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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喻对象到人格化形象 柳宗元研究:第八期 加入时间:2008/3/13 17:10:00 admin 点击:3458 |
从比喻对象到人格化形象
——论柳宗元文学作品中动物形象的塑造
何生风
摘要:柳宗元因个人特殊的遭遇,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柳宗元以他对人情物理的深刻见解和妙笔生花的艺术功力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深入人心的人格化的动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将动物人格化,塑造出一系列个性鲜明的独特文学形象,这是柳宗元对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独特贡献。
关键词:柳宗元 动物形象 人格化 艺术成就
在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中,有一系列以动物为写作对象的作品。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柳宗元以他对人情物理的深刻见解和妙笔生花的艺术功力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深入人心的特殊艺术形象。在以往的柳学研究中,尚未有人对此进行过系统的归纳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柳宗元研究中的一个遗憾。笔者在此提出这一观点,并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柳宗元的作品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动物形象,可以说个个都形象别致、寓意深远,令人过目难忘。我们不妨先对柳宗元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典型动物形象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做一个分析。
《三戒》是柳宗元著名的寓言作品。三篇寓言中的麋、驴、鼠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动物,作者以独到的眼光把它们塑造成独具含义的艺术形象,尤其是麋和驴的形象更令人玩味。麋是一种温顺的小动物,以植物为食物,对外界没有什么危害。然而,作者却以临江之麋的蜕变过程,为我们揭示了世象的复杂,也告知了其可悲的下场。联系文章的写作时代,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极有可能是对当时宦官现象的讽刺。元和年间,被皇帝宠幸的宦官操纵朝纲,气焰嚣张。宦官们仗势弄权,排除异已,成为败坏中唐朝政的一颗毒瘤。例如,唐宪宗所宠爱的大宦官吐突承璀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吐突承璀在元和四年自请将兵讨伐长期与朝廷对抗的河北藩镇,而唐宪宗竟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任命他为诸道将校之帅。然而,结果却是被叛军头目王承宗打得惨败。宦官本来是人们同情的对象,然而历史上的宦官却往往令人痛恨,下场可悲。这同麋之 “乘物以逞”、“依势以干非其类”的行径何其相似。麋这一形象的深刻意义,除了其自身所表现出的悲剧命运外,更耐人寻味的是与文中若隐若现的“主人”的关系。“主人”对麋的偏爱与纵容是造成其悲剧的根本原因。分析麋的形象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会失之肤浅。
《黔之驴》中的驴,是一个“出技以怒强者”的可悲形象。驴本来是一个使用价值很高的动物,既能干活,又能代步。然而当它来到黔之地后,却没有人知道它的用途,成了废物,最终成了老虎的食物。对于驴这一形象的寓意,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柳宗元是讽刺那些自恃门第高贵而又无所才能的世袭贵族,有的认为是影射反对改革的政敌中那些身居要位却无德无才、外强中干的政客。例如:与柳宗元同时代有个叫窦群的人,出仕之前以所谓贤孝闻名,经举荐被授予左拾遗一职。因反对“永贞革新”,在宪宗时升为御使中丞,成为名人显贵,后因李吉甫一案,出任湖南观察史,再贬黔中观察史。初到黔州时,窦群凭着朝廷命官的身份令人生畏,但很快就因黔州水患酿成兵灾之事被贬为开州刺史。窦群的经历同“黔之驴”的遭遇极为相似,其讽刺意味不言而喻。笔者更赞同“黔之驴”是作者对自己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永州的反省文字。柳宗元“少精敏,无不通达”,“虽年少……能取进士第”,“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唐顺宗时,官至礼部员外郎。然而随着永贞改革的失败,柳宗元由一个“超取豪显”的朝官沦为远谪南荒的贬官,还 “不在量移之列”,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这一切令他万念俱灰,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作者以自身的教训告诫为官之人不可“出技以怒强”,要学会韬光养晦。
《永某氏之鼠》中的鼠则是寓意显露的形象。老鼠历来是丑陋多害的动物,而永某氏之鼠狂妄到“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的地步,真是匪夷所思。柳宗元作此文也是影射当时“窃时以肆暴”的宦官势力,预示了这些“阴类恶物”的悲剧命运。
《起废答》一文中有一个“病颡之驹”形象。这匹烂头之马生病有近十年了,长着一副大骨架子,但因为有病,在马厩里受到排挤。一个偶然的机遇,它被选为迎接新任刺史的坐骑,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巫蘁以雕胡,秣以香萁;错贝鳞镶,凿金文羁”,最终“抗首出臆,震奋遨嬉”。柳宗元通过“病颡之驹”这一形象,抒发了对自身被贬永州得不到任用的感慨,更辛辣地嘲讽了贤良遭凌辱,废物受重用的黑暗政治,揭露了中唐时期为抢夺一官半职,而奔走钻营,互相倾轧的官场丑态。
