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兵

 

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自公元805年开始，他曾在永州（今湖南永州）、柳州（今广西柳州）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达十四年之久，所作的《捕蛇者说》、《构法华寺西亭》、《游黄溪记》、《武冈铭并序》、《童区寄传》、《柳州峒氓》、《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等诗文，反映了唐朝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民俗，为研究南方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为重振大业，起用王叔文维新集团。柳宗元抱着革新政治为国效力的目的，加入维新派的变革。维新活动触犯了宦官和藩镇势力，遭到反对派的严重阻挠，只进行了146天便告失败。李诵让位，王叔文、王伾被杀，柳宗元、刘禹锡等8名成员被贬作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开始了“逐臣”生涯，直到公元815年才与刘禹锡一道返回长安。不久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后病死于任上。柳宗元虽屡遭外贬，然终以“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为人生信念，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

永州、柳州皆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当时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把永州、柳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称为“莫徭”、“峒氓”和“夷僚”，带有浓厚的轻视谩侮色彩。可柳宗元却深于体察民情，尊重当地民族习俗，完全摒弃了汉族士大夫那种对少数民族的偏见。

永州瑶族是一个具有渊源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能歌善舞，据李调元《南越笔记》记载，“瑶俗最尚歌，男女杂沓，一唱百合。”清代陆祚蕃《粤西偶记》中称瑶族唱歌“虽文人提笔，未能过也”。作为一个从中原初到蛮荒之地的北方知识分子，柳宗元对瑶族的这一特点极为关注，尤其是对他们的民歌尤感兴趣，他在《构法华寺西亭》、《武冈铭（并序）》等文章写到瑶族，并表现出特别的好奇与关注。

相比于蛮荒的永州，柳州更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那里除瑶族外，还有壮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柳宗元初任柳州刺史，这时的他体弱多病，来到偏僻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精神并不颓唐。他吟咏诗句：“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决心为柳州百姓操心办实事，不让岁月空度。他怀着深厚的同情和亲切感，深入观察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写下了《柳州峒氓》、《童区寄传》等诗文，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描绘，反映了南方少数民族淳朴的民风，并赞扬了他们慓悍的民族性格和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

 

二

纵观柳宗元一生的仕宦生涯，其多半时间都是在“夷僚”之乡度过，即永州十年、柳州四年。他的一些咏述南方少数民族的作品，既弥补了正史缺陷，又对研究唐代南方少数民族社会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柳宗元民族思想及实践，是其作为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民族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主张“夷夏同志”，即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同心同德。

作为一千多年前人文主义者的柳宗元，尽管自己仕途坎坷，一再遭贬，却始终以民为本，为民请命，为民谋利，为民伸义，提出“利安元元为务”，“官为民役，民可黜官”的为政思想。在他看来，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天下的老百姓是一家，应该不分民族，不分贵贱，一视同仁，而且是民为主，官为仆，官员是为民办事的，处处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务。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组成的大家庭，只要各民族平等互利、团结互助，国家就兴旺，社会就安定，天下就太平。他在《封建论》这篇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名文中就集中表明了这种民族大团结的思想，主张用郡县制统领各民族，实行“夷夏同志”。强化朝政巩固中央，完成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在这篇政论中，柳宗元特别强调要平抑藩镇，对于那些飞扬跋扈的藩镇势力，要予以强力遏制，免得他们侵犯边远少数民族的利益，以便保障边远地区的社会安定。“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封建论》）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巩固中央集权，保证“夷夏同志“的政治需要，让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同心同德，共荣互济。这应该是一个雍熙浩颐的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柳宗元提倡“官为民役”，反对奴役百姓，实行各民族平等，并且特别强调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守边固土的重要作用。他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值，怠其事，天下皆然。岂唯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这是柳宗元在送别零陵代县长赴新任时所说的一番话，有力地鞭挞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官吏奴役人民，盗民财货的现象。在柳宗元看来，要中兴国家必须真正实行民贵吏轻，吏为民仆的民主政治。这在当时来说只能是一种理想，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柳宗元的民本意识，便是夷夏一体，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等量齐观。这在千余年前的古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先进思想啊！

