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民

    

柳宗元反封禅，经过近现代不少学者的论证，已基本意见一致，但近年来，个别论者仍有认为柳宗元与他同代人一样，也是拥护封禅的，并举出了一些柳文作证。不同观点的提出和实事求是的探讨，对促进学术发展有益。特别是柳宗元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是非功过，千百年来聚讼纷纭，反映和折射到封禅问题上，见仁见智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的浅见以为，柳宗元反封禅的思想是明确坚定的，并有其生成变化的清晰脉络可寻，应从横向的层次和纵向的源流同时加以考查。

一、作为政令礼仪的封禅活动

据《史记·封禅书》，封禅活动起源于黄帝以前，但有比较详细记载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并无特别的理论和定制。至西汉董仲舒才把祥瑞、图谶、阴阳五行、天命论等引入封禅；又经司马相如、杨雄等文人的宣扬，形成系统理论。据《唐会要》，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顶不住群臣一再鼓动吁求，到泰山封禅，并且几经周折定出了一套繁琐的礼仪，封禅从此成为大典。不过中唐以后，藩镇割据，皇帝少有胆量离开国门，封禅的实际活动其实很少，但上下官员制造祥瑞对皇帝歌功颂德，口头、文字上唱一些封禅高调倒是不少，而且成为礼部的专业，带头鼓吹。柳宗元任蓝田尉和监察御史里行4年期间只写了两篇贺祥瑞表章，而任礼部员外郎半年时间内，因为碰上顺宗即位、立太子、顺宗退居太上皇宪宗继位三件特等大事，就写了11篇贺祥瑞表章。宪宗元和十四年，平李师道后，共写了3篇贺表。这些表章有论者认为都有支持封禅的嫌疑。

现在先来就这些表章作一些具体分析：

《御史台贺嘉禾表》中有“天人合应……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图应圣”；《京兆府贺嘉瓜白兔连理棠树等表》中有“惟天眷命，是降百祥”；《礼部贺甘露表》中“敷渗漉之泽”是引用司马相如《封禅文》：“滋液渗漉，何生不育”；《礼部贺白龙并青莲花合欢莲子黄瓜等表》中有“是皆发自帝心，达于天意”；《礼部贺嘉瓜表》中有“宝祚维新，嘉瑞来应，式彰经德，更表天心”；《为王京兆贺嘉莲表》中有“赞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欢”；《为王京兆贺雨表一》中有“天且不违，神必有据”，“渗漉每出于湛恩”；《表二》中有“圣心积念，天意遽回”；《表三》中有“言为神化，动合天心……知天人之已交，识阴阳之不测”；《表四》中有“神化旁行……渗漉尽沾于遐迩”；《表五》中有“宸虑所至，天心自通”。这些借祥瑞以颂扬皇帝功德的文章，虽不是封禅本身，但与封禅有联系。祥瑞是说明皇帝有了功德，得到上天嘉许，群臣就要鼓动皇帝去封禅。所以上引表章每篇就皆有天人感应的话。我们通观了这些表章，就知全是遣词造句有一定之规的官样文章，套话废话。哪个官员来写都大同小异的，言不由衷，也只能人云亦云。你看，天久旱之后下了几场雨，王京兆就要柳宗元写了5道表章，哪有那么多新鲜话来讲，虽然柳宗元是文章高手，写这样的文章也不能妙笔生花。所以，上述这些在日常政务这个层次的表章是不能代表柳宗元的学术思想的。何况，代王京兆写的表章当然要按王京兆的意思写，为礼部写的公文，上面还有侍郎，尚书审批修改。在当时，表章不合制式，严重的是要丢官的。

