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谟》：“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谛濉Ｒ晕宀烧檬┯谖迳�，作服，汝明。”

虽其说颇多聚讼，不能确定何说为得真。

唐虞衣服之制有二说。《尚书大传》曰：“天子衣服，其文华虫、作缋、宗彝、藻火、山龙；诸侯作�唷⒆谝汀⒃寤稹⑸搅�；子男宗彝、藻火、山龙；大夫藻火、山龙；士山龙。故《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啵�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今文家说也。郑玄曰：“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凡画者为绘，刺者为绣。此绣与绘各有六，衣用绘，裳用绣。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绘于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裳。诸侯九章，自山以下；伯七章，自华虫以下；子男五章，自藻以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以下。尊者绘衣，卑者不绘衣。”此古文家说也。

然观《尧典》及《皋陶谟》之文，则此绘绣之法，非第为观美也。文采之多寡，实为阶级之尊卑，而政治之赏罚，即寓于其中，故衣裳为治天下之具也。

《尧典》：“车服以庸。”《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阶级之制虽非尽善之道，然当人类未尽开明之时，少数贤哲，主持一国之政俗，非有术焉，辨等威而定秩序，使贤智者有所劝，而愚不肖者知愧耻而自勉，则天下脊脊大乱矣。黄帝、尧、舜之治天下，非能家喻而户说也。以劝善惩恶之心，寓于寻常日用之事，而天下为之变化焉，则执简驭繁之术也。《尚书》之文简奥，读者多不能喻其意。惟《尚书大传》释之最详：

《尚书大传》：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长矜孤，取舍好让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骈马，衣文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罚。又曰：未命为士者，不得乘饰车朱轩，不得衣绣。庶人单马木车，衣布帛。

观此文，则知古之车服，以为人民行谊之饰，非好为区别，故示民以异同也。不究其劝勉人民为善之心，第责其区分人民阶级之制，则曰此实不平之事，或愚民之策耳。

衣服之用，有赏有罚。故古代之象刑，即以冠履衣服为刑罚。

《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又“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膑者以墨幪其膑处而画之。犯大辟者，布衣无领。”

荀子尝斥象刑之非。

《荀子·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杨注：“墨黥当为墨幪，但以墨巾幪其头而已。”)；慅婴(杨注：“当为澡缨，谓澡濯其布为缨，澡或读为草，《慎子》作草缨。”)共艾毕(杨注：“共艾未详，或衍字。艾，苍白色，毕与�嵬�。”)；菲，对屦(杨注：“菲，草屦也。对，当为�狻｝猓瑬犚病�”)；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以为治耶?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得用象刑。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按《书》之象刑，与流宥五刑、鞭、扑并举，初非专恃象刑一种。

《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人之知有羞耻者，略加谴责，已惕然自愧，若无所容；其无耻者，虽日加以衍杨桎梏，而无所畏，是固不可以一概论也。后世犯法者，衣服亦异于常人，殆由古者尝以是为罚，后虽用刑，犹沿其制而不废欤!

第八章治历授时

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后世立国，以治人为重。盖后人袭前人之法，劝农教稼，已有定时：躔度微差，无关大体。故觉天道远而人道迩，不汲汲于推步测验之术。不知邃古以来，万事草创，生民衣食之始，无在不与天文气候相关，苟无法以贯通天人，则在在皆形枘凿。故古之圣哲，殚精竭力，绵祀历年，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以法守。自羲、农，经颛顼，迄尧、舜，始获成功。其艰苦愤悱，史虽不传，而以其时代推之，足知其当耗无穷之心力。吾侪生千百世后，日食其赐而不知，殊无以谢先民也。

历算之法相传始于伏羲。

《周髀算经》：“伏羲作历度。”《汉书·律历志》：“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

至神农时有历日，

杨泉《物理论》：“畴昔神农正节气，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

而《史记·历书》不言黄帝以前之法，

《历书》：“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

惟《索隐》谓黄帝以前，有《上元》、《泰初》等历。

《历书》：“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索隐》：“案古历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

据《汉书》，《上元》、《泰初》历，距汉武帝元封七年，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不知为何人所制也。

《汉书·律历志》：“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

洪水以前，历法之详备，当推黄帝之时。黄帝之历曰《调历》。

《史记索隐》：“《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泠纶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

置闰定岁，

《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五行，起消息，正闰余。”

建子为正。

《史记索隐》：“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

说者谓其时已分二十四气，

《历书》：“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孟康曰：“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时，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物，万物也。”

然《左传》称少皞时以诸鸟定分至启闭，是古只分四时，未有二十四气之目也。

《左传》：“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少皞之后，历法尝再乱。

《历书》：“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

至唐尧时，复定历法，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之制，遂行用至四千余年。

《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考其定历之法，以实测于四方为主。

《尧典》：“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而羲和以世官之经验，掌制历之事，则步算尤其专长矣。

《历书》：“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郑玄曰：“尧育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之贤者，使掌旧职。”

制历之关系，莫先于农时，《书》称“敬授民时”，以民间不知气候，定播种收获之期，则为害乎民事匪鲜也。《尚书大传》释授时之法最详。

《尚书大传》：“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敛。”又曰：“田猎断伐，当上告之天子，而下赋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不举力役。故曰敬授人时，此之谓也。”

农时之外，一切行政，亦皆根据时令。故《书》有“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之说。《大传》亦释之，而其文不全，然其意可推而知也。

