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师”柳宗元本原初探

 

骆正军

　　

所谓的“超师”，意即超一流的大师。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章之士”，在文学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不仅引领了当时文坛的新风尚，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柳宗元不仅是中国士大夫中典型的佛教信徒，而且是一位佛学造诣精深的大师，他对中国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思想史上佛教思想的演变，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柳宗元在易学和医药学方面的功力也非常深厚，所以被后人推之为易学大师、歧黄大师；柳宗元是舜文化的忠实传人，他的道德观也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精华，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他不仅是同时代的翘楚，让无数文人墨客难以望其项背；而且在千百年后，仍然令世人为之顶礼膜拜。柳宗元的思想涉及面很广，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体系，如同一栋摩天大厦，令人仰之弥高。因此，我们将其誉之为“超师”。“超师”的生成，不仅与社会本原有关，而且与家族、亲友和个人本原紧密相关。既是柳宗元父母亲对他的培养、家庭环境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其熏陶的结果，更是柳宗元自身辛勤努力与不屈不挠奋斗的结果。

       （一）  何谓“超师”？

 “超师”——超一流的大师

永州龙兴寺住持僧重巽，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称赞他对佛教“穷其书，得其言，论其意，推而大之，逾万言而不烦。总而括之，立片辞而不遗”，为“楚之南”“善言佛”的第一人。柳宗元初到永州借住在龙兴寺时，与重巽相处数年，交往相当密切，他从重巽那里深入学习天台宗的教义，而且颇有心得。跟别人谈到自己习佛的经历时，柳宗元曾自负地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他还写过《酬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和《巽公院五咏》等诗，以表达自己对重巽深深的感激之情。

柳宗元曾经写过一首《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描述自己习佛的生活情景：“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译成白话文如下：清晨汲取井水漱口牙齿还觉寒冷，调整好心情拂净衣服上的尘土。闲来无事带上贝叶经书，迈步走出东边的斋房静心阅读。佛学的真谛普通人无法获取，虚幻缥缈的东西却举世追逐。佛祖的遗言期望深刻领悟，经常修缮本性也难以圆熟。寺庙之中格外清闲安静，嫩绿的青苔掩映着连绵的翠竹。红日出来薄雾散去露珠儿晶莹，苍劲的青松如同被春雨洗沐。眼前的景色让人不忍离去，因为有所感悟而心满意足。

超师院，即重巽所住的寺庙——巽公院。柳宗元把巽公院称之为“超师院”，就是说，他在心目中把重巽视之为佛教界的超一流大师。笔者亦把柳宗元视之为超一流的大师，来加以推崇和评说。

（二 ） “超师”的超人之处何在？

柳宗元的超人之处很多，下面，分别从文学、佛学、易学、医药学等方面来阐述一下笔者的观点：

1 文学大师——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章之士”，在文学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的文学思想观点和创作实践，不仅引领了当时文坛的新风尚，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将所有的文章、作品，笼统地归纳为以“褒贬”为主的和以“讽谕”为主的两个大类。柳宗元觉得，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几乎背道而驰，因而历来作者大都只是有所专长，而难得有兼擅两体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必定技艺成熟，达到了“专美——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种擅长著述和擅长比兴的人才，即使在古代文学和雅乐极盛的时代，也属于“凤毛麟角”，很难同时产生。他深入揭示了实用文章、学术论著与文学创作的区别，提出前者偏重于逻辑思维，而文学创作需要借助于形象思维。柳宗元有意识地创作了许多形象丰富生动的文艺散文，发挥并超过了过去辞赋骈文所具有的作用，开辟了散文发展的新境界。

柳宗元除了高举散文革新的大旗，写出大量优秀的山水游记、诗歌和辞赋“讽谕”类的作品之外，还曾经写过《天对》、《天说》、《天爵论》等与天地自然相关的“褒贬”类文章。尤其是《天对》，结构完整、规模宏大，政治观点鲜明，哲学根底雄厚。毛泽东同志对柳宗元的评价相当高，他于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2 佛学大师——现任中国柳宗元研究学会会长的孙昌武教授认为：“柳宗元是少数能够深入地对当时的佛教思想从理论高度上进行探讨并有所成就的文人中杰出的一位。他成为中国士大夫佛教信徒的一种典型，代表了一代文人佛教理解的理论高度。他的佛教思想与佛教信仰，包括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在唐代佛教历史和一般文化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研究的现象。”

笔者认为：柳宗元不仅是“中国士大夫中典型的佛教信徒”，而且是一位佛学造诣精深的大师，他对中国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思想史上佛教思想的演变，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柳宗元是个富于理性、逻辑思维严密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他相当认真和深人地研究过佛教教理，特别注重对佛教教理的批判地分析与利用。他尊崇佛教，推崇佛教思想与伦理，从佛教思想中汲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统合儒释”的宗教观，为宋人参用佛理以创造“新儒学”开了先河。佛教和佛典，对柳宗元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影响极深，还有艺术性特别高、独创性特别强的山水游记，其中不少作品，从内容到表达都散发着禅理的韵味。

3 易学大师——柳宗元“学易、识易、用易”，对《易学》钻研之深，领悟之透，几乎到了登峰造极、无人能与之伦比的地步。从《柳宗元全集》所收录的各种体裁的诗文来看，其中涉及到《易学》内容的为数不少。“易学”思想，是构筑柳宗元哲学思想大厦的牢固基石。柳宗元曾写过一篇《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从这篇文章来看，柳宗元对“乾卦和坤卦”的产生，以及“九为老阳、六为老阴”的来龙去脉，了解得非常透彻，说明他不仅对周易学得精，钻得深，而且把跟周易有关的书籍，都阅读过了，真正 “穷究昔人书”，方能达到“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的化境。柳宗元受贬到永州，并未一蹶而不振，自甘沉沦，而是“以易为本”，寄情于山水，深入体察民情，学书识古，完成了知识结构的迁移，写出了从内容到形式都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达到了新的高峰；再迁至柳州，为官爱民，使柳州得到治理和开发，百姓受到启蒙，逐步摆脱愚昧，完成了他新一轮的“变易”，实现了为官为文双丰收，在他的人生旅途上，画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虽然柳宗元和刘禹锡对“易学”都有非常深刻的钻研与领悟，但刘禹锡长于“易术”，而柳宗元重在“易理”，并且将“易理”运用于文学、哲学、为人与为政之中，融会贯通，不愧为一代易学大师。

