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节选）

王晖

六、余论

前曾说过，司马迁自言《五帝本纪》是承《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帝系》并参证《左传》、《国语》等书而成。“五帝”之说不仅在《五帝德》和《帝系》有系统表述，《庄子·天运》篇有“三皇五帝”［33］，在《吕氏春秋·先己》、《荀子·大略》等篇也有与“三王”、“五伯”相对应的“五帝”，而且“五帝”的系列也初见之于《国语·鲁语上》。其篇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这个“五帝”时代应是从原始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今新进化论的文化人类学者所说的“酋邦时代”，相当于我国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不过，这个传说的五帝时代可能还不止“五帝”。《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所言“五帝”有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其中不见《五帝本纪》系统的帝喾、尧、舜，却增加了太皞、炎帝、少皞三帝。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及战国简帛文字来看，殷墟卜辞中有“大夒”(《合集》376反、24963)而可能是“大皞”，长沙子弹库帛书有“炎帝”的记述。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简8云：“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其中提到了“六帝”，但未言其详。这“六帝”可能是《五帝本纪》的“五帝”加上禹，因为此简是谈禅让，依《夏本纪》及楚竹书《容成氏》所言禹也是实行禅让，先禅皋陶、后禅益的古帝之一，那么这“六帝”之说便与《五帝本纪》的“五帝”系统相近。但也可能是《五帝本纪》与《月令》系统相合而形成的“六帝”。笔者以为，依古文献来看，五帝传说时代至少还应有少皞时代。《国语·越语下》：“及少皞之衰也……颛顼受之。”《左传》昭公十七年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以此可见颛顼是继少皞而即位的。传说的“五帝”加上少皞也为“六帝”，说明五帝时代不止五位。值得指出的是，“五帝”的五位之数可能是战国学者有意选择的结果，但这五帝在传说时代的历史上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出土古文字资料证明司马迁所言“五帝”确实是古史传说时代一些部族的先祖，也是不应否认的。

对于古史传说时代，我认为荀子的一段话是值得重视的。《荀子·非相》：“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这就是说，五帝时代之前已经没有流传下来的人物，五帝时代已经没有流传下来的政治制度，夏商时代有流传下来的政治制度情况，但没有周代政治制度详细，这是因为时代久远的原因。战国晚期荀子的话是对的。汉代学者所说五帝传说时代之前有“三皇”是不可信的，因时间久远“五帝之外无传人”；战国秦汉时期学者所说五帝时代的各种礼仪与政治制度大约也不可相信，因时间久远“五帝之中无传政”。但是战国时期流传的五帝时代这些著名领袖人物及其重要事迹还是应该相信的，也是我们应该根据出土古文字资料和古文献相互印证并重新整理的。

注释：

［1］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梁玉绳《史记志疑》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子羔》简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简14、15，文物出版社，1998年。

［4］“瞽”依李家浩先生释读。见李家浩：《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5］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文物出版社，1998年。

［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厨”下部“古”下为“口”上应为“十”(虽模糊但依原简尚可辨)，此可读为“瞽”；“寞”作上“宀”下三“��”，盖为“茻”字异体，与“莫”是阳入对转，可读为“寞”。

［8］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98年。

［9］《太平御览》卷八十引《帝王本纪》：“尧取散宜氏女曰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亦同。

［10］《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

［11］据《册府元龟》卷二引《帝王世纪》改。

［12］《路史·后记十·陶唐氏》罗苹注引，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3］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子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其中”钧”原释作“钦”，“番”原释上“来”下“田”。今据原字形释作“钧”(通“均”)和”番”(通“播”)。

［14］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此字原作“凥”，为“居”字的本字。李零先生均读为“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54页)。笔者认为应读为“凥”。

［16］此字整理者原释为上“宀”下“頁”，而疑为“赏”字之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55页)。笔者认为依字形应隶定为“贪”字。

［17］《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高祖本纪》云“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集篇引韦昭注曰“(三河)河南、河东、河内”。

［1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9］《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谓舜“家本冀州”，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四》说法亦同。

［20］《汉书·地理志上》“汉中郡·西城”下颜注引应劭曰：“《世本》：妫虚在西北，舜之居。”《水经·沔水注上》云：“汉水又东迳妫虚滩。《世本》云：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后汉书·郡国志五》“汉中郡”下云“成(城)固，妫墟在西北”。舜所居妫墟之地，或云在汉中西城，或云在汉中城固，这应是不同时期的政区归属不同，按《水经·沔水注》所言其地应在今汉中市洋县境内。

［21］《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水经·瓠子河注》云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作洮城，或谓桃城亦作姚城，因姚墟而名，即舜所生之地(见杨守敬：《水经注疏》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又谓大城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有雷泽，即舜所渔之地。

［22］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引《风土记》，《五帝本纪》正义说法同。而《五帝本纪》正义引《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与上说略异。又《水经·阳江水注》引《晋太康地记》谓上虞县南虞宾、王莽会稽，是舜避丹朱之处；《五帝本纪》正义引顾野王谓越州余姚县是舜后支裔所封之地；与上说有更大的不同。

［23］《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

［24］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7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5］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综》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杨宽：《读〈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7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6］《荀子·成相》亦有尧舜尚贤禅让的说法，其篇云：“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圣贤，适不遇世，孰知之。……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笔者按：《成相》篇所说尧舜让贤的说法与《正论》篇反对禅让的言论正好矛盾，也与《礼论》“贵贱有等，长幼有差”的礼制思想冲突，《成相》大概是荀子收集民间“相”体的歌谣俗词而成，非荀子本人所作。《礼记·曲礼上》及《檀弓上》“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中的“相”就是这种歌谣体。

［27］此字本作上“方”下“虫”，原整理者读作“方”。笔者认为此处应读作“仿”，义为仿效。

［28］此“直”原整理者读为“德”，是对的。古文《书·皋陶谟》“其弼直”，今文《皋陶谟》作“其弼惪”，《夏本纪》作“辅德”。“德”古作“惪”，“惪”以“直”为声，故此“直”是“惪(德)”的借字。

［29］“以求贤者而让焉”一语，原整理者列于“尧为之教”的引语之外，笔者认为应列于“尧为之教”的引语之中。第9简中“尧是以见贤”的“见”，原释文释作“视”，非，依原字形应读作“见”。“包在四海之内”中的“包”本作外“橐”形“缶”声，可读为“包”，“缶”古音非母幽部，“包”帮母幽部，古无清唇音，故缶、包音同可通。

［30］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31］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32］徐中舒先生据契丹、蒙古族和满族曾实行推选酋长的制度，认为所谓的禅让制度就是原始社会的推选制度。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册。

［33］《庄子·天运》曰：“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

（《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