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平

 

“霜雁东鸣去，千里至湘南；潇源来入梦，宜山吟故园。”夜读宋代九疑山人“天河令”黄表卿《九疑山赋》，偶成四句，以奉柳子《零陵早春》之韵，题为《宜山晚秋》。唐宋以降的“天河”县，在广西宜州北，今罗城西部地。而柳子《零陵早春》思乡梦归的“南北走向”则是：“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其实，只要从《九疑山赋》中读出作者的“千里乡愁”，也就不难断定这篇作品，是不是柳宗元所作了。

文章不是无情物。柳子诗文所呈现的“思乡情结”，是他在永州十年吟咏的一个主旋律。以文而言，当然首推《梦归赋》与《晋问》最著名。劳奇认为：情绪是一种激情或能量。这种激情或能量既可以被看成文学创作的直接材料，是文学写作的情感对象，也可以被看成文学创作的驱动力。在文学表现中，不是形象选择了情绪，而是情绪找到了载体。真正好的艺术作品，都存在这种个性化书写的精准而细致的情感呈现。作品描述的虽是艺术形象，展现的却是情绪世界。

宁远《九疑山志》所收宋人黄表卿《九疑山赋》，关于其作品的著作权，向来未闻异议。近读永州柳学会会刊《柳宗元研究》（总第7期），本期转载马庆才先生所著文《〈九疑山赋〉的文作者应是柳宗元》提出：“此赋磅礴大气，文辞优美，绝非一般文人能写得出来，也应是十分熟悉九疑山水的人所写。那么这就更和柳宗元相符了，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又擅写山水游记，怎么能不写九疑山呢？而文的口气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更具柳文风范。”诚然，作为柳宗元文章和柳公权书法爱好者，笔者也诚心希望，如果此篇《九疑山赋》，真正是柳宗元所作，并且是由柳公权所书的“书文双璧”，那当然最好。但是，细细看过马先生的文章，却不免稍稍有些遗憾。

一、关于《九疑山赋》的“湖南九疑”及其他。

1、笔者认为，要排除《九疑山赋》是宋人作品的最大障碍，莫过该文开篇：“天下一景，湖南九疑。按诸古以为据，考其图而可知。”因为仅此两句，便可大致断定此文写作年代。赋文所谓“考其图”，当是“见诸历史地理图志”，或考之于《九疑山图志》：“巫中黔中，属于楚之邦，吴之境；零陵舂陵，分于秦之后，汉之前。”即此而言，黄表卿《九疑山赋》所言“湖南九疑”，其中的“湖南”一词，当是宋代行政地理名称。

马先生认为，“唐人不可能书写宋人文章”。我以为此言极是。如果我们仅从“长江以南”的范围看，唐代行政区的永道二州，也应属于“江南西道”。而江南西道，又在唐代版图上与“江南东道”左右对应。所以，《九疑山赋》如果是唐人所写，则“湖南九疑”，当写作“江南九疑”，而非“湖南九疑”。因为历史上的“湖南”行政区，始于北宋至道三年（丁酉，997年），是“荆湖南路”的简称。其地理分区，又是相对于“荆湖北路”而言，是南北对应。而宋代的“江南西路”，已经不包括“洞庭湖之南”地区在内。因此，《九疑山赋》的“湖南九疑”，作为专用行政地理名词，显然带有特定行政体制和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文化”信息，并非“天生自然”意义上的“自然地理”分区。由于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宁远“九疑山”，一直到北宋初，都始终称为“江南九疑”，而非“湖南九疑”。所以，即使我们可以确认，此赋真正是柳宗元所写，我们还是要面对——在他的文章中，为什么会出现此类地理常识的“地名”笔误。马先生可以遍查《柳宗元集》，看看是否能够找出一个“湖南”的地名用例。同时，我们还可在柳子诗文看到，柳文言称“永道地区”，常用的代称则是“楚南”、“南中”、“永中”、“楚越之交”。所以笔者认为，如果《九疑山赋》确属柳子所为，其中的“湖南九疑”，写为“楚南九疑”或“江南九疑”概律比较大。

