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首页舜文化研究基地活动王田葵:《中国伦理的贞下起元》
信息搜索
第五章 (二)
 
王田葵:《中国伦理的贞下起元》  加入时间:2013/6/8 17:38:00  admin  点击:862

第五章 (二)

 

 

 

  权力限制:走向权利时代的起点

 

在辨析中国民本传统与西方人权传统的差异并寻找前者的缺陷之前,还是从人权的普世原则说起。在讨论人权的现实保护时,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关于人权的普世原则呢?如果有,在以权强民,以民强国的名义下,这些被赋予民众的权利从何而来?难道权利不是人与生俱来就有的,而是靠上帝、圣人、君、领袖施舍的吗?如果没有,人权果真可以由政治家随心所欲地解释吗?另一个问题是,公民权利和人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移植”的结果,还是自生自发的呢?为了不致变成“歪嘴和尚”,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请教法理学专家。

 

(一)人权的概念和内涵

所谓“人权”,就是“人”的“权利”。首先,“人权”,“是人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或者说,人权是‘人’按其本质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可以称这些权利为‘人’(human)权,其意思不外乎是说,有一些权利是由于人性或人的本质而应当平等地并且在同等程度上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人(human being)的。”[1]其次,“人权之所以被称为‘权’(rights),其意思无非是说,有一些基本自由和权利是每一个人按其本质或本性‘应该享有’和‘不容侵犯’的。它们是一种‘权利’或‘权益’(claims),而远不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主张。‘权利’(rights),顾名思义,包括‘权’(权力)和‘利’(利益)两方面的意思。”[2]

英国人权学者AJM.米尔恩认为:“倘若着意于‘人的’(human)这个形容词,人权概念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存在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在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3]

据上述,任何人给权利下定义都将是困难而不完美的。纵然如此,夏勇先生还是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这一定义中五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能表示权利的某种本质,就意味着以五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为原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选择哪一个要素为原点来界定权利,取决于界定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主张。同时,“为道德、法律或习俗认定为正当”也有诸多不同的解释。[4]

(二)人权概念的普遍性

要全面理解人权概念,就必须理解人权的基本原理。英国的麦克法兰认为,人权不同于其他道德权利之处在于它们具有如下固有特性:普遍性、个人性、至上性、可行性、可强制实施性。[5]目前国内对此概括并不一致,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其核心是人权的普遍性。

什么叫人权的普遍性呢?荷兰人权研究所主席范·霍夫认为,《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二序言段所规定的:“承认并肯定一切人权都源于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中心主体。”即“可理解为是对人权普遍性的说明”。该纲领第二部第一段规定:“世界人权大会重申所有国家庄严承诺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人权的其他国际文书和国际法履行其促进普遍尊重、遵守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性质是不容置疑的。”[6]亨金说:“‘人权’一词意味着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的所有人的权利。”[7]人权为我们时代的观念,所有国家都以某种形式接受了这一观点,“当代规定人权的主要文件——世界人权宣言——宣布并规定了其普遍性。”

美国神学哲学家W.霍勒曼认为:“普遍人权的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天阴霾之中的一束光明”,“在最近四十年间出现了一种特别新型的人权,即争取普遍人权的运动。人权问题第一次不再简单地限于本地或本国范围的问题,不再简单地强调一个少数人集团或一个人权原则的问题。争取普遍人权运动强调国际范围的人权。”[8]

人权何以具有普遍性呢?

