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权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改造环境，环境也改造人。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事物，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涵义。柳宗元贬官永州十年，从朝廷的核心人物，跌落成为流放边远山区的羁押囚宦，巨大的权力落差给人以致命打击，使人心理失衡，难以承受。在柳宗元极度落魄之际，是永州这片热土接纳了他。永州的大山温暖了他的情怀，潇湘二水承载了他的愁绪，淳朴善良的民风驱散了他的失意。因而，永州作为柳宗元患难与共，朝夕相处十年的热土，对柳宗元的思想、行为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本文试从永州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柳宗元，用环境的观点来审视和诠释柳宗元。

一、永州地处偏远，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柳宗元提供了一片发泄政治骚怨的空间。

公元773年，柳宗元诞生在京都长安，21岁考中进士，26岁经博学宏词考试，录为集贤殿正字。后易蓝田县尉，803年改任监察御史里行。公元805年，“永贞革新”时期，提升为礼部员外郎，迅速成为中央朝廷的核心人物。正当柳宗元一路青云，施展宏图之际，“永贞革新”失败，年仅33岁就迎来贬谪流放的命运。永贞元年9月被贬为“邵州刺史”，同年11月，途中再贬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政治上的巨大突变，使柳宗元处于一种“风流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的悲苦境地之中，往日高昂的政治情感和济世救民的壮志热情遭受重创，他像一只折断翅膀，欲凌空而不能的飞鸟。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一个有理智，有情感的人都会悲愤交织，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不言而喻。应该说，膨胀的牢骚和怨怼情绪时时缠绕着柳宗元的身心。

我们知道，过盛的积怨在一定的条件下是需要宣泄的，特别是需要在特殊的环境里迅速地找到宣泄的渠道，否则人的精神就容易崩溃。

永州，地处湘南，在唐代尚属蛮荒之地，离京都长安四千余里。正可谓是“天高皇帝远”，中央朝廷鞭长莫及的地方，人们对政治的敏感、文化的开发、环境的联系，相对于京都都要薄弱和宽松得多。因而，朝廷爪牙和落井下石之辈想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政治迫害，在交通十分落后的当时，也无能为力。加之永州山水的清丽自然，与他高洁的人品人格相吻合。这就客观地为柳宗元消愁泄怨，排扰解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空间。事实上，他也较好地利用了这个空间。

首先，他运用描写永州山水的“意景”直接宣泄心中的愁怨。柳宗元政治中的失意之感，贬谪中的悲愤之情，时刻伴随着他的流放生活，使他难于排遣愁怀，稍舒幽郁。翻开柳宗元的诗文，处处都可以看到他在极度痛苦中挣扎。《江雪》一诗，就集中地发泄了他的政治骚怨： “千山鸟飞绝，万经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永州属南方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无霜期长达300多天，常年气温平均在18℃左右。漫天大雪是相当少的，从未有过潇水结冰的日子。可见，诗中描写的并不是真实的自然风光，也就是说，不是“实景”而是“意景”，不是自然界的暴风雪，而是政治上的暴风雪，令这位以“利安元元为务”的逐臣谪吏 “茕茕子立”，激愤感伤。这四句诗的开头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连结起来就是“千万孤独”，“绝灭翁血”（ ‘雪’与‘血’同音）。这就十分明显地反映了柳宗元当时的心境，渲染了一种寒气透骨，萧索荒寂的政治气氛，造就了一种孤独不屈的风骨，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应该说，这是在永州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一首政治抒情诗。那抗寒斗雪的渔翁形象，宣泄着柳宗元心中的积怨和愤怒，寄托着柳宗元的理想和抱负，体现了柳宗元不屈服恶劣环境的斗争精神，映照出柳宗元忠心报国，壮志难酬的影子。

其次，他将山水自然景象融入主观情感，目的在于突围政治困惑。我们从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自我突围意识和摆脱政治困境的强烈愿望。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席地而坐，纵目远眺，俯瞰四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作者运用目遇与神游结合，写实与写意并用的方法融入主观感情、宣泄内心不平，极力突出西山的高峻，表达贤人君子绝不与小人佞臣为伍的情怀，该文是对当时政敌的蔑视，也是对自身高洁的释怀。

文章从“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是作者最独特的感受。作者笔下的西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是一座饱含情感的西山。在这里，作者万虑顿释，形神俱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积怨得到完全宣泄，精神得到高度升华。与其说，作者发现了西山美景，不如说，作者走出了政治人生的困惑，获得了身心自由。

再次，他通过闲适的方式浪迹山水，努力谋求摆脱内心痛苦的缠绕。作者探幽访胜，目的是在营造一种恬适宁静山水家园，借以发泄内心的焦虑，排除世俗凡尘，寻求精神寄托，达到自我解救的目的。他在《溪居》中写道：“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他向往那种临溪而居，临溪而歌，临溪而饮，临溪而息的理想生活。在柳宗元笔下，山水带给他的快乐源源不断，川流不息。门前流水把柳宗元本来苦闷压抑的心境洗涤得干干净净，把一潭死水般的生活冲刷得活泛灵动，别有情趣。

