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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是中华道德文明之源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四） 加入时间：2013/6/18 8:58:00 admin 点击：1527 |
永州是中华道德文明之源 王兴国 “舜帝文化研究与永州旅游资源开发课题组”经过对永州市进行实地勘察和对有关文献资料的研究，提出“永州是世界稻作农业之源、中国制陶工艺之源、中华道德文明之源，是以舜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这个论断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有的人表示赞同，但也有人对我说，前二“源”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有玉蟾岩的考古发现作为科学根据；而后一“源”，即“中华道德文明之源”则似乎缺乏足够的根据。本文想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和读者。 一、舜文化的内涵及与永州的关系 舜文化内涵及与永州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我们提出“永州是中华道德文明之源”的基本根据之一，所以首先必须回答。 关于什么是舜文化的内涵，课题组在其考察报告中曾经指出，它包括经济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方面。所谓经济形态，是指舜生活的时代从事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就是墨子所说的“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即既有农耕，又有制陶，还有渔猎。从尧舜实行的禅让制度可知，当时的社会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的时代。所谓观念形态，则是指舜义化所包含的丰富的道德内涵。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对于尧品德的评价，只有原则性的一句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而他对于舜的品德的评价，则是全方位的。有的论者从七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概括：其一，是舜与家庭：“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其二，舜与妻妾：“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其三，舜与他人：“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四，舜与社会：“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其五，舜与自然：“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以授天下。”其六，舜与精神教化：“以夔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志，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其七，舜与政治：舜命禹平水土，弃播百谷，契敷五教，皋陶作士，垂为共工，益为朕虞，伯夷典三礼［1］。这一概括是比较全面的。可见在司马迁的笔下，舜简直是一个完人，他集中代表了儒家视野中的道德理想人格。因此他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 那么，舜与永州的关系如何呢?应该说，这种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一些远古的帝王，如炎、黄、尧、舜等等，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时代的象征，所以历史人物和历史文化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禹帝时代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是农耕、制陶、渔猎。而道县玉蟾岩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一万二千多年之前，永州地区的远古先民，不仅熟练地掌握了渔猎活动，而且有了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掌握了原始的制陶技艺，即已经从单纯的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时代进入到了原始农耕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飞跃。因为人类在500万年的生存历史中，前499万年都是以采集或狩猎现成的动植物维持自己生命，只有到了1万多年前，才发明了农耕，从而使自己开始掌握了对自然界的主动权。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永州之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为舜帝及其部族后来在此地的活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舜帝葬于九疑，这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历史上关于舜的出生地和死地的说法有多种，但是对于舜的葬地却是没有多大争议的。明人曾鹤龄在《舜陵记》一文中，对于舜的死地和葬地的几种不同说法进行辨析之后，得出如下结论：“以予观之，舜南巡至于南岳，其或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故历代相传，有冢可证也。”