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喜

 

综观整个宋代对柳宗元的接受情况,柳开由于倡导古文，成为柳宗元散文的重要发现者和接受者;苏轼由于同柳宗元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审美情趣，把柳宗元的诗歌和陶渊明的诗歌相提并论，掀起了柳宗元诗歌接受高潮的到来。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弟子和朋友，我们在探析他对前人的接受时，一般只看到他对唐朝杜甫和韩愈的接受，而对柳宗元的接受却不引人注目。本文作者在探讨黄庭坚对柳宗元传播接受的重要贡献(见《柳宗元研究》2006，1)基础上，分析黄庭坚这个在中国诗坛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对柳宗元接受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原因。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演变和接受与时代的大环境紧密相连。柳宗元在中晚唐和五代时的传播接受情况，可谓是知音寥寥无几，只是在其后来无数接受者中闪烁着的星星之火.他虽然在文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由于地理位置、文化环境、政治地位、人际交往和传播手段等方面的限制，他的文学地位在那个时代不可能与另外一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相提并论。在北宋时，柳宗元之所以会迎来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伴随着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时代大背景而出现的。

在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行，在演进的过程中出现不断融合和冲突的局面。到了中唐，出现了弊象丛生，国力不振，儒学衰而佛、道盛的情景。此时，韩愈和柳宗元等文人志士看到了文学对于复兴儒学并借此来振兴国运的重要作用，于是从文学复古开始，倡导古文运动，希望在形式上扫除六朝以来浮艳华丽的骈体文，恢复秦汉时通畅自由的散体文。在这场文学复古运动中，柳宗元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以自己为文的亲身实践阐述了“文以明道”的理论。“韩、柳及其弟子门倡导儒学，实开两宋复兴儒学思潮的先河，姻縕着理学儒学的转生。”（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这是柳宗元在宋代受到推崇的根本原因。在如何复兴儒学上，韩愈尊儒学为正统而视佛、道为异统加以排斥，事实上不能回应佛老的挑战，化解与佛老的矛盾，韩愈的这种极端作法也受到了后世文人（苏轼等）的批评。柳宗元采取了开放的胸怀，他广纳百家学术之长，“统合儒释”，后来的宋明理学实质上就是运用了柳宗元的学术思想化解了与道、佛的矛盾，同时本身也蕴涵了佛、道之思想，才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柳宗元的学术思想就是宋明理学的滥觞，所以北宋初年的柳开，在少年时就把继承祖先的事业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他字“绍元”就为此意），后来的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等人对柳宗元的学术思想也多有阐述和接受。