4 歧黄大师——所谓的“歧黄”，是由中国古代那本名为《黄帝内经》的医书而来。该书采用黄帝和歧伯问答的形式写成，共18卷，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时期。后来，人们把“歧黄”当作中医学术的代称。

柳宗元不仅懂病理、识药性，对“有形之药”颇有研究；而且治苛政、治滥刑、治贪、治愚，善于运用“无形之药”。《柳宗元全集》共收入他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35篇，其中，谈到自己患病和医药方面情况的有14篇，占40%。柳宗元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对医药也有所探索，他从自身防病、治病和保健的需要出发，挤出时间来移栽和采集各种中草药。孙昌武教授对柳宗元习医识药的情况有较高的评价，认为：“他对《本草》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并进行过长期的种植药草的实践。” 

柳宗元写过一篇《愈膏肓疾赋》，其中有些观点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如：“上医疗未萌之兆，中医攻有兆之者。”意思是说，最高明的医生能够在疾病尚未发作之前就加以预防、治疗，中档水平的医生只能在疾病发生之后才进行诊断与治疗。“天赋性命，如彼喧寒，短不足悲，修不足欢”；“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将崩，非一木之能止。”他认为，人的性格、生命跟先天遗传有关，如医生们所讲的那样，生命短暂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即使寿命很长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如果疾病进入膏肓已经无法挽救，如果国家已经衰亡也就无法治理。就像大河即将崩溃，并非一捧土可以堵塞；大厦将要崩塌，也并非一根木柱能够支撑得住。

柳宗元将治病跟治理国家相联系起来，借“忠臣”的口，表达自己的“愤怨”和“感叹”：“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绥之则寿，挠之则散。善养命者，鲐背鹤发成童儿；善辅弼者，殷辛、夏桀为周、汉。非药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乱？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岂膏肓之所羁绊！”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天地广阔，生死繁多。顺其自然则容易长寿，违背、阻挠则性命不长。善于保养的人，即使脊背像鱼一样弯曲、头发雪白了，肤色还像童儿；善于辅助君王的臣子，纵然是遇上商纣王、夏桀那样的暴君，也可以促使其转变，成为强盛的周朝与汉朝。如果没有药拿什么来治愈疾病，没有士兵凭什么去平定叛乱？面临丧亡的国家，如果重用贤哲的大臣可以匡扶正义，扭转乾坤；只要有忠义的心，岂能被膏肓之中的疾病所束缚和拦阻！他能开出这种疗效独特的“药方”，其医术非同一般，因此，誉之为歧黄大师，乃理所当然。

（三）  “超师”生成的外因和内由何在？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任何事物的生成与发展，都有其外因和内由可以探询。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由是变化的依据和根本。柳宗元之所以能够成为“超师”，其生成的外因和内由，可以分解成如下几个方面，即：社会本原、家族本原、亲友本原和个人本原。所谓的“本原”，哲学上是指“一切事物的最初根源或构成世界的最根本实体。”

1 社会本原——动荡不安盛转衰

公元627年，唐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即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出身于大贵族家庭，但是他亲自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造反的农民所推翻。他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是隋炀帝杨广荒淫无度，残暴地压榨老百姓，来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且接连三次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给百姓们带来极大的灾难，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正所谓官逼民反。唐太宗牢记这些教训，经常教导他的儿子：“百姓好比是水，皇帝好比是船。水能载船，也能翻船。”还说：“一个皇帝，要是按正道办事，百姓就拥护他；如果他不行正道，百姓就推翻他，这实在可怕。”因此他在位的贞观年间，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曾经创造了经济、文化上极盛的局面。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接位之后，改年号为开元。他重用姚崇和宋璟两位宰相，君臣同心协力，经世治国，也取得过开元盛世的辉煌业绩。

公元742年，唐王朝改元“天宝”。玄宗设置了十个节度使，负责边境地区的军政事务，由于监管失控，后来他们飞扬跋扈，成了这些地区的土皇帝。据《资治通鉴》第216卷记载，唐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从中可见唐玄宗已经昏庸无道，此后，他又宠信奸臣杨国忠，骄奢淫逸，纵情享乐，很少过问政事，再加上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使唐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败。

胡人安禄山用假相欺骗和蒙蔽玄宗，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把辽阔的北方领土置于他的管辖之下，暗中招兵买马，偷偷地做着夺取天下的准备。胡人史思明和安禄山自小同乡，两个人关系一直很亲密。天宝初年，史思明频立军功，升至将军；天宝十一年，安禄山又推荐他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天宝十四年（755）冬天，安禄山以“讨伐奸相杨国忠”的名义，从范阳起兵，叛军两个月便攻陷洛阳，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建立燕国。安禄山造反后，史思明一军为先锋，开始所向皆捷。史思明部下兵将是安史叛军中最残暴的队伍，每攻陷郡城，杀光老弱男丁，以壮丁为挑夫，把妇女奸淫殆遍，凶淫无比。魏州一役，史思明军一天就杀掉三万多人，平地流血数日。

洛阳陷落之前，潼关的守将为哥舒翰，他死守这险要关隘，使叛军无可奈何，但杨国忠逼他出关迎战，结果潼关失守，玄宗出走成都。玄宗途经马嵬驿时，将领陈玄礼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又逼玄宗赐死杨贵妃，待杨贵妃死后，将士气消了，玄宗才能够继续向西南方逃难。太子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向西北逃往朔方镇主持军政。其时，宦官李辅国发动政变，于灵武拥立李亨为肃宗，并尊玄宗为太上皇，与此同时，长安陷落。勤王部队纷纷赶到。郭子仪借回纥兵收复长安和洛阳，效忠唐朝的将领们死守各地，阻挡叛军入侵之势，力保江南，使江南物资得以运到西北，补足军备，局势才稍为安定。