［2］历史文献表明，舜本人是否为当地的土著民族，目前尚无确凿的证据，但是他在永州之地进行过活动，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其三，与舜有关的两个重要人物，均在永州地区活动过，并葬于此地。一位是尧帝之子丹朱。据《史记》的记载，尧知丹朱“不肖”，于是在逝世之前“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北方，但是《史记集解》又引《山海经》说：“苍梧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丹朱的墓为何要葬在苍梧之阴?如果他生前没有在南方活动过，死后是不可能葬在此地的。一位是舜的弟弟象，尽管他很傲慢，但《孟子·万章》篇明确指出，舜将象“封之有庳”。《史记》的说法比较笼统，只说舜践天子位之后，“封弟象为诸侯”。有庳即有鼻，在今湖南道县(古称营道）境内。《史记正义》则指出：“《帝王纪》云：‘舜弟象封于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舆地志》云零陵郡应阳县东有山，山有象庙。王隐《晋书》云本泉陵县，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孟子认为，舜所以要将象封到有鼻，是为了使他“富贵”。而玉蟾岩考古发现表明，道县这一带的确是一个起源古老的文明富庶之区。孟子又说，舜之所以将象封于有庳，是“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孟子》的这些记载表明，舜南巡的目的之一，可能就是来视察象的封地。对于这一点，《宁远县志》的作者也有类似的看法。该作者在分析舜南巡之为何事时，曾引证清代学者孙星衍关于“巡狩至五岳而止，而至苍梧，盖分北三苗且行九岁之大考也”的观点，然后指出：“其说是矣。舜之于苗也，先喻教以柔之，犹有梗化者始征伐之，既复，却其人，乃分析安置其党羽，而变易其俗。封象有庳，又使吏治其国，纳其贡税，建立亲贤以镇抚之。巡方视俗，远至苍梧，此事理之所有也。”［3］所谓“巡方视俗”，就是要考察苗民在象的管理下，是否已经“变易其俗”。既然如孟子所说的是“源源而来”，这种视察可能就不止一次，而是多次。而某一次的视察，还可能携丹朱同行。因为丹朱和象一样“不肖”，所以舜帝南巡时带他同行，以便对他们两人继续进行教育。由此可以肯定，即使按照传统的“南巡”说法，舜帝在永州的活动时间，也决不是短暂的，而应该是比较长的。他最后逝世于永州之地，并使永州成为中华道德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二、历代官方和民间对舜帝的褒祀和推崇 《论语·八佾》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说，祭祀祖先的时候，便好像祖先真的在那里；祭神的时候，便好像神真的在那里。这说明祭祀是古代的人们怀念祖先的一种重要方式。炎黄子孙祭祀炎帝和黄帝，是为了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祭祀舜帝，则除了上述意义之外，还具有弘扬以舜帝为代表的中华道德文明的意义。所以，历代帝王和永州当地的官吏，都十分重视祭祀舜帝。 对于舜庙的建设，大概始于夏代。清人吴祖传在其所修的《九疑山志》中说：“舜庙在大阳溪白鹤观前，盖三代时祀于此，土人呼为大庙，土坛犹存。秦时迁于九疑山中，立于玉琯岩前百步。洪武四年(1371)，翰林编修雷燧奉旨祭祀，迁于舜源峰下。”这一说法与《宁远县志》的记载也是一致的。该县志卷四下“古迹”栏中记：“舜宫，在大阳溪，三代时祀舜处。”“舜祠，在舜峰下，玉琯岩前，秦汉祀舜之处。其龟趺文础磊磊犹存。”这种情况说明，祭舜的仪式自夏代即已开始，此后历代经久不衰。2001年12月，我们课题组到九疑山进行考察时，在距今舜陵所在的舜源峰二公里处的玉琯岩清楚地看到秦汉舜庙的部分遗址，而四周裸露的秦汉瓦片清晰可见，位置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的标志完全一致。秦汉时的舜庙在唐代时已经倾毁。所以当时的道州刺史元结(719—772)在致朝廷的《舜庙状》中说：“谨按地图，舜陵在九疑之中，舜庙在大阳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大阳溪今不知何处。秦汉以来，置庙山中，年代浸远，祠宇不存。每有诏书令州县致祭，奠酹荒郊，恭命而已。”元结认为，这种状况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岂有盛德大业，百王师表，殁于遐方，陵庙皆无!”于是，他在州府所在地，即今道县县城附近的西山下，重新建立了一座舜庙。光绪三年修的《道州志》卷一《方域》篇中的“虞山”条说：“在学后，唐元结立舜庙于此。《营阳郡记》：‘县南三里余有舜南巡止宿处，今立庙。’《舆地碑目》：‘虞舜庙在州学西。唐元结作《舜庙状》及《舜祠表》俱，江华令矍令问篆刻石上。今庙废，二碑尚存山壁，俱磨灭不可辨，今存虞山二大字。’”这说明，元结之所以将新的舜庙修在道县，是因为此地是舜南巡时曾住过的地方。在永州境内，历史上除了宁远、道县有舜庙外，东安县的舜皇山也有过舜庙。《永州府志·艺文志》称：“永之东安有舜山、玉陛源，皆祀有虞氏。东安近九疑，固舜巡狩所经也。”这说明东安所以建舜庙，也是由于此地是舜南巡时经过之地。 历代帝王和官吏不仅十分重视舜庙的建设，而且或亲自或派员祭祀。《清一统志》说，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台望九疑而祭舜。《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自唐至于明清，这种祭祀成了朝廷的定制。据《宁远县志》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敕，以春秋仲月上甲，县令具牲帛致祭。凡遇国家庆典，撰祭文赍香遣官致祭，牲用太牢。清代沿用其礼。因事而告，举无定期，随时申敬而已。其祭品祭仪俱与文庙同。惟有正献不用，分献乐章亦缺如也。朱子(熹)有《虞庙乐歌词》，最渊雅，可以被诸管弦，据为典要矣”。有明一代，永乐、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年间，朝廷均曾派员祭舜。在清代，从顺治朝开始就派员祭舜。当时，永州之地还在南明政权的控制之下，所以祭祀官白谦允只好在衡阳江东岸的祖师殿进行遥祭。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各朝，帝王均曾派员祭舜。有的帝王还曾多次派员祭祀。例如，康熙朝有八次，雍正朝有两次，乾隆朝有十二次，嘉庆朝有四次，道光朝有五次，咸丰、同治、光绪朝各两次。