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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族早期居地及三迁考（二）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五） 加入时间：2013/6/14 9:05:00 admin 点击：2019 |
舜族早期居地及三迁考 王晖
《天问》说舜即位时修高大台榭而登立为帝，这在其他古文献中也是有记载的。《国语·吴语》云：“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这就是说楚灵王所建章华台是仿照帝舜台而筑成的。但东汉韦昭注却说：“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五，故壅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依韦注，楚灵王所筑章华台是按照帝舜所葬石椁墓堆的式样建成的。笔者以为韦昭此说是不对的。因为《国语·楚语上》也记载了楚灵王所筑章华台的名称、用途，决不是韦昭所说是墓堆高台一类： 灵王为奉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穗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佥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僚之暇，于是乎临之；四时之隙，于是乎成之……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 从上段引文伍举与楚灵王的对话中可见，楚灵王人工所筑章华台不过相当于先王的“台榭”，而台榭一般作用不外乎“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官僚之暇，于是乎临之”。而先王楚庄王时修筑的“匏居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可见楚灵王人工所筑章华台虽然华美高大、奢侈豪华，只不过是军队检阅、武装演习、晾望国都吉凶之气、以俎豆祭祀鬼神的场所。这种情况完全不像是韦昭注所说像舜墓地高台。笔者以为《吴语》中所说楚灵王的章华台“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是说章华台与帝舜台的气势规模相当，舜所筑的这种高大台榭不会是墓地，而应是《天问》中所说“登立为帝”时的“璜台十成”。为《天问》所惊叹而为楚灵王所模仿的帝舜高台，在先秦时代一定是无比宏伟壮观，到春秋战国时的人们，仍然为之感叹。帝舜台的修筑地点应是在他即位的晋南一带，但这种人工修筑的高台并非个人的创意，也并非晋南土著的文化特色。笔者以为，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它是来自东南良渚文化区。 在考古发掘中，人工修筑的高台最突出地出现在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的遗址群中。1986年在良渚遗址范围的反山发掘了良渚文化贵族墓地［22］，这座贵族坟山是人工筑成的土台，土方量高达2万立方米左右，反山这座被称为“良渚王陵”的人工土台在目前已发现的几十座良渚文化土台中，其规格和等线最高。1987年在离反山东北5公里的瑶山又发现了祭坛与大墓遗址［23］，瑶山祭坛人工修筑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有多重阶梯形状的石堪和护坡，祭坛规模十分壮观，祭坛上贵族大墓有十余座，排成南北两列。1992年至1993年发掘的莫角山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24］，这座大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出地面七八米，试掘发现此台是人工修筑而成，土层最厚处达10米以上，还发现了直径20米左右的“燎祭”遗迹在30万平方米的大土台上，还有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座土台。1992年在三座土台之间发掘了1500平方米，发现了良渚人工夯筑的基址和两排大型柱洞。 由此看来，《天问》所言舜登立为帝时的“璜台十成”，如《国语·吴语》及《楚语上》所言也是人工修筑而成的台榭，这种规模宏大的人工修筑的高台，出现在虞舜时的中原一带，不会是舜个人或其地臣民的创造，而应是有文化承袭的，笔者认为这就是来自良渚文化人工修筑的大土台。而传说中舜为会稽上虞人，其地有“虞滨”或“虞宾”，今天浙北会稽上虞一带正是良渚文化的区域。舜及其部族到了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晋南，便把原来良渚文化的人工夯筑的大土台也带到了晋南。中原一带大山丘陵甚多，很少有这种苏南浙北一带良渚文化人工大土台。所以舜修筑的“璜台十成”引起了人们关注，代代相传，以至于春秋战国时人们仍记得这种花费大量人工修筑的舜式高台。 3从舜在黄河中游传播禾谷移栽技术看舜部族的迁徒 了解了舜及其部族是从浙北会稽上虞一带迁徙到晋南的，古文献颂扬舜在农业、捕鱼、制陶等手工业方面表现出来的能干就更容易理解了，这是由于先进文化的传播带来的结果。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就时于负夏。”司马贞索隐引《尚书大传》也说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负夏”依郑玄说是“卫地”。“就时于负夏”，索隐解释说“就时犹逐时，若言乘时射利也”，此说是不对的。因前所说“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都是具体的农、渔及手工业活动，后来突然说舜“逐时”而“射利”。不仅语义前后不类，而且也不合这里对舜颂扬的语气。 笔者认为。“就时于负夏”的“时”应读为“莳”，是指移栽。《说文》：“莳，更别种。”而且先秦两汉时期文献中表移栽义的“莳”均是作“时”。《管子·权修》曰“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集校引尹桐阳云“时，种也。《广雅》作莳”；《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云“民尽得种时”，孙星衍音义曰“时，莳也”；《史记·五帝本纪》“播时百谷”，集解引郑玄云“时，读曰莳”。其实从语言角度看，表示移栽义的“莳”是江苏一带的方言：清段玉裁注《说文》“莳”字说“今江苏人移秧插田中曰莳秧”；清钱绎《方言笺疏》卷十二亦云“今吴俗谓插秧为莳秧”。这说明“莳”从古到今一直是江苏一带的方言，后流传到中原一带。这就正好与舜的迁徙情况相印证了：舜原居之地在浙北一带，其地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而水稻的移栽也在南方出现得相当早，所以舜在由东南向中原的迁徙过程中，把东南一带的水稻移栽技术也带到了今河南的北部一带。随着虞舜部族由东南向黄河中游一带迁徙，水稻移栽技术和当地特有的方言用语“莳”也带到了中原。“就时(莳)负夏”应该是对舜传播水稻移栽技术的称颂。 4舜族从浙北上虞向中原迁徙的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良渚文化晚期曾遭到毁灭性水灾而迁徙中原［25］，这时环太湖地区大片沼泽化，许多良渚文化的先民聚落被洪水淹没了。