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满桂

 

内容提要：柳宗元与杜甫几乎同时生活在唐代中叶，又一同在湖湘大地留下深刻的足迹。两位文豪相似的命运遭际，在潇湘山水的话语中共同流徜着忧国恤民、落拓思归的不尽情怀。

主题词：柳宗元  杜甫   潇湘话语　　

柳宗元与杜甫，他们是几乎同时生活在唐代中叶，又都在潇湘流域留下光辉足迹的两位大文豪。杜甫诗歌成就惟李白可与其并驾齐驱，李杜共同将唐代的诗歌创作推向了巅峰，赢得了“双子星座”的美誉。唐代文学同时获得了丰硕成果的是古文运动。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被史称“韩柳”的他们在古代散文发展的转折时期所起的重要影响，延续上千年，直达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两人的共同遭际，这块潇湘大地有幸先后承载过杜甫与柳宗元。在潇湘话语的情境中，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诗文创作都得到了极度的升华。

 

山水意蕴释潇湘

何谓潇湘？“潇者，水清深也”[1]。潇水，发源于湖南永州市宁远县九疑山，是湖南母亲河湘江上游的第一大支流。“湘水，出零陵阳海山，北入江”[2]。确切地说，湘水发源于现今广西桂林市兴安县海洋山，在兴安县城的灵渠分水，七分入湘，三分入漓。湘、漓分流之后，湘江向北进入到湖南永州城区的江心岛蘋洲，与潇水相聚，汇成泱泱潇湘大观，然后再北下洞庭。由于潇湘发源于南岭山地而以山水秀美著称于世，又因其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不仅湖南泛称潇湘，世人凡亭台楼阁、道路水泊甚至现代商品，欲寓名以美称者，人们都可以如同曹雪芹《红楼梦》赞名“潇湘馆”一样，采用“潇湘”加以命名。“潇湘”从一个地域概念，发展到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称谓，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罕见的现象。

中国古代对潇湘的描绘，最早可以追溯到娥皇、女英与舜帝的坚贞爱情。“帝子潇湘”神话传说见于《山海经》，为了追随南巡的舜帝，“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在怀王早期，曾官居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3]。屈原聪明能干，在内政外交上都是怀王的肱股大臣、得力助手。当时战国七雄并峙，实际上是秦、楚争霸。屈原力求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倡导改革，却因触动国内贵族集团利益而招致忌恨和围攻。楚怀王听信谗言，将屈原放逐左迁为三闾大夫，后又放逐播迁江汉沅湘。屈原在他的放逐生涯中，曾一度漂泊于洞庭，行吟于潇湘，将自己的美政理想融入《离骚》、《九歌》等诗篇。其“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贞精神，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九歌》中的《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在潇湘山水的话语中，对美好的帝子与藏精于九疑山的舜帝永恒不变的爱情，给予了热情的讴歌。历代以往，文人们有关潇湘的话语不胜枚举，从战国秦汉的宋玉、贾谊、蔡邕、王逸到唐代的沈荃期、张说、李白、刘禹锡等，笔下都写有潇湘的精美诗章。特别是先后流寓潇湘的诗圣杜甫、“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潇湘山水情怀更为笃厚。杜甫潇湘行程中写下《朱凤行》：“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以衡山为景、凤凰为喻表明心境。柳宗元《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等，“双江汇西奔，诡怪潜坤珍”，都是最早对潇湘二水会合处现场描绘的诗。宋代在诗文的基础上扩大到向绘画方面的发展。据沈括《梦溪笔谈》：“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宋迪所画八景图，乃湖南潇湘流域沿岸至洞庭湖景致，统称潇湘八景。宋之后的元人亦绘有潇湘八景图[4]。大致推测，各地对名胜处用四言句拼接八景的时尚由此兴起。“潇湘夜雨”在潇水与湘水会合之处的永州蘋洲，为潇湘八景源头之第一景。明代徐霞客到此作过实地考察，据其《楚游日记》载：“潇之东岸，即湘口驿。有古潇湘祠，祀舜帝之二妃。由祠前截潇水而西，盘龙尾而入于湘。”徐霞客将潇湘二水在永州城区会合的情形作了较为精确的描绘：潇水东岸为湘口驿道，上有古老的潇湘祠，奉祀着舜帝的两位妃子，祠前的潇水被截往西流，（在两水会合的江心岛蘋洲）盘旋有如龙尾般地被卷入对面过来的湘水。时至今日，潇水东岸的湘口驿道和潇湘祠依然存在，兀立于江心的蘋洲仍然静静地看着潇湘二水在胸前流淌。

