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柏

 

中国古代贬谪文人的生平研究，我们读过的已经太多。如屈原、李白、柳宗元、苏轼等的传记与述评。但是，这些为数众多的传记与述评，一旦论及传主被贬期间的心态及其与著述风格、创作成就的关系，又大都语焉不详。人们普遍从宏观着眼，用“孤愤”一词为这些贬谪的文人定性，并以此作为他们之所以取得较高成就的动力、源泉。忽略了这些文学大家鲜明而丰富的个性、思想的复杂性、环境的依赖性以及不同环境与心态影响下创作风格的变化性等等。

中国古代的贬谪文人不计其数，艰难困苦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大家却数量有限。对于这些数量有限的大家，贬逐固然让他们陷入了人生的逆境，饱含着一腔怨愤。但是，身处逆境中的他们，即使在最初一段的彻底失落与不适中，也必须随时调节自己的心态，适应置身的环境，从最现实的角度，规划自己的眼前和未来。还要随时寻找适当的消遣，充分利用有限的条件，享受生存的乐趣，释放胸中的郁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最好的发挥才情的方式，力争取得突出成就。而且，随着被贬期间或环境、或生活、或交际等等的改变，在每一种特定的时候，又会出现特定的心态，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创作、贡献、命运。

历数中国古代贬谪文人，无论是贬逐的时间之长，或者是贬逐期间的成就之高，柳宗元确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把他作为贬谪文人的杰出代表，对他永州十年的心态作一次准确剖析，找出必然条件的创造与杰出成就取得的必然规律，解决不同心态下形成不同风格、取得不同成就的问题，既可为准确地研究古代贬谪文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又可为今人逆境中的人生选择提供良好的启迪。

综观上个世纪以来的柳宗元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有1500多篇，出版专著20余本，却没有对他贬谪期间的心态做出详尽的分析，更没有说明他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各种创作风格的形成，各得益于哪一个时期，哪一种心态。为补阙遗，本人选择了柳宗元永州十年的心态为近期研究方向。

本研究将着重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以柳宗元永州十年的生活环境、日常交往、心态变化为轴，着重探讨随着环境、交往的改变，产生了哪些心态变化；

二、柳宗元怎样适应了这些心态，发挥了最大的心态效应；

三、这些心态的变化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创作风格、创作内容与成就产生了哪些巨大影响。

四、为顾其全人，我们同时兼顾到柳宗元意气风发的长安时期和呕心沥血的柳州任上，全面展示他一生不同时期的心态、风格变化及其不同成就。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以时间先后为序：

一、对柳宗元意气风发的长安时期作一次准确的概括，突出他意气风发的心态下相应而生的“卓厉风发”的文风和为国为民不惜身、敢于与奸佞斗争、大胆革新政治的青年志士形象。

二、把柳宗元永州十年的心态与生活状况、创作实际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1、孤独绝望期――元和元年至元和二年

2、惊魂甫定期――元和三年

3、适应定居期――元和四年到五年

4、稳定平静期――元和六年到元和九年

5、振奋雀跃期――元和十年

无论哪一个阶段，对于柳宗元来说，回归长安的强烈愿望一直与梦魂相伴，因此，在对其永州十年做出总结的同时，必须列出一篇讨论其回归梦想的专章：《“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柳宗元十年不醒的回归梦》。

以上五个阶段均从六个方面详加探讨。这里权以第一阶段为例：

第一，主导心态：孤独绝望：“支离无趾犹自免，努力低飞逃后患。”（《跂乌词》）“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笼鹰词》）

在这样的心境下，柳宗元甚至产生过自杀念头：“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澧州张使君八十韵》）“将沉渊而殒命兮，讵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惩咎赋》）“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当自明。”（《与裴埙书》）

第二，这种心态产生的主要原因：

A、客观环境的巨大反差。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永州，从权臣到罪人，加之气候不适，水土不服，以至多病缠身：“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徒瘴疠为也。”《寄许京兆孟容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

B、性命之忧。作为永贞革新的骨干“二王刘柳”，王叔文赐死；王伾不知真病、惊忧成疾或者被人谋害，到贬所后不久亦死。狐死兔悲，柳宗元时刻担心下一个很可能就是自己：“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今日读来，还可以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惶恐。11月，“八司马”之一的凌准死于贬所连州，他在《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中写道：“我歌诚自恸，非徒为君悲。”相同的命运似乎在等待着他。

C、不孝之责。元和元年五月，柳母卢老夫人病故。在许多亲友都避瘟神似地疏远他的时候，母亲豁达大度，并以垂暮之年，陪着他长途跋涉来到永州，正是他们相依为命的时候，没想到才半年就病故。对于她的死，柳宗元有着深刻的自责：“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徙播疠土，医巫药膳之不具，以速天祸，非天降之酷，将不幸而有恶子以及是也。”对母亲强烈的负罪感时时叩击着他那充满惊恐、悲愤、哀伤的心灵，“穷天下之声，不能抒其哀！”（《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志》）高度概括了他的愧疚之情和失去母亲的悲苦情状。

D、回归无望。元和元年，唐宪宗多次颁发大赦令：一次是正月，尊顺宗为太上皇、改元大赦；一次是六月，册皇太后大赦；“二王八司马”不在其内，却在八月壬午的诏命中明确指出：“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不仅绝了他可能“戴罪立功”的升迁之望，而且摧毁了他回归京城长安的梦想。

第三，自我调适及其结果：

A、寄身龙兴寺，结交了住持重巽，在佛理的研讨中求得了精神的寄托：“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页书，步出东斋读。”可见他钻研佛学的虔诚，以期精神的解脱；“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可见他业已从佛学中得到营养。

       B、通过诗文创作发泄了胸中的积郁。他悼凌准，“非徒为君悲”，亦自悲。哭母亲，“穷天下之声，无以抒其哀矣”，亦自哀。通过千古传诵的名篇《江雪》，勾勒出一幅风雪弥漫的寒江独钓图，渲染出孤独萧索的气氛，表达了独立不屈的情绪。那个逆天行事的渔翁形象，折射着诗人的理想、抱负、处境、情绪。通过《谪龙说》悼念王叔文，对同时被贬诸君寄予极大的同情与鼓励。

C、与永州百姓交往，在百姓的理解同情中求得慰藉：“农事诚素务，羁囚阻平生。故池想芜没，遗亩当榛荆。慕隐既有系，图功遂无成。卿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首春逢耕者》）

第四，人生目标的调整。

A、改变了人生的第一选择――通过仕途飞黄腾达：“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

B、转而求其次――立言：“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与许京兆孟容书》）。“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与顾十郎书》）

第五，当前心态影响下的创作风格：

诚如藤元粹所说：“贬谪以前之诗自有富贵气象，不似后来衰飒怨愤之态。”长安时“卓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永州后转而为“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第六，当前心态下取得了可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A、首创寓言小说《谪龙说》，其寓意深刻、借题发挥，为历来所未见。

B、写下一批催人泪下的哀悼诗文，一篇篇声情并茂，诗（文）中有我。

C、写下千古传诵的名篇《江雪》，被视为“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首之外，极少佳者。”（范晞文）“绝唱，雪景如在目前。”

三、对柳宗元热切焦急、心力交瘁的心境下在柳州刺史任上的道德文章、非凡政绩深入探讨，同时揭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