叶文宪先生通过调查和整理的资料表明，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的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层之间有一层03米厚的淤泥或泥炭，吴江梅埝、团结村、胜墩、无锡许巷、昆山龙滩湖、正仪车站北、青浦果园村等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上都直接叠压着淤泥层或泥炭层，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的可达1米以上。在芙蓉湖、涌湖、昆成湖、阳澄湖、巴城湖、九里湖、淀山湖、澄湖、太史淀、陈墓荡等湖的湖底都出土过良渚文化的遗物，甚至从洞庭西山到石潮湖底都分布着良渚文化遗址［26］。可见良渚文化地区出现文化断层的根本原因是遭到长期的水淹。 目前又有了一些新的证据。近来发掘的江海遗址中良渚文化层面上大多有2~3层沉积状的淤土。出现这种淤土的地层，经测量同一土色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尤其是许多探坑中都有发现的灰黄色土层，其厚度保持在十分一致的10～15厘米，而无淤土的探坑中，是因良渚文化层以上的堆积均是马桥文化或马桥文化之后的堆积，显然是后来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局部地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并直达良渚文化层中。在江海遗址T25(Ⅱ)东部南侧有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则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而北侧则仍然完整地保留着三层淤土［27］。这些现象说明了良渚文化是遭到史前大洪水毁灭性的破坏，舜族不得不举族向北方转辗迁徙，最后到达了黄土高原台地居多的中原晋南一带才定居下来。 5舜的才能与良漕文化在新石器晚期高度发达的关系 《史记·五帝本记》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韩非子·难一》等书篇还说“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实际上反映了虞舜部族在多次迁徙过程中，在农耕、渔业以及手工业制作技术方面的文化传播。舜来自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区，因此舜在迁徙及其定居于晋南过程中，在农耕、渔业以及手工业制作技术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与才干，实际上反映了良渚文化在当时中国的地位，表明舜是当时南方良渚文化先进性的体现。 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时期最为发达的文化区。如前所说，余杭县莫角山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这座大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夯土的地基厚达两三米，一系列楚筑群就盖在它的上面，在这个中心的周围为首领人物的墓地，也都夯了土台，墓中出土了大批的精美玉器。俞伟超先生曾把距今6000—4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分了八大文化区，认为其后期文化发展最高的是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认为如此精致的玉器和规模宏伟的建筑遗址在黄河流域是没有的：而且认为余杭县莫角山遗址“大台基的规模之大，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没有堪与比拟者［28］”。而良渚遗址群发掘面积最多的是庙前遗址，经1988、1990、1993年三次发掘，揭露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发现良渚墓葬50余座，多为良渚文化的早期，随葬品以鼎，豆、罐为基本组合，显然具有礼仪性质。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已经出现，手工业已经趋于专业化，先进的制陶技术、大量玉类礼器、大型礼仪性建筑、不同等级的贵族与平民的分野等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质文明，与同时期其他古文化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29］。 正因为在当时诸多的文化区域中，良渚文化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从良渚文化区走出的舜族无疑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这就无怪乎传说中为浙北上虞人的舜因史前大洪水，由东南地区向中原迁徒过程中，“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这些传说中舜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实际上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先进性。这不全是后人的想象，可见古史传说反映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可信性。 也正是舜族从东南地区迁徙到了中原晋南地区，所以良渚文化的诸多器物也就出现在了晋南的同时期的陶寺文化中。陶寺文化最初被认为是夏文化，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是唐尧文化或虞舜文化［30］。良渚文化后来消失了，但良渚文化的玉琮却出现在晋南的陶寺文化遗址中，陶寺早期大墓中出土的“Ⅴ”型石刀被确定为厨刀，而陶寺居住地遗址出土的这种“Ⅴ”型石刀也是厨刀。这种厨刀的形制来源于良渚文化的老和山遗址出土的破土器(或称之为三危形犁状器)。虽然这种器物功能有了改变，但“Ⅴ”型石刀源自于良渚文化确实是勿庸置疑的［31］。 良渚文化的玉琮和“Ⅴ”型石刀从苏南浙北到了晋南的陶寺文化中，舜族也在多次迁徒中到了晋南。晋南有比较广阔的黄土台地，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生存空间，史前先民为了躲避凶猛洪水的威胁，纷纷迁徙到黄土台地。这正是《吴越春秋·吴太伯传》所说的：“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遂〔逐〕高而居。”不仅舜族经过多次迁徙到了晋南，尧部族也是从今河北省中部的唐县一带迁徙到晋平阳一带，在今山西临汾西南。故《左传》哀公六年述孔子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古《夏书》佚文明确地说陶唐氏尧是迁徙到冀州一带地。商族先祖契也是从东部华北平原迁徙到黄土高原的陕西东部商洛一带的［32］。