民国年间，至1940年前，也有四次祭舜活动［4］。 历代官方在祭舜时，还撰有许多祭文，因年代久远，保存至今者不多，但从现存的一些文告中可以看到，它们对于舜帝的功德都是竭力歌颂的。例如，元结在《舜祠表》中说：“孔子作《虞书》，明大舜德，及生人之至则。大舜于生人，宜以类乎天地。生人奉大圣，宜万世不厌。”这说明，孔子所以特别推崇舜帝，是为了给人们树立一种做人的最高的准则(至则)，因此人们应该永远将舜帝作为楷模(万世不厌)。唐代另一位道州刺史吕温(772—811)在《遏舜庙文》中歌颂了舜“至仁无方，大孝不匮”的崇高道德之后指出：“宏道在人，太平无时。如何后王，莫荷是思，甚易甚简，舍而弗为。”即对于后代帝王不遵循舜帝之德表示哀叹。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派官吏祭舜，其《祭陵祝文》对于舜的大德也是极为推崇：“君生前世，作烝民主，大德无穷，垂法至今，后人不忘者，以其量同天地故也。……观于帝典，大哉圣德，非天者何?”因此，朱元璋认为，虽然“时有古今，民俗亦异，仰惟圣谟，万世所法。”就是说，时代虽然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效法舜帝的崇高道德却不能因时而变，相反，而必须以舜帝为“万世所法”。清圣祖玄烨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遣官祭舜。祝文称：“自古帝王受天显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成功盛德，炳如日星。朕诞膺眷佑，临制万方，扫来凶残，廓清区宇，告成古后，殷礼肇称。敬遣专官，代将牲帛，爰修礼之忱，用展景行之志。”这里，康熙是明确地将舜帝作为“道统”开创者来崇拜的。乾隆的《祭陵文》称：“惟帝舜有虞氏，继天建极，抚世民，丰功耀于简篇，骏烈昭垂于宇宙。溯典型之犹在，钦遗迹之未湮。”这说明清代的帝王也是把舜帝当作“典型”来崇拜的。宁远县志所记载的最后一次祭舜仪式，是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在1940年派员进行的。其祭文对舜帝的功德进行了全面的歌颂：“万物人贵，曰有人伦。帝处境艰，克孝于亲。人伦之至，玄德升闻。尧荐于天，用康我民。康民伊何?命禹治水。可居可耕，教养事起。命契教民，命稷司稼。更命皋夔，刑弼乐化。惟尧则天，惟帝绍尧。知人善任，帝视尧高。元凯毕登，四凶尽去。最弗可及，殛鲧用禹。公而匪私，共鉴此心。无为而治，颂仰到今。”［5］这则祭文中最精彩之处，是说“知人善任，帝视尧高”。因为按照《史记》的记载，尧帝对于高阳氏的才子“八恺”和高辛氏的才子“八元”均未能任用，而舜则将他们全部予以任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由于历代官方对舜帝的崇祀和对舜文化的提倡，不仅使永州的人民而且使全国的人民都永远怀念舜帝的功德，注重弘扬舜帝的德治文化。 在古代的永州，围绕是否应该祭祀舜的弟弟象所发生的一场历时一千多年的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于以舜为代表的中华道德文明的理解。在先秦，孟子的弟子万章就说过：“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对于舜帝将象封于有庳的做法表示怀疑。唐代元和元年(806)薛伯高任道州刺史。他到任后，发现此地有象祠，供奉鼻亭神，感到十分惊讶。他说：象这个人的为人之道很不好，他为人之子则傲慢，为人之弟则残贼。按孟子的说法，他虽然被封为有鼻之君，但其实际治理工作还是由天子委派的官吏负责，他不过是坐收贡赋而已。让这样有恶德的人而世代享受专门的祭祀，是很不利于对人民进行教化的。于是他下令拆掉象祠的庙屋，毁掉其地基，并且将象的神主沉于江中。柳宗元认为薛伯高的这一做法非常对，故专门写了一篇《道州毁鼻亭神记》，详细地记载了薛伯高毁象鼻神的故事，并将它刻之于石，目的是要使官吏们懂得，教化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迷信，抑恶扬善。据《道州志》记载，后来当地老百姓又重建了象祠。光绪三年(1877)年编写的《道州志》的作者还引用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守仁的《象祠记》一文的观点，为老百姓的这一做法作辩护。据《王阳明全集》所载，王氏此文作于“戊辰”，即正德三年(1508)。这年王守仁被流放到贵州龙场。此文所讲的象祠，并不是道州的象祠，而是贵州灵博山的象祠，它为当地的少数民族所崇祀。但从此文的内容看，王守仁是知道唐代道州刺吏薛伯高毁象祠一事的，并且在文章中提出了与薛伯高和柳宗元不同的看法。他说：“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益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这说明，在王守仁看来，后人祀象实际上是祀舜，是为了弘扬舜的崇高道德的感化力量。王氏进而指出，象的不仁，大概是其年轻时代的事，人们又怎么知道他始终没有被舜教化过来呢?《尚书》不是说过“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瞽瞍亦允若”。就是说，舜能够和谐处理与父母和弟弟的关系。而这种和谐关系的出现，光靠舜的单方面努力是做不到的。它只能说明瞽瞍受到了感动，变成了一个慈父。同样，象如果不按弟道行事，舜的家中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和谐的局面。王守仁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向善的方面发展就不会向恶的方面发展，不变成一个奸人就必然成为一个善人。因此，他的结论是：“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6］如果说，薛伯高和柳宗元之毁象鼻神，是从抑恶扬善的角度出发的话，那么王阳明和《道州志》的作者称赞老百姓崇祀或重修象庙，则是从人性可以改变的角度立论。尽管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其弘扬以舜为代表的中华道德文明的立场，则又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永州人民对于舜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是深信不疑的。