左传》：“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是修、熙二子，为少皞时治水之官也。

共工治水，专事堙塞，为害孔巨。

《国语》：“昔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后土继之，而其法不传，疑必力反共工之所为。唐虞时，鲧、禹父子相继治水，初亦蹈共工之覆辙，后始改为疏浚。此可知人事必具有经验，往往有前人已经失败，后人复效其所为者。必一再试之而无功，然后确信失败者之法之不可用，正不独治水一端也。

鲧之治水，曰堙、曰障。

《书·洪范》：“箕子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

《祭法》：“鲧障鸿水而殛死。”

《山海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殆惟多筑堤防，以遏水势，故经营九载，而功弗成。

《尧典》：“九载绩用弗成。”

然因治水而得城郭之法，后世且崇祀之，亦不可谓鲧为无微功也。

《祭法疏》：“鲧障鸿水而殛死者，鲧塞水而无功，而被尧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于人，故得祀之。若无微功，焉能治水九载。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

禹伤父功不成，劳身焦思，以求继续先业而竟其志。

《祭法》：“禹能修鲧之功。”

《史记·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门不敢入。”

《吴越春秋》：“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溯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未及成，愁然沉思。”

其法盖先行调查测量，

《皋陶谟》：“禹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

《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郑玄曰：“必随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为道，以望观所当治者，则规其形而度其功焉。”

《史记·夏本纪》：“行山表木(《索隐》：表木谓刊木立为表记)，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帧Ｗ笞忌�，右规矩。”

按立木为表记，及携准绳规矩，皆为调查测量之事。郑说规其形而度其功，亦即此义。赵君卿《周髀算经注》：“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乃勾股所由生。”此一证也。

而后从事于疏凿。

《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

又《修务训》：“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

其所治之诸水具详于《禹贡》。史家推论其功，尤以导河为大。

《史记·河渠书》：“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按河自龙门，至今河间、天津等地，其长殆二千里，皆禹时以人力开凿而成。则中国人造之河流，不自南北运河始也。

专治一河其工之巨，已至可骇，矧兼九州之山水治之。北至河套，南至川、滇，西至青海，东至山东，其面积至少亦有七八百万方里。鲧治之九年，禹治之十三年，合计二十二年，而九州之地尽行平治。以今人作事揆之，断不能如此神速。故西洋历史家，于禹之治水极为怀疑。

夏德《支那太古史》引爱多阿尔比优氏之说曰：“黄河自入支那以上，其流程达于五百六十力格；江水自禹所视察之湖广地方之大湖以下，其长二百五十力格；汉水自发源至与江水合流处，长约五百十力格；合计三河之延长，殆达于一千力格。加以禹所治之他河，当有一千二百至于一千五百力格。夫古代支那之大纪念物，即万里长城，虽以非常之劳作而成，其长亦不过三百力格。然此巨大之建设，实亘非常之岁月。其初秦、赵、燕等诸国，业已陆续建造，至秦始皇帝，不过修缮而增设之耳。且以此等泥土筑造之城，比之绵亘一千二百乃至一千五百力格之大河，修筑堤防开浚水道之事，犹为容易之业，然其难且如此，则禹之治水，当需多大之劳苦与岁月乎?试以隆河之屡次泛滥为比，隆河之下流，较之黄河、长江之下流，不过四分之一，然治之犹需若干功力。彼禹之修改支那之大河，几与修正微弱之小川之水道无异。则此等具有怪力之禹，殆非人间之人也。”

按治水之难，以人工及经费为首。近世人工皆须以金钱雇之，故兴工必须巨款。吾国古代每有力役，但须召集民人，无须予以金钱。故《书》、《史》但称禹之治水，不闻唐、虞之人议及工艰费巨者，此其能成此等大工之最大原因也。西人但读《禹贡》，不知其时治水者，实合全国人之力。故疑禹为非常之人。若详考他书，则知其治水非徒恃一二人之功。观《史记》、《书经》注疏即可知矣。

《史记·夏本纪》：“禹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

《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

《伪孔传》：“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治洪水，辅成之，一州用三万人功。九州，二十七万庸。”《孔颖达疏》：“治水之时，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师，通计之，一州用三万人功，总计九州用二十七万庸。庸亦功也。州境有阔狭，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万人者，大都通率为然。惟言用三万人者，不知用功日数多少，治水四年乃毕（治水年数，或曰十三年、或曰四年，盖以鲧之九年，合禹四年计之为十三年也。孔曰四年乃毕，是以为十三年中，应除鲧之九年也。然《史记》一曰禹抑洪水十三年，再曰居外十三年，皆指禹一身言，不兼计鲧之九载也），用功盖多矣，不知用几日也。”

按孔氏以周法证夏事，谓一州用三万人。《尚书大传》则曰：“古者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注曰：“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据此，则当时每家出一人，助禹治水，即一州有四十三万二千人。九州之水，所用徒役，都三百八十八万八千人。虽未必同时并作，而经年累月，更番迭起，故能成此巨功也。

禹之治水，不徒治大水也，并田间之畎浍而亦治之。

《皋陶谟》：“禹曰：予决九州，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伪孔传》：“一畎之间，广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间，广二寻，深二仞，曰浍。浚深之至川，亦入海。”

孔子之称禹，不颂其治江河，而独颂其尽力沟洫。

《论语》：“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盖畎浍沟洫之利，实较江河巨流为大。

顾炎武《日知录》：“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陈斌曰：“三代沟洫之利，其小者，民自为之也。其大者，官所为也。沟洫所起之土，即以为道路。所通之水，即以备旱潦。故沟洫者，万世之利也。斌观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苏、湖之田，九月种麦，必为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其平阔之乡，万轮鳞接，整齐均一，弥月悉成。古之遂径，岂有异乎?设计其五年而为沟浍，则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沟。田首之步之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筑土，二日而毕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广深三沟，其长十之，料工计日，三日而半，七日而毕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为浍，广深三洫，其长百沟，料工计日，一旬而半，三旬而毕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责三岁，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为利。一岁之中，家修其遂，众治其沟洫。官督民而浚其浍。有小水旱，可以无饥，十分之饥，可救其五。故曰万世之利也。”

使仅有九川距海，而无畎浍距川，则农田水利，仍无由兴，而治川之功，为虚费矣。然此义若再为西人言之，则必更惊禹之神奇，谓禹遍天下之沟洫而一一治之。不知禹之浚九川及浚畎浍，皆身为之倡，而人民相率效之。

《淮南子·要略》：“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累垂，以为民先。”

虽其勤苦异于常人，

《庄子·天下篇》：“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股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

而以大多数之人民之功，悉归于禹，则未知事实之真相耳。

治水之功，除水患，一也；利农业，二也；便交通，三也。观《禹贡》所载各州贡道：

〔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

〔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济。

〔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是各州之路，无不达于河，亦无不达于冀州帝都者。以政治言，则帝都与侯国消息灵通，居中驭外，故能搆成一大帝国；以经济言，则九州物产，转输交易，生计自裕。故人民咸遂其生，而有“于变时雍”之美。犹之近世国家，开通铁道，而政治经济，咸呈极大之变化。《禹贡》所称治水之功效：

《禹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宅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洵非虚语也!

中国文化史·第一编（节选）

柳诒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