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部将史思明亦向唐室投降，受封范阳节度使。李光弼、郭子仪向安庆绪进攻，叛军退回河北邺城。乾元二年正月（公元759年），郭子仪及李光弼围攻邺城时，史思明又在范阳叛变，并杀死安庆绪，史思明自称大圣周王。五月，更国号大燕，自称应天皇帝，洛阳再次被攻陷。于是郭子仪再借回纥兵，阻止史思明军队的攻势。不久，史思明又被其儿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势力转弱。当时，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继位，以皇子李适为兵马元帅，与郭子仪、李光弼等合力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叛军将领田承嗣、李怀仙等一一向唐室投降，史朝义自杀。历时九个年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安、史”大动乱之后，唐王朝依靠百余年积累的威势，经济逐渐地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维护统一和安定，要求复兴和改革的心态，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利于维持朝廷统治的强力因素。虽然中原以北一直不太安定，但由于人口大量南迁，促进了淮河以南经济的发展。从户口统计数字看，南方一些重要州郡的人口，这一时期呈普遍上升的趋势。而相对繁荣的江南地区的财源，有力地保证了朝廷的经济命脉。

据《资治通鉴》第226卷记载：“唐初，户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级。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民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意思是说，唐朝初年，赋役制度的方法叫租、庸、调，凡是有田的就要交租，凡是有人就有劳役，凡是有户口就有征调。到了玄宗末年，那些户口册籍大部分遭到损坏，很多名不副实。等到唐肃宗李亨在位的至德年间，由于战乱，所有的赋役，几乎是凭兴趣好坏强迫办取，不再按照往常的标准。管理赋役的部门增加了数目而没有相互统一，各自随意增加收取的科目，自定条款，新的、旧的办法都有，谁也不知有多少等级或差别。富裕的人虽然家里人丁很多，但可以想方设法通过当官、当僧人来减免赋役；而贫穷的人家里人丁多，则无法隐瞒藏匿，因此上户优裕而下户劳苦。有的官吏趁火打劫蚕食百姓，民众们每月都要输送上交，苦不堪言，很多人率领全家老少逃亡、迁移，变成漏户，那些土著居民几乎不到百分之四五了。

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在宰相杨炎的主持下，进行了赋役制度的改革，废止了久已弛坏的“租庸调法”，改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精神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把“均田制”下的土地税（附加劳役）改变为承认土地自由兼并的财产税。这是适应当时经济发展形势变革需要的做法，有效地扩大了维持朝廷运转的财源。

柳宗元9岁那一年，“建中之乱”爆发。据《资治通鉴》第226卷记载：“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薨。宝臣欲以军府传其子行军司马惟岳，以其年少暗弱，豫诛诸将之难制者深州刺史张献诚等，至有十余人同日死者。”意思是说，建中二年（781）的春天，成德镇（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的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了。他临死前想把自己掌握的军政大权，传给儿子李惟岳，又担心儿子年幼弱小，怕一些强悍的将官不服从，因此，预先就把深州刺史张献诚等难以控制的将官杀掉了，同一天之内杀了十几个人。由此可见当时的藩镇依恃武力，飞扬跋扈，气焰嚣张，无法无天，根本不把朝廷放在了眼里。

李宝臣病死后，他的儿子受身边的人唆使和怂恿，上表请求袭承其父的职位，得到河北淄青（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县）节度使李正己、魏博（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北）节度使田悦和山南东道（治所在今湖北襄樊）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当时德宗李适刚刚接位不久，立志振作朝纲，没有答应李惟岳的请求，结果四镇联兵反抗朝命。朝廷出兵征讨，梁崇义、李正己相继战败而死。河北之乱平定后，卢龙留后朱滔和恒、冀都团练观察使王武俊、淮西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李希烈、河中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李怀光又相继造反，甚至出兵围困郑州，使东都洛阳受到震惊和恐慌。建中四年十月，朝廷发泾原兵东征，至京师兵变，乱兵推废居在京的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主，朱泚建国立号，自称大秦皇帝。朝廷被迫逃亡奉天（今陕西乾县），后来又逃至梁州（今陕西汉中市）。

俗话说：“按倒葫芦又起瓢。”幸亏有陆贽、浑碱、李晟等文武臣僚的经营，更基本的原因是代表着统一、安定的朝廷仍得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有力支持，包括东南地区财赋的支援，叛乱经过先后四年终得平定。这是“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和地方割据势力又一次大规模的较量，而且战乱又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而告结束。这次战火遍及关中、河南、河北和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所遭受的破坏是极其惨重的。

中唐时期，除了这些“内忧”之外，还有不少的“外患”——突厥和吐蕃的内侵。尤其是吐蕃的内侵，值得认真考究一番。历史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

隋末唐初，天下未定，烽烟四起，突厥、吐谷浑、吐蕃等经常在边境地区烧杀掳掠。在《资治通鉴》当中，从185卷到193卷，几乎每卷都有突厥侵扰的记载。唐太宗即位后，远交近攻，刚柔并济。他曾说过：“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第197卷）意思是说，那些少数民族同样是人，只是风俗习惯与中原有些不同罢了。作为领袖最担忧的是不能把德政施行下去，不必将他们视为异类来加以猜忌。因为德政落实，彼此融洽，那么所有的民族都可以亲如一家；猜忌太多，就连骨肉同胞也难免成为仇敌。唐贞观十四年（640），“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第二年，特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资治通鉴》第195——196卷）太宗驾崩之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资治通鉴》第199卷）从中既可见少数民族同胞的善良与纯朴，也可得知他们对太宗的敬佩与感激之情。

唐中宗时期，继承了唐初的和亲政策，景龙元年（708），以“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并于景云元年（710），“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公主至吐蕃，赞普为之别筑城以居之。”（《资治通鉴》第208——209卷）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背信弃义，偷袭吐蕃。事前他曾经派人与吐蕃的守边将领乞力徐约定：“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并“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崔希逸的部下“孙诲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大获。上命内给事赵惠琮与诲偕往，审察事宜。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境两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两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惠琮、诲皆受厚赏。自是吐蕃复绝朝贡。”（《资治通鉴》第214卷）这件事，可以说是大唐王朝用人失察所导致的最大失误。此后，吐蕃经常进犯边境地区，“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同前）开元二十八年（740），“金城公主病死；吐蕃告丧，且请和，上不许。”（同前）此事，唐玄宗仍然处理不当，如能借此机会，特派大臣前往吐蕃吊唁，重修旧盟，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带给国家与百姓的大灾难了。   

