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首锋

　　

“利安元元为务”的民本思想是柳宗元一生所极力主张和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主题。为了实现这一主张和目标，他追随“二王”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成为名垂青史的政治活动家；为了实现这一主张和目标，他奋笔疾书，成为举世闻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笔者最近反复阅读了柳宗元的人物传记，深深为作者笔下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所揭示的传统美德所感动，读后深受教育，受益匪浅。

一、柳宗元伦理道德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成因

我国传记文学历史悠久，从先秦时期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最初萌芽，到《史记》的传记文学体例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前四史”、明清的《虞初新志》、历代的作家文集中的传记之作，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纵观这些传记文学作品，大多是以地位显赫、影响深远的人物作为描写对象，很少有人将渺小的平民百姓作为传记文学的题材。柳宗元却以非凡的胆识、敏锐的目光、犀利的笔触，不叙那些功名显著或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而取材于当时社会的市井小民或普通百姓，作品通过对他们的遭遇和处境的具体描写，反映了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触犯了一部分人的尊严和既得利益。因此，曾一度遭到一些文人的曲解和封建统治阶级御用文人的强烈不满和极力贬抑，尤以清代桐城派文人为甚。林纾认为《捕蛇者说》：“发露无遗，读之转无意味矣”① ，吴德旋斥《宋清传》“用意太纤纺刻”，“未免太小说气” ②。柳宗元为何要打破常规，为“小人物”立传呢？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为何竭尽贬抑之能事？要解开这些谜团，必须从柳宗元所处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去寻找答案，必须了解柳子的坎坷人生方能知其来由。

首先，复杂的社会背景是柳宗元为“小人物”立传，诠释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客观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柳宗元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唐贞元、元和时期。当时，经过“安史之乱”，曾被人们称道的唐代盛世已逐渐败落，表面上也呈现出暂时的稳定局面，但导致“安史之乱”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了新的发展。“两税法”的实行，使得“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③，“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公门少扒恕，鞭朴恣狼籍” ④，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日益黑暗、腐败，使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如在元和时期，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的人民，“两户资一兵”，要负担八十三万军队的粮饷。朝政腐败，人民困苦的社会现实，促使富有社会责任心的柳宗元决心撰文来唤醒良知，揭露时弊。

其次，家庭的影响，儒家的重民思想，丰富的阅历，坎坷的人生，为柳宗元伦理道德思想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柳宗元从小受父亲柳镇“守正为心，疾恶不惧”的精神和母亲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以及儒家传统的“宽则得众”、“使民以时”的重“民”思想的熏陶，从小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的疾苦。贞元元年（785），他随父亲到长沙游历，当得知因破朱■有功被提拔为副元帅的李怀光，由于阴谋策反而为其部下牛名俊所杀时，甚为关切，特撰写了《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一文，愤怒谴责“逆贼”李怀光阴谋叛乱的“凶险之行”，表达了他反对分裂、渴望国家统一的心愿。这篇文章，曾得到当时一些知名文人的常识，轰动了江南塞北，使只有十三岁的少年柳宗元就名声大振，风光了好一阵子。