再来看逝世前不久写于柳州的3篇贺破东平的表章。《为裴中丞贺克东平赦表》颂扬宪宗皇帝，因荡平叛臣李师道行大赦，是比周宣王和东汉光武帝中兴还要大的功德，涉及封禅的只有“汉典方行”四字，引用元封元年汉武帝登泰山行封禅的典故；《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有“先天不违与神合契，掩周宣中兴之业，陋汉光再造之勋”句，前后两表意思一样，连词句也差不多。不同的是，后表还有一句“知玉牒之将封”，直接与封禅有关，指筑坛封禅之后用玉牒刻字记事埋于坛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柳州贺破东平表》是柳宗元以柳州刺史身份写的贺表，看他是怎样说的。表的开头颂扬宪宗功德超过尧舜、成康，是应有之意无可厚非，最后说：“千岁之统，实在于斯。”引用的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但柳宗元的意思侧重于“不得从行”，他因获罪守在南荒不得参与皇帝出巡行列，与司马迁同一大憾。而且“千岁之统”是接着上文“介丘雾息，已望翠华之来；沂水风生，更起舞雩之詠”而说的，有希望皇帝去泰山封禅之外，更要去重新推行孔子教化的意思。儒家正统的孔子，是不言怪力乱神的，注重人事少谈天命的。因而使封禅的意思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与代裴中丞写的两表明显有差别，有了点新意。表明柳宗元思想的成熟，既避免了表章不中式获谴又不太凸显违心之论。

二、柳宗元反封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封禅作为一种礼乐制度已如上述，但是封禅制度的核心和要害却在于它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支撑。封禅表明皇帝受命于天，所以称为天子，天人感应，由此申引出天对人可以赏功罚恶，皇帝的意志与天意一样是不能违背的。所以，封禅实际是一种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在这个层次上，柳宗元反封禅的思想和实践却是明确坚定的，并且是有其生成、发展的清晰脉络的。兹分述如下：

1． 受贬永州，奋力完成《贞符》的写作

“贞符”直白翻译就是“宝贵的信任”，这篇文章始作于永贞元年任礼部员外郎时，因永贞革新失败受贬永州而中辍。柳宗元在革新集团中负责总揽外事（如今之公关），任礼部员外郎半年时间中正是他在政坛上叱咤风云政务纷繁的时候。可以想见，他在此关键时刻写作此文，必定具有宣传革新集团政治纲领的作用，为革新鼓与呼寻求支持。元和三年，吴武陵也受贬来永州，听柳宗元说起这篇文章，立即叩头请求柳宗元一定要完成这篇文章，上呈皇帝。

《贞符》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明了，在批评了董仲舒以来儒学中天命论之后，他断言：“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直白地说，就是：“权力不是天赐而是民给，信任不来自祥瑞来自民心，所以只有得民心而不是什么天降的祥瑞，才是最可宝贵的信任啊！因而唐朝皇帝能得到天下，不是由于天命而是由于得到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民众的拥戴。”（人同民，避李世民讳；仁，二人，抽象的人，即民众，民意、民心；符，信任，印信、凭证。）不用说，这种思想是与封禅思想完全对立的，而且是针对当时鼓吹封禅的愚民活动形成风气而提出的。宪宗较其祖父德宗思想开明，也有振兴唐室的进取心，但性格却比较暴躁，更重要的是宪宗与革新集团有个人恩怨，必欲置二王八司马于死地。柳宗元向宪宗提出如此大胆的意见，固然也有表白自己参加革新集团的初衷的用意，也是作好了再次获罪的准备的。由此可见，柳宗元反封禅的思想和政治理念是何等坚决。从吴武陵如此敏感又如此严肃郑重看待柳宗元这篇文章，可以推测“生人之意”必是当时士林中已经萌芽的一种思潮，《贞符》正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石破惊天。《贞符》的价值和作用不可低估。

2． 穷研哲理，阐扬天人相分

古人研究哲学，叫做穷天人之际，就是研究人与天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一条贯通万事万物的道理，与今天所说的建立世界观近似。柳宗元受贬来到永州后，痛定思痛，总结革新失败的教训，提到哲理高度从根本上来认识。他本来无书不读，诸子百家之外兼通佛学。早在贞元十八年任蓝田尉时就写了《南岳弥陀和尚碑》，初步阐明了他的元气一元论，认为天地是物质。来永州后，他在批评了当时“禅宗言禅最病”的虚无缥缈以及董仲舒以来儒学中的类淫巫瞽史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论之后。歪打正着，点石成金，得出了一条贯串天人事的精辟论断：“推一而适万，则事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是，推而未尝推，故无适；混而未尝混，故无归。块然趣定，至于旬时，是之谓施用；茫然同俗，极乎流动，是之谓真常。”（《龙安海禅师碑》）简单说，就是一切事物皆有形式、内容、现象、本质的区别，互相联系又不相混淆；所以相对稳定是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普遍性，故可以具体认识；流动不居变化不停是一切事物内在的绝对的本质属性，所以事物各有特征，必须深处钻研。（详见拙著《试论柳宗元的“统合儒释”》，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此文收入柳州日报社2004年编辑出版的文集丛书《获奖论文集》分册。）这一精辟的哲理规律，使柳宗元的学术思想具有了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在有唐一代学林中独树一帜，摆脱了天命论荒诞无稽的羁绊，也有自我反省提高的作用。元和三年，柳宗元还写了《非国语》共67则短文，分析批评《国语》：“务重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再度论证了封禅之类的天命论是以文锦覆陷阱，愚弄百姓。永贞元年年底，柳宗元初到永州，栖身破庙又遭母丧，在生活、情绪稍为安定之后，元和三年这一年就奋力写作了上述《贞符》、《龙安海禅师碑》、《非国语》三篇重头文章，显示柳宗元全力以赴进行理论著述，并且卓有成效。其后在《天说》、《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进一步阐明天也是自然之物，就像一个大瓜果；天人相分，天不能干预人事，不能赏功罚恶，从哲学高度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封禅谬说。这些哲理政理的精辟见解，还散见于他的许多文章中。