《骂尸虫文》中的尸虫是一种有其名无其形的动物形象,因而其寓意更加丰富。作者将阴险狠毒、陷害忠良的宦官及“阴幽诡侧”的恶人比作“尸虫”,揭露了它们的丑恶灵魂和虚弱本质,特别是把当政者比作所谓的“聪明正直”的天帝,对其纵容包庇“尸虫”,不辨贤愚的昏庸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在《罴说》、《蝜蝂传》、《牛赋》、《鹘说》、《愬螭文》、《逐毕方文》、《谪龙说》、《宥蝮蛇文》、《设渔者对智伯》、《憎王孙文》等文中,作者所写的各种动物形象都各具形态,寓意深远,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在柳宗元的诗歌中,也有多篇借动物形象来寄托自己的心中感情。例《跂乌词》,诗歌描写了一只足残乌鸦的不幸遭遇和哀求自保的凄凉处境,作者借跂乌形象婉曲而真实地表现自己不幸遭遇和忧伤心境,读后着实令人感慨万千。象这类的诗歌还有《放鹧鸪词》、《笼鹰词》、《闻黄鹂》等。
二
柳宗元塑造的一系列动作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烂的明珠。在柳宗元之前,没有哪一位文学家自觉地以动物形象作为作品的构思对象,有的只是用动物作为比喻对象,用以阐明文章中心。例如庄子的《逍遥游》中的鲲鹏等,只是作者表达中心的比喻对象,没有实现人格化,更不是文章的主人公形象。柳宗元将动物人格化,塑造出一系列个性鲜明的独特文学形象,这是柳宗元对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独特贡献。笔者以为,唐代以后中国文学中的以动物为作品主人公形象的作品,都深受柳宗元作品的影响,例如蒲松龄《聊斋志异》等。正是柳宗元匠心独到的艺术创新,拓展了中国文学又一片崭新的园地。
柳宗元刻意去塑造人格化的动物形象,是同他个人的遭遇和所处环境直接相关的,因为这一类作品都创作于他被贬谪以后。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他受到了十分严厉的处罚,在被贬为邵州刺史后,又加贬为永州司马,手中无半点实权,相当于一个享受一定待遇的“系囚”,而且“不在量移之列”,几乎没有了翻身的希望。柳宗元深感自己处境可怕,“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粟”, “罪谤交织,群疑当道,诚可怪而异也”。在这样的处境中,柳宗元无法直接向朝廷和社会表达自己对现实和政治的看法,而他又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关注朝廷安危,关怀百姓生活的思想家,一定要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在这种矛盾的境况中,他就要寻求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这是柳宗元塑造一系列动物形象的直接因素,而南方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是有利的客观条件。因此,柳宗元笔下的尸虫、曲儿、蝮蛇、王孙、毕方、愬螭等离奇古怪的小动物大都是与南方民间传说有关的。
应该注意到,柳宗元笔下的动物形象绝大多数都是反面的。这正是被贬囚禁,身处险境的思想家柳宗元对现实政治最含蓄而又最有力的抨击。中唐时期,唐朝的政治每况愈下,皇帝昏庸,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纲败坏。柳宗元自小就树立了“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理想,渴望建立功名,光宗耀祖。面对现实这一切,他是无法保持沉默的。因此,柳宗元的一系列动物形象就全面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的社会形象。
首先,是讽喻时政的黑暗,鞭挞现实社会中各种腐败现象。中唐时期,藩镇割据是国家的一颗毒瘤。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当时的节度史“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罴说》就是借罴的形象,有力地讽刺了唐代朝廷“不善内而恃外”,采取“以藩制藩”政策的失败。
其次,是痛斥奸佞专权,预示依势逞强者必然灭亡。宦官恃宠专权与政客们的外强中干是中唐政治日趋腐败的根源。柳宗元通过《骂尸虫文》、《三戒》等文章塑造了各种形象,对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的宦官和貌似强大实则无能的官僚进行了无情的谴责与批判,预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下场。
再次,是针砭唯利是图的政客。《蝜蝂传》就形象地反映了中唐官场统治者利令智昏、贪婪成性的丑态。作者抓住蝜蝂这种小虫负重登高坠地而至死不悟的本性,对官场上那些争名逐利、尔虞我诈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在这一类作品中,有为数不多的从正面去描写动物形象的作品,其写作目的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委婉地写出心中的怨曲和期望东山再起的愿望。这一类动物形象基本上都是受伤害的对象,和柳宗元的遭遇不谋而合,寓意不言而喻。例如,柳宗元以诗歌形式塑造了“跂乌”,“笼鹰”等鸟类形象,是他在永州最真实的心灵写照。
三
在柳宗元之前,也有人在作品中借动物故事来增添文章的表现力,而柳宗元从动物形象的塑造上实现了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宗元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动物形象,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将动物人格化,动物成了文章的主体形象。在柳宗元之前,纵观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动物,除了那些没有寓意的以外,基本上是作为文中的一个小故事或作为打比方的对象,没有哪一篇文章的主题是通过动物形象表现出来的。而柳宗元则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创了以动物形象作为文章人格化的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表现方式。