柳宗元青少年时代，随父亲官职的频繁调动，先后到过安徽宣城（782）、河南（783）、湖北夏口（784今武昌西）、江西（785）、湖南长沙、四川等地，一直到贞元八年（792）才回长安定居，当时柳宗元只有十九岁。十年的颠沛流离，使柳宗元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了解人民的疾苦，也使他的社会阅历不断增加。尤其是永贞革新失败后贬至永州的十年谪居生活，柳宗元接触下层社会、了解民间疾苦的机会更多。柳宗元到永州，半年后母亲去世，柳宅连遭火灾，这时政敌们又长期把他当作“下石”的主要对象，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使柳宗元的谪居生活充满愤怒、悲哀和抑郁。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心境下，柳宗元采用文学性的传记散文从一个侧面来反映穷苦百姓的悲惨生活，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瘅恶彰良，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所有这一切，对于丰富柳宗元文学创作的内容，加深其作品的思想性，都起到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二、解读柳宗元人物传记中的伦理道德思想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是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的。如果把柳子所写的行状、碑传、墓志以及论说中带有传记性质的文字一并归入传记文学，有六七十篇。这些文学性的传记大致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以“传”为题的作品，如《梓人传》、《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李赤传》、《河间传》、《童区寄传》等等；另一类是通过叙述传主的生平遭遇，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现实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南霁云睢阳庙碑》、《捕蛇者说》等。柳宗元人物传记作品收入《柳集》中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有十四、五篇。其中除《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两篇作于长安，其余都是在永州时所作。这些传记文学作品大多取材于当时社会中那些被残害被侮辱的下层人物。作品通过对他们的遭遇和处境的具体描写，反映了中唐时期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当时复杂而尖锐的社会矛盾，深刻地畅叙人所称道的伦理道德思想。柳子的人物传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伦理道德思想，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方面。

1、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

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是历代有识之士所极力倡导的伦理道德思想。柳宗元也不例外，这种思想深深植入柳宗元的灵魂深处，并通过其作品反映出来。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他在元和四年（809）写的人物传记文学《南霁云睢阳庙碑》。作品叙述南霁云和张巡、许远固守睢阳，为平定安禄山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南霁云等在强敌面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高度地肯定了他们为维护国家统一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揭露和批判了那些破坏统一的罪魁和肩负重任却临阵脱逃、投降卖国的卑鄙武夫。

时惟南公，天与拳勇，神资机智，艺穷百中，豪出千人。

……惟公与南阳张公巡，高阳许公远,义气悬合，讦谋大同。誓鸠武旅，以遏横溃。……汉兵已绝，守疏勒弥坚；虏骑虽强，顿盱眙而不进。

……息意牵羊，羞郑师之大临；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诸侯环顾而莫救，国命阻绝而无归。……公乃跃马溃围，驰出万众，抵贺兰进明乞师。

……烈士抗词，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愤，惜蔡恭于累旬。

这里叙述的是南霁云等将士在兵尽粮绝，乞师贺兰，求援遭拒的危急关头，噬指示志、身死孤城的壮怀激烈的言行，突出壮士“图国亡死”的献身精神。柳宗元在此文中对南霁云和张巡、许远的壮举给予高度评价：

惟公信以许其友，刚以固其志，仁以残其肌，勇以振其气，忠以摧其敌，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于贞，行乎外者贯于义，是其所以奋百代而超千祀者矣。

“信、刚、仁、勇、忠、烈、贞、义”，是当时社会普遍称道的高尚品德。柳宗元为南霁云立传，其宗旨是弘扬这些传统美德，激励和谴责当时同样面对藩镇叛乱的朝廷中的文武百官。文章最后以洛阳麒麟阁中的铭文作为结语：

……烈烈南公，忠出其性。……位尊九牧，礼视三公。……虔虔孝嗣，望慕无穷。刊碑河浒，万古英风。

表达了人民对烈士的英雄壮举无限敬仰之情，讴歌豪杰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忠报国之品行。

2、主张个性自由，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柳宗元继承父亲柳镇刚直不阿的个性，主张让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运动，就足以证明。与柳宗元同时代的韩愈曾指责他参加政治革新运动是“不自贵重顾籍”，不能“自恃其身” ⑤，表面看来是说柳子的不是，实际上是对柳子坚持个性自由发展的肯定。在柳子的一些议论文、杂文和诗作中都蕴含着这种思想。而人物传记《种树郭橐驼传》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这种思想。