《尚书大传》：“天子以秋命三公将率，选士厉兵，以征不义。决狱讼，断刑罚，趣收敛，以顺天道，以佐秋杀。以冬命三公谨盖藏，闭门闾，固封境，入山泽田猎，以顺天道，以佐冬固藏。”

推测步算，必资器具。世传古有浑仪，

《事物纪原》：“刘氏历曰：高阳造浑仪，黄帝为盖天。则浑仪始于高阳氏也。”

《春秋文耀钩》：“黄帝即位，羲、和立浑仪。”

未能详其形制，以《尚书》考之，舜时有璿玑玉衡。

《尧典》：“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马、郑之说，皆以为浑天仪。

马融曰：“璿，美玉也；玑，浑天仪，可转旋，故曰玑。衡，其中横筒，所以视星宿也。以璿为玑，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日、月、星皆以璿玑玉衡度知其盈缩退进所在。”郑玄曰：“璿玑玉衡，浑天仪也。”

而蔡邕说其制较详。

《史记正义》蔡邕云：“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上端望之，以视星宿。盖县玑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转玑窥衡，以知星宿。玑径八尺，圆周二丈尺寸而强。”

疑汉代史官，固有相传之古器，邕曾见之。其为虞舜之物与否，未能定也。

《晋书·天文志》：“汉灵帝时，蔡邕于朔方上书，言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铜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据此是蔡邕亲见史官铜仪，惟是否玉璇玑玉衡，不可知耳)。”

又《虞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考灵曜》云：“分寸之晷，代天气生，以制方圆。方圆以成，参以规矩，昏明主时，乃命中星，观玉仪之游。”郑玄谓以玉为浑仪也。《春秋文曜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此则仪象之设，其来远矣。绵代相传，史官禁密，学者不睹，故宣、盖沸腾(据此，是史官所掌浑仪，禁人窥视。蔡邕曾为史官，故亲见浑仪，而其他学者不能睹也)。

诸书又传刻漏始于黄帝。

《梁刻漏经》：“肇于轩辕之日，宣于夏商之代。”

《隋书·天文志》：“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其法，总以百刻，分于昼夜。冬至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昼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没后，二刻半乃昏。减夜五刻以益昼，谓之昏旦，漏刻皆随气增。冬、夏二至之间，昼夜长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数，皆所以分时代守，更其作役。”

疑亦史官世守之器，以定日夜之时刻者也。

古代星历之事，掌于史官，世传其学，往往守之历千百年。汉、晋之人，犹及见古历。

《汉书·艺文志》：“《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颛顼历》，二十一卷。《颛顼五星历》，十四卷。《夏殷周鲁历》，十四卷。”

虽推验多所不合，

杜预《长历说》：“自古以来，论《春秋》者，多述谬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谐合。《春秋》四十七日蚀，《黄帝历》得一蚀，《颛顼历》得八蚀，《夏历》得十四蚀，《真夏历》得一蚀(汉末宋仲子集七历以考《春秋》，其夏、周二历术数，皆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故更名为《真夏历》、《真周历》），《殷历》、《周历》得十三蚀，其《周历》得一蚀，《鲁历》得十三蚀。”

然算术古疏后密，未可以不合遽斥为伪。惜晋以后诸历多不传，遂无由知其历式矣。

第九章唐虞之让国

吾国圣哲之教，以迨后世相承之格言，恒以让为美德。远西诸国，无此礼俗，即其文字，亦未有与吾国“让”字之义相当者。故论中国文化，不可不知逊让之风之由来也。人情好争而不相让，中土初民，固亦如是。如《吕览》谓“君之立出于长，长之立出于争”。可见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之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高位大权，巨富至贵，靡不可以让人，而所争者惟在道德之高下及人群之安否。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此非历史人物影响于国民性者乎?

唐、虞让国之事，纪于《尚书》。《尚书》开宗明义，即曰“允恭克让”，明其所重在此也。第今世所传之《尚书》，非完全之本，欲考其让国之迹，殊不能得完全之真相，此读史者一大憾事也。孔子所删之《书》，有《尧典》、《舜典》、《大禹谟》，今惟存《尧典》。而晋以后所传之《舜典》，实即《尧典》之文，《舜典》之首二十八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及《大禹谟》，皆后人所伪撰，不可信。故唐尧让位之事，可征于《书》，而虞舜让位之事，则必以他书证之。

唐尧让位之事见于《书序》及《书》者如下：

《尚书序》：“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尚书·尧典》：“帝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今本《大禹谟》所称：“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及“禹拜稽首固辞，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此皆仿《尧典》之文为之，非其原文也。

述唐、虞禅让之事最详者，无过于《孟子》。

《孟子·万章上》：“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者，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次则《史记》。

《史记·五帝本纪》：“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乐礼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又《夏本纪》：“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为政，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孟子、司马迁皆曾见全部《尚书》者，二书所言如此，则尧、舜、禹之皆让国为实事，无可疑矣。外此诸书论述唐虞之事者，凡分三种：

一则附会其事，谓尧、舜历让于诸人，不独让于舜、禹也。

《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予无所用天下为。”《让王》：“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凇４焊�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未为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

《吕氏春秋·离俗览》：“舜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入于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于苍领之渊。”

此皆因《书》之称禅让，而加以附会者也。

一则谓古者天子最劳苦，故尧、禹乐于让国也。

《韩非子·五蠹》：“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此则纯以俗情度尧、禹，然亦未尝谓尧、舜未行禅让之事也。

一则疑其让国为虚语，且其得国等于后世之篡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