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

 

【摘  要】：题壁诗是我国古代尤其是唐代诗歌写作和传播的一种常见形态。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留下了一些优秀的题壁诗。解读这些题壁诗，能加深对柳宗元心态和人生的理解。

【关键词】：柳宗元；题壁诗；传播方式；思想情感

 

题壁诗指诗人直接题写于公共场合如驿站旅舍、楼台亭阁、僧寺道观、名胜景点等地方的墙壁、廊柱、石壁之上的诗歌，以及题写于诗板诗牌、树木、树叶、竹子、芭蕉等等的诗歌。它是我国古代诗歌形态的一大类别，也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诗歌创作和传播方式。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屈原，至唐代，已经成为诗人创作的一种常态，著名诗人几乎都有题壁诗。[1]

 

一

由于时间相隔久远，是否题壁诗，只能根据诗题和内容来判断。翻检《全唐诗》，光看诗题确实很难判断哪些是题壁诗。今人刘洪生编有《唐代题壁诗》一书，该书以《全唐诗》为蓝本，涉及面较广；但毕竟是选本不是全编，所以很难据此考察唐代题壁诗的全貌。如柳宗元名下就只有《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和《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两首。[2]对此，李德辉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标准：“若题的对象是驿、馆、亭、店、寺、观、梁、柱、石、竹等可以题写之材质，大致可以断定是题壁；若单作‘题××’则不能轻下判断。”[3]事实上，这还是没有解决客观的判断标准，仍需研究者主观推断。比如柳宗元的上两首诗，第一首诗题标明了“题”字，而第二首，光看诗题根本就不能确定，只有结合诗歌内容及相关材料才能大致认定。

柳宗元一生作诗164首，其中有多少是题壁诗呢？柳宗元的题壁诗主要写的什么内容呢？目前尚无人作这方面的研究。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仔细检读了《柳河东全集》，发现柳集中题壁诗主要有下面三种情况：

一是能明确肯定的。这类诗作有《桂州北望秦驿手开竹径至钓矶留待徐容州》、《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种柳戏题》、《戏题阶前芍药》、《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树》、《戏题石门长老东轩》、《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和《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等9首。[4]第一首从诗题中的“留待”二字就可以明确看出，此诗是柳宗元在驿站里写给后到的徐容州的，毫无疑义是题壁诗。第二首到第七首，完全符合上引李德辉先生提出的判断标准，题目中都有“题”字，且都有题写的对象（材质）如榕叶、芍药、海石榴树、东轩、临川驿等。最后两首从诗歌的内容和作诗的地点（驿站）基本上可以认为是题壁诗。最后一首，则可以从刘禹锡在善谑驿所作《题淳于髡》一诗得到佐证。刘洪生先生所编的《唐代题壁诗》就收录了刘柳的这两首诗。

二是根据柳宗元的作诗习惯和他同期所写的散文作品推断的。这类诗作有《法华寺石门精舍》、《构法华寺西亭》、《游朝阳岩遂登西亭》、《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南涧中题》及《巽公院五咏》等7题11首。之所以认其为题壁诗，原因是：其一，永贞元年（805）被贬永州后，柳宗元由一朝重臣而流落远荒，于是，“自肆于山水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闷即出游”，写下了大量以游历地命名的诗文，柳宗元也有题壁的习惯，尤其是新到一处或新建一亭一室，顺手题诗似乎也是常理。《愚溪诗序》中有“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一语可证。其二，与这些诗相呼应的是柳宗元写了同题或类似题材的“记”文，大多刻石。如《钴鉧潭西小丘记》结尾说：“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石渠记》说：“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一，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零陵三亭记》记载：“余爱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书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永州新堂记》有“宗元请志诸石”……文既刻石，诗当亦然。

三是还有一部分诗作，很有可能是题壁诗。这类诗作有《界围岩水帘》、《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长沙驿前南楼感旧》、《李西川荐琴石》、《清水驿丛竹》、和《商山临路有孤松》等6首。这些诗都作于元和十年诏追赴京和再贬柳州途中，前两首是柳宗元描写所宿之风景佳地，属于上述第二类记游诗的范畴，题壁的可能性很大。后面4首，写的都是名胜旧地，按照唐人习惯在风景名胜、楼台馆阁、驿站行亭等题壁以传达自己的内心情感的风尚推断，尤其是《李西川荐琴石》一诗，诗人想委婉地向时任襄阳节度使的李夷简表达自己的褒美之意以求得李的援手，[5]因此，极有可能题壁。