寓言是柳宗元这类作品的重要体裁。先秦诸子散文是中国寓言文学的鼻祖,也有许多千古流传的精品。但先秦的寓言只是散见于诸子的哲学或历史散文中,没有独立成篇的作品。柳宗元在继承先秦寓言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的寓言无论是从题材方面看,还是从体裁方面看,都是独立成篇的。例如,《三戒》、《蝜蝂传》等,文章的篇幅都不长,但无论从内容或是从形式上看,都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动物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正是这些作品,将寓言从先秦以来附属于哲学、历史著作中的地位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文学作品,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体裁。
柳宗元对动物形象的塑造与刻画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成就,我们可以归纳成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动物特征与文章的主题相一致
我们先以《永某氏之鼠》为例。老鼠历来是一种丑恶的形象,《诗经》就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句子。而柳宗元笔下的“永某氏之鼠”则更加狂妄凶恶,“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这种“阴类恶物”本来见不得人,只能伺机作恶,在文中却变得明目张胆,有恃无恐。这些特征同中唐时期的宦官何其相似。这些宦官只能生活在特殊的地方,属于“阴类”,它们又必须依附某种保护才能兴风作浪,为非作歹。柳宗元将宦官比作鼠类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再以《跂乌词》为例。该诗写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期,诗中塑造了一只伤残的乌鸦形象。诗人借跂乌的不幸遭遇和恐慌的心理表现了自己现实的处境和心灵上的痛苦。跂乌受伤的原因是才高志大招致伤害,这同柳宗元的遭遇十分相似。因此,我们从作者对跂乌的描写中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柳宗元化身。
其二,对动物形象的刻画穷形尽相
可以说,柳宗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地刻画了一系列动物形象的作家,因此,对动物的刻画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柳宗元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效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外形描写——写罴:“罴之状,被发人立”;写尸虫:“以曲为形,以邪为质”;写驴:“庞然大物也”;写病颡之驹:“色玄不庞,无异技,硿然大耳……垂首披耳,悬涎属地”;写跋乌:“翘肖独足……踊身失势。”文字不多,却抓住了各种动物的特征。
动作描写——写尸虫:“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幂然无声,其意乃毕”;写麋:“抵触偃仆,益狎”;写狗:“群犬垂涎,扬尾皆来…….犬畏主人,与人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虎:“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写鼠:“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写蝜蝂:“卬其首负之……虽困剧不止也……卒踬仆不能起”。这些动作描写生动活泼,充分表现各类动物的个性。
心理描写——写麋“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写虎:“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凡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
从以上动人传神的动物描写看,柳宗元在动物刻画上的语言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文章篇幅一般很短,但都写出了动物的特征,构成了完整的形象,充分表现了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深厚功力。例如,《蝜蝂传》对蝜蝂的叙述描写只有短短的七十二个字,然而这一形象呼之欲出矣!
四
柳宗元因自己特殊的遭遇借动物形象来表达自己对世事的看法和心中的情感,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园地。柳宗元将其深邃的思想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见解表现在所塑造的动物形象中,从而使这些形象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使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
柳宗元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从政论文到山水游记都精妙绝伦。而以寓言体裁为主塑造出的众多动物形象,也同样千古传诵。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类作品影响更广。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里说,:“《三戒》者,千余年来,殆为唐文敷散最广之作,几乎无人不学。”在当今社会,“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人之鼠”、“蝜蝂”、“病颡之驹”等仍然随处可见,其表现甚至更为厉害。因此,柳宗元所塑造的这类艺术形象已穿越时空,意义深广,将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柳宗元还有一些作品虽然不是以塑造动物形象表达主题的,但仍借动物作为论述的对象,使文章达到了很好的表现效果,例如,《捕蛇者说》、《观八骏图》等。从这类文章可以看出柳宗元在写作时对动物形象运用的匠心独具,也有力地证明了他塑造动物形象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