由此可见，“潇湘”是因潇水与湘水合流而组成的词汇，最初只是一个地域性的名词，但是它又与“帝之二妃”的传说故事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而让“潇湘”发展成为充满了湖湘文化意象的品牌。舜帝和娥皇、女英凄美的爱情传说，从洞庭君山到永州蘋洲，千年万载不断演绎歌唱。屈原沉淀在汨罗江的骚怨精神，更成为主导湖湘文化的重要传统。历代文人都以他们的杰出文学艺术作品所创造的审美形象，不断地对“潇湘”山水意蕴加以丰富和发展。二十世纪伟人毛泽东给乡籍为湖南永州九疑山的乐天宇等写下的《七律·答友人》：“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班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廖廓，芙蓉国里尽朝晖。”[5]这首被人们广为传播的吟咏潇湘的诗章，达到了当代解读“潇湘”山水意蕴的崭新境界。

 

忧国恤民诉潇湘

观照一度寄寓潇湘的两位唐代大文豪，有两个主要的惊人相似之处。一个是社会时代背景相同。两人作为中唐时代的人物，都处身于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大唐帝国由全盛转渐衰的过程。杜甫的一生，经历了从开元全盛时代、天宝后期的昏暗政治、安史之乱爆发，到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割据、吐蕃入侵这一唐王朝由盛转衰、由统一趋向分裂的特殊历史时期。比杜甫晚出六十年的柳宗元，出生时距离平定“安史之乱”刚刚过去二十年。往后不到十年，又一次军阀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实际是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各种社会弊端集中形成的时期。柳宗元就是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度过了他的启蒙时代，耳闻目睹了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

再一个是两人的政治抱负都未能实现。杜甫是初唐大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天宝五年（746），三十五岁的杜甫来到长安求仕。“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6]。权相李林甫怕应考者揭露自己的劣迹，玩弄各种手法使应考人全部落第，还以此标榜“野无遗贤”，遂使考试成为一场骗局。杜甫是这次骗局的受害者， 也是后来的中国诗圣，对李林甫的谎言成了一个绝纱的讽刺。出生于“奉儒守官”官宦家庭的杜甫，当时仍然执着地在政治上寻求一条出路，以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他一再直接向皇帝献赋、上表，希望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然而在当权者的冷遇下，杜甫一度困守长安达十年，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更谈不上有什么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柳宗元的祖先是河东“士林盛族”。他自幼立下“利安元元”（元元即百姓）的志愿，这种心境和理想与杜甫的政治抱负是相通的，但他开始出仕时比杜甫顺利。柳宗元21岁中进士，26岁考取吏部的博学弘词科，直接步入朝廷做官，后来官至礼部员外郎，一度“超取显美”。柳宗元在自己的职位上，积极地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举贤人，重教化，行郡县，公天下，制藩镇，御外侮等等。然而，由于改革派所依赖的唐宪宗重病缠身，对立面的太子取代其父登基为唐顺宗，中唐时代的这一次十分短暂的政治改革，很快以其主持者的流贬而告终。永贞元年（805年）秋，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谪为永州司马。柳宗元谪居永州长达十年之久，寄居龙兴寺，筑室愚溪边，跌入郁郁不得志的的困境中。柳宗元后来虽任过柳州刺史，但与他入朝辅政的意愿已相距甚远，离开永州仅四年就韶华早逝。就这样，两位文坛巨人都是在生命盛年之时不得伸展其政治志向，只得将自己的聪慧与才华转而投向了社会现实生活之中。

