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卫平

    

【摘   要】柳宗元《驳复仇议》一文，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也是争议较多、分歧较大的一篇文章。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创作时间和创作意图上。不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柳宗元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构成、历史地位的评价和后来种种所作所为的解释，造成诸多不便。文章从创作时间、创作意图和社会价值三个层面作了考证和推论，力图找到解释的答案。

【关键词】柳宗元 驳复仇议

 

柳宗元的代表作《驳复仇议》一文，曾多次选入大、中专教材，作为范文，更是柳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必读作品。此文算得上认识柳宗元的一片钥匙，了解柳宗元的性格、人格和精神，不能不读这篇文章，评价柳宗元的政治理想、法纪思想和历史地位，也不能不读这篇文章。此文为我们走近柳宗元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然而，却给读者留下几个尘封已久的难点，使柳宗元形象难以清晰。要真正地读懂此文，必须要面对和解决下面三个问题。

       一、创作时间

读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此文创作时间。柳宗元本是一个严谨作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不但很好编年，而且自己常常标明了年份。可这篇重要的文章，却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既不标明时间，也不暗示地点，给读者蒙上一头雾水，千百年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作品的创作意图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和作家、作品的定位，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柳学学者非常看重这个问题，争论、分歧在所难免。

《驳复仇议》写于何时，争论由来已久。连续到现代，三大权威（章士钊、永州学者和吴文治）的争吵声还未完全平息。主要的分歧是：

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主张“永州说”。认为作于贬永时期，其证据主要来自一个缺少材料支撑的主观臆断。认为柳宗元的《驳复仇议》是针对韩愈的《复仇状》而作，只要这个假设成立，此篇写于柳宗元贬永后就顺理成章了，故坚持“永州说”。由于章士钊的特殊身份和背景，他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柳宗元研究学者的耳边，左右着学者对此文的判断。

原零陵师专柳宗元研究室主任何书置的《柳宗元研究》和尤慎《关于柳宗元驳复仇议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的“长安说”，应该可以以充分有力、难以推倒的的论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千古之争。然而，不知何因，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无论这两位先生社会地位如何，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认为得出的是柳学界最权威的结论，因为真理持有者不需要以身份作标准。

全国柳学会会长、柳学界泰斗吴文治先生，在他主编的一部颇有影响的《柳宗元大辞典》19页“驳复仇议”条里，对《驳复仇议》一文的介绍这样写道：“此文作于何时何地均不详。”这应该算得上“不详说”一派。这种说法很聪明，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绝对不会弄错，无论谁是非胜负，都不会去烦他，可落得清闲；二是给后来学者留下了研究空间；三是给新材料的发现也留下了无限的时间。当然，这种长期地不作为也是不行的，特别是对于如此重要的作品，更不能再延误时间了。

对于以上三种说法，我以为“长安说”是可信的，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主要有三：

1、行文语气和称呼。我们只要做一种简单的实验性比较，将柳宗元写于长安和写于永州文章自我称呼的明显差别对比一下，就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写于永州的文章，在称呼上有明显的自贬色彩，表现出自卑心理。如：“负罪臣宗元惶恐言”（《贞符》），“负罪臣宗元言”（《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甚至连给朋友、亲人的书信以及山水游记文章也是如此，始终带有小心谨慎谦卑的口气。这一特点，为我们判断提供了一种很好参照。

而写于长安的文章，自称时，只是依照惯例称“臣”，从未见“罪臣”一词。而且他不只是一般的称臣，文中常含一种年轻气盛、舍我其谁的味道。如《驳复仇议》一文的末尾，这个出道不久、应该唯命是从的年轻臣子，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傲气，毫不客气地说：“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请颁下我的建议，附在国家的法令后面，今后有判断同类案件的人，不应照陈子昂的说法办事。我恭敬地提出这个建议。）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柳宗元说话的语气很自负，也自信，文中散发出少年得志的英豪之气。他不但对朝廷过去不合适的做法敢于公然提出批评、予以否定，而且大胆建议把自己的意见附在国家法令后面作为断案的准则，以弥补国法的残缺。这种语气岂是一个待罪远州的小司马能有的。依此足以推出此文的写作时间应是长安时期。所以何义门据此断定“此柳子少年之作。”

2、行文内容。

章士钊先生提出“永州说”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断定此文是“词本退之复仇状”，针对韩愈的《复仇状》而发的。只要我们看看韩愈的文章，就知道韩愈所奏之事是宪宗朝事，状中内容不过是说孝子复仇杀人案，律无其条，故认为杀之与赦，难以定夺，应该由尚书省集议，酌其宜而处之。韩愈的文章议论老到稳妥，驳无可驳。事后杀人者梁悦父亲是冤枉被杀，梁悦报仇所杀的一般百姓，而不是官员。事后梁悦并没有被杀，而是流放循州。对于这种符合情理的结果，柳宗元没有理由针对韩愈。事实上柳宗元的《驳复仇议》所议的是“旌与诛，不得并也”逻辑混乱的问题，当事人徐元庆父亲死因不清,徐元庆所杀的是县尉，虽然武后主张赦免，右拾遗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事后被杀。可见，柳宗元所议事，与韩愈所议完全不同。虽然说的都是孝子复仇的事，起因和结果相去甚远。然而，作为柳学专家章士钊，其权威地位无人能及，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他的这一判断的形成，除了一时的疏忽外，肯定还有其它的理由，那就是他很关注柳宗元有意与韩愈比试才力的现象，柳宗元确实写了许多与韩愈相对的文章。如韩愈写了《进学解》，柳宗元就写《起废答》；韩愈写《送穷文》，柳宗元就写《乞巧文》。这很容易使他把柳宗元的《驳复仇议》与韩愈的《复仇状》联系起来。