二、永州山青水靓，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为柳宗元提供了一方施展文学才能的舞台。

柳宗元一生所著作品七百多篇，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永州写成。一方面，是柳宗元独特而敏锐的视角，发现和彰显了永州山水的自然之美；另一方面，也是永州清灵俊秀的自然风光、触动了柳宗元寂寥郁闷的心灵和他生动传神的文笔，这些发现和触动，在相辅相成的运动过程中得以完成，成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富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柳宗元，永州的山水之美，也许会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养在深闺人未识”；同样，如果没有永州山水的自然景观，柳宗元也许实现不了今天这么伟大的文学成就。柳宗元贬官永州，是他政治上的悲哀和不幸；但同时，却又是他施展文学才能的机缘和大幸。在这个意义上，永州为他开创山水游记之先河，提供了一个千载难寻的舞台。

第一，永州富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青山靓水所具有的品格，与他高洁儒雅的情怀相吻合，能够快速地引起他思想的共鸣，拨动他内心深处的琴弦，使他从中获得审美享受。

山水作为自然物，是无所谓品格的。但在柳宗元的视野里，由于他带上了主观特有的情思，把自己的人格理想注入到景物中去，也就成了人化的自然，并从景物中发现自身的影子，从而获得极度的舒展和自由。《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他登上西山，看到其他山低矮渺小，只有西山高峻绝俗，这是作者的自况。柳宗元确认了自己特立的品格本来就与世俗小人不同，他从视野中发现了自己的本质，也就不会再计较政治上的得意失意，孤独的心灵获得慰藉，抑郁的情绪得到宣泄。因而，他也就从永州山水中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

第二，永州山水大都处于一种原始状态的自然美，并不具备某种震撼人心的美感力量，但却为柳宗元这位卓绝之才留下了山水传神写照的余地。通过描绘，给永州山水注入深刻的文化内涵，使他的思想、品格、文采弥漫在山光水色之间，直到今天，仍然成为永州山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柳宗元记录下来的这些具有精神气韵的文学作品，已转化为超时空的物质情感，作为人类的宝贵的知识财富而传之古今。如《愚溪诗序》，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通篇围绕一个“愚”字展开描述，其思想、情感、经历、人性等均注入字里行间，使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平凡小河有了鲜明的文采和绝美的诗情，成为人们有口皆碑的经典作品。“永州八记”是一组有着内在联系的系列文章，它按照游览的顺序连锁地记述各种景观的特点和游览的感受。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优美传神的笔触，靓丽的文采和精彩独特的审美感受，使永州这八处原始状态的物质景观具有了震撼人心的美感力量，“永州八记”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佳作名篇。

第三，永州山水本身具备天然丽质，柳宗元独具慧眼，首先发现，撰文颂扬，于是引起世人注目，并得以传播和实现，这不论是对永州山水还是对柳宗元而言，都具有了划时代的深刻意义。

本来，山水作为天然的物质形态，是自在的。但当它一旦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审美对象时，审美主体感悟美的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永州山水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审美基础，只是由于人的修养和素质缘故，千百年来，人们熟视无睹。柳宗元以“僇人”的身份贬谪永州，由于他天资卓异，具有超凡的文学才华，所以他发现了普通人难以发现的永州山水之美。并用文字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展示出了它们的价值与魅力。这种发现，反过来又是对柳宗元历史价值的充分肯定。正如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所说：“柳宗元的短短的山水记，每一篇都是艺术上的发现，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美的表现上，更有重大的突破，因而，也取得了不朽的艺术价值。”

第四，永州山水的奇特、卓立、高雅、脱俗，成为柳宗元感知社会，把握自然，宣泄孤独苦闷，创造出一系列文学意象的基础景观，进而构建出符合审美理想的精神家园，开创出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山水文学的先河。

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吸取了盛唐以来自然山水描写的成就，以静观物，直呈意趣，并在恬适宁静的晶莹意象中凝视自身的影子，安慰躁动的情怀，表现出淡雅平实的一面。但同时，由于一直耿耿于怀的骚怨情结和长时间不公正的境遇，因而在山水意象中，柳宗元注入了过多的心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意役情的时代之风。特别是具有典型喀斯特地貌的永州山水，独立、高洁、奇特、怪异，都比较符合柳宗元主体意识的生命情致，符合他审美理想的基本要求。因而，永州山水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有我之境”的原生态自然，成为他构建山水精神家园的基础景观。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他在这里体验生命的闲适，向自然山水娓娓倾诉“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的生命的孤独，表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情状，将整个心灵潜沉于自然而忘我，整个精神漫游于山水而忘忧，截断世俗凡务而去努力营构山水精神家园。这就是柳宗元在永州对山水文学的创造。他开创的这种物我合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文学模式，充分体现审美主体的理想情怀，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国甚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三、永州民风淳朴，勤劳善良的山区百姓为柳宗元提供了一个升华民本思想的摇篮。