在复兴儒学的同时，宋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柳宗元“文以明道”的文艺思想也被广泛接受和深化，这是黄庭坚接受柳宗元的另一原因。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元，其涵义就是比肩韩愈，并且以柳宗元的子孙后代自居，把柳宗元作为他引以为骄傲的祖先和虔诚学习的楷模.后来柳开又改名为开，字仲途，说是：“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途矣，使古今由于吴也，……吾欲达孔子者也。”（《补亡先生传》）又曰：“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强调“道”是目的，“文”是为道服务的手段和工具.对于复兴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反对晚唐、五代以来颓糜浮艳的文风有开创之功，所以范仲淹云：“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途起而麾之”（《尹师鲁集序》）。北宋的王禹偁（954－1001）提出了“传道明心”的文道观，他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小畜集.答张扶书》） “明心见性”本为禅宗用语，可见宋代的文艺观也深受佛学禅宗之影响，北宋的孤山法师智圆（967－1022）以融合儒释而闻名，倡导“古道而立言”，认为文章的作用在于“善善”和“恶恶”，也就是教育感化民众。穆修（979-1032）在西昆体风行的时候，继续倡导韩、柳的古文。他刊刻，补录韩柳的文集，亲自在东京大相国司寺出售，对韩、柳的古文推崇备至：“呜呼，天厚余者多矣，始而厌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则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唐柳先生集后序》）后来苏舜钦、尹洙等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都为穆修的弟子，使文学复古之风连绵不断，后继有人。理学的鼻祖周敦颐（1017－1073）本身就来自于柳宗元的贬地（周的家乡道州现为永州的一个辖区），他继承了柳宗元的文艺观，认为“文所以载道也”（《通书》），宋代古文的复兴到欧阳修而蔚为大观，他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继续探讨了文道之关系：“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致也。” （《答吴充秀才书》）宋代的古文运动在欧阳修的领导下，而达到了发展的辉煌时期，这里必须提及的是苏轼。平心而论，苏轼的文学成就是高于欧阳修的，欧之所以成为文坛的领袖就源于对苏轼的赏识和提携；不仅如此，欧阳修对整个苏氏家族都有提携之恩，他们在文学上自然会相互影响渗透。欧阳修以“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来训诫苏轼，苏表示“有死不易”（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我们在这里在把话题回到黄庭坚对柳宗元的传播和接受，他作为苏轼的弟子和朋友，也参与了“文道之争”，认为：“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次韵杨明叔四首.序》）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自然不可能置身于宋代文学这种儒学复兴，文学复古的领域之外，对柳宗元诗文的接受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崇尚平淡古朴的审美情趣，是黄庭坚接受柳宗元又一原因。宋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和提供文人优越闲雅的生活，奠定了整个宋代淡薄自守的社会基调。在整个宋朝，雅好古淡的生活态度与文学的审美相结合，呈现出一种平淡闲远的文风。首开此风气的是梅尧臣，他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绍不疑学士诗卷奉呈杜挺之》），后人称他“去浮靡之习，超然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宋龚啸语，见《宛陵先生集》附录），认为“梅圣愈学唐人（主要指中唐的柳宗元等）平淡处”作为“唐人之风变矣”的重要标志。此后，欧阳修、苏轼等人基本上接受了梅尧臣的文学观点。特别是苏轼，把平淡诗美的创作源头也向前推进到陶渊明、柳宗元，敏锐地看到了柳诗的艺术价值之所在，“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足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二）苏轼以其深刻的理论阐述和成功的创作实践开启了柳宗元接受史高潮的到来。黄庭坚继承了苏轼的审美情趣、也继承了对柳宗元的接受。“平淡美是一种老成美、成熟美，它既是诗歌成熟的一种标志，也是人生修养达到极高造诣的一种标志。”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304页）所以他自己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十）黄庭坚继承了苏的衣钵，认为“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山谷集》卷三）在黄的著作中，“静”的使用达289次，“清”字的使用达1375次，如“非无车马客，心远境亦静”（卷三），“身闲阅世故，宁静发天光”（卷五）等。柳宗元平淡闲远的审美情趣与黄庭坚是一致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黄与柳都爱好佛教，多与僧人有往来。柳宗元自己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苏轼云：“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再加上生活的磨练和智慧的积累，使其诗歌特别是晚年的诗极似陶渊明。黄庭坚也“目不求色，口不求味”，只“喜与禅僧语”（苏轼《答黄庭坚书》，见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九），黄庭坚做到了“心无欲则静”（《明儒崇案》卷七）和“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周元公集》卷一），把诗意指向平淡，悠远的境界。

就个体而言，黄庭坚和柳宗元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这是黄庭坚接受柳宗元的直接原因。两人都出生于诗书之家，少年英敏，博览群书。柳宗元祖上世代为官，柳姓为河东显赫之家族，其父亲柳镇曾为太常博士，其母亲卢氏乃大家闺秀，家学深厚。黄庭坚的父亲黄庶中进士第，多为地方官，其舅父李常为北宋著名的藏书家，黄庭坚在十四岁他的父亲去世后，就在舅家生活和学习，这种良好的学习条件使黄庭坚博览群书，才华横溢。过人的才华使两人惺惺相惜，不幸的人生遭遇使他们命运相连。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曾贬湖南永州十年，广西柳州四年，并死于贬所柳州。黄庭坚也由于新党和旧党之争，充当了政治的牺牲品，先后被贬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宾）最后死于偏远的贬所宜州（今广西所辖）。黄、柳两人最后都死在贬所，并且宜州和柳州都在广西北部，两地仅百里之距。黄庭坚诵柳诗，读柳文，必然会以意逆志，崇敬柳宗元的为文和为人，激起心灵深处的共鸣。在黄的诗歌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柳宗元的一些诗句的化用，借柳宗元不幸的人生遭遇寄予同情，激励自己。如柳宗元曾有“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黄庭坚由柳宗元这句抒发身世感慨的诗句联想到自己的贬谪生涯，因此在诗句中也常有化用。据统计，共用“去国”18次，“万死”11次，“投荒”12次，著名的诗歌有：“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其一）不仅如此，黄庭坚还往往在诗中直接抒发对柳宗元这位先贤的追慕之情：“意行到愚溪，竹舆鸣担肩。冉溪昔居人，埋没不知年。偶託文字工，遂以愚溪传。柳侯不见人，古木荫溅溅……”作者睹物思人，可物是而人非，感怀之情溢于言表。

“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是中国诗学思想发展史上的转折点”（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它脱胎于苏轼的诗学思想，一直演进到南宋中期的陆游、杨万里、姜夔等这些“自江西入而不自江西出”者。“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严羽《沧浪诗话》）苏轼掀起了柳宗元接受史第一个高潮的到来，黄庭坚师承苏轼，继承了对柳宗元的文学阐释，心追手摹柳宗元的为文和为人，他对柳宗元在其之后的千年传承起了连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