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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节选)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五)  加入时间:2013/6/14 10:35:00  admin  点击:3105

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节选)

 

朱伯康 祝慈寿

 

一、“从政”理念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之经济发展,与儒家思想最有关系,尤其与表现于经济政策上之儒家思想最有关系。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中心,孟子、荀卿、董仲舒、贾谊、晁错而后,历代诸大儒不可胜数,虽内容有大同小异,其对于当时之政治与经济各有影响,则无人能加以否认。

孔子为中国之大道德家,亦为大教育家,教育士人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六艺大概是当时士人干禄从政必具之本领。他的方法是先要从本身做起,逐渐扩大,由正心、诚意、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孔子所处之时代(纪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是一个“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时代。在此时代,解救之方法,先要“克己复礼”,若“一国能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即是正己,复礼即是恢复周礼,欲恢复周初之王道以代替当时之霸道,王道即为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旁人称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是要复活古代之一种政治标准或文化标准,故孔子论政,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办法是“正名”,正名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即是父像个父,子像个子,君像个君,臣像个臣,不能乱来,要“明分职,不得相逾越”。孔子之止名主义,充分表现于《春秋》一书,故“《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亦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言之必可行也。”孔子之教义,孝与忠联在一起,家与国联在一起,父与君联在一起,子与臣联在一起,政治与正名联在一起,君子与士大夫联在一起,小人与逐利之人联在一起。《论语》中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而至矣。焉用稼?

中国士人以政治为职业,以义利为分工之根据,以“为义”为君子之事,以“为利”为小人之事,养成一种贱视劳动,贱视生产,贱视工商之态度,已由来甚久,此种思想,《孟子》亦明白述出: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全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此种治者与被治者分工之观念,对于中国经济,可说实际上形成一种传统之经济政策,生产者始终是劳力者,从政者始终为劳心者,而劳心者之给养要取给于劳力者,于是中国之官僚士大夫遂以“从政”为职业,“干禄”为致富捷径,视生产事业为鄙事,在生产事业中,以农为本,工商为末,重本抑末,成为历代儒家牢不可破之思想。

 

二、“道统”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其实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最有影响者,在其复古主义与道统精神。孔子以文、武、周公之道自任,希望将春秋时代回复到西周时代。在患难之际,此种道统精神尤为显露,《论语》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种精神,孟子尤为明显。孟子言必称尧舜,言必称孔子,以承继道统为己任。《孟子》云: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以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则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此种道统精神,以后历代相传,并未衰歇。例如唐之韩愈,当佛老盛行之时,力争儒宗之道统。《原道篇》云:

曰:斯道也,何道也?非向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兴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中国传统之正宗思想,既是儒家,而儒家之主要精神在于《五经》、《三传》及《论》、《孟》,儒家以三代周初社会为理想社会,于是便有一种“复古”、“师古”、“是古非今”、“用古变今”之精神,拦住社会不准前进,企图以周礼为模型制造现实社会,因此历代解决土地问题之方案,总跳不出井田制度之理想。中国经济之不能进步,确与“复古思想”有密切关系。关于这方面,真是一言难尽。

 

三、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影响

 

其次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经济大有关系:

中国之政治组织及社会组织,均以家族为基础为中心。周代之封建制度,为儒者所最歌颂之制度,其时之国家制度,仅是家族制度。此种制度,古代欧洲亦有,德文称为“性国家”(Geschlechts-staat),依“家法”(宗法)而组织,天子为家长,嫡长子继承为天子,次子庶子分封各地为诸侯,诸侯之嫡长子有继承权,其余诸子再分封为卿,为大夫,其下为士,置有贰宗或侧室。此种依血统亲疏远近成为尊卑之标准,造成金字塔式之统治,最高为帝(王)室,其次为侯室,再次为氏室,其下则为下级贵族之士及被治之农民,如此之国家组织,实则等于一个大家族组织,以血统定身份,以身份定尊卑,以尊卑定财富,家即是国,宗法即是国法,社会组织,便是一种血统之组织。

秦汉以来之情形虽有出入,然大致相似,亦是一种家族之统治;其基本差异,仅在于由分权而变为集权。“汉初以丞相为综理政务机关,为丞相者,都是封君。至汉武时代,大权掌于君主,君主任用外戚,丞相已无大权,而归于亲近君主之尚书令,丞相如公孙弘不过阿顺旨意。汉昭帝以降,实权在大将军录尚书令,而不在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令之官,都由外戚充任,前如霍光,后如王根、王凤、王莽,均为显例。后汉推翻王莽,权力仍集中于君主,将丞相变为‘坐而论道’之司徒、司马、司空三公,毫无实权,权力集中于皇帝个人,于是在官制上传达皇帝意旨之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成为真正宰相,在实际上,凡能接近皇帝者,便是主持政务之人。自此以后,非外戚以大将军秉政,即宦官以中常侍专权,宰相用家奴,是中央集权后之现象。”(见陶希圣著《中国社会史》,文风书局版,页一七一—二)此种中央集权现象,历唐、宋、元、明而更甚,除君主外,实际专权者,若非外戚,便是宦官。宦官家奴之惨酷无理,更令读史者伤心,其实际情形,历史事实甚多,毋庸细述。