等到代宗广德元年（763）时，吐蕃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曾经“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乡导，引吐蕃深入；过邠州，上始闻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度渭，循山而东”；“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桥，仓猝不知所为，丙子，出幸陕州，官吏藏窜，六军逃散”；“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吐蕃惶骇，庚寅，悉众遁去。”（《资治通鉴》第223卷）古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历史给大唐王朝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由于国事处理不当，吐蕃只有区区的20万军队，偷偷渡过渭河，从小路攻进了长安，就把唐朝的京城搞了个底朝天，弄得生灵涂炭，百姓遭殃，皇帝仓惶出逃，几乎断送了大好的江山。幸亏唐朝的郭子仪副元帅，带领二、三十骑前来救驾，然后统兵驱虏，否则，历史将完全改写。

柳宗元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这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十年，也是吐蕃侵扰长安“遁走”的第九年。他短暂的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四个朝代，正是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极其复杂、尖锐的时期。吐蕃虽然“遁走”了，但仍然时时侵扰，使唐朝军民不得安宁。德宗李适委曲求全，仅建中四年（783）就曾三番五次派使臣“入吐蕃”，寻求与之结盟。贞元二年（786）八月，“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邠、宁，掠人蓄，芟禾嫁，西鄙骚然”；十一月，“辛丑，吐蕃寇盐州”；十二月，又寇夏州、银州、麟州。（《资治通鉴》第232卷）此时的唐王朝虽然已不复存在昔日的兴盛与声威，但仍保有初唐、盛唐时期极盛局面所积累起来的国力，其统治基础也还比较牢固。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叛将李怀光被其部下牛名俊斩首献给朝廷。当时柳宗元刚满13岁，撰写了《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全文如下：“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贼李怀光與台末人，奚虏遗丑，备闻凶险之形，颇有残暴之名。陛下略其细微，假以符节，尽委朔方之地，犹分禁卫之兵，不感殊私，乃怀异望。间者馈贡不入，王师问罪。寻令举军赴敌，而乃终岁无功。洎驾幸近郊，敕还旧镇，将扫猾夏之盗，因解奉天之围，岂伊人谋，盖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难，不省其由，列为上公，命做元帅。及蹑寇滑汭，顿军咸阳，（阙）。”文中痛斥李怀光为逆贼、胡虏、小丑，讲他凶险、残暴的形状和名声，天下百姓都已听说。唐王对他的细微末节有所忽略，派他担任朔方节度使，授以大权，还让他率领禁卫军去征讨兴兵叛乱的李惟岳。但李怀光不感谢唐王的特殊恩宠，仍怀有异心。李怀光有勇无谋，率军队前往杀敌，一年终了还没有成功。使得皇帝车驾离开长安，被迫逃亡咸阳、奉天、梁州。狡猾的盗贼兵败撤离，奉天之围被解，这根本不是李怀光的计谋，而是天意如此。唐王不清楚其中的奥妙，反而嘉奖李怀光排忧解难，将他列为上公，任命他为元帅。

宋代的韩醇认为，柳宗元“时年十三，不应有此文。中丞者，不详其人矣。文又阙不全。”明代的蒋之翔编注的《唐柳河东集》说：“疑非子厚所作，但《新》、《旧》史俱称其‘少精敏绝伦’，则时年十三亦可以成文矣。或少时拟作，亦未可知。姑为存以俟考焉。”后来也有专家对此争议不止，到目前还无定论。笔者认为，柳宗元所生存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矛盾交织的时代，分裂和腐朽势力还在不断地兴风作浪，而统一与革新的势力也在持续不断的增涨，唐王朝在衰败的颓势下，仍然存在着“中兴”的希望。如此的社会本原，必定会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上一定的烙印。既然新、旧唐书都称赞柳宗元从小就非常聪明过人，这篇文章的水平并不见得有多高，那么，他13岁时完全可以写成。文章残缺不全，有可能是柳宗元少年时期所写，后半部分没有完成；或者后半部分因为批评唐王，恐遭统治者的不满，收编时才被删节了。

2 家族本原——显贵沦落强变弱

柳宗元在《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中曾经说过：“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他的祖上历代都有高官，最早的老祖宗柳耆，晋朝末年当过汝南的太守，家居古代的河东地区。六代祖柳庆，在西魏时当过宰相；他的儿子柳旦，在隋朝任过黄门侍郎；旦的儿子柳楷——即柳宗元的高祖辈，在唐朝做过济、房、兰、廓四州的刺史。柳楷的兄弟柳亨，授驾部郎中，受到高祖李渊的爱重，娶其外孙女为妻，三迁至左卫中郎将，封寿陵县男，后拜太常卿，检校岐州刺史，唐太宗李世民曾对他说过“与卿旧亲，情素兼宿”的话。柳楷的另一个兄弟柳则之子柳奭，贞观中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为宰相，其外甥女王氏为皇后。柳奭的儿子柳从裕——柳宗元的曾祖父，当过沧洲清池（治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的县令；柳从裕的儿子柳德躬——柳宗元的祖父，当过湖洲德清（今浙江德清县）的县令。所以，他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讲：“世德廉孝，飏于河浒，士之称家风者归焉。”意思是说，祖上世世代代都因为廉孝道德，在河东地区被广泛传诵，读书做官的士人都称赞他们的家风良好。

唐王朝建立之后，其统治核心是所谓的“关陇集团”，根据地包括柳宗元故乡的古河东地区。柳氏、薛氏、裴氏，为古河东地区三大权贵家族，在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唐朝初年的柳氏家族，既是权贵又兼外戚，在朝廷上下势力显赫；唐高宗时期，柳氏家族中同时官居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的确非常令人钦羡。