2、施行文治教化。

历代的边塞儒学，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他们不仅建孔庙，立学校，崇儒尊孔，而且还直接传儒学，授儒经，恭行儒术，施仁政，修德教，树立了崇高的人格榜样，为培养少数民族的儒士，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做出了直接和重大的贡献。柳宗元初贬永州时，曾多次修复当地的文庙，所作《道州文宣王庙碑》，记载了瑶乡重修文宣王庙，并在庙里办学和亲自训示儒家学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遭贬柳州，是年8月，“州之庙坏，几毁神位”，于是修复文宣王庙，兴办学校，并以此为依托，在壮乡广播儒学，倡行教化，如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所记：“柳侯为州”，“动以礼法”，从而造成了“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人相兹都”的良好社会风气。《马平县志》亦云：“自柳侯守是邦，建学宫，崇圣教，稍稍诱以经术，悟以文章，而乔野陋之风一变。”不仅如此，柳宗元作为中唐名士，在柳州还吸引了一大批南方、尤其是永州瑶乡和柳州壮乡的文人学士，为培养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作出了贡献。据《新唐书》卷一六八《柳宗元》所载：“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以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正是由于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推行儒教，结果使儒学在当地的传播日盛，乃至到宋代，在二州出现了“人文之盛，与中州符”的景像。唐宋时期，永州共考中进士384人，在当时的湖南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都是柳宗元施行文治教化的结果。

3、传播中原文化，指导当地少数民族人民进行文学创作。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宗元自己也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唯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国，始遁法度，置吏奉贡，咸若采卫，冠带宪令，进用文章。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中州之士，时或病焉。然后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柳宗元在永州、柳州传播中原文化，指导文学创作中肯定有不少“南夷”子弟，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人的姓名、族属、生平及其创作成就已难考定，或已消失和淹没在自然造化、社会动荡及书山文海之中。

4、对南方少数民族先民的社会情况进行描述。

隋唐正传史籍中，对南方少数民族先民的记载极少，加之撰史文人的民族偏见，未能真实地反映出南方少数民族先民的社会情况。然而，柳宗元的一些作品却大笔渲染了这一不足。如《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圩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少数民族先民用竹叶包着盐巴，荷叶包饭当赶圩充饥之用，御寒穿的是鹅毛、皮毛缝制的衣服，鸡骨卜卦问年成好坏，逢天旱就祭拜水神。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新奇。由于语言不通，他产生到峒氓中去生活和学习语言的念头，以消除与他们的隔膜，体现了作者愿与当地少数民族同甘共苦，改造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望。

柳宗元到柳州后，当地曾有一种恶习：穷人借高利贷，到期还不起以至利钱超过本钱时，就永世沦为奴婢。柳宗元作出规定：因负债沦为奴婢的人，凡能出钱还债的就可以赎身，拿不出钱的可按劳役时间计算报酬，报酬跟债款相抵，就取消奴婢身份。这样做解除了许多被压迫被奴役人们的痛苦。桂北、桂东北各州效仿他的做法，一年内就解放了上千负债奴婢。柳宗元在《童区寄传》一文中，热情赞扬十一岁的柳州壮族牧童区寄，机智勇敢地战胜了用暴力将自己抓去卖为奴隶的两个强盗，深刻地揭露了当地拐卖人口的丑恶社会现象。

柳宗元除对南方少数民族民俗进行描述外，还对当地自然风光、瑶山峒寨描绘得栩栩如生：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有亭，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游黄溪记》）文章用比较的手法，将永州和黄溪的美景置于天下与州郡的广阔空间进行对比，强调天下山水以永州最佳，而永州山水又以黄溪最佳，从而突出黄溪胜景的超绝拔俗，彰显永州山水的钟灵毓秀。对柳州山水，柳宗元也钟爱备至，趋驰以归。他在《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描绘了那里山水的清纯秀雅，美不胜收：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无不以优美、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山川、地形、物产、气候等自然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