正是由于历代帝王和官吏对舜帝的这种褒祀和宣扬，使中华道德文明被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和弘扬，也使永州成为中华道德文明的一个重要培育基地。 三、历代文人学者的继承和弘扬 从古文献的记载看，舜帝其人及其事迹最先是孔子倡导的。《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言论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而《孟子》一书则对舜的崇高道德作了全面的叙述和介绍。如果我们将《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与《孟子》中有关舜的德行的记载比较一下，便可以发现，后者比前者要丰富、生动、具体得多。孔子和孟子是儒家学派的奠基人，被人们奉为“至圣”和“亚圣”。自从孔子举起了舜帝的旗帜，经孟子补充完善，于是舜帝的人格和功业成了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源头，特别是儒家道统文化的源头。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舜帝时，不仅利用了许多《孟子》中的有关史料，而且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到了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面对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为了捍卫以舜帝为代表的中华道德文明，在《原道》一文中提出了“道统”这个概念。韩愈又将“道统”称为“先王之教”。他说：“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见，所谓“道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仁义道德。韩愈在梳理儒家道统的传授关系说：“斯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可见，在韩愈看来，由尧舜开启的“道统”，到孟子以后便失传了。为了继承这个道统，韩愈便发动了一场古文运动，其口号叫做“文以载道”。这场运动在文学方面的任务，是要以古文取代南北朝时盛行的骈文；而在思想方面的任务，则是要以儒家的道统取代当时盛行的道家之道和佛家之道。 必须指出，在韩愈之前，曾出任过道州刺史的元结，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唐代的古文运动。欧阳修说过：“次山(元结之号)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7］宋人董逌进而指出：“余谓唐之古文自结始，至愈而后大成也。”［8］元结在唐代散文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里程碑的地位。“在他的创作中，总结了前此散文革新所取得的成就；他又用自己的收获巨大的实践，预示着文体改革和散文创作新局面的开始。”［9］元结去职后，定居永州祁阳的浯溪。他在永州期间所写的许多著作，充分反映了其文学成就。 柳宗元(773—819)是与韩愈齐名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如果说，韩愈以一代文坛宗师的身份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那么柳宗元就是他的最杰出的赞助者。柳宗元以其特殊的贡献，发展了、充实了韩愈所取得的成果，提高了‘古文’的水平，扩大了客观存在的影响。柳宗元与韩愈共同领导了‘古文运动’，他是中国古典散文艺术的又一位‘集大成者’。”［10］柳宗元在贬于永州期间所写的一系列诗文，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柳宗元也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但他在对待儒家“圣人之道”的方法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反对将儒家经典教条化，反对繁琐的章句之学。柳宗元尝言：汉代的“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11］。章句之学盛行于汉代，到了唐代，由于《五经正义》、《九经正义》等的完成，使儒家经典更加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有束缚便有反束缚。正如范文澜所说：“由于《正义》和《定本》的颁行，儒家学术被束缚，少数不甘屈服的士人，荡弃家法，凭己意说经，开穿凿附会之风。《五经正义》墨守注文，是严格的汉学系统，唐人开新风，不拘训诂旧说，可以自由说经。”［12］这里讲的“唐人”，主要是指啖助、赵匡、陆质等人。他们实际上开宋代疑经思潮的先河，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方法的基础。柳宗元就曾拜陆质为师，到永州之后，又从友人处借得陆质的著作三种，认真进行研讨。他在为陆质所写的墓表中指出，陆质、啖助、赵匡“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至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13］！在反对章句之学的繁琐哲学方面，韩愈与柳宗元是一致的。其二，他虽然十分重视儒家之道，却不排斥释老之道。在这方面，柳宗元与韩愈之间存在着分歧。韩愈是坚决辟佛的，而柳宗元宣称，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积30年，只有到了永州之后通过与一些佛教高僧的交流，才真正懂得了佛教的道理。韩愈曾写信批评柳宗元不但不辟佛，还与佛教徒交往。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一文中反驳了这种批评，他说：“儒者韩退之(韩愈)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佛教)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14］这说明柳宗元的治学态度是比较开明，思想也是比较开放的。