《种树郭橐驼传》记述了长安西乡一位以种树为业的驼背老农郭橐驼，准确地说，郭橐驼是个农艺家。由于他能遵循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故所种树木都长得很茂盛，长安地区许多营造园林、经营果木的人，都争着聘请他去当技术顾问，帮助自己培植果木。作品通过郭橐驼自述培植树木的经验，谈论种树之道，从种树之道又涉入为官之道，指出当时有些统治者虽口称爱护百姓，却政令苛刻繁杂，骚扰了百姓，戕害了他们的生机：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餮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问者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郭橐驼一番精彩的回答，蕴含着深刻的为政之理，透露了追求民主与个性自由发展的信息。这一问一答，表面看来是描述别人，实则是柳宗元真实思想的流露，是柳子“利安元元为务”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柳宗元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洞察力审视社会，大胆揭露时弊，提出顺应民意的治民措施，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梓人传》也是一篇畅叙为政之理的好作品，作品写的是一位叫杨潜的建筑师。柳宗元通过梓人的技术活动的生动描写，对梓人杨潜“善度材”、“善用众工”给予高度的评价，进一步指出“梓人之道类于相”，把他规划设计、组织建造房屋的方法，提到类似于宰相善于治理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表现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强烈愿望。

3、倡导扶贫济困，乐于助人，反对趋炎附势，见利忘义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经常深入乡村，了解民情，通过与百姓接触、交谈，收集到许多助人为乐的感人素材，同时，也常看到或听到百姓痛陈利欲熏心的奸诈商人的可鄙行径。柳宗元是一个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贤臣，知道这些情况后，既喜又忧，既高兴又愤慨，喜的是淳朴的民风犹存，有必要宣扬使其发扬光大，忧的是为害人民的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有必要加以批判使其有所收敛。于是，他冥思苦想，构思创作了《宋清传》。《宋清传》描写的是药商宋清以善于经营、乐善好施而享誉于市的动人事迹：

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疾病疖疡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

这段话的大意是：宋清，是长安西部药市上的一个商人。他善识药性，收集的药材都是很好的。来自深山老林的人带来的好药材，都送到宋清这里，宋清以优惠的价格收购。长安的医师得到宋清的药材来配处方，就很容易卖，大家都称赞宋清。身体有痨疾、头痛、患溃疡病的人，也都乐意到宋清这儿购药材，希望能很快治愈病痛。宋清也非常高兴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带钱的买药人，也会给他好药，积压的欠款条堆积如山，但他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催欠款。有的人时间长了不记得归还欠款了，宋清也不说。到年底时，他寻思哪些人是无力偿还欠款，就把别人写的欠款条烧掉，化为灰烬，再也不提此事。药市上做买卖的人认为他很怪，都嘲笑他：“宋清真是个愚蠢妄为之人。”也有的人说：“宋清莫非是那种有道之人吗？”宋清听到这些议论后说：“我宋清追求财利只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罢了，并不是什么有道之人，那些说我愚蠢妄为的人是非常错误的。”短短的一段文字，就将宗清不计小利，乐于帮助患病穷人的善良之举刻画得得淋漓尽致。接着，总结出宗清的经商致富之道：

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求者益众，其应益广。

指出宋清以诚信而赢得顾客的青睐，没有非分之念，获取的是长远的利益，他这种做法一直坚持下来，终于能富裕起来。来求购药材的人更多，常常应接不暇。最后，柳子用对比的手法赞扬宋清以诚信为本，积善行德的美德，对那些利欲熏心、不讲商德的市侩习气进行无情鞭挞，对那些见利忘义、趋炎附势的所谓士大夫们进行有力批驳。