柳氏家族的命运，与唐代的宫廷争斗紧密相关，问题的起源就出在王皇后的身上。这一段历史的确非常富有戏剧性，因此成了近年来许多影视界的大腕、高手频繁光顾的“热点”题材。《资治通鉴》第199卷记载的非常详细：“初，王皇后无子，萧淑妃有宠，王后忌之。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王皇后本来想使离间计，利用武氏（则天）来整自己的对手萧淑妃，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谮诉，上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同上）结果王皇后与萧淑妃两人的话，高宗都不相信，只信武氏（则天）一个人的了。而且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尽被别人所掌握——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对手。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同上）为了彻底整倒自己的对手——王皇后，武氏（则天）不惜亲手扼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其心肠的确称得上是毒如蛇蝎的了。

第二年，即永徽六年（655），“六月，武昭仪诬王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宫。秋，七月，戊寅，贬吏部尚书柳奭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县）刺史……复贬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资治通鉴》第199卷）同年的十月，唐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资治通鉴》第200卷）“故后王氏、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投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同上）真是血淋淋的宫廷争斗，其手段之毒辣，心肠之残忍，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武则天不仅斩草还要除根，十分严酷地打击政敌。显庆二年（657），许敬宗、李义府秉承武后的旨意，诬告柳奭、长孙无忌与韩瑗、来济、褚遂良等“潜谋不轨”，柳奭再贬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显庆四年，又以“潜通宫掖，谋行鸩毒”的罪名被除名，后来被杀于象州。长孙无忌被逼“令自缢”，韩瑗“至斩决”，“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坐与无忌通书，处绞。长孙恩流檀州……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同上）

《资治通鉴》中的这些记载是相当可信的，因为武氏（则天）后来称帝时，为了确保自己的宝座稳固，先后以各种手段、方式整死了三个太子——李忠、李弘、李贤；中宗李哲接班不到两个月，就被废为庐陵王；垂拱四年，“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譔、常乐公主于东都，迫胁皆自杀，更其姓曰‘虺’，亲党皆诛”；永昌元年四月，“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嶲州”；“诸王之起兵也，贝州刺史纪王慎独不预谋，亦坐系狱；秋，七月，丁巳，槛车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东平王续等，相继被诛，家徙岭南”；十月，“己未，杀宗室鄂州刺史嗣郑王璥等六人。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岭南”；天授元年，“八月，甲寅，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杀南安王颍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资治通鉴》第201——204卷）多么悲惨、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连皇帝的子孙竟然都不肯怜悯，轻易放过，更何况王皇后与萧淑妃是阻挡武昭仪进身之路的“眼中钉、肉中刺”呢！

柳氏一族遭受如此打击，自然一蹶不振，由“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的显贵世家，沦落到五、六代以来“无为朝士者”的衰败不振的地位。柳宗元在《送澥序》中说：“人成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他为自己家族曾经有过的强势与兴旺感到骄傲与自豪，也为眼前的沦落与势单力孤而忧心忡忡。家族历史中的这种剧烈变化，虽然柳宗元没有亲身经历过，但肯定从上一辈老人的口中听说过，因此，不能不使他对于政治环境的严酷产生痛切之感。“遭诸武，以故衰耗。”虽然只是七个字，短短的一句话，其中所包含的酸甜苦辣，是外人难以想象和体会出来的，真正称得上“字字血，声声泪”。

此后，柳宗元家族虽然还有人做官，但几辈人都只在下层任职。他的父亲柳镇也是长期任职府县，最高做到殿中侍御史。父亲柳镇，兄弟五个：其中一个名讳不可确考，另外三个名叫柳纁、柳综、柳续，后两位是否当过官吏，史册中查不到记载。柳纁只做到华阴（今陕西华阴县）的主簿。和柳宗元家庭关系比较密切的世族兄弟中，做官的也不多。据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载，有个叫柳并的当过御史，还有两个叫柳中庸、柳中行，都是典型的“文章之士”，在文坛上积极活动，却基本上没有进入权势的上层。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由此可见，柳宗元在这样的家族本原之下，既没有大树为倚靠，也没有权贵来提携与扶持，唯有一条出路，就是通过读书来“求举觅官”，以便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和抱负。历史所赐给他的客观条件如此，沦落的显贵世家并没有给他带来得天独厚的优势。

3 亲友本原——陶情养性近朱赤

对于柳宗元的成长来说，亲友本原的影响来得更为直接。在他所有的亲人中，影响最大的当然首推其父亲和母亲，他们不仅给了柳宗元优秀的遗传基因，而且在那种动荡、纷扰的社会形势下，“苏世独立”、“混而不流”、宁折不弯的品格，言传身教，对他的成长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示范性作用。

柳宗元在《先侍御使府君神道表》里，说他的父亲柳镇：“天宝末，经术高第。遇乱，奉德清君夫人载家书隐王屋山。间行以求食，深处以修业，作《避暑赋》。合群从弟子侄，讲《春秋左氏》、《易王氏》，衎衎无倦，以忘其忧。”意思是说，父亲在天宝末年，因为经术高深而及第。遇到“安史之乱”爆发，父亲装运了家中的很多书，护送奶奶到故乡的王屋山避难。有时走小路外出求贷食物，空闲之时躲在深山里读书修业，曾经写过一篇《避暑赋》。父亲经常集合弟弟和子侄们，讲解《春秋左氏》、《易王氏》等书籍，快乐得忘记了疲倦，也忘记了烦恼和忧虑。

文中还曾提到：“既而以为天子平大难，发大号，且致太平。人罹兵戎，农去耒耜，宜以时兴太学，劝耦耕，作《三老五更议》、《籍田书》，斋沐以献。道不果用。”意思是说，父亲看到唐天子发出号令，平定了“安史之乱”，国家获得了太平。由于百姓们遭遇兵荒马乱，农民们丢掉农具田地也荒废了，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振兴太学，规劝农民们恢复耕种，因此撰写了《三老五更议》和《籍田书》，斋戒沐浴之后呈献给皇上，但并没有得到采纳与实施。