2、关于“浮湘江而泝潇浦”。须知在唐宋官方地理文献中，宁远的“九疑水”始称潇水、潇江，也是从宋代才见于记载。使用“潇水”一词，只见于《愚溪诗序》一篇文章，因此是一特例。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何书置先生所作论文结论。而在《九疑山赋》“浮湘江而泝潇浦，登疑岭而望苍梧”句式中，其所言湘江和潇水，则是宋代河流名称，所指称的地理对象，已与柳文不尽相同。而《九疑山赋》的“潇水”地名内涵，却与宋人方信孺《九疑观记》“其城因疑山之陵，其隍则潇水也”完全对应。这里的潇水，在《九疑山赋》中，又称“舜江”，今之“九疑水”。这种宋代以来流行的“九疑潇水”地名，也是无法与柳宗元文章中“愚溪潇水”匹配的，因为柳宗元笔下的潇水，不过是“柳文湘水”的变称。

3、关于九疑源“碧虚岩”。宋代蒋之奇曾作《碧虚岩铭》：“潇水之阳，九疑之谷。清池涵镜，乱峰插笏。庙临溪口，寺在山麓。谁其爱之？义兴颖叔。”蒋之奇为北宋人，曾因谏劾欧阳修而被贬官，旋为淮东转运副史，因修淮东水利之功而升迁江淮荆浙发运史，徽宗时累拜观文殿学士。考唐代元结所作《九疑山图记》诸文以及李商隐访零陵诸诗文，尚未见“碧虚岩”之名。而在《九疑山赋》中，却有“碧虚岩前，千怪万状；紫霞洞中，十洲三岛。”

4、关于九疑山“十二峰”。《九疑山赋》所描述的“九峰齐高，而三峰压众”的“十二峰”山名，也传达着“两宋”的特殊人文地理信息。《九疑山赋》十二峰是：1，（左）桂林，2，（右）杞林，3，（东）石楼，4，（西）石城，5，（左）朱明，6（右）华盖，7，（左）娥皇，8，（右）女英，9，（下南）玉琯岩，10，（上北）箫韶，11，（北）紫霞岩，12，（南）碧虚岩。正是根据《九疑山赋》“有朱明，有华盖，而簇成萼绿一华”的准确记述，笔者才终于理解到，现在“舜源峰”的“骈立二岭”，原来在宋代是算作“两个山峰”。“玉琯岩”的排序虽是“第九位”，却位于十二峰体系的“最南方”。根据《九疑山赋》，宋代“九疑山十二峰”，实际是以玉琯岩为首山，因为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舜庙所在地。明代初年，将舜庙搬到华盖峰前，并且将朱明、华盖二峰改称舜源峰，视之为九疑山“第一峰”。这就从总体上打乱了西汉以来的舜陵与舜庙的帝陵风水格局。因为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墓葬是位于骊山最高峰，而陵庙则沿河流走向，建于骊山北麓。墓葬和陵庙的总体分布关系，是“山下庙”朝向“山上陵”。西汉帝陵建制，大体上继承了这一坟山与陵庙的“两分而一”布局规制。西汉初年，长沙国所以将舜庙由“大阳溪”搬迁到“九疑源”，正是遵从当时新兴的皇陵祭祀制度（古无墓祭）。因此，明代初年，将舜源峰视为“舜帝陵墓”，而别撰“舜庙九峰”体系，也并无任何皇陵祭祀的礼制文化依据。徐霞客认为：“马蹄石南，其峒宽整，问其名，为九疑洞。余疑圣殿、舜陵俱在岭北，而峒在岭南，益疑之。”及至玉琯岩，始知“此为九疑山之中也。始知在箫韶峰南者为舜陵，在玉琯岩之北者，为古舜祠。后人合祠于陵，亦如九疑司之退于太平营，沧桑之变如此。”（《楚游日记》）

5、关于九疑山十二峰“其义为九”。《九疑山赋》：“九峰齐高，而三峰压众”；“何为渺茫，彼乃疑其九焉？”此“何为渺茫”之说，应源于宋人孟程《九疑说》：“予登其山，盖十二峰相连凑合，世之所传九疑山图，盖画九峰相似，其形难辩而疑，非也。九其义也，非数也”。这种“九疑山有十二峰”之说，在唐代文献中尚无记载，例如元结《九疑图记》：“九峰殊极高大，远望皆可见也。彼如嵩华之峻特，衡岱之方广。”“实有九水，出入山中，四水南流，注出南海，五水北注，合于洞庭。”由此可知，由宋代至清代，九疑山的“九峰”地理实体，好象越来越小，偏居一隅了，并且只有九疑源和泠水源二水“出入山中”，全无一点“汉唐雄风”，“当令以九疑为南岳，以昆仑为西岳”的盛大气魄了。