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呜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报知清之远者乎？幸而庶几，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亡者众矣，市道交岂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柳宗元目睹当时商场明争暗斗、巧取豪夺的不良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朋友之交全是趋炎而弃寒，很少有像宋清那样不论地位高低，都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人。主张商品交换应当像宋清那样做生意以道义相交，要想有规范的市场秩序，这种“市道交”是必不可少的。接着柳子对人们的议论，联系当时商界不正之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宋清这个人做买卖并无市侩习气，倒是那些“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称的人，反而争利不已，实在是太可悲了。而宋清倒是与这些“市人”大不相同了。这里，柳子对宋清以诚信为本，是商人却无商人的市侩习气的品德给以高度的赞扬，而对那些见利忘义、趋炎附势的所谓“士人”却进行了严正的指责，说他们自名为士大夫，却是真正的市侩主义者。由此可见，柳子为宋清立传，并非为了宣传经商之道，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歌颂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待人诚信、不分高下亲疏的优秀品质和人间真情，揭露“士人”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丑恶面目，表达人们渴望人间真情回归，善行常在，美德永存的强烈愿望。

4、极力主张扬善惩恶，反对损人利己

主张扬善惩恶，反对损人利己，是柳宗元传记文学中所揭示的又一个主题。《童区寄传》就是一篇记载乡村少年牧童区寄与掠卖人口的强盗作斗争的故事：

童寄者，柳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慄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虚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还之乡。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以上是《童区寄传》的主要部分。文章生动地记述了少年区寄遭到强盗劫持，面临被人拐卖的情形，镇定自若，不畏强暴，利用两个强盗间的矛盾和有利时机杀掉强盗，获得解脱的经历。当时柳州地区强盗横行，掠卖人口现象严重。柳子到柳州执政，曾千方百计采取措施解放奴婢，消除落后陋习。因此，柳子对陷入奴婢买卖危机中的区寄不畏强暴和反抗斗争的机智、勇敢行为极为赞赏，在文中进行细致的描写，给予热情的歌颂，将豪贼的凶狠、愚味、自私和区寄的机智、勇敢、纯朴进行鲜明对比，体现了作者主张扬善惩恶，反对损人利己的伦理道德思想。

5、坚持善良为人，反对尔虞我诈

柳宗元对下层贫苦人民，尤其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柔弱女子极为关注，对他（她）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河间传》描写的就是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河间原本是一位善良的女子，贤能正派，对乡间的淫乱邪风深恶痛绝；出嫁后，待公婆丈夫也很好，反对丑恶的社会风尚。但当时的中唐，至“安史之乱”后，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流氓地痞横行天下，“恶群戚之乱尨”，各种势力十分猖獗，像河间这样的弱女子纵然有忠烈坚贞之性，也难免其难。她周围的社会渣滓，经常对她进行陷害、骚扰，使这个善良女子，无可奈何地沦为荡妇，最后落得个“病髓竭而死”的悲惨结局。作者先着墨于一个良家女子形象描绘，后又展开对河间女堕落过程的叙述，从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糜烂和腐败。文章最后，柳宗元借河间一生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感慨：

天下之士为修洁者，有如河间之始为妻妇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密切者乎。河间一自败于强暴，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雠。

他联想到当时朋友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有尔虞我诈的丑恶现象，“邪利之猾其中”，“尤可畏哉”，感到十分可怕。

柳宗元撰写《河间传》，其目的在于影射当时士人操守败坏，朋友之恩难恃，君臣之义不长的事实。

6、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反对仗势欺人暴行

在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中，除了描写地位低下的普通老百姓外，也有些是描写统治集团内某些较为开明的人物的作品。《段太尉逸事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作者记录了一位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几则富有典型意义的事迹。突出地写了两件事：一是写郭子仪的儿子郭晞，仪仗父亲的权势，放纵士兵行凶作恶，残害百姓，地方官不敢过问，段秀实挺身而出，施妙计制服了郭晞：某次郭军十七人闯入市区抢夺酒食，杀死卖酒老翁，砸坏酒器。段秀实把他们全部抓起严惩，一一斩首示众。当时郭晞全营大噪，披上盔甲准备大规模报复。段秀实单骑来到郭营，从容不迫，义正辞严地说服了郭晞，约束军纪，消除了骚乱。下面是段秀实另一则逸事的原文：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