一是就人的存在逻辑而言,人权是也不能不是与人本身存在相生相灭、相伴相随的。这表明,人权是基于人性或人的本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权是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人权不得转移,不得剥夺或取消”,“人权无需谋取,也不是奖赏”。[9]这表明一个事实:人权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任何个人或者任何团体、组织、机构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然是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

二是就人的本质而言,人权对内表达的是人的普遍性与同质性;对外则一方面表达了人对于非人物种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人对于基于人自身而产生的社会因素如社会、国家等的优先性,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人权是对社会、国家的正当要求。人权是所有社会公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与正当行使的限度。[10]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人权的普遍性根源于人的本质。换言之,人权的普遍性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人性与人的本质是紧密相联的,‘天性’(本性)是人性的初始方面,道德性是潜能,只有人的本质才是人性的社会化及其全方位的展现。”[11]那么,什么是人的本质呢?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这是我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按这一观点,不可能证出人权具有普遍性的特质。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反映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种人权观点。随着人权时代到来,随着国际人权普遍性观念的推行,人们在寻找新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论判定。有人提出人的精神属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统一。[13]陈兴良教授则认为,人性中既有理性的因素,又有经验的因素。[14]显然,就人的本质的逻辑构成而言,上述这些人性或人的本质论都远不如康德“人是目的”这一判定。笔者认为,这一判定最能证成人权普遍性。限于篇幅。此处不宜赘述。

三是就人的道德观念层面而言,凡是属于权利的东西,都具有应然性,否则,便不可能称为权利,也不可能成为权利,而权利不存,人权焉附?因此,康德将权利分为应然权利(道德权利)和实然权利(法律权利)。享有充分人权是人的理想,也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人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应然权利,一是指应当享有,而且能够享有但实际上还没有享有的权利;二是指一切权利,即一切权利都属于应有权利的范围。实然人权(或实然权利)是人类实际享有的权利。法律规定的权利是实然人权的内涵,但不能把它等同于实然人权。只有人们实实在在拥有的人权才称作实然人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道德观念出发认为应当有的‘权利’往往只是一种人权观或人权要求,而不一定是现实的人权现象”。[15]

人权应然性与实然性的完美结合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它既要求人权内涵的全面性与丰富性与人的全面性与丰富性相一致,又要从实际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从现实性来看,人权又只能而且也必须片面性与有理性地表现在一系列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的规范群与制度束当中。申言之,法律制度必须确认人权神圣和绝对不可侵犯,绝对不可让渡的客观事实。并宣布一项基本性的不证自明的原则,而且还须明确确认所有社会公权力的拥有者与行使者尤其是国家(政府)的绝对不可推脱、绝对不可豁免的人权保障义务。从人的生活层面看,人权不仅体现为一系列物质性的规范、制度与组织结构,而且更为重要和更为深刻的是,它同时也是或应当是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立场,一种精神与信仰,这就是把人真正地当作人,或者说不仅自我尊重其为人而且尊重所有的人为人。

 

(三)人权的存在基础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权存在真实基础是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家提出的是“天赋人权”说。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既然人权乃是“人”的权利,那么,人本身也就自然而然地是人权的真实基础。这是无可辩驳也不可怀疑的。这是因为如下两条依据:其一,人是一个“类”的存在。它区别于一切非人的“类”的存在。这里的人绝不是“具体”的,“特殊”的“某种人”——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种族、民族、肤色、性别、语言、社会出身、文化程度、财产或财富印记的人。[16]

其二,作为抽象的人,它具有人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其存在时空场域的延展方向上具有“永恒性”,其人格具有绝对“平等性”,其人“性”也具有绝对“完美性”。一方面“抽象”绝不是虚幻,也不是“臆想”,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另一方面,“抽象”又是对“具体”的“一般”化与“普遍”化。

理解类的存在之人应注意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生活。人具有作为“类”的归宿和依恋的感情。每一个“具体”的人表现“类”的独特性,是一种“人”“类”性的存在,即生活。这种生活是基于“生存”的需要,而对“生存”的意义追寻则是对生存的超越。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90—前421)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名言时,便蕴含了对现实的人作为“类”存在的独特理解。人有生存之乐与超越之乐。所以,人永远充满着对生活的享受与依恋。

二是脆弱性与平等性。人具有作为“类”的自我焦虑情感。人在生死面前是平等的,生命渴求的无限与生存短暂性、有限性的矛盾,加上资源有限,使人脆弱无助。在一般情况下,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尤其是面对强大的国家(政府)这个“利维坦”,现实的人始终都是弱者,始终是被侵犯、被侮辱、被剥夺的对象。这个弱者,对绝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平等的。