“后数年，登朝为真，会宰相与宪府比州，诬陷正士，以校私仇。有击登闻鼓以闻于上，上命先君总三司以听理，至则平反之，为相者不敢恃威以济欲，为长者不敢怀私以请闲，群冤获宥，邪党側目，封章密献，归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贬夔州司马。作《鹰鸇诗》。居三年，丑类就殛，拜侍御使。制书曰：‘守正为心，疾恶不惧。’”意思是说，此后过了几年，父亲真正入朝为官了，遇上宰相（窦参）与分管刑罚的官员一道诬陷正义的人士来公报私仇的事情。有人敲击登闻鼓，惊动了皇上；皇上命我的父亲主持三司会审，重新审理此案，后来为其平了反。身为宰相的人，不能依恃自己的威势来满足不正当的欲望；身为长官的人，不能怀有私心来请人暗中行事。那些受到冤屈的人终于获得了公正的审判结果，奸邪的党人对此有些畏惧而又怀恨在心。父亲把案卷密封好呈献给天子，回复皇上的使命，奸邪的党人才不敢说三道四。但第二年，窦参就马上报复，假借其他的事，将我父亲贬为夔州司马。父亲写了一首《鹰鸇诗》（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悲愤的心情）。过了不到三年，丑类窦参就有罪被杀，我的父亲官复侍御使的原职。皇上特别下达了一封诏书，表彰他的行为说：“一心坚守正义，不惧怕邪恶势力。”

柳宗元在文章中继续写道：“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爱甚，方谪去至蓝田，诀曰：吾目无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当我哉！’作《喜霁之歌》。”意思是说，父亲捧着那封诏书，涕泪如雨，说：“我只有一个儿子，非常爱他。那年我被贬谪，他送我到蓝田，我跟他诀别说：‘自己眼中没有泪水。’今天竟然连衣服都被涕泪打湿了，我是当之无愧的呀！”为此，特地写了一首欢庆云开雾散的诗歌。

这件事，给柳宗元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仅使他自幼即对社会灾难和危机有了痛切的感受，而且使他对当时天下的大势、朝廷的暗弱、权奸的跋扈等等，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柳宗元的母亲出身于河南范阳著名的卢姓家族，贤惠聪敏，而且见识不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柳宗元对母亲非常感激，他曾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说：“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其意是说，我刚四岁的时候，住在京城西边靠近田野的房屋中，父亲当时在江南吴地任职，家中没有书，母亲教我读古赋十四首，都是她背诵下来再传授给我的。她还用诗词、礼节、图片、历史故事，以及裁剪、缝制、编织等技艺，教授我的姐姐们，等到她们长大，都成了有名望的夫人。

文中还说：“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侄皆远在数千里之外，必奉迎以来。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敌己者，友之如兄弟。诸姑之有归，必废寝食，礼既备，尝有劳疾。”含义是，父亲当时做官，伯母、婶娘、姑姑、姐妹、侄儿等，都远在数千里之外，母亲必定想方设法将他们迎接过来，团聚在一起。母亲对待这些人，凡是年纪长于自己的，像臣子侍奉君王一样尊敬；年纪小于自己的，如同母亲对待子女一样慈祥；对自己有敌意的，宛如兄弟一样友好。那些姑表亲人如果有归家的，母亲必定废寝忘食，提前进行准备；曾经因为准备礼品，自己操劳过度而得了疾病。

文章高度赞誉自己的母亲，充分说明母亲的言行已经在柳宗元的灵魂深处生了根，发了芽，并将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来。

柳宗元的《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载了和父亲柳镇交好的一些人物，说：“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信让而大显，道博而无杂，今之世言交者以为端。”意思是说，父亲所交往的朋友，几乎集聚了天下所有良善的人士。他们都非常讲究诚信、谦让，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而显达；在道德伦理知识方面都非常渊博，而没有芜杂、缺陷，当今之世都说父亲所交往的人，似乎达到了极点。耳濡目染，柳宗元从他们的身上，无疑能够学到许许多多为人与交友、以及经国治世方面的道理。

柳宗元的岳父杨凭和兄弟杨凝、杨凌，“皆孝友，有文章”。杨凭和柳镇曾同在李兼手下当差，柳宗元自幼年时起即和杨家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他后来贬永州时写的《与杨京兆凭书》，是论述“为文之道”的重要著作，其中谈到杨氏一家的成就时说：“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后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无所取信，杰然特异者，乃见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马者之一也。”此处介绍文学发展的渊源，认为历代都有杰出的文章之士，但屈指可数；而自己的岳父杨凭等人，堪称与希屈、马者不相上下的文章之家。

柳宗元另一篇重要的文论作品《杨评事文集后序》，是给岳叔杨凌文集写的序。其中说杨凌“少以篇什著称于时，其炳耀尤异之词，讽诵于文人，盈满于江湖，达于京师。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并称赞其文章“陪陈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陈君即陈子昂，他是李白、杜甫之后文学革新的代表人物，柳宗元将自己的岳叔杨凌与陈子昂相提并论，虽然有过誉之嫌，但也说明岳父一家对自己文学之路的跋涉，有过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柳宗元的师长一辈中，陆贽的影响恐怕也相当重要。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人。他是德宗在位时任用的贤臣之一，而且也是朝廷中革新意识最强的官员之一。柳宗元将他视之为自己效仿的宗师与楷模。《资治通鉴》中，关于他文章、言行的记载非常之多，从228卷到236卷，几乎每卷都有跟他相关的事情和条文。如：“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资治通鉴》第228卷）意思是说，当时，两河用兵拖延了很久也没有决出胜负，赋役日益增加，陆贽鉴于兵穷民困，恐怕内部产生别的变乱，于是向皇上提出自己的奏折，其策略中说：“克敌制胜的要诀，在于将领的委派是否得当；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他的权柄。如果将领的委派有所失误，兵虽然众多也不足以仗恃；如果不能控制住他的要害，虽然是个难得的将材也不会为皇上所用。”

奏折中还说：“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矣；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今关辅之间，征伐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傥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又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同上）

这段话的含义是，立国的安危在于形势，做事能否成功在于用人。形势如果安定，那么异族也可以同心；形势如果危急，那么同船过渡的也可能转化为敌国。陛下岂能不将往事作为借鉴，变革求新，修正偏废的权柄来使人安定，收复倒持的权力来巩固国家……现在关辅之间，征伐已经过了头，皇家所住的宫苑之内，防卫守备不够齐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出现跟朱滔、李希烈相似的人，或者凭借牢固的边垒，引狼入室，或者在京郊偷偷发难，使城中的人受到惊扰，这是愚臣我所暗中担忧的事，不知道陛下应该拿什么来进行防备！陛下倘若听取愚臣我的计谋，将所派遣的神策六军李晟等及统率诸将的子弟，可以全部下令返回……如果又向百姓宣布您的德政福音，减免京城及郊县的一些苛捐杂税，那么，上缴租税已经过头的人消除了怨恨，受到处分的人获得了安宁，人心不再动摇，国家的根本也就自然稳固了。