这段的大意是：大旱之年，野外的杂草都枯死了。焦令谌 “只知道该收取的租税罢了，不管什么旱情”，农夫们就快要饿死了，焦令谌不顾农夫们的死活，更加急迫催逼索取，农夫们无可奈何，只好将情况告诉太尉。太尉派人向焦令谌请求宽容。焦令谌非常恼怒地说：“我难道惧怕段某人吗？竟然敢说我！”指使手下人凶狠地将送信的农夫打了二十大棍，并派人把农夫抬到太尉的衙院中，气焰嚣张到了极顶。太尉见此情景，痛心得大哭，说：“是我给你带来的痛苦啊！”立即亲自取水替农夫洗去血污，撕破衣服给他包扎创伤，亲自敷上好药，早晚亲自给他喂饭，然后自己才吃。并将自己的坐骑卖掉，代替他偿还了租税，没有让他知道。

这篇文章描绘人物栩栩如生，情节起伏跌宕，形象生动，将一个坚持正义，不畏豪强，同情人民，清廉耿直的忠正廉吏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是柳宗元传记文学作品中的得意之作。他曾自许为“传信传著”，“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 ⑥。 从政治上经济上限制并打击藩镇军阀、旧官僚和地主豪强的恶势力，是柳宗元追随王叔文参与“永贞革新”的一贯主张，对段秀实的颂扬，实则是对“永贞革新”的充分肯定，通过对段秀实这个封建官吏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那些封建军阀和地主豪强残害人民的严重情况，表现了柳宗元不畏强暴，敢于同封建军阀和地主豪强作英勇斗争的精神。

7、主张休养生息，减轻人民负担，反对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

主张休养生息，减轻人民负担，反对横征暴敛，反对搜刮民脂民膏，是历代贤人的一贯主张，“永贞革新”就有停止苛捐杂税，规定除两税正税之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贡外，不得别进物钱”的制度⑦。这种主张也是柳宗元有力赞同并始终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他的许多著述反复强调过。元和初年，他被贬至永州后所写的《捕蛇者说》就是直接阐述这种思想的名篇。    《捕蛇者说》是柳子被贬谪为永州司马时写的。这时唐王朝已渐趋衰弱，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逐渐解体，形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在重重剥削之下破产逃亡，造成了丁去田失而税籍尚存的混乱现象。然而，统治者仍然按照旧税籍征税，往往把逃亡户的赋税摊派到乡邻近亲的农民头上。而且各种苛捐杂税日重，民不聊生，不得不四处逃亡。正如李吉甫在《元和国计薄》中所说的“逃避之始，由于所纳实物增加数倍，继而已逃之赋，复摊派于未逃，大有令人不可不逃之势。”《捕蛇者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的。

这篇传记文主要采用对比手法来为捕蛇者蒋氏作传。文章开篇是一段对毒蛇之毒的描绘，以及太医院征收这种毒蛇可以顶租的叙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铒，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此段话的大意是说：永州的郊野出产一种奇异的蛇，它的身上长着黑白相间的花纹。它接触过的草木全部会枯死，一旦咬着人，人就无法挽救。但是，捕捉到它晒干了用作药铒，可以治愈严重的风湿病、手脚弯曲、脖子肿痛、恶性疮疥，可以消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侵入人体的三尸虫。当初，太医奉皇帝命令征收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够捕蛇的人，用捕来的蛇抵偿他们应交的租税。永州地方的人们争着去做这件事。既然毒蛇有着如此之毒，为何永州人还要争着去干捕蛇这件很危险的事呢？文章起首的这段对比式的介绍记叙，就给人留下了一个悬念。接着，柳子推出捕蛇者蒋氏，以这样一个具体人物形象来加以解说。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的家庭已经连续三代从事捕蛇，他的祖父、父亲都被毒蛇咬死了，他自己接替干的这十二年来，也已经多次差点送掉性命。但当作者说要告诉官府替他改换职业时，他却“大戚，汪然出涕”，宁愿继续冒生命危险去捕蛇，而不愿改换职业去完粮纳税。通过蒋氏捕蛇个人遭遇的对比描写，已经接触到了社会生活矛盾的实质。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最后，柳宗元以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来作为现时重赋的参照对比，得出“赋敛之毒甚于是蛇”的结论。文章以叙为主，议论画龙点晴，大大加强了传记文学的艺术感染力。