根据笔者在九疑山的多次田野考察，窃以为，断言《九疑山赋》不是宋代作品，需要拿出更多的否定性证据。

二、关于《九疑山赋》“元公之笔”，“李峤之题”。

1、关于《九疑山赋》的写作风格。笔者认为。与柳宗元的同类文章比较，《九疑山赋》还谈不上具有柳文风范。只要与柳子九篇小赋的文体风格稍加比较，便可由声韵与用字方面，感觉出二者的声律功夫，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而《九疑山赋》无论结构设计，还是在描述“九疑诸景”方面，却很可能受元结《九疑山图记》的影响比较大。其文章结构的转折起伏处，都在集中于某一“客之问难”段落。《九疑山图记》：“或曰：‘若然者，兹山何不列于五岳？’对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万里臣妾，国门东望，不见涯际，西行几千里，未尽边陲’。”《九疑山赋》：“客难之曰：‘舜居蒲坂，本属乎冀之北；舜卒鸣条，不在乎夷之西。’……余应之曰：‘百岂无于一二，十未丧其八九。紫霞高卧，前后十四辈；白日飞升，小大三百口。不然，是赋也何为作焉？以代门下，抠衣而藉手？’”

比较而言，宋人方信孺《九疑观记》的平淡简易，却更接近柳子为文的清简爽朗，其开篇为：“楚粤之交，以山水名今者，莫九疑潇湘若。舂陵之封，潇湘九疑丽焉。郡恒借山水为重，岂特隋唐以来，名人贤守多辱居之。重华之南巡，太史公之南游，皆常至其地。以是知三代秦汉而上，即此山水不碌碌矣。”此中笔法，可谓大体得之于柳文真传，正所谓“韩文如海，柳文如泉”。

如从柳文句式的形峭意美，流畅灵动特点看，《九疑山赋》的骈骊铺张，又接近司马相如的“竟言争夸”风格，而与柳文不同：“乾坤大而圣境亦宽，日月长而仙家不老。碧虚岩前，千怪万状；紫霞洞中，十洲三岛。六月无夏，惟木惟石；四时有春，非花非草。兹境为胜，异时可考。经藏石室，隐然六甲护持；亭立仙梯，宛若五丁之开道。”其句式结构所体现的文体追求，显然与柳文的灵动清丽有别：“忽然若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联岚含辉；旋视具宜，常所未睹，倏然互见，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北有崇轩，以临千里，左浮飞阁，右列闲馆。比舟为梁，与波升降。苞漓山，涵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云飞苍梧，海霞岛雾，来助游物。”（《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熟读黄文，可感受一种金戈铁马铿锵气势；长吟柳文，可以回味一种展转腾挪飞动神韵。

2、关于“舍人李峤之题”的“题”字内涵。

马庆才先生提出：“此赋中有‘刺史元公之笔，舍人李乔之题’一句。整篇文中未提到柳宗元。试想，以柳宗元之名望，在唐代就是文学大家，有大名，韩愈在墓志已有盛赞。如是宋人黄表卿所写，怎么会不提到柳宗元呢？我认为这是柳宗元写的，是他十分谦逊不提自已而已。”

刚好今年夏天，笔者再次到九疑山，在“玉琯岩”看到唐刺史元结所书“无为洞”之“鸟篆穹碑”，以及李挺祖所书“无为洞”的隶书“电光遒字”。从而意会了“鸟篆”结体笔画的“圆曲而穹”；李挺祖隶书笔划的“细挺遒劲”。所以，我认为《九疑山赋》只提唐刺史元结和舍人李峤，仅仅是 “即字言字”，关于古今书法摩刻的“如数家珍”。由于柳宗元并没在九疑山玉琯岩留下任何题字，所以，《九疑山赋》也就自然而然没提柳宗元。