当然，柳宗元毕竟是儒家知识分子，后期又是南荒之地负有牧民重任的刺史，他也有他的局限性。比如他对低层次一切祭祀的看法，在《非国语·祀》这则文章中就总结为：“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认识虽比荀子的“以文之则吉”（用来装点门面）小有进步，但未有大的突破。在柳州，柳宗元也去祷雨，并煞有介事地写了祷雨文，虽说是出于地方官的职责例行公事，也表示他对柳州庶民的关怀，但从严格理论上来说，是小败笔。

3． 身体力行，实践民本

柳宗元著作除《贞符》外，有大量论述民本思想的篇章段落。最高层次更完整的理论莫如在柳州逝世前不久写作的《封建论》。这篇文献是《贞符》的发展，叙述远古社会发展历史时，有大段文字与《贞符》基本相同。《封建论》大胆论断：“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论为郡县制较封建制更符合“生人之意”，后世论文者大都肯定《封建论》比《贞符》在理论上更完备周密。柳宗元文章中多言“变化”而没有“发展”字样，但我们从他论证事物的程序，可以明显感到他的哲学思想中，发展的观念也是呼之欲出的。

更具体阐扬民本思想的还有名文《送薛存义之任序》，明确提出了“官为民役”的理想。不过，柳宗元的“民本”与近现代的“民主”还不是同一概念，是不能苛求于柳宗元的。民本主要还是一种治道，治理百姓的正道。既是治道，那么就可以讲求，可以讲求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天命论的封禅。柳宗元就十分重视讲求治道，贬永州后更贴近现实社会生活，便写出了《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三篇寓言名文，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说明讲求治道的重要性。强调关心百姓生存条件，顺应自然以治民。后两篇文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大段摘引予以肯定，足见其影响。柳宗元甚至利用传奇的文学形式来宣扬民本，如《童区寄传》，关注债务奴隶的赎放。

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四年，实践官为民役，为柳州士民作了许多好事，如开展文化建设，赎奴，发展生产等，在当时脍炙人口，传为美谈，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不必赘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在哲理政论上成就很大，但终其生坚决不为人师，不以传统自居，不称专家，谦虚谨慎，楷模永存。

上面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政治实践三个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反封禅的思想。封禅或反封禅，我感觉还是柳学研究中一个新问题，过去虽曾有人触及，却未曾多作讨论。我的观点是：反封禅是柳宗元学术思想的基石，或者说柳宗元的学术思想滥觞于反封禅。去掉了反封禅，柳宗元学术思想就黯然无光。不过柳宗元学术思想也是适应他各个不同时期的存在条件而不断变化的，不能只作形式逻辑的推论。由于柳宗元的英年早逝，他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未能形成更完整的系统和更周密的论证也是事实，也是现代研柳者所能理解的。

基于以上出发点，不自量力写作此文，作为引玉之砖，希望热心柳学者开展讨论，重新认识柳宗元。个人才力有限，很难在一篇文章中论述准确全面，难免有错误，均盼识者不吝赐教。

 

 

更    正

由于我们工作的疏漏，误将王一民先生《荣膺重任  知难而进》（见本刊第7期39页）副标题《——关于柳宗元刺柳之历史意义的探讨》排为《——关于柳宗元刺柳文历史意义的探讨》，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2007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