永州“地有舜之遗风，人多纯朴”。贬谪永州十年，柳宗元对永州百姓有了广泛的接触和深刻的了解，深深地感受到了永州人民淳朴的民风。一是热情好客。某年秋收之后，在山间迷路，与一田翁相遇。《田家》记叙了这件事：“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这笑念、劝告和挽留住宿等一系列动作，生动地表达出永州人民的心地善良和热情好客，柳宗元感到了永州人民的可爱。二是勤俭朴实。《永州谢表》一文中记载了永州当时的民俗：“土瘠民贫，人浮于土，俗尚勤俭，人多朴实。男子自耕读外，类皆担负；妇女工纺绩，以赡衣食，供赋税。服色不加饰。”在长期的相处中，柳宗元感到了永州人民的可敬。三是安分守己。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记叙的蒋氏祖父都死于捕蛇，他本人捕蛇十一年，“几死者数矣”，当柳宗元提出“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他竟“大戚，汪然出涕”。他的一番哭诉，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赋敛之毒甚于毒蛇的残酷现实。特别是他最后说：“今虽死乎此，比吾之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邪？”更令人悲怆不已。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永州人民生活到了这步田地，竟还没有丝毫怨言，安分守己到了何等地步！因而，柳宗元又深深地感到了永州人民的可悲可怜。

在十年的贬谪生活中，永州人民的热情好客、勤劳善良、节俭朴实、安分守己以及永州人民的艰苦生活、悲惨境遇都给柳宗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永州人民的可爱、可敬、可悲、可怜，点点滴滴无不激动着他的思想和情怀，迫使他对原有的“民本主义”进行更新思考和定位。在这种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下，他原有的民本主义思想在永州这块土地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超越和升华。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突破传统“民本主义”在“政治上宽民，经济上惠民，思想上教民”的局限，立足于“生人之意”，把“有补于万民之疾苦”作为从政的基本出发点。传统民本主义是封建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统治者的“治民之术”。虽然在客观上有利于民生和社会进步。但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实行方式是主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民众施恩给惠。他们从未真正把民众利益视为国家的根本和施政的宗旨，更没有把解救民生疾苦当作统治阶级的责任和理想。柳宗元通过永州十年对百姓的接触和了解，深刻认识到传统民本主义的实质是：民众是作为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价值客体和驱使对象来赋予其地位的。《捕蛇者说》一家三代的境遇就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因而，柳宗元感到，既然是“民本”，就必须要以“顺人之性”“遂人之欲”的原则来对待民众利益问题，提出“民利民自利”的主张。也就是说，要充分尊重民众的意愿，让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受外来干扰，自主地生存，谋取自身利益。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强调为官者必须“有补于万民之疾苦”。真正地帮助老百姓解除疾苦，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二是突破传统民本主义“君尊民卑”的等级秩序观念，强调百姓的主体地位，把变“民为邦本”为“民为邦主”作为从政的基本标准。传统的“民本主义”，是建立在孔孟儒学“德治”的思想体系上的治国方略。在君臣、君民关系上统治阶级始终处于支配主体地位，百姓始终处于被动服从地位。所谓的“民为邦本”，也只是停留在“民为国本”的认识上，根本不可能提升到“民为权本”上来认识。因而柳宗元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在理论上推翻传统的“官吏役民”的说法，国家应确立“民”的主体地位。他要求官吏要以“利安元元为务”，为民众做事，而不是做“民”的主宰。柳宗元提出仅仅在思想上认识“民为邦本”是远远不够的，“民办邦主”才是为政的根本道理。要切实地把维护和实现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这是官吏们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柳宗元的这些思想和认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来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

三是突破传统“民本主义”中的官吏养民、畜民的桎梏，指明了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是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官为民役”的民权政治观。在《送薜存义之任序》中说：做官的职责是“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明确指出老百姓与官吏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官吏是老百姓的雇工，拿了老百姓的工钱，就应该好好地为老百姓办办事。官吏拿了老百姓的工钱而又不为他们办事，反而盘剥他们，就应该遭到老百姓的惩罚。老百姓有黜罚“怠事”“盗贷”的官吏的权力。客观地说，柳宗元借助永州这块土地，升华了对原有民本主义思想的认识，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 “官为民役”的思想超越了那个时代，从根本上突破了孔孟的“民为邦本”的思想内核，把传统意义上的“民本主义”提高到一个完全崭新的理论高度。

综上所述，柳宗元以他超越时代的思想，超凡脱俗的眼光和超群出众的才华，发现了永州，创新了永州，托举了永州，使永州的山山水水和乡土民情名播天下，并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记忆里；而永州，则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柳宗元，以山水的灵性启迪了柳宗元，以淳朴善良的民风感动了柳宗元，使他文思泉涌，创造出许许多多令人赞叹的成就，成为中国思想和文学领域中一座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