三是理性能力。人具有作为同类对其他个体的怜悯关切情感。人作为类的存在与非“人类”的存在的特殊处,乃是其虽然有限,但具有处在发展完善之中的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理性能力。[17]

 

(四)何谓权力

在组织社会的历史上,道德和法律作为人际关系的调节器,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仅仅这两项还不够,还应有其他工具。这包括权力、行政、习惯等。

权力、行政、习惯之间的分界常常不明晰,权力与行政重叠,而行政有时又与习惯相关联。

对权力(power)人们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伯兰特·拉赛尔说,“权力可以被定义为意图结果的生产”。哈罗德·拉斯韦尔和亚伯拉罕·卡普兰宣称,“权力乃是参与决策”。马克斯·韦伯则认为,权力乃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处于某种社会关系的一个行动者能够不顾抵制而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

中国学者给出这样的界说,周旺生先生说:“权力或权力资源,实际上就是支配社会主体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力量。”[18]当我们将权力与法律放在一块进行对照时,我们就可以较明确地把握权力概念。“一种社会秩序的典型情形,表现为权力与法律的某种互相渗透。”法律是对无限制行使权力的障碍。“法律与赤裸裸的权力所具有的那些侵略性、扩张性趋向大相径庭,因为它所寻求的乃是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妥协、和平与一致。”[19]

雅可布·伯科哈特宣称:“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而不论权力的行使者是谁。”博登海默据此断定,“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变易的原则。在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可以将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行使,常常以无情的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削弱者。”[20]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权力资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里说的主要指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因为“国之大器莫过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社会资源中最大的资源之一便是权力资源,国家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一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获取和行使权力。”[21]

20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出版了一本《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录著作,这部以多种文字出版的著作,所论述的主题相当广泛,其中就有权力弊病问题。在池田看来,权力有两面性。社会需要秩序,维护秩序需要权力;但权力表现为对人的统治、强制或压制的力量。因此,权力往往成为妨碍人的自由,侵犯人权的“坏东西”。[22]

权力的另一视域是公共权力的功能。

公共权力按性质区分为独裁和民主;按程度大小分为国家的和非国家的(如区域的、行业的乃至家庭、家族的)。但是,任何一种公共权力都要在不同程度上承担和履行满足社会成员的多种需求的责任,不然,公共权力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例如,温饱是社会成员的需求,公共权力担负着解决温饱的积极责任,也有担负置社会成员温饱于不顾,巧取豪夺、不顾人民死活的消极责任。此外,在安宁、公正、自由、福利等方面,都存在需求和责任的对应关系。

需求——责任(社会成员,公共权力)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一般情况下,二者关系之间会出现紧张。为什么会出现紧张呢?如果社会成员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公共权力未尽到或不愿尽到自己的责任,二者关系就会逐渐紧张起来。让我们从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独尊性和强制性来解释(也可以从社会成员设立、承认和服从公共权力的目的来解释),在需求——责任的背后还有这样两层关系:

第一,索纳——捐奉关系。任何公共权力的实际存在皆以索纳——捐奉为基础。一定的公共权力在特定地域和时限内是无可选择的,它具有唯一性和独尊性。即使公共权力拥有者专断横行或不尽责尽职,但由于存在需求——责任这个大前提,它仍然要向社会成员索纳财物,社会成员要向它捐奉钱物。如果事实上需求——责任这个预设的大前提得不到满足,二者之间就会出现紧张。这样,一方拒不纳税,不纳粮;一方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权利冲突因此而发生。

第二,命令——服从关系。公共权力能够履行组织生产与维护秩序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强制力。命令是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形式。“命令之实效以社会成员服从为前提,而社会成员之服从命令,乃是以对公共权力的需求为前提。故命令——服从关系仍然是以需求——责任关系为预设的大前提。”[23]如果这个前提事实上得不到满足,命令——服从关系社会紧张起来,一方拒不服从,甚至起而变更政权,一方施以高压政治、铁血政策,则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