由此看来，正如尤慎先生所认为的，柳宗元的《驳复仇议》不是“辞本”韩愈的《复仇状》，很有可能是韩愈是“辞本”柳宗元，对柳宗元的观点有所赞同、有所保留，结论只能与章氏相反。

3、史料旁证。

那么，这篇文章应写于长安何时呢？有两条史料和柳宗元自己记载值得我们注意，可以引导我们得出准确的结论。

一是《新唐书.孝友传》于陈子昂所议之后载柳宗元此文，曰：“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曰……”可见，《新唐书》也认为此文作于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之时，这样的证据是有力度的。

二是柳宗元的任职时间是贞元二十一年（805，33岁）四月九日，任尚书礼部员外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实际上，他已经进入了政治权力中心了。这样的身份和年龄，与文章中的独特眼光、大家气度和自信口气是非常吻合。这点在《新唐书?本传》、柳宗元自己写的文章和柳宗元朋友的记载中，也可以找到大量的印证材料。

三是柳宗元《献平淮夷雅表》中的清楚记载。《献平淮夷雅表》是柳宗元在临死那一年给皇上，其中说道：“臣宗元言：臣负罪窜伏，违尚书笺奏十四年。”可见，柳宗元在遭贬的十四年中从未给朝廷上过奏章，这一证据是有力可靠的。

综合以上的资料，完全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此文不但是写于长安时期，而且应该是贞元二十一年任礼部员外郎之后，正是柳宗元仕途上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指点江山的激情岁月。

二、创作意图

解决了创作时间的问题，创作意图的问题也随之明朗了。在此文的真正意图逐渐的显山露水了，主要的有：

1、 政治影响的扩大和政治资本的准备

贞观二十一年柳宗元，已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而成为了当时政坛的新星，争取话语权、扩大政治影响不仅是个人前途的事情，也是整个革新集团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之一。寻找突破口很重要，陈子昂的《复仇议状》成为了一个非常难得的由头。理由有三：其一，案子的关注度高。当时皇上武后曾两度出手，轰动朝野。先是意欲赦免，后因陈子昂的建议又杀了徐元庆。由赦而杀的转变，曾引来了众多的议论，作为年轻好胜的柳宗元参与其中，更是十分自然。其二，孝子复仇是唐朝片面强调“孝治天下”而引出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朝野都想解决，苦于没有好的办法。此事一出，为柳宗元提供了一次表现机会，更何况此事与柳宗元的工作有所关联。其三，陈子昂的《复仇议状》有明显的错误，为柳宗元展示和证明自己的才能提供机遇。一是，展示了自己的断才。柳宗元在任礼部员外郎之前有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的经验，亲自处理过一些重大案件。关注历史上有争议的案件是他职责所在。二是，表明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姿态和从政的作风，勇往直前、无所顾忌、张扬个性、忽视策略，是他悲剧的性格特征，也为后来政治生涯的迅速结束埋下了伏笔。三是，成功地塑造自我形象，《驳复仇议》一出，引起上层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日后的政治作为作了很好的铺垫。后来柳宗元之所以被革新派任命为礼部员外郎一职，与他这方面的积极准备和政治素质不无关系。虽然，柳宗元的建议没有正式附于令，但还是成为了审案的一种重要参考。柳宗元的文章一出，本人自然成了朝野关注的人物。

2、补天思想的重要部分

柳宗元一直是一个看着皇上眼色行事的乖孩子，他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革新家”，我很赞同王田葵教授的观点，柳宗元决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以对他的历史上定位不必太高。柳宗元想的和做的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忙于补天，补那片已经残破的封建帝国之天。柳宗元的《驳复仇议》是一篇针对性、干预性很强的文章，是有所指、有所为的。我们可以窥视出他的补天思想的形成。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利于政治稳定的现象，即孝子复仇。载于史书的就有七个案件，处理没有一定的标准，或处死，或罚款，或流放，造成执法的混乱。而这一连串的混乱之源，就是来自陈子昂的《复仇议状》，柳宗元作为年轻的政治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抓住一个有争论的孝子复仇的历史个案阐述看法，意在解决“礼”和“刑”之间的矛盾，纠正了历史的偏差，营造一种公平、公正与秩序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柳宗元这样做，与他的补天政治理想和爱民人生追求是一致的。