由于“何侯石室”的隶书“玉琯岩”也是李挺祖手迹，并且玉琯岩的《九疑山碑》的属名，还有“李袭之题”字样，所以，可以推定舍人李峤，也就是郡守李袭的下属，郡人李挺祖。一般而言，古人的名与字，也是一种“上下文”，所用“文字符号”虽然不同，意思还是互相关连的。柳宗元，字子厚。元者，名也；子厚者，字也。元者，有“物始而单纯朴实”的意义，子厚者，亦有“物始而厚实单纯”意义。李挺祖，挺祖者，字也；峤者，名也。挺而峤者，山“上突而尖”，遒劲也。关于李峤的舍人身份，由玉琯岩石刻《九疑山碑》，也可找到相应线索。

徐宏祖认为：玉琯岩“其侧又隶刻蔡中郎《九疑山铭》，为宋淳祐六年郡守潼川李袭之属，郡人李挺祖书。盖袭之既新其宫，因镌其铭于侧，以存古迹。后人以崖有巨书，遂以“书字”名，而竟失其实。始知书字岩之即为玉琯，……土人云：永福（寺）昔时甚盛，中有千余僧常住，田数千亩，是云永福即舜陵，称小陵云。义玉琯、舜祠相迫，钦登绎扰，疏请合于陵。今舜陵左碑，俱从永福移出。后玉琯古祠既废，意寺中得以专享，不久，寺竟芜没，可为废古之鉴。”（《楚游日记》）所幸者，玉琯岩的李峤之题还“存在着”，可以为我们解开《九疑山赋》的作者之迷。

根据玉琯岩《九疑山碑》“淳祐六年秋八月郡守潼川李袭之题”的题记，我们可以知道，在《九疑山碑》上书写蔡邕《九疑山铭》和《李袭之题》“这件事”，是郡守李袭“遂属郡人李挺祖书于玉琯岩”的“舍人受命”之举。由此可知，《九疑山赋》的“舍人李峤之题”六字短句，是对应“元公刺史之笔”的六字句“缩写”而成。要弄清这六个字当中“题”字真实内涵，就要把李峤受命之题“这一事件”的完整意思，扩展补充进来：“舍人李峤（名挺祖）受郡守之命，以郡守李袭的名义书写玉琯岩的碑铭题记”。

舍人作为郡守的下属，书写碑文题记，是完成上司交给的使命。所以，“鸟篆穹碑，元公刺史之笔；电光遒字，舍人李峤之题”这句话，都是言说玉琯岩的书法碑刻“史事传闻”，是以唐代刺史与宋代郡守的两代“玉琯美事”相映生辉，所以只需点到而止。

关于“舍人”。《辞海》舍人条有：“1，官名。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唐代中叶以后，其他官职之带有舍人二字的甚多，如通事舍人，掌朝见引纳，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或称右史。宋的閤门宣赞舍人、侍仪舍人，明的带刀散骑舍人，则均为近侍武职。2，宋元以来俗称贵显子弟为舍人，犹称公子。”考之《九疑山碑》，笔者较为倾向取“舍人”为“官职”一义。或言郡人李挺祖是九疑山本地人，或言郡守李袭的同郡乡，总而言之，是郡守身边的亲信之人。

3、关于“怪石”与“遒字”。有的学者未知就里，认为“柳公权所书《九疑山赋》拓本”的“电光怪石”与上文“鸟篆穹碑”意对而工，并且比“遒字”更耐咀嚼。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这就象李白的诗句“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一样，后来在流传中，逐渐变成“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由读者接受造成的，已然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变成了独立的“艺术本体”。不过对于作者而言，例如李白，我想他对于“山月”的情思，可能有更多的感性思乡认识。而对于《九疑山赋》的作者，远在千里之外的广西宜州的天河县，整日面对苍翠碧绿的宜山，由于宜山之“宜”，与九疑之“疑”是同音字，由于乡思深切，自然免不了会在宜山而写疑山之赋。如果用家乡话来写九疑山的“玉琯岩”，也许“电光遒字”对于黄表卿来说，会更具亲切感，因为在九疑山方言中，玉琯岩很早以来，就称为“书字”岩。

最后，笔者推想，根据玉琯岩《九疑山碑》题记“淳祐六年（丙午，公元1246年）秋八月”的记载，即事言事，无论《九疑山赋》是否宋人天河令黄表卿所作，《九疑山赋》的“李峤书字”时期，已近南宋末年。即此而言，周九疑（又作周九宜）先生此前“《九疑山赋》写成年代不早于宋代”之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马先生既然已将自已书斋改称“九疑斋”，不妨再次来九疑山研究一下玉琯岩的《九疑山碑》。我想，一定会大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