在分析了在需求——责任关系背后的两层关系后,有利于剖析二者紧张关系的发生。有学者认为,中国五千余年文明史,是一部王权政治、小农经济、思想专制三位一体的文明模式从生成到僵化的历史。[24]从尧舜时代开始,公共权力事实上大多数场合是由血缘家庭(家族)的头领来执掌的,它因血缘、威望、品德、功绩和实力而自然形成。那时,公权与个人的关系较简单明了,而且是自然而融洽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共同体内部发生了分裂,公共权力本身发生了变化。由于公共权力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索纳与捐奉、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因而它本身就极易变成一种财富资源和强力资源。无论是国内权力争夺的胜者,还是外来征服者,他们控制的权力的公共性质受到严重侵蚀。它不再平等地满足共同体一切人的需求,而只为掌权者服务,甚至赤裸裸地沦为奴役人、压迫人的工具。公共权力走向了绝对化,不是沦为威权(如蒋介石时期的政权),就是沦为极权(如斯大林时期的政权)。

 

(五)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

现代大多法学家认为,法律不是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相反,政治权力的存在和行使要有法律依据,还要为法治服务。如果不是这样,情况将相当可怕。

权力有种种分别,在各式各样的权力中,有一种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或专制者的权力,或如博登海默所称,是“纯粹形式上的权力”。

绝对权力是一种可怕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中,一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的专制的统治。博登海默说,“如果该人的权力是以完全专制与任意的方式行使的,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就是纯粹的专制政体现象”,“纯粹的专制君主是根据其自由的无限制的意志及其偶然兴致或一时的情绪颁布命令和政令的。某一天,他会因一个人偷了一匹马而判他死刑;而次日他却会宣判另一个偷马贼无罪,因为当该贼带到他面前时告诉他一个逗人发笑的故事。一个受宠的朝臣可能会突然被关进大狱,因为他在一次棋赛中战胜了一个帕夏(Pasha.土耳其等国的高级官衔——译注)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会蒙受预见不到的厄运并被钉在火刑柱上烧死,只是因为他写了几句令统治者恼怒的话”。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革命的艾斯纳政府(该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段短时期内在巴伐利亚执政)所颁布的一部法律规定,“任何违反革命原则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惩罚的程度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又如,纳粹德国于1935年通过的刑法也创造了应予严格禁止的不确定程度法律。其目的是为贯彻希特勒政权的政治与种族意识形态。该法规授权司法机关用类似于当时有效的法律规定去惩罚人们,只要“本民族的健康情感”要求给予这种惩罚。博登海默接着写道:“上述两个事例旨在表明,实际上同授予专断权力并无区别的那种自由裁量权,也可以在法律的外衣下授予某个政府机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把愈来愈多的、模糊的、极为弹性的、过于宽泛的和不准确的规定引入法律制度(特别是政治性的刑法领域)之中,无异于对法律的否弃和对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的肯定。”[25]

读中外历史,渐渐知道有一条历史学家很少论及的规律:大凡一切专制独裁者,在上台之前,都发表过美妙动听的政治主张,在夺取权力中,亦不乏善行义举;在握权之初,或许能颁行若干安民政肃之策。然而,一朝大权在握,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便是那些把“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叫得震天响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一旦黄袍加身,不过数年,或不出几代就变了。他们仍然视农民如草芥,其残暴腐败,与被他赶下台的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历史实例难道还少吗?

人类历史走过的路,就像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净界》里设计的螺旋式宝塔一样,回旋往复,乃至无穷。人世间为何总是绵绵不绝地出现权力的纷争和更替?首脑为何一朝权在手,人性便向恶呢?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的书籍汗牛充栋,其中18世纪的启蒙主义“百科全书派”们研究得尤为透辟。在纷繁的理性材料中,有两点恐怕往往被人忽视。

一是权力的本质是什么?