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写下了抨击腐败的裙带政治的《丽人行》，描述百姓受兵役之苦的《兵车行》、《三吏》、《三别》，以及反映民生疾苦的《哀江头》、《悲陈陶》、《北征》、《后出塞》等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杜甫在《去蜀》诗中写道：“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唐代宗大历三年的冬天，杜甫来湖南投奔他的好友衡州刺史韦之晋和舅父摄郴州刺史崔伟，想待北方战乱安定后再归秦。可是诗人再没有走出去，在湖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年。当杜甫最初从四川夔州乘着一叶小舟辗转来到湖南时，不禁被洞庭湖的阔大所惊叹，写下《岳阳楼》一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人登楼所见浩浩荡荡的洞庭湖，感觉到整个天地、日月星辰都悬浮在湖水之上，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憾。杜甫一生“每饭不忘君”，这壮丽的潇湘景象，牵动了戎马关山，引来了凭轩涕流，为他翻开了忧国恤民新的篇章。杜甫在随后的潇湘纪行诗《岁晏行》中，继续揭示了“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寒天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的悲凉现实，体现了对人民的深深同情。诗人到湘潭县南一百里的晚洲，再次表达了对现实的忧虑：“羁离暂愉悦，赢老反惆怅。中原未解兵，吾得终疏放”（《次晚州》）。杜甫晚年在湖南写了近百首诗，这次从岳州到衡州，沿途写了二十余首潇湘纪行诗。浦起龙曾以这类诗与杜甫陇蜀纪行诗相比，指出：“秦州诗多即景生情，此多抚时感事，盖涉历愈老，则悲叹愈多”[7]。“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8] 他只能用诗歌来抒发心中抹之不去的悲情。即使暮年贫病交加，孤舟飘流，他仍未放弃对人民命运的关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人文关怀还有所发展。

柳宗元来到永州，从“超取显美”的高官落为“自度罪大”的流囚，颇感自身包袱沉重，但一旦浸染过潇湘风物，接近百姓深入了解社会，遂“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9]，依然矢志不改。柳宗元的贬所永州距九疑山舜帝陵不过二百来里，他上征尧舜传说演绎政治理想便有了新的寄托。元和二年，柳宗元怀着对舜帝的仰慕和崇敬，写了《舜庙祈晴》祷文，为当地水患之灾昭祭虞帝之神。元和四年，写了《舜禹之事》；元和九年，写了《湘源二妃庙碑》、《道州毁鼻亭神记》等。这些文章，都从不同的层面对舜帝的事迹与精神予以弘扬，自然地流露出心中的理想。柳宗元深入地体察民情，写下了《捕蛇者说》这一传世名篇，表现出忧国恤民的情怀。这篇散文通过永州捕蛇者蒋氏的讲述，一家三代人由于畏惧残酷的赋役而宁可冒死捕蛇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黑暗现实，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改革社会弊病的愿望。他的《田家三首》，是一组关爱小民百姓描写农家现实生活的组诗。“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其一）；“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其二）；“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其三）。田家终年辛勤耕作所获得的果实，不仅尽为官府榨取，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还得杀鸡设筵，招待催租里胥。丰岁犹然不能饱肚，歉岁就更不用说，表现了对百姓极度关爱之情。

 杜甫、柳宗元如此倾情于潇湘民生，是关注现实情怀的强烈体现，也是“致君尧舜”、“利安元元”的传统儒家思想的本质所在。孔子曾经说过，仁的本质，就是“爱人”[10]。“仁”的最高境界是“圣”，而“圣”的目标则是“修己以安百姓”[11]，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2]。孔子认为，这才是尧舜之心。杜甫、柳宗元倾诉于潇湘的忧国恤民人文关怀，是儒家“仁”思想的自我高度阐发。

 

落拓思归怨潇湘

钱钟书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艺术欣赏“以悲哀为主”[13]。的确，无论是湘妃之泣、屈原之怨，还是杜甫、柳宗元等潇湘过客的愁懑与执着，往往在落拓思归的潇湘话语中显现出骚怨精神的本色。

杜甫来湖南投亲访友三年里，曾在长沙度过了人生最后两个年头。作诗50余首，占其湖南诗篇一半以上。他为长沙留下了“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春水”，“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等名句。在长沙逗留期间，杜甫遇到了旧友、大音乐家李龟年。据说李龟年曾在湖南采访使的筵席上咏唱王维的“红豆生南国”和“春风明月苦相思”，听者无不罢酒饮泣。杜甫少年寓居洛阳姑母家时曾与之相识，没想到多年之后在长沙又能相见。欣喜感慨中，杜甫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诗中“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寥寥数语，将诗人对美好潇湘风物的感慨，与时代的动乱、国家的盛衰、人民的流亡和个人的悲欢有机融合了起来，种种哀怨之情溢于言表。杜甫虽然年老病残，漂泊湘江，孤老忧郁，还是心有所系，落拓思归的打算始终萦绕心头。他的《江汉》一诗：“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孤独之感，暮年壮心，尤其是特别浓烈的思归之情，都在这怨不尽的潇湘风物里了。