3、初露文坛领袖的风采。

《驳复仇议》显露出政论文的逻辑力量和风格特征。文章具有一种“霸气”，具体形式有二：一是，天生我才、目空一切的极度自信；这应该是唐代的时代精神和文人的人格特点，盛唐诗人尤甚。中唐虽然少了许多自信，但王叔文集团的成员大都还能保持如此风格。在此文的字里行间，隐隐透出的就是这种“霸气”。二是毋庸置疑、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柳宗元在阐述“刑旌并用”的矛盾时，逻辑严密而有力。随着政治斗争的失败和远贬永州的命运逆转，虽然，柳宗元做人低调了许多、谦卑了许多，但隐藏在文章中的那股“霸气”，始终没有丧失，在永州撰写的政论文中，那股无人能及“霸气”涌动依旧，特别是与刘禹锡的那场著名的哲学论战更是一个明证。

三、现实价值

我认可西方的一位大师对学术价值的理解，他认为：任何研究一个基本的目的，那就是服务现实。古代文学和文化也是这样。柳宗元研究最急待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找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让柳宗元研究成果服务现实，当然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从柳宗元的《驳复仇议》一文中，可以寻找出与现实相关的三个联系点，获得有益的启示。

1、进取和执著精神。

柳宗元的《驳复仇议》一文虽然创作于早年，但文中透出的进取和执著的精神是强烈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并且贯穿着柳宗元的全部人生。尽管后来，柳宗元的人生道路，跌宕起伏、坎坷曲折，但他始终保持了盛唐时期的那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永不放弃的人生态度，始终洋溢着《驳复仇议》中的进取和执著的精神。永州的思考、柳州的实践都是这种精神的激励结果。柳宗元的精神难道不能启示现在吗？今天的红尘世界，无处不充满诱惑和变数。成功和失败、得意和失意、光荣和诋毁、追求和幻灭，时刻伴随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怎样生活？怎样在漫漫人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柳子的精神就是良方。人生失意是常事 ，能在失意中崛起、奋进就不寻常了，这是成功者与普通者区别，也是柳宗元用自己的一生为后人作出的榜样。

2、怀疑和实用精神。

在《驳复仇议》后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性色彩的背景：怀疑和求实。人生不能永远浪漫，中唐的人不再浪漫了，盛唐那种诗一般的激情和幻想渐渐消退，开始转向反思和务实的理性。构成这一背景的具体标志为一种思潮和两次文学运动。首先，陆质的新儒学成为一门显学、一种思潮，一个政治运动的思想基础。敢于怀疑权威，怀疑曾经和现存的一切结论，让一切服务于现实，是唐代新儒学的基本精神。柳宗元新儒学大师陆质的得意弟子，他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写出此文，并投身于唐朝，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新运动之中。柳宗元的思想基础就是陆质的新学，《驳复仇议》出现绝非偶然，而是这种新思潮的产物。其次，政治革新运动的和诗文运动的出现。这一切都是怀疑和实用精神的产物，柳宗元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追问历史疑案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生活在今天，同样不能缺失柳宗元的这种精神。放眼大千世界，值得怀疑和流于形式的事太多。我们应该多一些思考、多几分实在。

3、公正务实精神。

柳宗元的理想追求很高远，但又很务实。他所追求“中道”和“中正之道”的理想社会，虽然是传承尧舜的构想，不同的是，他为这个理想寻找了有力的支撑，使一个遥远的虚幻的理想，不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而成为一个可行的和谐境界，对今天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实现理想的支撑主要有两点：法制保证和人文关怀。

其一，健全公正的法制制度。消除社会隐患和可能的不稳定因素，首先要解决吏治问题，解决吏治问题，必须要有健全的科学合理的法制和司法解释。柳宗元的《驳复仇议》认为，“礼”和“刑”的共同作用，就是“防乱”，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双保险。由于唐朝治国过份地强调以孝治天下，以显示皇上的宽厚仁慈，连重用酷吏的武后也如此。衍生一个棘手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即孝子复仇。柳宗元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公正，绝不能像陈子昂那样“诛之而旌其闾”，肆意破坏法律的公正。稳定的社会离不开法纪的约束和规范，法纪健全最为重要。

其二，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唐代的司法存在两派：主刑派和主理派，柳宗元属于后者。他认为徐元庆守礼行义，杀之属于滥刑，不杀属于践法。在这两难之中，透出了一种人文关怀和对现状的否定。如后来的“官为民役”的提法等皆源自这样的思考。坚决执法又不失人文关怀，社会会变得更加和谐。

总之，这三点的最后指向：柳宗元的已具有成熟政治家的政治理想、政治品质和政治才能，同时也具有完美的人格品质、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潇洒的文人气质。他在长安的永贞革新、永州的哲学论争和柳州的爱民新政，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和必然性。他的诗歌、散文、寓言、政论皆能天下独步、各具一帜，应该是性格使然，也属情理之中。

柳宗元的人生悲剧，是理想的美好和现实的昏暗、追求理想的执著和现实条件的缺失的冲突酿成的，属于一种政治悲剧，也是性格悲剧。结局只能是：一生满腔激情，最终一声叹息。

 

 

参考文献：

章士钊.柳文指要[M].上海:文汇出版社,1971.

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8.

何书置.柳宗元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4.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尤慎.关于柳宗元驳复仇议的几个问题[J],零陵学院学报,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