也正是在史前大洪水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四面八方的部族不断向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迁徙，最后促成在晋南豫西出现了早期国家。 所以东夷舜族从遥远的浙北上虞经过千里迢迢的“三迁”，最后到达中原晋南一带，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由此而形成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现象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并加以研究的。 注释： ［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2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图版53~54“东汉·益州刺史部北部”把“妫城”标在成固西北，是不对的。概是受《后汉书·郡国志五》的影响而造成的。 ［2］杨守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33页。 ［3］《太平御览》卷八一《皇王部》引。 ［4］但焦循《孟子正义·离娄上》又说“今青州府有诸塘县，大海环其东北，说者以为即《春秋》书‘城诸’者，其地有所谓冯山冯村，盖相传自古，就疑近是”，其说以春秋时代“城诸”对应《孟子》“诸冯”，笔者以为是不妥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作分析。 ［5］“五湖”有三说：(1)《周礼·职方氏》云扬州“其泽薮曰具区”，“其漫五湖”，“具区”就是太湖，此言“五湖”为太湖卫星湖且与之相通。《水经·沔水注》及《后汉书·冯衍传》“沈孙武于五湖兮”注引虞翻皆言“五湖”是指太湖及附近的四湖。(2)“五湖”并非一地，亦非一湖。见《史记·三王世家》《河渠书》索隐。(3)“五湖”即太湖。《国语·越语下》“战于五湖”，韦昭注“五湖，今太湖”；《水经·沔水注》、《史记·河渠书》集解说法亦同。按《新语·术事》“捐珠玉于五湖之渊”，为一具体地点，后一说盖是。 ［6］《淮南子·原道训》“渔雷泽”作“钓雷泽”。另外，《韩非子·难一》及《说苑·反质》谓“渔河滨”，“陶东夷”，与《墨子·尚贤中》等书篇的说法有异。 ［7］孙诒让《墨子间诂·尚贤下》引《尚书大传》作“贩于顿丘”。见《诸子集成》第4册，中华书局，1988年，《墨子间诂》第40页。 ［8］《五帝本纪》索隐引郑玄曰：“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二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 ［9］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云：“历山在泲阴成阳也，一曰泲南历城山也。”《五帝本纪》正义亦云：“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 ［10］《五帝本纪》正义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 ［11］《五帝本纪》索隐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浪州雷泽县郭外西北”。 ［12］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二《尚贤中》毕沅云：“《太平御览》、《玉海》引作‘濩泽’。《地理志》河东郡有‘濩泽’……《通典》云：‘泽州阳城县有濩泽水。’……今山西永济县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泽，亦云舜所渔也。” ［13］《后汉书·郡国志四》谓吴郡“吴本国。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刘昭注云“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周处《风土记》曰舜渔泽之所”。可见《风土记》认为舜渔雷泽在扛苏太湖大雷山、小雷山一带的雷泽。 ［14］《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 ［15］《五帝本纪》正义不同意舜陶“河滨”为定购之说，认为此言舜“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引《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 ［16］孙诒让：《墨子间诂》，见《诸子集成》第4册，中华书局，第27页。 ［17］《太平御览》卷八一《皇王部六》 引《风土记》、《水经注·浦阳江》等。 ［18］《太平御览》卷八一《皇王部六》。 ［19］《史记·五帝本纪》引述这些古籍时，把《管子·治国》等书言舜多次迁徙而壮大的情况，改为时间上的跃进：“（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不对的，他未认识到舜曾有过多次迁徙的情况。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见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21］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22］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23］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24］杨楠等：《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 ［25］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6］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文物出版社特刊稿。 ［2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奉贤县江海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1期。 ［28］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深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9~70页。 ［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30］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遣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化夏文化的起源》，《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31］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第79~80页。 ［32］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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