柳子在《捕蛇者说》中，抓住了当时社会所产生的这个普遍的现实问题，刻画了蒋氏这个捕蛇者的形象。记叙了蒋氏一家三代都以捕蛇顶租的悲惨遭遇，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说明苛政、重赋比猛虎、毒蛇更为凶狠可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流离颠沛、饥饿死亡的惨状，可以看到当时农村被摧残的凄凉景象和凶狠官吏逼租时的狰狞面目。

三、柳宗元伦理道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柳子传记文学的主人公，虽然多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或中下层清正官吏，但每个形象都因为体现着作者的审美追求而独具光彩。这与作家的政治理想、人生追求不无关系。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大师，柳子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关注着国家命运、民生疾苦，无论在何种艰难的环境下，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去参与，用文学创作去反映现实，促进对现实的改革。他以极大的热忱去描写人，揭示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的东西。并且以此为参照物来揭露社会中的丑恶现象。从而通过美与丑的对比描写，达到弘扬人间高尚情操、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目的。正是基于这种创作目的，柳宗元笔下的人物，才显得惟妙惟肖，富有感染力。南霁云强烈的爱国之情，悲壮的报国之行，郭橐驼深刻的洞察力及内心的美好，建筑领班杨潜的超群才智和工于运筹，药商宋清的好善乐施、慷慨豁达、始终如一，牧童区寄的机智勇敢、敢做敢当、不畏强权，河间的忠贞贤慧与无辜遭遇，段太尉的足智多谋与侠肝义胆，蒋氏的忠厚老实与敬业无奈等等，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柳子以一个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体，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辉。这种新的文学审美追求的重要标志，就是通过描绘普通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光彩，达到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目的。这种以新的文学观对传记文学大胆革新的成功，所论述的伦理道德思想内涵，正是当时人们所期待的，反映了人们要求“正民风，除苛政，扬国威”的强烈愿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还存在诸多不和谐、不健康的问题和矛盾。党中央十分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消除这些问题和矛盾，提出了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方针，颁布并实施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在全国开展“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八荣八耻教育。最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全局，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柳宗元人物传记文学作品中所揭示的“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主张个性自由，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倡导扶贫济困，乐于助人，反对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主张扬善惩恶，反对损人利己；坚持善良为人，反对尔虞我诈；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反对仗势欺人暴行；主张休养生息，减轻人民负担，反对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的伦理道德思想，正好为我们当前思想领域所进行的法制道德教育，“八荣八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教育提供历史借鉴。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创新适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必将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准备，必将为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创造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说，重温柳子的人物传记文学作品，挖掘整理柳宗元伦理道德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春觉斋·流别论》，林纾著著。

②《初月楼古文绪论》二五，吴德旋。

③《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柳宗元著，《柳宗元集》第三十二卷。

④《柳宗元全集》379页，《田家》，柳宗元赋。

⑤《韩昌黎集》卷三十二、卷三，韩愈著。

⑥《与史官韩愈致<段太尉逸事>》，柳宗元著。

⑦《唐大诏令集》卷二《顺宗即位赦》

 

 

参考文献：

1、《柳宗元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曹明纲标点。

2、《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吕慧鹃等著。

3、《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 方立天等著。

4、《一代宗师柳宗元》 翟满桂著。

5、《潇湘丝语》 吕国康著。

6、《浅谈柳宗元的“民生”思想》 汤东风著。

7、《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孙昌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