在此种政治制度下,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根深蒂固之官僚政治,官僚以“得君”或“得宠”为目的,仅须“得信于上”,便可“得利于下”,更可利用职权,广置私产,在中国历史上又形成一种官僚土地资本及官僚工商资本,中国最大之地主都是官僚,中国最大之工商企业的老板,亦多数是官僚。此在唐、宋、元、明、清各代之历史中,已成为普遍现象,各时代之各种官僚资本,对于当时之经济,均有支配力量。此对于决定中国经济发展之形式,为一有力之因素。

传说时代经济生活之分析中国最古时代之经济生活如何,吾人实无直接史料可作参考。但传说中则颇丰富。《韩非子·五蠹篇》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此段传说,与各国经济史之上古经济所述之现象不谋而合,实与当时之实际状况相去不远。又班固《白虎通义》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人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韦。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谓伏羲也。”又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应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易·系辞》亦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结绳而作罔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班固《汉书》引《三统世经》云:“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包牺氏。”皇甫谧《帝王世纪》亦云:“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庖牺氏。”凡此记载,均足说明当时畜牧生活之一般状况及其进化之痕迹。此外类乎此之材料甚多,兹引录二三,借以窥知上古之经济生活:“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神农氏殁,黄帝、尧、舜作……垂衣裳而治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以经济万民。”“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之济塞致远,以利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上见《易·系辞传》)以上虽为断片记载,吾人亦不便牵强附会,多作解释,然其幼稚之狩猎渔牧生活,渐进其农业生活,由农业而后有交换发生,古社会之概况已可窥见。

关于古代文物之演进,《易传》等书亦有记载,借此可略知羲、农之世,已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等物。黄帝时发明及发现更多,如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后稷占岁,大挠作甲子,逮首作算术,伶伦作律吕,容成造历,沮诵、仓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雍父作舂臼,共鼓货狄作舟,夷作鼓,挥作弓,夷牟作矢。黄帝而后,颛顼为杰出人物,此时中国有新文化出现,已开始有天文、历算,此与农业有密切关系。可推知当时即为农业之发轫期。南正重、火正黎二人,相传为中国天文历算之发明者。此时在宗教上已有专业者,即为僧侣,一面祭祀鬼神,一面观察星辰,中国之学术乃渐次发生。由各种记载推察之,此时社会已有两种统治阶级,一为僧侣,一为酋长。民间已有分工。在一个氏族经济中,男事狩猎,女事畜养。男女分工,为农业之开始。

颛顼以后,为尧、舜、禹,史称禅让时代。自禹以来,即入夏、殷、周,史称三代。儒家认为唐尧虞舜时,系中国道德之黄金时代。政治之改革与措施,出自公意,且天下为公,实行禅让。但从经济生活之各方面推察之,此时为氏族联盟之时代,农业已经发轫,人民得以定居。尧与舜,均为氏族联盟中之共同首领,为各氏族所推戴,实无家天下之可能。相传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至禹让位未成,乃传位于其子启,传子之局开始,由此而由公天下而变为家天下。儒家对此以贤不肖之道德观点解释,实则为经济生活变化之结果。当舜在位之末年,洪水泛滥,淹没黄土平原且达于京师濮阳。四周曾筑堤以防之,九年而无功。因之各氏族东徙,与东方之部落风偃接触。伯益与皋陶出而治水,虽略有功绩,惜范围甚少,未有成就。其后数年,禹出而治水,识水性,测河流,运用疏导方法,东西勘察,足迹遍于当时之天下,故称吾民族之领土为“禹域”。经十三年而洪水平息,草木繁殖,畜牧农业得以发展。禹于治水有大功,死时让位于伯益,不受氏族人民之欢迎,民心多归禹之子启,盖因启对治水扶助甚多,遂继禹即位,都于阳城(在今山西冀城西)。自此即入于夏殷时代。夏朝的历史约莫有四百年。其国都的迁徙,较后来之殷,更为频繁,初期都于阳城、晋阳、安邑,其地在今山西省的西南角。禹子启曾渡河而南,居于今新郑、密县间。夏朝的王位继承,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其经济生活以牧畜为主体,农业状况不详。夏朝似乎是外患最多之朝代,有穷氏自夏境的东北常向夏入寇,在启子太康时,曾攻占有夏都斟,统治其地有六七十年之久。启孙后相,且失国远窜。至后相之子少康,始乘有穷氏之衰而复国。其后灭夏之成汤,则来自东南,但其先世亦发祥于东北。由其战争与迁徙之频数,可知夏代尚在氏族社会之游牧时代。

 

(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35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