综合上面三种情况，笔者认为现存柳宗元的题壁诗总数约26首，占其诗作总量（164首）的16%。纵观这26首诗，大多作于两个阶段：一是元和初刚到永州之时，一是元和十年诏返途中。两者总计19首，占73%，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阶段性。为什么会这么集中呢？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笔者试简述如下。

 

二

作于初到永州的有《戏题石门长老东轩》、《法华寺石门精舍》、《构法华寺西亭》、《巽公院五咏》（以上4题8首作于元和元年）[6]、《游朝阳岩遂登西亭》、《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戏题阶前芍药》（以上4首作于元和四年前）等12首。另作于永州的题壁诗有稍晚的《南涧中题》和《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树》2首。

柳宗元的永州题壁诗为什么几乎都作于元和四年前，也就是贬谪永州的头五年内？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元和四年是柳宗元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柳宗元谪居永州的前五年是其政治前途从热望到无望的五年。永贞元年（805）11月14日，贬为永州司马，这年冬天到达永州，寄居在龙兴寺。按照唐代惯例，贬谪、外逐至穷荒僻地的贬官，一般二至五年就有量移或回朝的希望。但柳宗元的政治前途首先被元和元年八月宪宗 “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诏命所冻结。虽然心中的热望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但他仍然抱有起复为用的理想。元和四年，册立皇太子，“肆赦系囚”，同为“八司马”的程异得到了起用，于是柳宗元重燃希望之火，连续给长安的亲故写了好几封信，如《寄许京兆孟容书》、《寄杨京兆凭书》、《与李翰林建书》、《与萧翰林俛书》、《与顾十郎书》和《与裴埙书》等，望其援引，以除罪籍。但因柳子案情重大，援手实难，这些信大多如泥牛如海，毫无消息。至此，北归的梦想基本破灭。于是，柳宗元在元和四年冬搬迁了新居、娶了新妇，决定“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质言之，他已经对实现政治抱负不抱什么希望了。

这段时期，柳子诗歌的思想内容和传播形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于柳子诗歌思想内容的变化前人著述甚多，这里不赘述。笔者主要从传播形式的角度考量这12首诗。唐代，题壁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诗歌传播形式，姚合《过张云峰院宿》：“棋罢嫌无敌，诗成贵在前。明朝题壁上，谁得众人传。”（《全唐诗》卷500）就明确提出了题壁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众人传”[7]。由此可见，柳宗元题壁的目的既是作为游览纪念，更重要的是让作品得以传播与传世。此时，柳宗元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身处“于楚为最南”的永州，创作和传播环境极为隔膜，缺乏良好的信息通道。加之朝廷敕文明确规定：“应左降官及流人不得补职及流连宴会，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8]因此，作为“系囚”的柳子，不能参加游宴集会，又失去了一良好的社会传播途径。另一方面，从社会关系来看，柳宗元“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伍；生平向慕，毁书灭迹”（《答问》），与他保持联系的只有亲人。在当时的处境下，只能十分戒惧小心。他在给李建的信中嘱咐“勿示人”；在给杨诲之的信中，提到将自己的新作带给杨凭，但特意说明“此言皆不欲出于世者，足下默观之，藏焉，无或传焉，吾望之至也”。

元和四年之前，柳宗元还抱有政治热情和被朝廷起而复用的梦想，而现实确是如此的隔膜，柳子内心蕴藏的苦闷和怨愤一定要找到一个宣泄口，他的宣泄方式，一是“闷即出游”，一是大量创作诗文。但创作的诗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仍有以文字得罪甚至牵连到别人的可能，这就注定他要寻找一条合适的表达途径。于是，题壁就成为首选。既可宣泄自己内心的怨愤，又能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自己的思想情感，还不会连累到亲友。“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元和五年后，自知起复无望的柳子已经转向著书，渴望“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与顾十郎书》）。

 

 

三

作于元和十年诏返途中的题壁诗有《界围岩水帘》、《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清水驿丛竹》、《李西川荐琴石》、《商山临路有孤松》、《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等7首。