上文引述了国内外学者对权力的科学阐述。为了转述历史,有必要再作一些说明。说到底,权力是一个人(代表一些人或一个党派)掌握的控制另一个人(或一些人、一些党派)认为有价值的种种事物,而确保其有价值的东西。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将人的本性(欲望)分成五个层次。这种人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后者包容前者的欲望模式,相当科学地概括了人生价值的根源。按马斯洛理论,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体健康及其生理享受,安全、自由、友情、爱情、接受教育,取得专门技能,取得报酬、地位;权力、荣誉,对社会作出贡献或取得成就,享受文学艺术,实现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等等,都是有价值的。一个人利用某种方式掌握或控制另一个人(或许多人)的“价值”,并最大限度实现他自己的价值者,这个人就拥有了权力。愈容易剥夺或摧残人的价值的社会,就愈存在巨大的、专制的权力。反之,愈能够限制首脑之权力,而能让广大人民拥有人权,实现自己的自由和价值的社会,其专制权力的成分愈小,这个社会将愈能长治久安。

二是何以保证拥有权力的首脑“不变”?

18世纪英国启蒙主义作家,《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可以说是英国平民的真正代言人。这位在商界、政界大展拳脚的能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他不断为报刊撰写评论,宣扬民主,反对专制。由于文笔火辣犀利,嘲讽权贵,曾被判处枷刑、游街示众,四次被捕入狱。但人民把他当作“现代新闻报导之父”。1701年,肯特郡派了5名代表到伦敦请愿被关押,笛福仗义执言,将一份备忘录交给议会,引起舆论界哗然,当局不得不将代表释放。他在备忘录中强调说,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就是专制,议员们终会死去而人民是永存的!他在《肯特郡的请愿书·附录》中,十分精辟地发现了人性善恶变化的原因,对人类认识权力的本质及其变化的规律具有永久的价值。他说:“只要有可能,人人都会变成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

权力是政府的实质和危险,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约束恶棍,而是约束好人。它的宗旨是:用“圣人”化妆的恶棍来约束好人,最后使好人变成恶棍。与中国人的这种堂而皇之的“权谋意识”相反,西方哲人抱持的是一种“幽暗意识”。他们认定,在设计政治体制时,每一个人都应当被假定为一个恶人。正如英人阿克顿勋爵(18341902)说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李泽厚先生在《读书》2001年第六期纠正了常见的误译,又经冯世则先生补充,这句话的译文为:“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权力集于一身而不加制衡,人性的自私自利的一面必然使权力变为暴政。阿克顿在1887年致克赖顿主教的信中,又说过一句惊人的话:“权力往往腐蚀人,绝对权力则绝对腐蚀人。伟人几乎总是坏人,哪怕他们只动用影响而不动用权威也罢。”所以麦迪逊断言:“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为虐政。”[26]

是的,人性中潜藏着善性,也隐含着兽性。真诚美妙的善性,在权力膨胀的“可能”条件下,很快就会被凶残的兽性所战胜。专制就是人性由善转向恶的催化剂,专制也是人性变成兽性的刺激因子。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以迫害人、算计人、屠杀人为乐事的君层出不穷。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把老百姓变成自己的臣民奴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谁要是被他视为怀有贰心,谁要是敢于进谏,劝其不要滥用职权,立即遭到杀身之祸。

鲁迅对此深有所感,他曾给日本友人内山写过一首幽默诗,说在上海住了二十年,每天看到中华的怪现状。其中最为警策的是这样两句:“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这一伟大发现与两百年前的笛福所言真是不谋而合。

世界上有没有一朝权在手,人性不向恶的范例呢?当然有,但极少。西半球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代总统华盛顿,他有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国务卿叫杰弗逊(1767-1845)。[27]这位功不可没的时代巨人的历史功绩,不仅表现在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起草者,1787年通过的第一部美国宪法《邦联条例》的起草人之一,而且表现在他曾于18011809连任两届总统,并在自己的任期内多有建树。当华盛顿竞选第二届总统不久,正在踌躇满志之时,杰弗逊向华盛顿进言:“你要想美利坚合众国真正长治久安,就要从你自己做起,不搞终身制。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华盛顿是伟大的。他听取了杰弗逊的高见,接受了权力的制约。他和杰佛逊等在世界上设计并建构人权法制制度和程序的伟大实践,并找到了以民主政治防止权力腐败的成功路径。