柳宗元这种对儒、佛、道兼收并蓄的态度，实际上开宋明理学“三教合流”的先河，对当时永州地区的一些学者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15］如果说，韩愈所说的还只是柳宗元在永州之地的文学影响的话，那么周敦颐的哲学成就则表明，由柳宗元开创的“三教合流”的趋势，最终在宋明理学中结出了硕果。 周敦颐是道州人，他被誉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理学”又称为“道学”，因为它是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的一种思想体系，在创立这一思想体系的过程中，韩愈和柳宗元振其绪，周敦颐则开其端。周敦颐在《通书》中说：“文所以载道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这表明，周敦颐所以要创立“道学”，就是要为韩愈提出的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内容的“道统”提供一个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周敦颐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太极图说》、《通书》，其字数并不多，但却为宋明理学的宇宙观、伦理观和方法论奠立了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周敦颐开创的这种“道学”，通过他的弟子程颢、程颐及南宋的朱熹的发展和完善，便成为统治和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近千年之久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此，《宋史·道学传》有明确的论述：“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三五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论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16］这段话实际上是对韩愈“道统”说的继承和发挥，它清楚地说明了宋代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传承关系，特别是说明了周敦颐在理学创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以及理学创立的历史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在永州之地不仅出了理学开山周敦颐，而且许多在宋代理学发展史颇有地位的人物也曾在此地活动过。胡安国(1074—1138)，福建崇安人，后定居湖南，与其子侄开创湖湘学派。这一学派在理学发展史和湖湘文化发展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胡安国曾以徽猷阁待制知永州。《永州府志》说他“爱民如子，以文学饰吏治，为名太守”。胡安国之长子胡寅，也曾任永州知府。《府志》说他“绰有父风。论者谓奕世载德云”。父子二人均入祀名宦。胡安国另一子胡宏(1102—1161)培养了一位著名弟子张栻(1133—1180)，胡宏和张栻都是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张栻曾随其被贬谪的父亲、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张浚(1097—1164)在永州居住过。张浚自己对理学也很有造诣。当张氏在永州居住期间，南宋著名诗人、学者杨万里(1127—1206)正好任零陵县丞。杨氏曾三次登门拜访张浚，张氏均杜门谢客。杨氏只好写信求见。张浚深受感动，见了杨万里后，勉励他从事“正心诚意之学”，即认真研究理学。杨万里十分信服张浚的教导，将自己的书斋取名“诚斋”，认真研究理学，特别是对易学很有造诣。张浚入朝任宰相后，推荐杨万里为国子博士，从此杨氏不断升迁，最终成为朝廷的一个名侍从。杨万里在朝期间曾向朝廷推荐过著名理学家朱熹，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朱熹的政治地位。胡安国的侄子胡宪则当过朱熹七年老师，对于朱熹的成长起过重要作用。此外，宋代还有一些在理学史上有相当地位的学者，如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也都因种种原因而在永州生活过一段时间。 通过以上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到，出生于永州的一些学者或在永州地区活动过的一些学者，他们不但继承了以舜帝为代表的中华道德文明，而且在“道统”的旗帜下进一步弘扬了这一文明。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使永州成了中华道德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播地之一。 注释： ［1］潘雁飞：《神人以和》，《船山学刊》2001年第4期。 ［2］［5］民国《宁远县志》卷五、卷二十一。 ［3］民国《宁远县志》卷五。 ［4］参见民国《宁远县志》，卷五。 ［6］《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3~894页。 ［7］欧阳修：《唐元次山铭》，《辑古录跋尾》卷七。 ［8］《广川书跋》卷八。 ［9］［10］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3、168页。 ［11］［13］［14］［15］《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8、209、673、674、1435页。 ［1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人民出版社，1978版，第245页。 ［16］《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 （《求索》2002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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