元和十年（815）正月，在等待了近10年后，柳宗元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终于接到了返京的诏书。奉诏北上，重返京城，心情是欢快的，其心绪与贬谪永州迥然不同。这从他的诗歌创作情况也可看出：永贞元年（805）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途中，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岁末抵达永州。旅途长达三个月，行程三千多里，却无一首诗作（只在汩罗，写有一篇声泪俱下的《吊屈原文》）。而这次从正月启程到二月抵京，一路上柳宗元共创作了13首诗，即《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酬赠》、《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汨罗遇风》、《界围岩水帘》、《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清水驿丛竹》、《李西川荐琴石》、《商山临路有孤松》[9]、《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陵上》和《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二首》等；而其中题壁诗却有7首之多。解读这些诗，我们不难发现：

柳宗元离开永州确实非常兴奋，以为又有了为朝廷出力的机会。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缧囚”的身份也不复存在。因此，一路上心情大好，就作了很多诗，诗的格调也清新昂扬。比如《界围岩水帘》诗，诗人在极力描写界围岩美丽的景色，尤其是界围岩奇丽无比的瀑布风光后，不禁浮想联翩，直抒胸臆。“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我今始北旋，新诏释缧囚。采真诚眷恋，许国无淹留。”当年像楚臣屈原一样被放逐到南方，曾有意要学仙成道。如今又要回到北方去，皇上的诏书解除了羁绊和拘囚。采真求仙的眷恋，被以身报国的理想抱负所代替。这与诗人北还的欣喜之情相吻合。其实，早在出永州之前的《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酬赠》诗里就写道：“疑比庄周梦，情同苏武归。……不羡衡阳雁，春来前后飞。”《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有“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的句子，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所以，题壁界围岩、灞亭等处，就再自然不过了。

柳宗元既想借诗歌表达自己心中积压已久却还坚持不移的政治理想，也想委婉地向当权者表达自己的意愿。在《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中，描述了强藩叛变，征战未已，生民涂炭的残酷现实，表达了“多垒非余耻，无谋终自怜”，“惆怅樵渔事，今还又落然”的无奈之情。而《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清水驿丛竹》、《李西川荐琴石》、《商山临路有孤松》等诗都或明或隐地表达了诗人心中那虽经10年贬谪磨难，却仍执著地坚守着的 “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

这种复杂的情感，在《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中，表现得更加集中。此诗是唱和诗，又是吊古诗，细品该诗，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柳宗元复杂的心情。

水上鹄已去，亭中鸟又鸣。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

荒垄遽千古，羽觞难再倾。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

开首两句，直承刘禹锡诗题，化用淳于髡使楚故事，赞扬淳于髡多才善辩善谏；颔联二句，紧接故事，赞扬淳于髡不辱使命，建功立业；颈联写淳于髡墓很快已荒芜千年，他再也无心饮酒干杯；结末两句点题，以刘伶比刘禹锡，既和禹锡诗作，又言淳于髡名垂千古。我们透过这层笼在诗作外面的薄纱，深味诗意，发现醉翁之意不在酒，“鹄已去”、“鸟又鸣”，一言往事，一描现景，暗指诗人11年前的被贬与今日的诏追赴都。所以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发端自比远贬之人忽遇诏追也。”[10]确实一语中的。三、四句赞扬淳于髡之后，诗人笔锋一转，回到现实，淳于髡墓已是荒芜一片、衰草离离。时光易逝，难倾的不是酒杯，而是心中的报国之志啊！千年一叹，诗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多么希望“同声”的不只是少数几个人，更希望宪宗也能像齐威王对待淳于髡那样对待自己，从谏如流。全诗虚实相生，一正一借，用典精当，含蓄深沉，不失为唱和吊古诗之佳作。

柳宗元的题壁诗，随情而生，率性而题，亦“漱涤万物，牢笼百态”，难以穷尽其意。柳子题壁真迹虽暂无可寻，但玩索这些绝妙好诗，我们仿佛与一个真实的柳子谋面、对话，无比亲切。

 

注释：

[1] 吴承学先生的《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见《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又见其《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八章，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新一版第137-155页。

[2] 见刘洪生编著《唐代题壁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3] 见李德辉《唐人题壁诗诸问题探论》，襄樊学院学报2005年5月第26卷第3期。

[4] 本文引用柳宗元诗文皆出自《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下同。

[5] 参见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6] 此处柳诗系年以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为主，参以施子愉《柳宗元年谱》及其他著作。

[7] 此处参见吴承学先生的《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一文。

[8] 见《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

[9] 尚永亮先生在《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往返所经路途考》一文中考订认为，二人为同时赴京且走的是蓝武驿道，所以将《商山临路有孤松》一诗系于此。见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第337—340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 转引自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何焯此评语也有记作“发端自比当日远贬之久，忽遇诏追也。”参见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