但陆贽的计谋，并没有被德宗所采用，不久果然发生了“泾原兵变”。“贼入宫，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讙噪，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宫盗库物，出而复入，通夕不止。其不能入者，剽夺于路。”（同上）本来是援军，结果蜕变成了叛军，皇帝与眷属仓惶出逃，因为无人监守，宫内或国库的财物被偷盗、轰抢，岂只“邦本”不固，甚至摇摇欲坠，真的不幸被陆贽言中。“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此时后悔，如能反躬自省，倒也不算太迟。

陆贽前后在朝十余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多次受到保守势力的排挤，同样屡遭贬抑，但由于他所代表的革新派在朝中有一定的势力，几度受到过德宗的信任，为其出谋划策，对平息叛乱、重新恢复国家的安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参与了贞元年间的科举选仕，为朝廷选拔了一批出类拔萃的政治精英或文学奇才，如：政治方面的有李绛、王涯、崔群等，文学方面的有韩愈、李观、欧阳詹等，时称“龙虎榜”；并为此后柳宗元、刘禹锡这一批年青文人的选拔与启用，广开才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陆贽极其痛切热诚地表达了改革的意愿，提出过不少改革的主张，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信心。尽管他所提出的具体做法，有些因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在实际中施行，但他所代表的这一思想潮流，比他实际执政的作为和所提出的改革设想，其意义和作用都更为重大。因此，后来顺宗即位，主政的革新派曾经想把陆贽请回京城，当作重要的顶梁柱来使用——当时他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别驾——可惜诏书未到，他就因病去世了。

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写过一篇《敌戒》。当时，正是举国欢庆平蕃征战胜利的时候，以唐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认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尽情欢娱，歌舞升平；并大兴土木，奢侈淫逸；贬贤任佞，以至于朝政紊乱，法纪废弛。柳宗元提出：“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只益为瘉。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惩病克寿，衿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他认为，有敌人存在时就恐惧害怕，敌人没有了就歌舞升平，自傲自大荒废了军备，只能带来更大的祸害。因为敌人存在可以自己消除隐患，敌人没有了反而容易召来过错。对病魔时刻保持警惕才能获得长寿，自恃身强力壮的人反而容易突然病死。放纵欲望而不知节制的人，若不是愚蠢就是已经老朽昏庸。这种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的思想，跟陆贽的“习近利不防远患”（《资治通鉴》第224卷）的思想，明显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

来自朋友圈的影响力，同样不可低估。柳宗元求学、中举、步入仕途的这三十来年，正是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期，虽然政治局面低迷、沉闷，但由于他很早就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在年轻一代中堪称出类拔萃，因此，当时长安的文人雅士都以能与他结识作为荣耀。他曾经有位叫独孤申叔的知心朋友，22岁考中进士，两年后担任了秘书省的校书郎，三年后为其父亲守丧，结果于贞元十八年（802）因病去世。柳宗元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夸奖他：“默而智，言而信。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读书推孔子之道，必求诸其中。其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赋颂，其要咸归于道……如遭孔子，是有两颜氏也……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于其友，而未信于天下。”（《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柳宗元认为，独孤君为人沉默而有智慧，说话言而有信。他虽然贫穷但不忧虑，乐观豁达而不淫秽。读书推崇孔子之道，特别喜欢探求其中的奥妙。他写的文章，功力深厚，尤其爱好古朴高雅，善于写作赋和颂，其中的要领都能跟孔子之道相吻合……如果他能遇到孔子，会成为第二个颜回一样的贤弟子……可惜独孤君您性命太短，踏入仕途的日子不长，因此您的才华只是局限在朋友圈内，而未能取信于天下。独孤申叔去世之时，年仅27岁左右，跟柳宗元相差两三岁，几乎同龄，所结交的都是当时的一帮青年才俊。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不仅“相辅相成”，而且“相反亦相成”。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王叔文、刘禹锡、吕温、韩泰等人，对柳宗元的成长、甚至终其一生，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即使对他持批评意见的朋友，如韩愈、李翱等人，也能促使他不断反思，日益成熟与清醒。

他曾经写过一篇《师友箴》并序，文中提出：“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毋忽！”意思是说，不拜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我凭什么来取得进步和成功呀！不结交朋友会怎样呢？那我怎么去增加自己的才华与学识呀！……假如对方是有道之人，即使他是佣人和乞丐也可以为伍；假若自己的道路与其相反，即使对方是公侯也要离开。内可以借鉴、参考古代的贤哲，外可以考察周围的各种事物；老师也好朋友也好，都应该敬重千万不要慢怠疏忽！此文足以说明，柳宗元是何等看重师友之谊、师友之道。

4 个人本原——囚笼难系苍鹰志

唐朝中期，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但由于朝廷施行的儒、道、佛三教并立的思想、文化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的形成。新兴的庶族阶层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士大夫们充满理想，乐观向上，热衷于经世济民的大事业，他们的感情、热情、理想和幻想，都凝聚为艺术作品和宗教的玄想。这个时代从而特别成为造就诗人和宗教家的时代。柳宗元生于斯，长于斯，昔日家族的荣耀，亲友们的激励与鞭策，使他更加严于修身律己，奋发向上。

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这段话，充分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也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