中国却未找到这样的路径,只有自我约束的统治术。唐朝的修文馆学士吴兢写过一本防止君王一朝权在手,人性便向恶的书。这是一部拥有最高权力而能虚怀纳谏的唐太宗与臣对话录《贞观政要》。这部书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古典少有的统治术之一。日本学者山本七平于20世纪80年代将中国这部政治经典运用到日本现代企业的管理中去,写了一部《帝王学》(三联版周君铨译)。这部书谈到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如何加强自律、自觉接受监督,防止一阔之后变成大小暴君。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这部书都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然而,严格说来,《贞观政要》与人权、政治制度和程序法则风马牛不相及。

一朝权在手,人性便向恶的实例简直太多了。

西方有个家喻户晓的暴君叫尼禄。但他并不天生就是一个暴君。他在登上王位之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尼禄17岁登极的第一篇演说,博得了元老院的普遍赞扬,人们曾欢呼罗马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尼禄上台搞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政治举措,如赐给元老院以更大的独立性,减低赋税,取消极刑,禁止流血性竞技,废止私刑逼供,对于写诗讽刺他的作者也给予宽恕,甚至对反对他的人也不搞秘密审讯。在前5年,尼禄算得上一个仁慈的君主。到了22岁江山一旦坐稳,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第一个被杀的是限制其荒淫的他的生母阿格丽平娜。继而毒死家财万贯的姑母,处决前妻,赐死新妇。与他有血亲关系的人,几乎都被杀掉。至于政敌、侍从、可疑者更是在劫难逃。他自以为是天才诗人,当罗马城被大火整整烧了9天后,他登上高高的塔楼欣赏大火场景,吟诵起特洛伊毁灭的诗句。宫殿被毁,他重新建造更加富丽堂皇的“金屋”。上行下效,显贵们纷纷建造豪华官邸别墅。尼禄嫌宫中荒淫不过瘾,常常出没于妓院、酒馆寻欢作乐。他出国旅游15个月不理朝政。尼禄的滥用权力,终于导致民怨鼎沸,叛乱四起。他终于被迫自杀。

我国东晋之后十六国时期,北魏大丞相之弟高洋玩弄禅让把戏,实际上搞的是宫廷政变。高洋一阔脸变得更快。他大批招纳宫女,整天荒淫逸乐,酒醉之后便杀人。他身边的薛嫔被他用匕首捅死,死后肢解,用其髀骨作了一个琵琶,自弹自唱,听者无不毛骨悚然。他还命人制作一些带刺的草马草驴,把邺中大批妇女征进宫中,强迫她们脱光衣服骑上去扎得下体流血不止,高洋则哈哈大笑。他又把高家妇女聚到宫中,命令部下当众奸污。他亲自奸污自己的嫂子。在强暴其庶母时,因不从而杀之。他强逼自己的母亲下嫁胡人。他用箭射伤自己的岳母,被詈骂,当众用马鞭抽打岳母100次。北齐后主高纬的弟弟南阳王高绰,酷爱波斯狗,见妇女抱婴儿行走,高绰命人抢夺婴儿喂狗,妇人抗拒,他将婴儿的血,涂抹在婴儿身上,顷刻之间,母子遂被狗咬死。高纬还仿效其弟玩斗蝎子,命奴婢赤身裸体躺在浴盆里喂蝎子,被咬者惨叫声令人胆寒心惊,而纬绰兄弟则手舞足蹈。