不只是漂泊湖南的杜甫如此，贬来永州的柳宗元也是充满了落拓思归的悲情。他在来到永州的途中曾作《吊屈原文》，“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尽管自己已经遭贬如同流囚，还在担心在位为官之人有谁能关心国家的治乱兴亡！柳宗元“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14]，以此来排解自己的苦闷。他甚至步屈原的骚体文赋，写有所谓“九赋”、“十骚”，即九篇赋和十余篇骚体文，按内容可分为侧重于陈情和侧重于咏物两类。但不论哪一类，都充满着屈原式的潇湘悲情。他在《闵生赋》中写道：“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彼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屈子之微兮，抗危辞以赴渊。”湘江、九疑山、苍梧之野，以及野死的虞舜、赴渊的屈原，这些都一阵又一阵地在颤抖着他的心灵。他常常触景伤怀，“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15]，读罢让人不免有丝丝的乡愁酸楚。柳宗元脍炙人口的潇湘诗《江雪》，更是一首充满哲理的落拓思归诗。其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往人们的赏析多注重钓者何为，认为是表现了一种抗争精神。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巧妙的藏头诗。只要将每一诗句的头一个字截下并加以串联，就成了“千万孤独”。[16] 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漫江大雪中钓者能做什么，胡不归也？只是归不得罢了。正因为是不能归去，“千万孤独”与“落拓思归”的矛盾心情，沉郁于潇湘山水的苦闷，不禁悲慨而出。再如他的《溪居》诗：“久为簪组累，增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偈以山林容。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这诗表面上看，是写自己生活的旷达闲适，独往独来，不拘不束，恬适惬意。其实并不尽然，像这种“不怨而怨，怨而不怨”，在似乎平淡的描写叙述中注入抑郁的痛苦感情。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诗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幽冷、孤独、凄清的之情。柳宗元的诗“比老杜尤工”[17]，“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绝妙古今”[18]。宋代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19]。柳宗元不仅诗赋写得动人心弦，游记散文更是景情兼并。他常常借奇异美丽的永州山水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来写自己被遗弃的孤独凄凉之感。在他的笔下，“唐氏之弃地”的西小丘，“奥之宜者也，其始龛之外弃地”的龙兴寺之东丘，“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的小石城山，“永之人未尝游焉”的袁家渴等，都被着上了孤寂伤感的色彩。在柳宗元的内心深处，尽管既有摆脱不了命运安排的无奈，但也还是有一股虽悲伤却不肯降心辱志的傲然与执着。

总起来看，屈原的牢骚和湘妃的哀怨，形成了潇湘情怀的一种基本性的传统。“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20]杜甫的好友李白也曾面对潇湘流水，大发思古之幽情。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也作有《潇湘神》：“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所处，零陵香草夜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潇湘帝子”形象与潇湘“水清深貌”审美特征互相结合，构成了丰富的“文化潇湘”语言环境。“潇湘”以山水生态文化的审美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这一地域一代代文人的精神生活。

 

注释：

[1] 《水经注》

[2] 《说文解字》

[3]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4]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

[5] 曾松亭《毛泽东的九疑山友人乐天宇》 2005年 东方出版社）

[6] 杜甫《奉赠韦基丞丈二十二韵》）

[7]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六）

[8] 杜甫《哭韦之晋大夫》

[9]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10] 《论语·颜渊》

[11] 《论语·宪问》

[12] 《论语·雍也》

[13] 钱钟书《管锥篇》

[14] 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15] 柳宗元《零陵早春》

[16] 翟满桂（《江雪》写于何时何处？《古典文学知识》 2001年第3期）

[17] 方回《瀛奎律髓》

[18] 苏轼《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19]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20] 杜甫《远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