柳宗元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在长安的政治舞台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便被排挤出唐王朝的权力中心，发配到了偏远的南蛮之地——永州。他的诗《冉溪》，是自我反思，也是对严酷现实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对自己未来人生旅途的期许。全诗如下：“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译成白话文，其意思是：我少年时就一心努力希望能够成为公侯一样的国家栋梁之材，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几乎不再为自身打算。突如其来的风波使自己跌落到了离京城万里之遥的南方，那些雄心壮志几乎全部瓦解就像一名被绳索捆绑的囚犯。这样囚禁到老没有任何可做的事情，不如在湘江支流潇水的西边买下冉溪的一块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柳宗元还写了一首《笼鹰词》，虽然只有十四句，但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全诗如下：“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岗。岗然劲翱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残。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前面8句，介绍苍鹰如何搏击长空，迅若霹雳闪电，猎扑狐兔，傲视百鸟的英姿，跟他当年“超取显美”的经历，是多么地相似；接下来的4句，讲苍鹰身陷囚笼，羽翼脱落，眼见得草中狸鼠为患，却无能为力，一夕十顾惊恐不已的那种神态，与他自己被贬后身心遭受摧残、苦不堪言的情境，极为相同；后面2句，则表明自己始终没有自甘堕落与沉沦，而是以笔写心，继续关注着生民与大千世界，也迫切地期待着能够重返京城，再展宏图。

唐朝前期，以刘知几（66l一721）为代表的一些文人，疑古、惑经，勇于探索真理，不受传统权威的束缚，提倡怀疑、批判、“一家独断”的精神。他的《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对前此的优秀史学理论和史学历史，加以全面的总结，并有所继承和发扬。他在《史通》的《疑古》、《惑经》诸篇，大胆列举千古以来奉为不刊之典的儒经“求其前后，理甚相乖”的不少事例，对《尚书》提出了十条疑问，认为尧的“克明俊德”、尧舜“禅让”之事不可信；说孔子之修《春秋》，也是“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恶由己者多矣”；指出《春秋》有“五虚美”，“十二未喻”，认为此书“巨细不遗，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则在“达者相承，儒教传授”，即一方面是权威压制，一方面是后人迷信教条。刘知几在史料考证上有不少疏漏之处，有些论点过于偏颇，但他高扬理性批判的大旗，不仅对于读史和修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在他的整个时代以及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解放思想、追求真理、开拓思路的巨大意义。

刘知几的思想，给了柳宗元极大的启发作用。柳宗元在《非国语·序》中，开门见山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意思是说，左氏的《国语》，文理深奥、闳大，非同一般，因此世上的人对其有所偏爱，修习不已。然而其中的论说有很多差错、乖谬的地方，与圣道不相符合。我惧怕后世的学者沉溺其文采，而是非不辨，不能由中庸深入理解尧、舜之道。本着这个理由，我写了《非国语》。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柳宗元将《国语》当作自己口诛笔伐的靶子，敢于高举怀疑、批判的义旗，的确要有极大的勇气。

他所撰写的《非国语》分为上下两卷，共67篇。如《三川震》，讲的是幽王二年（公元前783），西周的三川都发生了地震。伯阳父预言说，这是西周即将灭亡的预兆，假若国家败亡，应该不出十年。结果真的就在这一年，三川涸竭，歧山崩塌。幽王于是灭亡了，周朝东迁了。

柳宗元对此提出非议，他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冲荡濆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又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愈甚乎哉！吾无取乎尔也。”

柳宗元认为，山川是天地固有之物，阴与阳是一种气体在其间游荡。气体自己运动自己停息，山川自己耸峙自己奔流，这好坏与我们谋划商量过吗？自己争斗自己枯竭，自己崩塌自己圆缺，这恶果是为我们预设的吗？那些认为有所逼引而发生的人，不是耳目闭塞就是头脑迷惑。用锅鼎烧火煮饭的人，必定通过水的沸腾蒸汽的弥漫来使各种食物糜烂；汲引溪水浇灌菜地的人，必定借助水流来冲走岸边的土石。这是种菜的老农之所为，他们犹足以使物体改变移动，又何况天地千变万化没有头绪呢。阴阳运转无穷无尽，气体弥漫无际，阴阳交错其中，有时相会有时分离，有时吸引有时吹散，恰如一个巨大的轮机在转动，有谁能完全知晓呢？况且说“因为地震堵塞了水源，国家必定灭亡”……又说什么“是被老天所抛弃，超不过十年”的话，太过头了呀！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

这一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却充分体现了柳宗元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不只批判地对待儒家传统学说，还从诸子百家的书籍中汲取思想营养。从长安贬到永州后，搜寻了许多诸子书籍，并加以认真地研习、考辨，写出了一批见解精到的文章。收入《柳宗元全集》卷四的议辩文章共11篇，如他的《辩列子》、《辩文子》、《辩鬼谷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等文章，对这些作品的作者、内容、思想渊源、文献著录等多方面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有的看法相当精确，另有些看法虽难成定论却给人以启发，是考据学上开风气的重要成果，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柳宗元如此注重诸子学说，表现了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批判态度，不仅从中取得滋养，而且对于丰富自己的思想，培育创新、求实精神，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此外，他的《论语辨上篇》，认为《论语》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记录而写成的书，这在当时是一种独创的见解，直到今天也被视为定论；《论语辨下篇》，认为《论语》不过是“孔子常常讽道之辞”罢了，原因在于“生人无以泽其德，日视闻其劳死怨乎，而己之德涸然无所依而施”，既指出了《论语》的价值所在，也抒发了自己的同感。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也是外来佛教“中国化”彻底完成的时期。柳宗元出生在习佛的家庭，又生长在佛教兴盛的环境里，所受佛教尤其是天台宗、禅宗的影响，非同小可，本书另有专章论述。他对佛教信仰真挚，对佛教教理的研习倾注了较多的心力，特别是被贬来到永州，开头几年就借住在寺庙之中，与僧人朝夕相处，习佛、诵经，结交了许多僧人朋友。他吸取了佛教教理中的一些内容，经过批判、消化，熔铸为自己思想、理论体系中的有机成分，乃至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佛学大师。他对易学、医药学方面的探究与实践，也同样如此。

总而言之，从古到今，任何一位有建树的思想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都离不开社会、家族、亲友本原的共同作用，但能否站到时代思想潮流的前列，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造，则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本原。如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那样，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才能更加开阔；只有敢于攀登，无私无畏，才能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有所前进。由于柳宗元独特的经历和体验，也由于他不懈的奋斗，在文学、佛学、易学和医药学等方面的才能和成就，都是非常杰出的，已达“一览众山小”之境界而终于成为这些领域的超一流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