这一页页的血腥历史几乎惨不忍睹。看来,一切专制君一旦变了脸,兽性便战胜了人性。他们常常以杀人为乐事,可见人心难测,君心更难测。钱钟书《论学文选》第3卷第二章曾谈到这个现象。中外古代封建统治者统治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绝无政治透明度可言。他尽量掩饰真情,故弄玄虚,将臣民当作敌人,以便随时出其不意,把善良踩死在脚下。他是孤家寡人,思想、言论、行动极其诡秘,任何人无法对他进行监督,也不能进行监督。《圣经·箴言》中说:“将事隐秘,乃上帝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正是在测不透的环境中,才有利于培植专制君的兽性。尼禄和高洋从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勾心斗角的家庭和遍布阴谋诡计的政治漩涡中。尼禄的寡母为了儿子的前程,嫁给了自己的叔父,当时的皇帝克劳狄。为了使这场婚姻合法化,元老院特别做出决议:叔父和侄女结婚是合法的。尼禄一下子变成了皇上的养子,并与公主结婚,成了合法的太子。然而,克劳狄表露出想让自己亲生儿子继承皇位的愿望之后,阿格丽平娜将丈夫毒死了。尼禄在凶残的母亲导演下夺得王位。高洋是东魏大将军高欢的第二个儿子,其兄高澄因觊觎帝位被人暗杀。然而高氏家庭势力仍很强大,高洋被封为大丞相大都督。他也是用宫廷政变抢班夺权登上皇帝宝座的。

无论是阴谋诡计的环境中培养的专制暴君,或是在政清人和的短暂政治气候中滋生的暴君,随着个人权力的膨胀,都必然导致人性的逐渐丧失,兽性的不断滋生,都不会改变取消“政治透明度”,把“限制”他自己的制度、法律统统废除的共同法则!

怎样将人类社会这头“可能”使人一朝权在手,人性便向恶的多头蛇斩断,使有权者不敢变,不能变呢?舒展先生在其《论“一阔脸就变”》一文的结尾对这个问题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他是这样说的,人之所以一阔脸就变,笛福道出了人性的原因,但我觉得更需要从权力构成机制上找根源。君与其说是生性残暴,不如说是缺乏健全的法治制约制度惯的、纵的。权力随处可见,但权力常常握在少数人手中,因而容易在不同程度上与自由的权利相对抗。对自由和权利来说,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权力的滥用和对权利的侵害。谈到此,我们不得不想起孟德斯鸠那句鞭辟入里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8]所以,“权力的行使,如果要比乱施刑罚好的话,就必须受法律和习惯的制约,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而且必须托付给那些为了人民利益而受到严密监督的人。”[29]



[1]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P304.

[2]董云虎,刘武萍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P75.

[3]〔英〕AJM.米尔恩著.夏勇.张志铭译.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P2.

[4]夏勇.中国民权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5,P312313.

[5]麦克法兰.人权的理论和实践[M].1985年英文版,P3.

[6]〔荷兰〕霍夫.亚洲对人权普遍性概念的挑战[M].载刘楠来等编《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P11.

[7]〔美〕路·亨金.人权概念的普遍性[J].王晨光译.中外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P38.

[8]载沈宗灵,黄楠森主编.西方人权学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P308.

[9]〔美〕L.亨金著,信春鹰等译.权利的时代[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P3.

[10]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P305.

[11]张荣.论人性的三个基本特征[J].济南:文史哲,1996(5)P1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P18.

[13]张国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发现[J].成都:社会科学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编,1996(3).

[14]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第一章.

[15]孙国华主编.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P44.

[1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P16.

[17]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P307~309.

[18]周旺生.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动因[J].重庆:现代法学.西南政法大学编,2004(4).

[19]〔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P372323.

[20]〔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P373.

[21]周旺生.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动因[J].重庆:现代法学.西南政法大学编,2004(4).

[22]〔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香港:二十一世纪[M]. 中译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P260.

[23]夏勇.中国民权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5,P213.

[24]良启.中国文明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2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P243~245.

[26]李春成.对美国1787年宪法的人文透视[J].北京:方法,1999(2).

[27]逊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伟大的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美国民主传统的主要奠基者。他也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2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上册),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P154.

[29]〔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P74.